清末中日关系何来“黄金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清末论文,黄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已经整整过去一个世纪了。在战争风云消散百年之后，人们抚今追昔，再来回溯这段历史，不禁会思绪万端，百感交集。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号称“同文同种”，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文化交往。如果说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充满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记录，会引起人们美好的历史记忆的话，那么到了近代，特别是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的这五十年中，就中日两国的关系而言，实在找不出什么值得陶醉的美好回忆。甲午战争的结局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和日本都意味着什么，在两国关系上，特别是对中国的历史命运，起了什么样的影响，不但载在史册，昭昭在目，而且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不过对于任何一种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在时过境迁之后，人们都会用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提出不同的解释和看法。最近看到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的《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中，有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R·Reynoles)教授的文章《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作者在这篇论文的前面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他说“这篇论文乃是我有关清末中日关系最新著作的摘要”。据说他的这两部最新著作，当时尚未出版。一是《1911年前的中国新政革命──现代中国之知识及制度基础》；二是《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而这两部著作都是由作者1987年所发表的论文《中日关系中被遗忘的黄金十年──1898～1907》“所衍生而来”。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看到作者上述两部最新著作，但是从作者对两书所写的“摘要”，即《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中，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他的观点与论据。作者不同意“一般人总认为1870到1945年间的七十五年中日关系充满了‘日本在中国境内所做的无可弥补的侵略行为’”，而认为“1898到1907年，这一段时期是中日关系中充满和谐和合作的十年”。理由是从1895到1898年这三年之间，中国与日本已经“化敌为友”，并且成为“黄金十年的前奏”。而清朝政府从1901年开始的“新政”，“有资格称为革命，一项温和的革命”。这种“新政革命”，又正是得到了日本的真诚帮助和合作。因此作者表示“我无法接受日本在十九、二十世纪转换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即使在日俄战争时，我也不能说日本对中国有侵略企图。太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有各种矛盾的看法，而且太多日本契约教师和顾问在为中国尽力，我实在不能认定日本对中国有任何企图。”
清末“新政”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确较以前显著增多，作为中日关系的一个历史片断或一个侧面，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不过这种研究需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和历史范围之内。清末“新政”是在《辛丑和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以“新政”时期的中日国家关系而言，日本与中国已经是压迫与屈服、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也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任达教授的著作和论文，对中日近代关系史确实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为“独特”的论断，也是很值得研究和商讨的论断。这里，我不想也没有可能去全面探讨近代七十年的中日关系，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从1895到1945年的五十年中间，中日关系中有没有“充满和谐和合作的十年”？从1898到1907年这十年的中日关系是不是堪称为“黄金十年”？
一
说到近代中日关系史，就不能不着重提到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马关条约》除了众所周知的日本从中国取得割地、赔款、开辟商埠和攫取种种特权之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内容，就是改变了以往中日两国的平等关系，把战败的中国置于日本和西方列强共同宰割、奴役和瓜分的境地。日本从此加入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行列，而且充当了更贪婪、更强暴的角色。甲午以后五十年的中日关系史，尽管变化多端，内容复杂，但是可以用一句话说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历数甲午以后五十年中日关系的历史事实，翻遍中日关系的历史文献和公私记载，就两国关系的总体而言，如果不是把疮痍当玫瑰，把创痛当温馨，实在搜寻不出“黄金十年”的美好记忆。
所谓“黄金十年”的1898到1907年这十年中间，中日两国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发生了一些什么重大事情，现在仅就举世周知的略说几件。
在1898年5月8日以前，清政府应按照《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赎辽费和威海卫驻军费3150万两，折合34725万日元。清政府当时每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不过8000万两左右。为了偿付如此庞大的巨额赔款，清政府从1895年7月到1898年3月，不得不忍受苛刻条件，先后从俄、法、英、德等西方强国借款折合白银20800万两。这不但使得本来就很贫穷的中国，进一步深陷国际金融资本罗网，而无法解脱，同时也无异于榨干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汗。这就是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的前奏”之一。而1896年7月21日张荫桓与林董签订的《通商行船条约》29款，又使得日本取得了在中国同西方列强一样的各种特权。不仅如此，紧接着日本又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所谓租界“条款”和“章程”。从1896年开始，它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重庆等八个城市取得建立专管租界的特权，从而成为在中国拥有租界最多的国家。
