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的编制
杨晓峰1,2 李 玮1,3 郑 雪4
(1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 (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Madison, WI 53705) (3 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呼和浩特 010059)(4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编制一份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特质宽恕问卷，希望以此作为宽恕研究和宽恕教育的测评工具。在对西方现有特质宽恕测量工具评介的基础上，结合前期的文献整理、开放式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分别对614名和41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按照编制问卷的标准化流程，对获得数据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信效度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问卷由宽容饶恕和报复记仇2个因子构成，共有8个项目，累积方差贡献率为48. 11%；与其他竞争模型相比，两因素的特质宽恕模型拟合指数最佳。
关键词 特质宽恕；问卷编制；信度；效度；大学生
1 引言
“宽恕”(Forgiveness)原非心理学术语，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对其探索，直至上世纪80年代，宽恕才真正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受到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多学科的普遍重视，特别是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更是将宽恕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宽恕自我”和“寻求宽恕”等相比，“宽恕他人”(即人际冒犯情境下被冒犯者对冒犯者的宽恕)一直是宽恕心理研究的主流。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宽恕的内涵加以界定并展开研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Enright人类发展研究小组和美国迈阿密大学的McCullough研究团队。Enright，Freedman和Rique(1998)从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三个方面来研究宽恕，将其定义为“被冒犯者在受到冒犯者不公正的伤害后，对冒犯者的负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消失，并出现正面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反应的过程”，而McCullough，Worthington和Rachal(1997)则基于利他、共情和迁就理论，将宽恕定义为“促使被冒犯者对冒犯者产生共情的一系列亲社会动机的变化过程”。以上定义都强调，宽恕是一种被冒犯者在遭遇具体人际侵犯情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反应，即状态宽恕。
随着宽恕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宽恕不仅仅发生在某一具体的人际侵犯情境下，而且还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宽恕还应该是一种持久、稳定的人格特质。特质宽恕，也称作宽恕倾向，国内学者傅宏(2009)亦称之为宽恕性情，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也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指个体在对待伤害者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质。相对于一过性的状态宽恕而言，特质宽恕更为稳定，并且反映了更长时间宽恕体验的程度。
特质宽恕的实证研究稍晚于状态宽恕的实证研究。早期研究者对宽恕的发生、影响因素以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具体伤害情境中的宽恕(即状态宽恕)或是配对关系中的宽恕(如夫妻之间)，而对于跨时间或跨情境的总体宽恕倾向(即特质宽恕)却几乎没有涉猎(McCullough, Hoyt, & Rachal, 2000)。Roberts(1995)最早对特质宽恕进行界定，用forgivingness表示特质宽恕，以区别于个体的状态宽恕(forgiveness)，他指出，特质宽恕水平高的个体在遭受侵犯后常以一种善意的、仁慈的方式来中止自身的愤怒(Allemand, 2008)，该定义指出了宽恕个体差异性的存在。之后，研究者逐步意识到从特质层面研究宽恕的必要性，对特质宽恕进行了大量研究(Berry, Worthington, Parrott, O Connor, & Wade, 2001; Brose, Rye, Lutz-Zois, & Ross, 2005; Brown, 2003; Koutsos, Wertheim, & Kornblum, 2008; Sandage & Williamson, 2010; Thompson et al., 2005)，特质宽恕的测量工具也随之得到了相应发展。
