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经济学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交叉理论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但如何把贸易和产业结构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却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本文从国际贸易和产业的内在关系的角度出发，对一些传统的和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如相对利益论、H-O-S理论、新贸易理论等，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和分析。
国际经济学的两位大师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曾在1985年断言：“不久以前，对贸易和产业组织之间关系的讨论还不得不将这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并列起来进行；现在，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的交叉部分已是国际经济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了。”①正如他们所言，国际经济学的新发展和面临的新挑战使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之间产生了一种姻亲关系；这种姻亲关系标志着国际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新领域，新视角的诞生，也昭示着国际经济学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即融入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国际贸易新理论。
在这方面，国内学者论述不多。有学者提出对外经济要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产业结构调整要旨在促进出口生产这一思路（周振华1987），并从国际产业联系角度论述了开放经济增长中结构效应的重要作用（周振华1989），这些分析重在产业结构和产业联系方面，未将国际贸易作为主体纳入讨论。而国外学者则忙于建构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假设条件，适合不同经济场合的国际贸易模型，而忽略了从国际贸易和产业内在关系这一角度对国际贸易理论作完整的整理。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一些尝试。
一、从差异性到类同性的演变
国际贸易理论肇始于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论”（注意：这里略去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政策倾向），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便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深化。无论是李嘉图的相对利益论还是H-O-S模型，从本质而言，都是将国际贸易的原因归结为产业（主要是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讲到：“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需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需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中的行为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来向他们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②可见，在斯密的逻辑中，贸易的前提是具有“有利”的“自己的产业”，如果不利用这种产业的差异性，则是荒谬的。李嘉图的时代超越了斯密的时代，其相对利益论也解决了斯密理论中的致命弱点：如果一国在一切产业上均无优势，国际贸易何以产生。相对利益论较之绝对利益论在理论意义上的进步是巨大的，但两者都可以归结为：产业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为成本差异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通过贸易，双方都得利，可以在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上找到均衡点，其实现途径是专业化分工。在此之后，作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H-O-S原理将传统的比较优势架构在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更深入细致地阐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贸易模式，其要旨在于利用由资源禀赋相对优势决定的产业优势来发展国际贸易，促进本国经济。
可以说，以上的三种理论在逻辑和形式上都很完美地解释了产业间贸易的原因和形式，是体现产业结构差异性的核心理论，其核心概念“比较优势”也得以统治国际贸易学术界多年，这种情况直至二次大战以后才发生改变。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伊始，发达国家之间（即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和相似产品（即生产所需的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日益扩大，这给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产业内贸易理论应运而生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精髓在于为类同的产业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类同的两国和一个产业内部类同的生产结构）之间的国际贸易寻求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际贸易理论从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向类同性演变的契机，然而，演变是缓慢的，而且体现为矛盾被瓦解的过程。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思潮很多，包括从需求方面和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对贸易的诠释，不过，最具说服力的当属规模经济，即收益递增。尽管如此，收益递增成为正统理论的核心概念，仍经历了颇长时间，约翰逊在1967年的文章中这样写到。“纯粹的技术性外部经济难以成为贸易的主要动因；而且没有谁知道怎样使内部规模经济模式化；所以，收益递增在贸易理论中并不占重要位置。”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无法在主流理论的领域登堂入室，主要是由于它对标准的凸型生产可能性曲线提出了挑战，因此只要某人以2×2模式思考，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比较优势（差异性）和收益递增（类同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差异性和类同性之间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瓦解的过程同时也是收益递增（即类同性）占据主流位置的过程，“新贸易理论”在此中起了主导作用。
“新贸易理论”的观点最早出现在迪克西特和诺曼(1980)兰开斯持(1980)、克鲁格曼（1979、1980和1981）、赫尔普曼(1981)和埃西尔(1982)等人的系列论文之中。他们最基本的观点就是非比较优势，即专业化和贸易的国家并非一定只是为获得它们在资源差异上的优势，它们进行贸易也是为了获得收益递增。这样，比较优势（差异性）和规模经济（类同性）之间的矛盾就得以解决，两者并行不悖，并且，似乎类同性在优势上更占一筹。“新的贸易理论”在此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第一，将产业组织理论引入贸易理论，摆脱了完全竞争模式的束缚。在“新贸易理论”诞生之前，公司内部的规模经济随处可见；相反，与完全竞争相联系的纯粹技术性外部经济却是不易观察，甚至不可能存在的，尽管如此，以收益递增为基础的正规贸易模式还是不得不接受纯粹外部经济，因为当时没有广为人知的不完全竞争模式。70年代，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1977)创立了一组连续一贯的但却容易操作的不完全竞争模式，从而使收益递增不再依赖于纯粹外部经济的假设，表现出其应当具有的重要作用。
第二，“调和”类同性和差异性的矛盾，摆脱“双性”（即在比较优势和收益递增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早期行业内部贸易的模式一般采取层级结构，因此，经过分类的产品是用相同的要素比例生产中来的，被总合的“产业”，比较优势继续在总合的水平上发挥主导作用，产业间的贸易仍由H-O-S理论来决定。然而，产业内部贸易作为产业内专业化的结果，则由收益递增推动。
