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夕的澳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澳门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几个问题
1987年中葡两国发表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澳门即开始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中葡两国政府在过渡时期中的共同责任，就是切实履行各自所作出的承诺，携手合作，促进澳门的进步，为治权的顺利移交打下基础。为此，必须加快澳门市政改革。一般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地实现“三化”，亦即要解决三个大问题：中文成为官方语言，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
实现中文官方化，使中文成为澳门的官方语言，是澳门实现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实行澳人治澳的前提。葡人占领澳门以来，作为殖民统治者，一向以葡文为澳门唯一的官方语言，中文毫无地位。这是占澳门人口95%以上的华人居民政治上处于无权状况的表现。而这种政治上的排斥中文，无疑在华人与澳葡当局之间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影响彼此之沟通，阻碍澳门社会的发展。为使将来的治权移交工作顺利进行，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状态。《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都明确规定，中文是将来澳门特区政府的官言语言，同时，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这种双语官方化的提出，推动了澳葡当局迅速解决中文成为官方语文所面临的许多困难。长期以来，中文没有官方合法地位，澳门政府官员中占据高位的葡国人和澳门土生葡人，虽其中也有会说粤语，却对书面的中文一窍不通。澳门的华人当中，真正懂得葡文的也为数极少。因此，中葡文互译困难，便增加了使中文成为法定官方语言的障碍。
1991年2月，中葡两国外长在里斯本会晤时决定，中文立即开始作为官方语言。此后葡国政府也先后颁布过一些有关中文官方地位的法令。早自1987年起，澳葡当局便开始采取措施，每年选派一些华人到里斯本进修葡语；又派一些葡人到北京学习中文和普通话。另外也在澳门本地举办各种培训班，供本地公务员学习中文和葡文。官方表格、身份证明文件、重要的法律文件也逐步使用中葡双语。从1992年开始，澳门《政府公报》中刊登的重要法令，已全部附有中文译本；1995年开始更是中葡文法令同时并排刊登。法院审理案件，从1994年开始使用即时传译。这些在中文官方化方面所取得的可喜的进展，将对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澳人治澳起着积极作用。
公务员本地化和华人化是澳人治澳的基础。长期以来，澳门在葡萄牙人统治下，澳葡当局一向排斥非葡国本土毕业及不懂葡文的人，澳门本土居民长期被排除在重要的行政管理部门之外。因此，进入过渡时期以后，努力发现、培养和任用澳门华人居民中的行政管理人才，逐步实现公务员的本地化和华人化，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但由于这样做必然导致削弱葡人在澳门的统治权力，因此遭到澳葡当局的有意无意的阻挠。例如，中葡签署《联合声明》后，澳葡当局从葡国聘请大批人员来澳门政府中任职，在聘用的370多名政府官员中，葡籍人士占75%。又如中文合法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澳葡当局有时十分消极，曾硬性规定要在所有华人学校中推广葡语课程，等等。这些做法使人对葡方执行中葡《联合声明》的诚意产生怀疑，也引起澳门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的强烈不满和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澳葡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1988年2月，澳督文礼治访问北京，与中国政府交换意见时，表示愿意真诚合作，修正施政中的某些失误。他返回澳门后，即召集澳门的高级官员开会，商讨推行公务员本地化等问题。此后，文礼治多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澳门当局将分阶段解决公务员本地化问题，并贯彻实施同时使用中、葡文公布一切法律文件的规定。1989年4月23日举行的首次澳门市议会选举中，5名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5名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他们都是华人议员。由澳门总督委任的葡人议员只有3名。6月3日，澳门首届市政议会成立，13名议员出席并签字就职。