目前心理学研究中主要采用自陈报告来测量特质宽恕，研究者使用问卷或量表，考察受试者对冒犯事件或冒犯者的一般宽恕倾向。其中，Caprara(1986)编制的消散—沉思量表(DRS)是21世纪之前使用最多的特质宽恕测量工具，主要用以考察个体的消散能力(即个体在遭受侵犯之后克服负性情感或者克制报复动机的能力)和沉思水平(即个体在遭受侵犯之后反复体验受侵犯时的不良情绪并渴望报复冒犯者的倾向)，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在遭受侵犯或自尊受到威胁之后的报复程度与DRS分数显著正相关(McCullough et al., 2000)。DRS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特质宽恕进行直接测量，而是通过考察与宽恕有关的心理结构(消散和沉思)来推断个体的特质宽恕水平。Hebl和Enright(1993)编制的宽恕意愿量表(WFS)、Berry等人(2001)编制的侵害叙事宽恕测验(TNTF)以及Rye，Loiacono，Folic和Olszewski(2001)编制的宽恕可能性量表(FLS)均为情境量表，每个量表都由若干个假想冒犯情境构成，受试者需要将自己假想为情境中的被冒犯者，并对自己宽恕冒犯者的可能性做出评定(1—绝对不可能；2—不太可能；3—不确定；4—有可能；5—绝对可能)，其指导语均为“想象下面的场景发生在您身上，请您根据每个场景所提供的信息来决定您对冒犯者宽恕的可能性”。个体对各情境的评分之和即为特质宽恕总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特质宽恕水平越高。研究表明，WFS、TNTF和FLS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为理想(0.70，0.73和0.85)，可以较好地对受试者的宽恕倾向加以考察，但其测量结果往往会受假想情境影响，由于对假想情境的熟悉程度和心理感受不同，受试者的反应可能差异较大。Mu
oz Sastre, Vinsonneau, Neto, Girard和Mullet(2003)编制的Mullet宽恕问卷(MFS)由18个题目构成，包括个人信念、社会环境、宽恕与报复三个因子。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意大利、法国和葡萄牙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为理想(α≥0.93)，但是，该量表在计分方式上存在问题，它采用17点计分法, 1=完全不同意，17=完全同意，这与传统的Likert 4～7点量表有所不同，虽然研究者意在更精确地把握受试者特质宽恕的细微差别，但实际上这种选答很广的分布反而会导致测量工具信度的丧失(吴明隆，2003)，对于没有足够辨别力的受试者而言，过于复杂的量表选项将阻碍选项的读出与理解，严重影响访问效率，受试者往往会放弃问卷设计的评估尺度，对问卷随意填答或趋中反应。Thompson等人(2005)编制的Hearland宽恕量表(HFS)是目前国内外特质宽恕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测量工具，该量表由18个题目构成，包括宽恕自己、宽恕他人和宽恕情境三个因子，主要用来测量被试对自己、他人以及情境的宽恕倾向。HFS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其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71～0.83，HFS得分与希望、认知灵活性、关系满意度和社会赞许性显著正相关，与报复性、不良生理症状和慢性敌意显著负相关。虽然研究者可以单独使用宽恕他人分量表对个体的宽恕他人特质进行测量，但个体的宽恕他人特质是否是一个单因素模型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Brown(2003)编制的宽恕倾向量表(TTF)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没有夹杂其他任何心理构念的特质宽恕测量工具。量表包括4个题目，其中第2、3题反向计分，反向计分后所有题目的分数之和就是个体的宽恕总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冒犯事件的回忆次数越少, 对冒犯严重性的评价越低。 TTF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2， TTF得分与自尊显著正相关(r =0.31)、与特质愤怒显著负相关(r =-0.44)、与社会期许性中度相关(r =0.25)、与TNTF得分显著正相关(r =0.39)、与报复量表得分显著负相关(r =-0.39)。TTF由于具有较为理想的信效度水平而成为西方特质宽恕研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之一(Fatfouta, Zeigler-Hill, & Schröder-Abé, 2017; Green, DeCourville, & Sadava, 2012; Shepherd & Belicki, 2008)。
在中国，关于宽恕的心理学研究起步甚晚，目前还处于积累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宽恕心理学理论架构。国内的宽恕研究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同国外同类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有的宽恕研究中绝大多数为文献综述，主要介绍西方宽恕心理学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等，为数不多的宽恕实证研究又大多采用国外的概念体系和测量工具，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尚需商榷。就特质宽恕而言，国内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测量工具主要包括：Mullet宽恕问卷(MFS)(高燕，李兆良，2010；李湘晖，2008)、Hearland 宽恕量表(HFS)(黄华金，2009；黎玉兰，付进，2013；张建育，胡雪琴，2011)和宽恕倾向量表(TTF)(徐晓娟，2011)。采用以上工具时我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首先，尽管有研究证实这些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但这些量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MFS计分方式过于复杂，TTF项目相对较少等；其次，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编制的特质宽恕量表直接用于中国大学生是否恰当？再次，特质宽恕究竟是个单维结构还是二维结构？本研究尝试编制一份符合量表编制流程、题目数量适宜且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特质宽恕问卷，希望为我国宽恕研究与宽恕教育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测评工具。
