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以“倾向论”为背景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意义论文,背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5－0058－06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已经呈现出从狭义向广义深化拓展的客观趋势，中国化的原则、方法和问题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内部各学科展开对话交流的契机、焦点和中介、平台，一时间中国哲学界因中国化问题打破了多年来的隔膜而显得异常活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整个中国哲学界对此项研究的性质和价值、地位和意义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这和长期以来中、西、马哲学界因学科、体制、历史原因等缺乏真诚地深入内在的交流有直接关系，这似乎在情理之中。然而，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局限有重要的直接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只是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研究和发展的一种“倾向”，也就是说学界较普遍地认为中国化并没有蕴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部或主导的意义和价值。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呼吁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基本研究范式，并且这个问题也成为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但事实上，对中国化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整体上没有到位，中国化仍然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环节和因素，或者是一种调节、可能、预期，中国化研究则相应地处于一个“问题”、“实例”甚至是“补白”的境地。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倾向”，我简称之为“倾向论”。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性质、意义和价值仍然需要长时间的讨论，这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内部事情，不如说是整个中国哲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倾向论”的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宿命”问题？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宿命”问题，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一场回归自我、认识自我的改革旅行中的欢畅与痛苦体验的反思。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教科书改革、人学、实践唯物主义、中国化等多种范式变迁，这种结构化的经验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哲学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获可总体概括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内涵和地位、价值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与体验，但同时对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也始终是问题的根基之所在，这个问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其间一个最为突出的且公认的表征是“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政治性”之间的多重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处于这种深刻的矛盾运动之中，各种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性尝试都没有真正突破这一桎梏。试问，这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短短30年中所生成的个别的暂时的历史性矛盾，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本性的“宿命”，因而是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要追问的“本己”问题呢？因此，“宿命”这个概念虽未必恰当，但可以是一种提醒甚至是警醒，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长期面临着“非哲学”的责难，它注定要在学术、思想、政治、现实等之间不断地冲撞和调适自己，以不断地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带着改造世界的使命去实现自身。这一内在矛盾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自身的重要逻辑力量，认识这一矛盾对反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意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矛盾结构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放眼整个人类哲学史，思维与存在、自由与现实的矛盾正是哲学自身发展与演进的逻辑动力。再看从中世纪走来的近代哲学，信仰和知识的对立正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一条内在发展线索，特别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如青年黑格尔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所看到的：“超越信仰和知识的对立，在早期黑格尔学派中是不言而喻的事，这种信仰和知识的对立（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引者注）又出现了，好像它从未消失一样，而且从Credo ut intelligentam（我理智地信仰）中既看不到朝着Credo quia absurdum est（我信仰它因为它是荒谬的）的演变，也看不到朝着纯粹的、摆脱了信仰的知识前进的迹象。”① 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宿命”，首先应自觉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正确地面对这一事实，才可能使这一矛盾的运动朝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实践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倾向论”问题必须反思的深层理论背景。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视为一种“倾向”的情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宿命”问题的具体化表现。“倾向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与实际结合”，因而是太现实了，是实践化了同时包括了政治化，是在改造世界中消解自身，是哲学媚俗地去“思想化”，是与当代哲学的回归纯粹意识的道路背道而驰。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旗帜鲜明地表明新哲学肩负着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论如何是有着源始的根据的，对它的否定和质疑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对它进行限制和界划却是可能和可以做到的，是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倾向便是合乎逻辑的并能被接受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全部赋予“中国化”，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世俗经验之路而离开了世界公认的哲学圈，其哲学身份也就荡然无存。这就是“倾向论”的“宿命”根源，是学界心照不宣的“潜意识”。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为一种“倾向”绝不是主张世界化。
“倾向论”还有一种可能性背景，即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化的地位和处境。这似乎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一种“倾向”的出发点和基本背景并不是世界而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发展态势。在这种多形式的发展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目前确实只是一个方面，虽然也成为“焦点”，但仍然只是一个“点”，还未成“面”上的整体气候。因此，“倾向论”的逻辑是学术自身的无批判的内在性，并不是日常生活经验层面的地理时空意义上的看得见的逻辑。可见，“倾向论”有很大的意义解释空间，作为一种描述性阐释，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它与其他各种发展形式有强烈的张力和弹性；其次，如果把中国化纳入世界化的广阔背景中考察，中国化的确只是一个虽然举世瞩目却还有待观察的方面。但是，目前的世界本身的发展状态处于全球化阶段，而全球化恰恰是对世界化的某种怀疑、限制甚至是否定，因此根据这种前全球化的经验来看的世界化之内在性中的“中国化”也不符合这种提法自身的学理逻辑。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敞开之境