市政议会的成立和华人议员占多数，说明市政机构已向公务员本地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公务员本地化这个问题上，80年代成立的澳门大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0多年来它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为今后的公务员本地化奠定了根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务员本地化几乎是从零开始的一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据澳葡官方统计资料，到1991年底，全澳门的公务员共15111人。其中葡国出生的1657人，澳门出生的8786人，内地出生的3483人，香港出生的224人，来自葡国其他殖民地的328人，其他地区的633人。（注：此乃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资料。见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1996年第二版，第527页。）这个数字表明，本地出生的公务员已经超过半数以上，这是过渡时期几年来，本地化所取得的进展，应予肯定。不过他们大多数是不识中文的澳门的土生葡人，在未来的澳门特区政府中，中文是主要官方语言的情况下，这些葡人将因无法进行工作离职而去。同时，澳门上层领导、主管部门的621名高级公务员中，绝大多数为葡人，华人仅有9名。由此看来，澳门公务员本地化仍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公务员的华人化任务更为艰巨。
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进入过渡时期以后，葡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公务员本地化的必然性，并提出将澳门公务员纳入葡国公务员编制的计划，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澳门公务员到葡国任职，为他们安排退路。然而到1995年止，有条件到葡国任职的5443人中，只有418人选择纳入葡国编制，其余756人离职，459人提前退休，3810人留在澳门，为将来的特区政府服务。葡国政府为了使这些决定留下的公务员适应未来的工作，采取了许多措施。每年选派公务员到北京学习语言和有关公共行政课程，又在澳门开展语言培训和公共行政课程的培训，并在澳门大学设置公共行政学士学位课程。1995年7月，澳葡当局又设立公务员本地化关注委员会，要求各个政府部门制定公务员本地化计划，并监督和协助其实行。今后公务员晋升职称要考虑其中文水平。目前，澳门旅游司、文化司署、新闻司等部门某些下属单位，公务员本地化工作已完成73.5%。
不过，澳葡当局在实行公务员本地化的进程中，显然存在一种侧重土生葡人，而对华人重视不够的现象。葡国政府很想使土生葡人在未来澳门握有主要权力，但他们忘记了澳门华人占有95%以上，他们作为未来澳门的主人，理应成为澳门政府的主体力量。葡国政府企图在撤退之后，让土生葡人接掌澳门实权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法律本地化也是过渡时期中的一个大问题。长期以来，澳门主要使用葡国法律，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商法等等。这些法律全部是葡文，没有中文翻译。法庭审理案件使用葡文，律师必须在葡国大学法学毕业，能够使用葡语，才有资格出庭。这对于占人口95%的华人来说，到法院打官司难免有理说不清。因此，《联合声明》规定，澳门特区成立后，“法律基本不变”，但必须对澳门现行法律进行清理、分类、修订和翻译，经过一番整理之后，正式予以公布，实现法律本地化。当然，今后特区法律是中文法律，司法人员也以本地华人为主。据此，澳门当局于1988年成立了法律翻译办公室，集中了中葡法律和语言方面的专家，对现行法律进行了清理、分类工作，并将重要的法律译成中文。与此同时，又开始培训双语法律人才。澳门大学适时地开设了法律学院和葡语翻译学院，澳葡当局还派出学员到葡国进修法律。到1995年，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已经清理了1870年至1994年底由葡国和澳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30088项法律。确认其中有255件可在1999年以后使用。
总之，实现澳门中文官方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归根到底，就是改革澳门现有的政治体制，改变现有的殖民统治制度，以适应未来特区的需要。改革的基本点是将殖民主义的专制体制，逐步变成澳人治澳的民主体制。一方面，逐步弱化目前澳督的立法权，逐步实现全部立法权归立法会；另一方面，逐步减少立法会中的官委议员，增加间接选举议员。待将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将实行全部议员均由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