2 方法
2.1 初测项目的形成
以Brown(2003)编制的宽恕倾向量表(TTF)和Thompson等人(2005)编制的Hearland宽恕量表(HFS)为基础，结合前期的文献整理、开放式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对大学生在不同冒犯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宽恕倾向，从正反两个角度编写题目，请具有英语专业背景的心理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对涉及英文翻译的项目进行反复修订，以确保受测者在题目理解上不存在偏差。初稿确定之后，招募20名志愿者进行预调查，并在预调查结束后就问卷内容和语言进行了个别访谈，结合预调查结果和志愿者的建议，对初测项目的可读性、易理解性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再分别请两位心理专业博士生、两位中文专业研究生、两位高校心理学教师对初稿中题目表述的清晰性和适宜性进行审查，对部分题目进行删除与修改。最终确定初测量表项目数为15，采用Likert七级评分，被试需要对每个项目做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的评定。
2.2 施测方法
2.2.1 研究对象
检验问卷结构效度常用的方法是因素分析法。本研究在前期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大学生特质宽恕的结构提出了假设，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问卷中各项目的因素负荷量皆在0.57～0.79之间，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此外，根据测量理论，如果分问卷得分与总问卷得分之间相关超过各分问卷得分之间的相关，则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中两个因素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分别为0.82和-0.85，而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仅为-0.39，这表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各因素既具有独立性的特征，也具有指向性的特征。
样本2：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四所高校的1～4年级在校大学生413名作为被试，进行集体测试，共收回有效问卷380份，有效率为92.0%，其中男生127名(33.4%)，女生253名(66.6%)。被试专业涵盖哲学、法学、数学、旅游管理、交通科学、自动控制与信息技术、冶金工程7个专业，涉及文科、理科和工科三大门类。被试2的平均年龄为19.78 ± 1.12岁，数据主要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2.2.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自编)。该问卷要求大学生对自己在对待伤害者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和持久的人格特质进行评定，初测问卷由15个项目构成，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后保留了8个项目。问卷采用Likert七级评分，要求被试对每个项目做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的评定。
(2)生活满意度量表(Pavot & Diener, 1993)。量表包括5个条目，5级评分，要求被试按照自己的实际生活状况，对每一个项目做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的评定，5个项目的得分之和即为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
根据因素分析结果和特质宽恕结构理论构想，研究者对因素分析萃取出的两个因素进行了命名：因素一包括4个项目，正向计分，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个体对自身宽恕倾向的评定，如“我总能与伤害我的人重归于好”，故将其命名为“宽容饶恕”，个体在该因素上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容易宽容并饶恕冒犯者；因素二也包括4个项目，反向计分，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个体对自身不宽恕倾向的评定，如“我希望伤害过我的人都得到报应”，故将其命名为“报复记仇”，个体在该因素上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容易报复并记恨冒犯者。8个项目组成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正式问卷)，项目得分之和为个体特质宽恕总分。
(3)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Radloff, 1977)。该量表适用于一般人群调查而非临床，主要用于评价当前抑郁症状的频度。采用4级计分，要求被试说明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1=偶尔或无(少于1天)，2=有时(1～2天)，3=时常(3～4天)，4=多数时间或持续(5～7天)。共20个项目，其中4个项目需要反向计分，20个项目的累积分即为抑郁总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同质性检验方面，采用相关分析法和因素分析法来进行。“项目—总分相关”体现各个项目的贡献以及内部一致性程度，项目—总分相关系数如果小于0.3，则考虑应予以删除，本研究中第1、2题的项目—总分相关未达显著。因素分析是根据因素负荷的大小进行项目筛选与鉴定，邱皓政(2009)主张以因素负荷量高于0.3或共变性高于0.2为标准。本研究中第1题因子负荷未达标准，第1、2、10、14题共变性未达标准。此外，研究者还对全量表的同质性进行了检验，求得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 =0.80，显示出量表项目具有相当的同质性。