借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倾向论”的经验和理性法则需要回溯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的无蔽之境，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这种敞开之境中才有可能得以显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与价值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纯粹意识，而是一种具体化的承载和表现。学界将此问题操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迁轨迹的追寻，以期找到一种新范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在场。现代性、公共性、人类性、文化哲学等等都被认为是新的思想和学术的增长点。诚然，作为给这个世界的理论和现实带来伟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当前的处境中总能找到一个思想的生长点，这恐怕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也算不上很新鲜。问题在于，我们所寻找的这些新的增长点是否可能承载和涵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如果不能，是否就是给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多元化提供了中国式的例证。或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此类尝试恰恰落入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陷阱，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被“幽灵化”运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新范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纯粹的虚无，而是其意义和价值不具有本质维度的“合法性”，因而它们无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得以真实地“敞开”和“显现”，而中国化范式是一种现实可能的选择。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的改造（包括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中国的实践运动过程，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精神完全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性维度在于实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上仍然属于改造世界的哲学，解释世界的哲学功能是建立在改造世界基础上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本质上是一部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画卷，其思想和学术作为理论的逻辑受制于其实践的历史逻辑，绝不是纯粹的理论构想和意识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应该是马克思所公开宣言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③ 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要从实际出发，即现实的实践、历史主体的实际需要和价值取向等，是从实践到哲学的“要求”和“呼吁”，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并将其投向现实——这是一条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道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的起点，是哲学化为实践意志和力量的方法论，它打开了改造世界的通道。艾思奇针对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38年抗战时期的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消溶在实际问题的讨论中的存在，另一种是脱离实际的空理论的存在。前一种并不直接显得出哲学的面目，但它潜伏在抗战中每一个人对于实际问题的意见里，它就是人们的思想方法”，“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以）适应这激变抗战形式的力量”，认为“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④ 艾思奇对新哲学两种存在形态的判断以及中国化现实化的号召在当前仍然有现实意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存在这样的两种形态，必须认清这一点并努力导向实践的存在；中国化的落脚点在于现实化，即以将其转化为思想方法再进一步转化为实践力量。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绝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和词句，而是实践过程中的现实化展开，是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性实践生成，是人类新的文明的产生，而“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⑤ 理论本身当然地只是在实践自身的现实中新的生成，它和哲学的实践始终是一体化的，这种哲学的实现也就不再是生活的附属品而是实践的根本的指导思想。在费尔巴哈以前，哲学和实践始终是两回事，哲学家和普通大众也基本上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已经注意到了“哲学理论脱离实践活动对哲学理论有致命影响”，但他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实践对于哲学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没有找到哲学与实践相互转化的实现机制，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认为“哲学与实践比较只是‘不可避免的不幸’（ein notwendiges Uebel）”。⑥ 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在继承他的同时又超越了他，真正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主体，使哲学与实践成为历史的辩证过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哲学史上的难题，实现了哲学革命性地实践转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程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的基础性内容和必备环节。
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承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在于实践这种哲学本身，没有实践，谈论这种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不具有本质维度的合法性。或者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运动，讨论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具有独特的性质，它和探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可以以自然和文化的具体方式谈论它，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可以无所谓地随意地阐释。无论人们以何种形式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马克思，都是一种权利，但是抛弃实践的空谈或者具有片面深刻性的学术性运思，其结果都是在矮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将其平庸化，是在本本里打转，唯有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将它不断推向历史的前锋并使之成为实践的思想武器，在改造世界的物质运动中获得新的境界和内涵。正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和价值的敞开，是作为物性的历史和作为人性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式推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绝不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和价值时才成为“问题”而被学术界发现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的历史和思想进程所决定的，现实的意义承载是历史传统的继续和深化发展的象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过传播、运用、发展和新形态的创造，已经中国化为一种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它已经内化和涵融在了中国近现代至今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之中了，它根本上不再是外来的思想和匆匆的过客，它已经有“根”。“在哲学中，正是传统在传递着过去的的问题和答案。这一传递过程限制了哲学家的答案。在哲学中，传统是无法规避的。”⑦ 当然，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几千年相比，其历史还不够深长，其根基还不够深厚，但是它已经与中国哲学的“两个传统”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⑧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二者的内涵有根本区别。⑨