二、澳门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澳门与内地的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与珠江三角洲的关系。近年来，这种关系被人们称为“金三角”。（注：温健骅：“珠江三角洲的金三角—广州、香港、澳门与中国现代化”，《濠镜》1986年12月创刊号。）所谓“金三角”，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澳门—珠海—中山的小三角，一是指澳门—香港—广州的大三角。澳门与内地的贸易，主要是通过这两个“金三角”的关系进行的。
澳门从内地进口的多为粮油食品及工业原料，出口则大部分为纺织品及神香、鞭炮、火柴、海产品等传统产品。但近年来，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均有较大变化。进口商品中工业原料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出口商品中传统产品则逐步被现代产品所替代。1970年澳门进口的粮油食品和烟草等占当年进口总额的32%，工业原料的进口只占31.27%，至1985年粮油食品只占进口总额的12.8%，而工业原料的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46.57%。（注：王扶林：“澳门外贸的发展及趋势”，《澳门日报》1987年4月2日。）与此同时，1970年澳门出口的纺织品占出口总额的58.24%，传统产品占40%，其余现代产品如玩具、女装手袋等，仅占2.5%；而到了1985年，纺织品占出口总额的68.89%，玩具、人造丝花、电子电器、光学产品等占出口总额的19.5%，而传统产品则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必将日益加强。同时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将更为合理和实用。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由于今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需求增加，澳门通过转口贸易向中国内地的输入将显著增加；(2)中国工业产品的增加和澳门对工业原料需求的增加，将使澳门自内地的进口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3)与此同时，澳门与内地贸易的商品构成也将有大的改变。一个坚持对外开放的广大的中国市场，对于澳门工业生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经济贸易外，澳门与内地还有投资、办厂、引进劳力与技术方面的合作。由于澳门具有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因此，内地来澳门投资办厂的络绎不绝。内地驻澳的外贸部门，如南光贸易公司、南逸银行、中国保险公司澳门分公司等，均有30多年的历史。80年代后，又增加了广东的南粤贸易公司、福建的中福公司、珠海的珠光公司、北京与澳商何贤联合开办的京澳公司，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开办的中建公司、振华港湾公司等。目前，仅广东通过驻澳贸易机构投资的项目就涉及制衣、制药、家具、汽车、维修、饮料、食品、电器、酒店、超级市场、百货等20多个项目，为繁荣澳门经济作出了贡献。在承包项目方面，则有广东省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南粤贸易有限公司合营的南方置业有限公司，由广东单独或联合承包的工程有东亚大学行政大楼、图书馆及宿舍，华大、海外及南丰等工业大厦，以及其他大型建筑物如海外商业中心、鸿运阁、启基阁、平民大厦、南通大厦、葡京车库、雅柏花园大厦，还有填海工程等。
广阔的内地市场也吸引着澳门资金的投入。澳门在内地的合作项目，是从补偿贸易、来料加工为主开始的。1979年，澳商投资在珠海市兴建起第一家外资企业——香洲毛纺厂。随后又在珠海兴建了石景山、珠海宾馆、拱北宾馆、珠海度假村、佛山旋宫酒店等旅游设施，粤港澳三地合作的大项目——广州至珠海公路上架设的三洪奇、细窖、沙口、容奇4座大桥，使澳门与广州连成一线。1987年，澳门工商界宣布投入巨资修建机场；今后还可能在深水港、高速公路和铁路等重大工程方面与内地进行区域性合作。
近年来澳门银行业发展很快，资金充足。尤其是几家具有国际背景的外资和葡资银行来澳门设立分行，更提高了澳门的投资能力与信用。1985年澳门的外汇储蓄达9亿澳元，澳门银行存款总额为160亿澳元。而1985年仅南通银行给珠海市的贷款就达4亿港元。此外，澳门工商界还应用海外银行资金在上海、天津、安徽、福建等地投资设厂。
澳门还与内地合作发展旅游业。澳门是历史比较悠久的旅游城市，广州、珠海、中山等地亦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越条件。近年来，澳门—珠海—中山的“小三角”联线旅游，澳门—香港—广州（包括珠江三角洲）的“大三角”联线旅游，已在外国游客中享有盛名。1982年以来，澳门每年接待游客逾400万人次，每年往返拱北关闸的游客也在400万人次以上。1984年又开办了内地居民“澳门游”，当年游客便达1万人次。
澳门与内地合作或单独兴建深水港、机场和铁路，以进一步开发澳门。目前，澳门当局已决定在路环岛九澳附近海面与内地联合兴建可泊万吨海轮的深水码头，首期工程总投资1.06亿元人民币，已于1988年6月奠基，建成后由双方共同管理使用。与此同时，澳门当局又决定在凼仔岛鸡颈修建机场，机场跑道在凼仔和路环二岛之间填海兴建。这条跑道延伸至路环岛九澳港的北面，将来还可以成为深水港的防波堤。此外，还组建了国际机场专营公司，资本总额为15亿澳元。该机场已于1993年启用。