2.降低开发商开发被动房的增量成本是能否有效激励开发商开发被动房的关键因素。开发商本质上仍然是利益的追逐者，除了关注被动房的增量成本外，对于政府给予的被动房的税费减免、贷款优惠与土地优先出让等优惠政策同样也会有效提高开发商开发被动房的意愿。
2.2.3 研究程序
效度检验主要考察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
易非低了头，无力地看着地面，这自己省了又省、比了又比、千挑万选才选出来的又大方又便宜的地板砖，还没踏热半年，就要搬出去了吗？她又硬撑着说了句：“可是……”
3 结果与分析
3.1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是指根据测验结果对测验的各个项目进行分析，从而评价项目的好坏，并对项目进行筛选的程序和方法。根据邱皓政(2009)的建议，初测问卷进行项目分析时需进行描述统计检验(平均数、标准差、偏态系数)、鉴别度检验(极端组比较)以及同质性检验(项总相关、因素负荷量与共变性)，共计3大项7小项检验，作为挑选题目的依据。
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所有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符号通常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二者在人类社会传播中均能起到指代功能和交流功能。赵毅衡[4]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表达，符号的用途是为了表达意义。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两个环节,它们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符号可以是语言、文字，也可以是声音、图片。
描述统计检验方面，邱皓政(2009)提出了三条剔除标准：(1)项目平均数明显偏离，即项目平均数超过全量表平均数的正负1.5个标准差。本研究中全量表平均数为4.88，标准差为0.57，各项目平均数若高于5.73或低于4.03，则属偏离，第2、6、7、8题均出现了平均数偏离现象。(2)低鉴别度，即项目标准差小于0.75。本研究中各项目标准差介于1.19至1.75之间，全部大于0.75，符合检验标准；(3)偏态明显，即偏态系数的绝对值大于1，本研究中第6、7、8、15题呈明显偏态。
鉴别度检验方面，主要是通过求出每个题目的“决断值”进行。决断值(CR值)又称作临界比，是根据测验总分区分出的高分组与低分组在每个项目的平均差异显著性，本研究首先将被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将居于前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后27%的被试作为低分组，然后对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目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如果某项目的CR值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该项目缺乏对不同被试反应程度的鉴别力，应考虑予以删除。本研究中15个项目的CR值全部达标，显著性水平均达0.001。
由图1可以看出，淹水天数为1 d时，淹水深度2/3和1/1处理的株高显著低于对照；淹水天数为5 d时，淹水深度2/3和1/1处理的株高显著高于对照；其余各处理与对照相比无差异显著。
(4)焦虑自评量表(Zung, 1971)。该量表常用于评价一般人群当前焦虑症状的频度。采用4级计分，要求被试说明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1=偶尔或无(少于1天)，2=有时(1～2天)，3=时常(3～4天)，4=多数时间或持续(5～7天)。共20个项目，其中5个项目需要反向计分，20个项目的累积分即为焦虑总分(汪向东等，1999)。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
(2)结构效度
根据上述3大项7小项指标对问卷题目的适切性进行整合判断，结果发现：7项指标全部达标的有7个项目；1项指标未达标的有3个项目； 2项以上(含2项)指标未达标的有5个项目。基于此，研究者将2项以上指标未达要求的项目删除，将全部达标和有1项指标出现警讯的10个题目保留(见表1)。
表1 初测问卷项目分析结果
注：
p <0.01,p <0.001, 下同。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因素分析前，首先进行取样适当性的Kaiser-Meyer-Olkin(即KMO值)检验和因素模型的适合性检验(即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问卷KMO值为0.80，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χ 2=913.80，p =0.000，对照Kaiser(1974)提出的执行因素分析的KMO大小判断标准，可以对该数据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 2值显著，表示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共同因素，可以进行因素分析。