作为所谓“黄金十年的前奏”的，还有1898年日本趁德国强占中国的胶州湾之机，与德、俄、英等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逼迫中国“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1898年4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向清政府总理衙门面递照会）。从此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成为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并企图以此作为日后更大规模侵华和“南进”的基地。
时间进入中日关系所谓“黄金十年”的第三年即1900年，中国发生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为了镇压义和团并且进一步操纵清政府，从中国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武装攻占了北京。在这次侵略战争中，日本不但派出海军舰艇，水兵由大沽登陆，更派出陆军三千八百多人，从大沽向天津进攻，成为侵略军的主力部队。此后侵华日军增加到八千多人，8月14日攻进北京，北京的整个北城和东城北部成为日军占领区。1901年9月7日签订的《辛丑和约》，成为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卖国契约。此次日本出兵中国，除先后在天津、通州、北京以及其他所到之处抢劫白银367万两外，又从《辛丑和约》赔款的数额45000万两中分得34793000两。此外，还取得了在中国境内留驻“华北驻屯军”的特权，但日本侵略者并未就此满足，又于1903年10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取得了日本轮船在中国沿海和内河任意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开辟长沙、奉天、大东沟（今丹东西南）为通商口岸，不仅进一步向中国内地，特别是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并且为准备和俄国争夺东北地区创造条件。
所谓中日“黄金十年”中的另一件大事，就要算190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东北地区就成为日俄两国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这两个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出动了百万大军，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惨烈厮杀。战争的结局，日胜俄败。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及一切权益，以及南满铁路连同其支线的权利和煤矿等都无偿地转让给日本。日本所得的此项利权，经清政府与日本于1905年12月22日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概行允诺”之外，日本又取得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十六个城市开为商埠、改建安奉铁路和鸭绿江右岸森林采伐权等等。这样，东北三省南部实际上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1906年10月日本在旅顺正式成立的“关东都督府”和同年11月正式成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前者是政府机构，除了对所谓“关东州”实行殖民统治外，还兼有军事权力；后者在名义上是一个民营的企业组织，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政府官办的庞大经济侵华机构。这两个机构在后来的日本更大规模侵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侵略意图”，这本来是用不着争辩的问题，既然有人说没有，那就只好讲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二
清末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论者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1901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宣布实行的“新政”，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真诚支持和帮助。清末“新政”，被任达教授赋予“新政革命”的徽号，认为它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大大超越于康有为倡导的戊戌变法，而且也大大超越于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他说：“我认为中国在1898到1912年间的剧烈知识及制度转变不能完全归功于极端分子康有为或革命分子孙中山之流，而应归功于他们的死对头：革命分子想要推翻而保守官员和士绅大力支持的满清政府。”“义和团之乱后，慈禧太后同意保守改革的继续进行，并受到张之洞、袁世凯、张百熙、赵尔巽、端方、沈家本等知名中央及地方官僚的支持。”据任达教授说：“1901年1月29日清廷下诏变法，实施新政。此项由官方推动的新政改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此项诏书“无论在其含义或结果上”，堪称“与1868年宣布‘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的著名明治五条誓文相类似”。而作为中日关系“黄金十年”重要内容的清末“新政学术革命”和“新政制度革命”，正是全面受益于日本，全面“依赖日本”，“若日本不肯伸出援手或中国对日本的经验信心不足，中国改革的努力将成泡影”。
《中国新政革命与日本(1901～1910)》这篇论文分为《绪言》、《新政学术革命》、《新政制度革命》三个部分。《绪言》就作者“最新著作”的“结构及内容──非日本不可的新政革命”以及“中日关系中充满和谐和合作”的“黄金十年”作了简要的解释，并且对日本侵华论者的“传统印象”提出了异议。在《新政学术革命》这部分，作者列举了辛亥革命以前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的状况；日本人来华充任教师和顾问；日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和作为中国新式学堂教科书将现代知识由日本传入中国；“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现代字汇”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在强调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在“翻译和编辑课本，传播现代教育理论”以及他们“腐蚀封建教育制度，将新生命注入现代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要强调的是中国学生留日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屡次保证、邀请和承诺的结果。日本军方与民间领袖均能信守其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诺言。”“日本不但为中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更提供实际改革上的帮助，协助中国建立新教育制度，尤其是师范学堂的日本教师及顾问厥功至伟。”