近年来，广东政府提出了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设想。（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市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肇庆市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四会等地。见《广东统计年鉴1995》。）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经济区自然形成了一个具有42693.23平方公里、人口2697.81万人、GDP1469.24亿美元、外贸出口值为1589.08亿美元的经济区域，成为粤港澳区域经济的“核心”和“龙头”。在这当中，澳门虽然地域狭小，经济规模不大，但也具有它不容忽视的独特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自由港是澳门的最大优势。这是三角洲许多城市所梦寐以求，而早为澳门所享有的一大优势。(2)地缘优势。澳门位于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地区的中心，紧靠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珠江三角洲。(3)历史优势。澳门具有400多年的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史，这是一座有待发掘的宝库。(4)网络优势。澳门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形成了广阔的网络系统。(5)澳门实行低税制，有优惠配额。（注：见《澳门日报》1995年9月1日。）
1980年以来，澳门资金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特别是向珠海投入。1986-1992年间，澳门通过珠海在广东投资项目1668个，合同利用外资1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76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珠海、中山、新会、江门，特别是珠海。同时内地也通过珠海向澳门投资。至1996年，内地在澳门开设的中资企业已达200余家，总额已超过400亿澳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贸易业、金融业、旅游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保险业等行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占了全澳金融业的50%，贸易业方面占25%，建筑业占40%，旅游业占45%，对澳门整体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珠海又积极从澳门或通过澳门从海外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截止至1992年，珠海共引进外资15.85亿美元，仅1992年一年，利用外资便达3.27亿美元，其中来自澳门的投资占两成左右。至1993年底，珠海市共批准成立三资企业3524家，其中来自澳门投资的有1254家，占珠海三资企业总数的35.6%。可见澳门投资在珠海引进外资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注：资料来源：珠海市外经委。）特别要指出的是，珠海与澳门是珠江口西岸的连体城市，它们共同构筑“珠三角”西部的国际通道。澳门是“珠三角”西部主要通往欧洲、拉丁语和葡语地区的国际通道；珠海港是珠江三角洲西部物资的集散港口，彼此在经济上有着紧密的互利、互补、互惠的合作关系，前景十分良好。（注：雷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建设与珠澳经济合作再认识”，《濠镜》1996年，第14期。）澳门与珠海联合开发横琴的设想，如今已进入了实施阶段。
横琴岛是古十字门的左门，本由大小横琴二岛组成，与对面的凼仔、路环岛交叉成十字水路，称十字门。它是古代外国商船前来香山贸易的必经水道与停泊的处所。如今历经沧桑，东面的凼仔、路环经过人工填海，连成一片；而西面的两个横琴岛也早已连成一体，其面积达47.7平方公里。目前岛上常住居民约3000人，暂住居民约4000-5000人。横琴岛与凼仔－路环岛最近处距离只有230米。1992年建立经济开发区以来，掀起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热潮。至1994年止，累计投入6亿多元，进行造地筑路、供水供电等基础工程。全区现已开办有138家企业，其中自办企业33家，“三资”企业19家，内联企业33家。土地有偿转让已达180万平方米。（注：陈文学：“关于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的思考”，《濠镜》，1996年，第14期。）目前连接横琴岛与凼仔－路环岛的莲花大桥正在紧张施工之中，连接湾仔与横琴的大桥也正在筹划之中。