第三，恢复了人们对外部经济的正确看法。在市场规模被简单排除的情况下，只有技术的外部性才有意义。然而国际贸易专业化过程中的外部经济却不容忽视，瑞士的手表，丹麦的家俱，日本的“量产型”机器③，等等。在现实世界中，收益往往是递增的，不完全竞争下的市场规模的确非常重要。埃西尔(1982)在不强调扩散、纯粹的溢出情况下，说明了外部经济可以用模式加以精确表示。一个垄断性竞争的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可以引起下游工业那样的外部经济，如果这些中间产品是可贸易品，则外部经济可以国际化。如果中间产品是非贸易品，正如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证明的那样，外部经济将导致最终产品的国家专业化。同时，罗坦伯格和萨朗纳(1990)指出，收益递增和带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可以产生劳动力的集聚效应，并导致专业化自我强化的型式。
以上三点从不完全竞争，“双性”以及外部经济几个方面概括了“新贸易理论”的成就，其中“双性”的克服是核心。由此，差异性（比较优势）和类同性（收益递增或规模经济）的矛盾缓和了，在重要性上表现为从差异性向类同性的实质性演化。
二、从类同性到差异性的“复归”
在最近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内贸易是建立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差异性的基础上的。这里似乎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含H-O-S理论）是构建在产业结构差异性的框架内的，“新贸易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旨在探讨相似的产业结构间的产业内贸易。而公司内贸易又将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放在首位。这与其说是一种“复归”，更不如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类同性是同时存在的，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在当今的世界上同时分享着世界贸易的份额，后两者还可能有一个交集。
公司内贸易理论具有一些特点：
第一，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寡占理论来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第二，引入总部服务(H)这样一种公司特有资产，同时注重中间产品的作用。
第三，以要素价格均等化为分析的基础和归宿。
第四，大大改变了产业结构相对差异和产业内贸易份额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为例展开讨论。
假定：1.生产食品需要两种生产要素：L（劳动力）和K（资本）。
2.制成品的生产要素除了L和K外，还有H（总部服务）。
并有中间产品(Z)的介入。
3.存在世界一体化经济，要素价格相等。
4.公司具有相同的结构，其数量可为连续变量，自由进入这个制成品产业使该产业利益为0。则均衡条件包括：
1.C[,y](W[,l],W[,k])=1（其中W[,l]是要素L的报酬）。
——食品生产竞争均衡，作为基准的食品价格和单位成本相等。
2.∵单个工厂的生产成本为
（其中Q[,y](·)是用于食品的开支份额）
——以上两式是商品市场出清条件
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差异的条件下，在资源禀赋配置的一个子集内，每个国家为其禀赋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支付较高报酬，而且至少有一个国家专门生产较多使用该国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如果本国的资本较便宜而外国的劳动较便宜，而且公司不必在一个地方雇用所有的劳动和资本，假定能将总部服务置于母国而将生产活动放在另一国，这时，母公司将设在本国，子公司将设在外国，这样一种资源配置有效地利用了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减少本国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本国对资本的需求，外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当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就达到均衡。考虑到中间产品，资本丰裕时国家在国外以最低介入程度建立子公司，由于将中间产品的生产线转移出去的成本通常高于转移最终产品的生产线，因此，该国将中间产品的生产保留在国内，而将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这意味着该国出口中间投入品和总部服务，进口制成品；同时，它也进口食品。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的关系变得复杂了，如果在产业分类中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分类一致，那么，这种形式的公司内贸易当属产业内贸易，否则产业内贸易就只包括最终产品的双向贸易了。
跨国公司内贸易大大地改变了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相对差异和产业内贸易份额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分析中，两者的负相关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公司内贸易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负相关变得不那么确定，在某些场合甚至是错误的。如同在下图中看到的那样，假定食品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创造业向量OB分解为总部就业OD和工厂就业DB，ODB区域内的点当且仅当公司跨国化之后才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相一致。只要资源禀赋位于OBO[＊]外，跨 国公司就会产生，跨国公司的产生又使ODB区域要素价格均等化。在OBD中，O将区域分为Ⅱ和Ⅲ，其中区域Ⅱ代表要素禀赋差异大到资本丰裕的国家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时的情形，区域Ⅲ则代表，要素禀赋差异大到资本丰裕的国家成为制成品的净进口国（将资源大量用于总部服务）。而区域Ⅰ则为不存在公司内贸易的情形。假定两个国家相对规模不变，且一开始要素构成一样，则产业内贸易份额随要素构成差异开始扩大而下降（区域Ⅰ），当差异扩大到跨国公司形成时，产业内贸易份额随要素禀赋差异扩大而上升（区域Ⅱ），而当该资本丰裕国家成为最终制成品的净进口国时，产业内贸易份额又随要素禀赋差异扩大而下降（区域Ⅲ），直至最后，当跨国公司将中间产品生产线转移给子公司时，产业内贸易份额降为0，并维持在此水平上。
图1 要素禀赋相对差异和产业内贸易份额的关系
以上的讨论表明，公司内贸易不仅将国际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再次作为分析的基础纳入讨论，同时，它的存在使产业内贸易份额与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然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复归”，公司内贸易并不排斥产业内贸易，如同产业内贸易并不意味着对产业间贸易的否定一样。产业结构差异性和类同性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演变事实上反映了国际贸易中主流贸易型式的变迁过程，当着公司内贸易在数量和作用上的力量日趋强大，我们有理由预期产业结构差异性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内涵将更加丰富。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使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几经变化。比较优势分析的实际上是产业间贸易的情况，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强调“有利的”产业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贸易。H-O-S原理将产业的优势解释为要素禀赋的差异，即两国不同的资源禀赋状况导致不同的优势产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资源禀赋的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差异在分析中等量齐观。当然，这里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资源禀赋差异势必导致产业优势差异。产业内贸易现象使收益递增和产业结构类同性成为分析的有力工具，然而其重要性和权威性直至“新贸易理论”诞生才得以确立。最后，公司内贸易研究了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不同的国家间母公司、子公司，总部服务和中间产品的分布和贸易情况，并使资源禀赋和产业内贸易份额的关系具阶段性的差异表现。
注释：
①《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
②《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
③即运用规模经济生产时的机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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