在任达教授看来，清末“新政”中包括改革教育制度在内的“学术革命”，不但是中日两国“友好亲善”的表现，而且是日本对中国无私帮助的结果。
清末中国有大量的学生留学日本，并且从日本获得和向中国传播近代文化知识，仿效日本改革教育制度，并且也得到日本某些正直人士的帮助，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些局部的或民间性友好往来的事实，并不足以抵消和掩盖更大更基本的事实，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为什么要在甲午战争结束三年之后，“帮助”中国派学生留学日本，此事的来由是1898年4月24日日本迫使清政府保证“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之后，又要求独占福建省的铁路修筑权。日本驻中国公使矢野文雄在向中国提出这个“补充要求”之前，曾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一个建议：“为了防止因提出新要求而伤害中国对日本的感情，为了表示日本真正关怀中国将来的繁荣与独立，我大胆提议向中国提出以下建议：如果中国决定派遣相当数目的学生到日本，日本愿帮助中国教育他们学习军事及各种实用知识。这会使日本破费一些钱，但毫无疑问将来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日本外交文书》，明治第31卷第1册502页）此后，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文化往来明显增加，而在它侵略中国的《马关条约》体系完成之后，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纷争之中，不失时机地表现出对中国“友好亲善”的姿态，这是符合日本对华政策的整体利益的。任达教授在说到中国学生留学日本问题的时候，盛赞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并称他为“中日研究之父”。然而就是这位实藤惠秀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序言中写道：“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中，日本赌以国运，诚惶诚恐地悉力以赴，结果大获胜利。从此，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为之一变，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yo)。”并且指出“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是中日关系最恶劣的时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11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关于日本人顾问来华问题，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赴华日人顾问是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产物。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日人顾问，是清末中国为自强革新，发展生产技术，进行实际业务指导而招聘的日人专家。”但是“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赴华日人的顾问的形式与内容也有了根本的变化。由最初的中方按需要向日本提出聘请，逐渐演变为日本按实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强行派遣。最后，赴华日人顾问终于堕落为一支地道的保证日本对华政策实施的‘海外特殊部队’。”他们在执行日本对华政策上“扮演着为帝国的‘亚洲雄飞’效犬马之劳的角色”。以上两种不同的论断，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历史实际呢？只要尊重和正视历史事实，恐怕是不难判断的。
任达教授在论文的第三部分《新政制度革命》中，把清末“新政”称为“制度革命”。而这种“制度革命”，“在各方面都依赖日本”。“制度革命”包括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在改革中“充满了来自日本榜样的儒家道德观”的确立；以日本军事制度为蓝本、得益于日本军事顾问和培养军官的军事改革；新的警察和监狱制度的建立；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改革；宪政改革等等。
所谓清末新政，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光绪仓惶出逃西安，在惊惶万状、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以《辛丑和约》大量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换得了帝国主义的扶持。为了履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对外方针，取得外人的好感，她和光绪在逃亡西安期间便一再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这个在两年多以前扼杀了戊戌变法的“皇太后”，在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的名义正式下诏宣布变法。慈禧的“变法”和“新政”得到了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荣禄、鹿传霖、瞿鸿玑、奕劻等人的支持，而以张、刘、袁三人为主干。“新政”在改革官制、改革兵制、改革学制、改革法制、奖励工商等许多方面，学习乃至照搬日本模式，固然是事实，在某些方面如创办新式学堂、建立警察、训练“常备军”、奖励绅商兴办工商业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它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貌，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特别是本来已经贫困到了极点的广大农村和农民，不但并未从“新政”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在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外债而敲骨吸髓的压榨下，名目繁多的沉重捐税已经到了民不堪命的地步。历史已经证明，“新政”不但未能挽救清朝灭亡的命运，也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既定国策。1902年1月30日《日英同盟条约》订立之后，日本对华政策集中表现在同年10月2日日本政府通过的《对清、对韩最高国策》的决议中，《决议》声称：“试看数年来欧美诸邦对东亚大陆，特别是对中国之企图，或在矿山，或在铁路，或在利用内地水路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各自扩张其权利，锐意经营，唯恐有所不及。然而，帝国在仅有一水之隔、利害关系亦最为密切的此等地区之措施，却尚未予以应有之充分注意。”如今“日英同盟之缔结，……帝国之声望更加卓著。乘此时机，扩大经营我在清、韩两国之事业，以收取与我帝国现有地位相称之权利，以此作为当务之急，决不可延缓一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5卷498-503页，1957年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出版）在这样的“最高国策”指导下，把攫取在中国的权利作为“当务之急”的日本政府，怎么能设想它会真诚帮助中国实行“新政”，而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呢！