澳门与珠海合作开发横琴的实现，将使这个地方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国际化的先行区，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国际化的排头兵。将来澳门回归后，横琴若能划归澳门特别行政区，必将大大加强澳门自由港实力的发挥，并为改善澳门投资环境和城市形象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从长远看，澳门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必须与教育合作相结合。1985年成立的穗港澳成人教育协进会是这种合作的第一步尝试。此后，澳门与内地广泛地开展了有关智力开发、学术研究与教育问题的经验交流，并尝试进行互招学生、互派学者讲学、互派教师进行观摩和交流等友好交往活动。
三、澳门当前的社会状况
葡萄牙人方面，面对着即将离开其居留与管治了400多年的澳门，普遍存在一种失落感。这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曾经先后占领了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巴西、帝汶等殖民地。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被葡萄牙文化同化。后来它们尽管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文化上已归属于拉丁文化之列，继续与葡萄牙保持密切的贸易与文化关系，同时葡萄牙也把这些国家组合成葡语国家共同体（只有东帝汶例外，该国刚独立不久，即被印尼强行兼并）。至于澳门，葡萄牙人虽然居留已有442年之久，西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澳门历史文化背景与上述国家不同，因此这种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葡萄牙人始终未能同化这个地方的居民。现在葡方意识到，一旦撤离澳门，就意味着永远的消失。因此，葡萄牙人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澳门的统治是失败的。
为了在撤离之前加强葡国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澳葡当局不惜斥巨资大力整修澳门的西方文化遗址。1993年建成澳门大赛车博物馆，以纪念澳门格兰披士赛车40周年，馆内陈列了许多有关澳门赛车的历史照片，以及不同时期使用过的各种赛车。1995年又建造了葡萄酒博物馆，介绍葡国特产葡萄酒的生产过程，以及各种品牌葡萄酒的陈年旧酿和新酒。1996年文化司署重修建于16世纪的圣玫瑰堂；同年又耗资2200万澳元整修大三巴牌坊和建立大三巴教党博物馆。1998年4月耗资1.3亿澳元建成澳门博物馆，该馆展品超过3000件，介绍澳门的起源，澳门民间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特色。目前正在兴建的文化中心博物馆大楼，高达7层，包括4个展览厅和图书馆等。
此外，葡人为了加强澳门葡国文化的氛围，近年又斥巨资建造了多个中葡友好纪念碑。1993年建成的，位于西湾海面的“融和门”，设计抽象，包含天、地、水、力，表达和平、爱心；还有位于何贤公园的“东方拱门”钢塑；白鸽巢公园内的“拥抱”铜塑；位于黑沙湾的“明珠”球形雕塑；市政公园的“永远的握手”；凼仔的“乘风展翅”纪念碑，等等。澳葡当局为使澳门留存某种葡国文化特色，特地从葡国运来石子，在市政厅前地、关前正街、关前后街等街道重铺新路，称为葡国石仔路。葡人为了在澳门保留葡国文化的影响，可谓煞费苦心。不过这种做法，除了大肆挥霍澳门人的纳税款，而使葡国承包商人增加收益之外，很难就此拉近中葡文化的距离。
澳葡当局还在撤退前夕，通过种种手法加强对澳门经济的掠夺。近年来先后发生了东方基金会、仁慈堂将大批基金转移回葡国的事件；1997年澳葡当局又将公务员退休金转移回葡国。这些都在澳门人民中引起强烈愤慨。澳门一向没有财政储备，只有滚存制度。1998年澳门财政滚存尚有24亿澳元。澳葡当局如今已经准备将这笔钱列入1999年的财政预算中全部用完。如果此举得逞，到澳门回归之时，特区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财政上的困境。
近年来澳门治安明显恶化，恶性凶杀案件激增。据《澳门日报》统计，1997年澳门总共发生抢劫凶杀案件77次，其中30次为一般抢劫案件，造成3死9伤；47次为恶性凶杀案件，导致27死64伤。（注：《澳门日报》1997年12月31日。）可见治安恶化，主要是恶性案件的增加。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澳葡警方束手无策，城市笼罩一片恐怖气氛，人心惶惶，赌客却步，市场萧条。
凶杀案出自黑社会组织内讧。澳门黑社会势力存在于娱乐博彩业之中，这些组织普遍有一种世纪末思想，想在澳门回归之前大捞一把。而目前博彩业管理体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推行赌场承包制后，各个承包赌场的黑社会组织互相争夺赌客和放债权，争斗十分激烈。加之香港回归后，原在香港活动的一些黑社会成员窜到澳门，使得黑社会中的各个帮派和堂口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经常大打出手，连番厮杀，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进入1998年，澳门黑社会暴力行动大升级，掀起了针对执法人员和公务员的暗杀和炸弹恐吓浪潮，全面向澳葡政府挑战。