虽然从字面和历史的表象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似乎没有错，但从历史的本质来看，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00多年的时间中始终是作为一种西方哲学思潮外在于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始终是作为历史的表象未能深入历史本质的内在，始终没有被实践化地生根于中国大地，这与历史事实和现实文化不相符合。而这种提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倾向论”的理论根据。因此“倾向论”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观点，它也具有某种传统，这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00多年来的反对、质疑、阻碍的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地表现为早期的“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的论战、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以及围绕着历史选择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延续至今的不同观点的碰撞。这期间中国新儒家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存在是偶然得势，是一种西方文化的“入侵”，是“西化”的一部分，几十年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胜利推进，态度时有缓和，但根本上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中国化过程已经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或产生了一个新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这种或显或隐的反对或处于竞争状态的“传统”始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存在，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这些非主流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流地位始终具有挑战和制约作用，它们都有可能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倾向论”的历史文化根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倾向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质论”一样有比较深厚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传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这种相伴生的“传统”力量通过对话和交流可以转化为积极的因素，达成“和解”，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界共同认真地对待。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中国新儒家对话很不够，至今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批评始终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积极回应。比如，张君劢曾写了《辩证唯物主义驳论》，牟宗三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提出过批评，熊十力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明示的“本体”因而不是真正意义的哲学，还只是属于简单科学层面的，唯物史观则仅是一种社会革命的口号，等等。过去有过阵营对垒的批判与反批判，今天直面这些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对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传统到现代的推进，始终要关注其历史和思想进程。当前，学术界有人不断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长期关注思想史而没有根本突破，认为这种研究还停留在“传播史”的水平。⑩ 这一观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过程进展得缓慢需要创新的事实，但是这一基础性研究实际上时间尚短，学力还十分不够，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传统也始终没有获得一种清晰地建构和认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还没有被深入研究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突破也就缺乏根基。“哲学研究对哲学史的依赖性远大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自然科学史的依赖性。”(11) 因此，脱离哲学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更难具有突破。“倾向论”的产生，与忽视或轻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有重要的关系。
四、余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张扬和实现，本质上是一个实践过程，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在理论上则显得复杂得多。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全部承载其在中国的当代意义和价值，那么中国化则应该是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基本理论范型和研究范式，甚至应该成为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新世纪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例如，当前学界正热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问题，实际上必须深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汲取资源和方法，特别是提炼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传统的精神内核和灵魂，才是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内在性的；再如，在21世纪，把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但是，历史反复证明，前者的成败、程度、范围、效果等始终必须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制度基础、价值规范、战略定位等。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没有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中国化，也就不可能真正把西方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化。因此，应该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及其问题，深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和价值，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范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认同和遵循的研究规范。
注释：
① 黄楠森、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②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75、27页。
④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492页。
⑥ 黄楠森、庄福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页。
⑦ ［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页。
⑧ 李维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江汉论坛》2008年第11期。
⑨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辨误》，《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
⑩ 何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1) 李维武：《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