深值玩味的是，任达教授不无遗憾地说：“满清覆亡后，中国背弃了它的儒教过去，尤其是那些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妨碍中国现代化及民族生存的顽固和颓废的儒家理念和准则。这种心态使教育部在1912年将儒家经典由学校课程中撤去。此外，在中国试图打破旧风气的期间（1910年及20年代），中国人把好的儒家观念和坏的一并废弃，他们不但与自己的过去疏远，也与建于儒家和本土价值观上的日本‘现代神话’疏远。”于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由于中国人的过错而结束了。而仍然使用“同文”一词的日本，却“对中国加速侵略”，与“日本对中国所表现的友谊”“格格不入”的1915年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出笼了。可是文章的作者似乎忘记了：这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是向谁提出的呢？他不是别人，正是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中，最有力推行“新政”的袁世凯。这个由亡清总理大臣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正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二十一条的对象。而强烈反对二十一条的，又正是“背弃了儒教过去”，“将儒家经典由学校课程中撤去”的革命党人中的民主派和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
三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不但使中日关系从此奠定在侵略与被侵略、宰割与被宰割、压迫与屈从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与转折。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直接动因之一就是由于“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兴中会章程》）1895年5月2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公车上书”也是由于“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而直接引发的。前者开了民主革命的先河，后者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失败后清廷的强颜变法，推行“新政”，也与甲午战争密切相关。就社会变革而言，不论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还是由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新政”，其共同的目的，都是要解决“中国怎么办”、“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这三种变革的性质和具体内容，只简要说说这三种政治势力对待日本的态度异同问题。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其许多领导人物都与日本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日本作为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许多宣传革命的刊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都是在日本出版的，连中国同盟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都受到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的帮助。但是革命党人却从来没有把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当做自己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而且不论是《兴中会章程》、同盟会纲领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与日本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可以这样说，清末中国的三种主要政治势力，以革命派人士与日本关系最密，对日本了解最多，而主张仿效日本社会政治制度的人最少。他们也正是结束所谓中日关系“黄金十年”的主力军。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再让清朝统治者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黄金十年”照样延续下去，中国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然，革命党人也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吸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思想和爱国精神，以及从日本学习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这是不言而喻的。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极力主张采用日本政治模式推行变法维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则是康有为的《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转弱为强，打败中国，就是因为明治维新，实行了新政新法，而中国要想独立富强，最方便易行的办法，就是取法日本。他说“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地矣。”“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他说欧美成为近代强国，经过了三百年，日本效法欧美而成为强国，只用了三十年，如果中国“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 223、224页）康有为不但把仿效日本当作中国转弱为强、变贫为富的捷径，而且认为易如反掌。在“百日维新”前后，他本人和为杨深秀代笔屡上奏折，建议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派近支王公赴日本游历考察；拨出经费翻译日本书籍。而由他编写并向光绪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实际上就是建议皇帝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制定中国的变法方案。