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抽取因素，对项目分析后保留的10个项目进行第一次因素分析。考虑到初测问卷的各因素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共变性，故采用直接斜交旋转法抽取因子，对因子的萃取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果共抽取出3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2.79%。根据第一次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2)，研究者按以下几个标准剔除初测问卷中的不适合题项：(1)项目负荷值小于0.4；(2)共同度小于0.2；(3)在两个以上因素中负荷值均高且近似的题项；(4)删除个别只有1～2个项目组成的因素。结果显示，10个项目被萃取为三个共同因素，因素一有4个项目，因素二有4个项目，因素三有2个项目。吴明隆(2003)认为，因素项目数最少在3题以上，因素题目太少是无法测出题目所代表的因素特质的，其内容效度会不够严谨。因此，研究删除因素三的2个项目，对保留的8个项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
表2 第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再次对问卷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问卷取样适当性KMO的指标为0.77，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χ 2=708.37，p =0.000，数据尚可进行因素分析。研究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抽取因素，采用正交转轴的最大变异法抽取因子, 对因子的萃取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果共抽取出2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48.11%。因素结构及各项目的因素负荷见表3，碎石图见图1。
表3 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图1 因素分析碎石图
在临床上，经常可以见到偶发性，甚至频发性早搏，应与心肌炎引起的早搏鉴别。符合下列情况者属良性早搏：无心脏病史，常偶然发现；宝宝无自觉症状，活动如常，心脏不大，无器质性杂音；早搏在夜间及休息时多，活动后心率增快，早搏明显减少或消失。
3.3 信度分析
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α 系数、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来检验问卷的信度水平。结果显示，特质宽恕问卷的Cronbach’sα 系数为0.80，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67和0.78，其显著性均达0.01水平，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吴明隆，2003)。重测信度检验的被试为某大学二、三年级本科生，共96人，该部分被试首先参加了初测问卷的调查，间隔4周后又参加了正式问卷的调查，为了防止练习效应的发生，研究者将这些题目与其他量表题目混合，并将题目出现次序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两次测验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见表4)。
表4 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3.4 效度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在上课前对被试当场集体施测，测试时间约为20分钟。所有主试均为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事先经过指导、学习并掌握了有关的施测程序和规则。测试前先由主试按指导语训练被试正确填答各量表，在确认被试理解测验要求后，再开始施测，问卷答完后当场收回。研究者在对全部问卷质量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将无效问卷剔除。使用SPSS 21.0软件包对样本1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使用Amos 21.0软件包对样本2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1)内容效度
问卷题目是在文献综述、开放式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的基础之上确定的，通过专家评定和预调查对题目的代表性和明确性加以考察，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
采用q-l种客观赋权法，对归一化后的决策矩阵内各指标一一赋权，则可以得到一个客观权重集合Ws={ Wsj∣l+1≤s≤q;1≤j≤n}，权重集合内的子项同样得满足归一性和非负性的基本要求。
2009年修订版的指令明确规定，对2012年后启动的CDM项目的减排指标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来自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则原则上照单收下，而如果不是来自这些国家，则需要签署多边或者双边的协定。也就是说，如果南非德班新一轮气候谈判甚至2012年年底卡塔尔谈判无法达成全球关于2012年后京都第二承诺期减排协议，我国2012年年底之后注册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将无法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
下面出现了嗡嗡的议论声，眼瞅要塌台，他干咳两声，开始说话：“学员同志们，今天——我乡农业技术学校开始上课——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讲课中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望及时批评指正——共同研究——”虽说这两句开场白不怎么的，是拾人牙慧，老生常谈，但挺起作用，课堂安静多了。