澳门治安的恶化，澳葡当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澳门官员贪污腐败，警力疲软，对恶势力长期打击不力，助长了黑帮分子犯罪活动的日益猖獗。可是澳葡政府一些官员却公开表示，澳门治安问题不算严重，继续漠然视之。甚至倒打一耙，责怪中国方面打击边境偷渡活动无力，以致一些大陆客到澳门犯案。事实上，中国方面最不愿意看到在后过渡时期，澳门出现动荡和混乱。江泽民主席在参加香港回归一周年纪念活动时，曾经公开表示对澳门治安问题非常关切。在打击犯罪方面，中方一直对葡方予以积极配合，包括严厉打击边境偷渡活动，以及对一些在澳门犯案逃往中国内地的罪犯采取适当行动。最近，中国政府又宣布决定，在澳门回归以后，将派军队进驻澳门，以维持澳门的稳定与繁荣。中国有句俗话：“斜不压正”。黑社会势力的猖獗只是暂时现象，只要认真对待，澳门治安环境完全可以得到控制和改善。
澳门回归祖国，是继香港之后，再次为“一国两制”创造了一个新的光辉的范例。台湾方面目前也十分关注澳门回归的过程，以及这一事件对台湾的影响。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路线与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香港与澳门成为对台湾统战的跳板。尽管澳门重要性不如香港，但仍具有一定中介功能。在新形势下，中共与台湾关系逐步解冻，澳门左派与非左派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宽松气氛，澳门学生赴台湾升学和观光旅游增多。台湾方面，也于1979年开放出境观光旅游，开始有台湾游客到澳门观光或到赌场碰碰运气。1991年，台湾当局在澳门正式设立“驻澳门台北旅游贸易办事处”，这是1965年以来，台湾在澳门重新开设的第一个半官方机构。其业务职能是推动台湾与澳门的经济和贸易交流，其后也代办澳门居民申办台湾地区出入境证，以及外国护照入境签证工作。至此台澳关系才比较正常化，双方之间经贸文教交流日益活跃。前澳门代理总督范礼保、立法会副主席何厚铧、议员何思谦、梁金泉等官员和知名人士都访问过台湾。目前澳门又重新出现一些亲台湾团体，它们是：国民党澳门支部、澳门镜海文化服务中心、中国华侨协会澳门分会、中国华侨救国联合总会澳门办事处、澳门国父纪念馆管理委员会、澳门中山学会、澳门松山学会、澳门留台大专校友会、怡社联谊会、学勤社、联谊社、澳门闽商总会、澳门台湾总商会、澳门台湾工商总会、澳门中华文化研究会、澳门学术交流协会等等。（注：林昶：“澳门回归如何对台湾产生‘示范作用’？”，《澳门政策研究》，1998年8月创刊号。）
面对澳门回归日期的迫近，台湾方面对今后台澳关系甚为关切。最近一段时间，台湾人士频频前来澳门访问，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情况，进行私下活动。1998年9月间，台湾“陆委会”主任张京玉等人曾来澳门活动。他们担心澳门回归后，免签证和变相三通能否继续下去，两地的商务、文化关系能否保持下去。在澳门特区筹委会筹组期间，台湾“陆委会”和“海基会”的一些负责人士曾私下表示，尽管他们对“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目前还难以接受，但仍认为澳门回归是中华民族雪耻洗辱的大事，因此表示对此怀有善意，乐观其成；又表示希望特区筹委会组建未来的澳门特区政府时，能够恰当地处理好澳门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并认为既然北京将澳门回归视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样板，就应在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面表现得更为宽容，容纳各方面人士，包括亲台湾方面的人士，这样才能对台湾人民产生说服力。他们还表示，希望特区筹委会能有亲台人士被任命为委员。（注：林昶：“澳门回归如何对台湾产生‘示范作用’？”，《澳门政策研究》，1998年8月创刊号。）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澳门回归对台湾方面所起的震撼作用。
尽管澳门过渡时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某些问题似乎还比较严重。但它并不能阻挠这个城市回归祖国的进程；而且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回归过程中迎刃而解。澳门的回归，正在异乎寻常地备受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以及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密切关注。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不仅标志着彻底清除了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最后痕迹，而且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