1898年初，日本参谋部派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奉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意旨来华，向张之洞游说中日联合，共同抵制“西洋白人”。神尾等三人在汉口会见了谭嗣同。神尾说：“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衅。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衄不可收拾。嗣兹以来，启各国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这是战胜国日本的军部官员对中国维新派民间人士的谈话，战胜国在打败了对手并从对手那里取得了大块领土、大量赔款和特权之后，对战败国表示懊悔和怜悯，并且表示愿意与昨天的对手联合。这显然出于日本为联英拒俄，并“安抚”中国的策略。神尾又向谭嗣同表示：“侧闻湘省风气大开，钻研学政，无任钦迟，尤愿纳交，相为指臂。且振兴中国，当于湖南起点。”（《唐才常集》第151-152页）谭嗣同则表示：“晤日本政府所遣官员三人，言中日唇齿相依，中国若不能存，彼亦必亡。故甚悔从前之交战，愿与中国联络，救中国亦以自救也。并闻湖南设立学会，甚是景仰。自强之基，当从此起矣！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98页）谭嗣同的同乡挚友唐才常也在同年4月1日《湘报》的第23号上发表《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的文章，说“中日构衅，如两瞽相遇，而争道不休；两瘖相怒，而色然以斗。伺其旁者，或攫取其衣冠去，莫之觉，此可谓大愚不灵者矣。今日人既愿与我联盟，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生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唐才常集》第152页）谭、唐等人虽然没有忘记甲午之役的奇耻大辱，然而审时度势，也只好联合日本和英国以抗俄国，并且向日本学习“实学”，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富强之策。唐才常又于1899年11月20日在日人山根虎之助主编的上海《亚东时报》上发表了《日人实心保华论》，不但盛赞日本帮助中国开通风气，培养人才，甚至说这将“成将来二国合帮之局，而杜欧势东渐之一大关棙也。”（《唐才常集》第193页）可见日本军部官员对中国维新志士的游说策动，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而维新派的一些人士也对日本的“善意”充满了幻想。然而，由于戊戌变法以光绪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都门告终，而唐才常等一批自立军骨干人物，也被张之洞杀害，维新派在日本对华侵略天平上的砝码已再无足轻重，再也不与“纳交”联络，而弃之如敝屣。在《辛丑和约》取得了它所要取得的大量赔款、财富和特权之后，就转而去“帮助”、“扶持”清政府实行“新政”了。而经过戊戌、庚子两次流血，取得惨痛教训的维新派中一部分人（如秦力山、毕永年、林锡珪等）也从维新派中分化出来，加入了民主革命的行列。
以慈禧、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的当权派，当他们扑灭了戊戌变法，扼杀了义和团和自立军，签订了《辛丑和约》之后，又重新登台推行“新政”，确实成了全面仿效日本、照搬日本模式最热心的“学生”。连接不断的官员赴日考察，连篇累牍的奏章条陈，对日本的政教制度，赞不绝口，移植搬用，不一而足。仿佛中日关系真的进入了一个“和谐”、“亲善”的新时期，也就是所谓“黄金十年”。然而，十年“新政”不但未能挽救清朝覆亡的命运，反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新政”连同它的推行者一齐宣告完结。此后直到1945年的中日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可谓有目共睹，耳熟能详，用不着在此多说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把1898年到1907年,或者把1901年到1910年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论据是“新政有资格被称为革命，一项温和革命”。这次“由官方推动”和“一群保守派改革者”所倡导的“温和革命”，本来可以把“曾热切的和中国合作，把中国带领入二十世纪，以便在日渐不友善的世界上互相依靠”的日本和中日关系引进到一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可是不幸得很，这个美好的理想境界却被“孙中山之流”的革命分子所倡导和发动的革命打碎了。这就是说，阻碍中国进入近代化的，既不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不是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如果没有“极端分子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没有革命分子发动的辛亥革命，那么推行“新政”的慈禧、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班“保守派改革者”就会通过“中日合作”，把“中国带领入二十世纪”。然而，无可奈何的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和清末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却是另一种样子。照任达教授看来，清末“新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黄金十年”的终结，只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和革命以后“中国背弃了它的儒教过去”，这不但破坏了“黄金十年”的中日关系，也破坏了“日本与中国开始使用”的“共同文化”。归根结底，是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引进了历史的歧途。如果这个论点能站得住脚，那么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真要改写了。
历史有时候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写的。不过这种改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和科学地分析历史的客观进程。倘若不是这样，而把改写者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历史，从而改铸历史，其结果只能走到改写者主观意志的反面。因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容许任意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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