样本1：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三所高校的1～4年级在校大学生700名作为被试，进行集体测试，共回收有效问卷614份，有效率为87.7%，其中男生247名(40.2%)，女生367名(59.8%)。被试专业涵盖哲学、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化学化工及公共卫生管理7个专业，涉及文科、理科和医学三大门类。被试1的平均年龄为19.95 ± 1.41岁，数据主要用于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石华强等[22]则选用有机膦酸萃取剂Cyanex 301作为助剂，通过萃取-溶剂热法制备出表面修饰有Cyanex 301的MoS2纳米微球，并将其添加在基础润滑油中。结果表明，较传统的MoS2而言，该MoS2纳米微球具有更为良好的极压性能和润滑减损性能。
(3)效标关联效度
考虑到宽恕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Sandage & Williamson, 2010; Worthington, Witvliet, Pietrini, & Miller, 2007)，本研究采用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作为特质宽恕问卷的效标问卷，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显示，特质宽恕问卷总分及宽容饶恕因素得分与抑郁和焦虑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ps <0.001)，而报复记仇因素得分与抑郁和焦虑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ps <0.001)。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良好。
表5 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与效标的相关分析
3.5 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Anderson和Gerbing(1984)的建议，当研究者对观测变量与因素之间的潜在关系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交叉证实(Cross-validation)的程序进行研究，即先在一个样本中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找出变量可能的因素结构，再在另一个样本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模型结构加以检验。为了实施交叉证实，本研究先对被试1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将萃取出的两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宽容饶恕”和“报复记仇”，每个因素包含4道题目，然后采用极大似然法对被试2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最终的拟合指数对假设模型的拟合性加以判定，并将假设模型与其他可能的结构模型进行比较，确定最优模型。
研究根据理论模型的假设以及各种可能的结果，设置了4个可资比较的模型：模型M1，包含8个观测变量(NX=8)，2个潜变量(Nk=2)，潜变量之间相互关联；模型M2，包含8个观测变量(NX=8)，2个潜变量(Nk=2)，潜变量之间相互独立；模型M3，包含8个观测变量(NX=8)，1个潜变量(Nk=2)，将理论模型中的“宽容饶恕”和“报复记仇”两个因素合并为一个因素“宽恕/不宽恕”；模型M4，虚无模型，假定观测变量间不存在任何相关，一般以它作为比较的基础。比较这4个模型的拟合指数，模型M1拟合结果最为理想，各项指标均符合 “好”模型的标准(见表6)。这说明，自编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的维度构想比较合理，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特质宽恕是二因素而非单因素的模型结构，它由两个相互独立的亚特质组成，一个是积极的宽容饶恕特质，一个是消极的报复记仇特质(测量模型见图2)。
表6 特质宽恕模型的拟合指数
图2 大学生特质宽恕测量模型
4 讨论
宽恕是一个具有文化差异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对宽恕的理解有所不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和以儒、释、道哲学观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宽恕心理学理论，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宽恕思想和理念，中国人对于宽恕内涵有着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宽恕”更多地是被视为一种美德和品质，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修养，更强调宽恕主体的宽厚、仁慈、理解和包容，儒家倡导的“忠恕”与“仁”、道家倡导的“包容”与“无为”、佛家倡导的“平等”与“慈悲”都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西方心理学中“特质宽恕”的部分涵义。二者不同的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自我宽恕是必要的，“特质宽恕”应当既包括“宽恕他人”也包括“宽恕自己”，而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宽恕却是不合理的(罗春明，黄希庭，2004)。基于此，本研究中的特质宽恕特指个体“宽恕他人”的人格特质。
遍检徐枋的诗文集，除有两三封坚拒地方官员接纳的书信外，几乎难觅新朝权贵，或是仕清贰臣之身影。在这几封书信中，徐枋明确表示自己绝不愿意“望尘匍匐”“随时俯仰”。在“时之久垂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佣力自活，采薇苟全”，“概绝问遗”，“从未敢踰越分量，攀援一当世之士也”，也从不交接“当世之公侯卿相”。［11］卷三《与冯生书》，58徐枋如此坚毅的态度，被诸多文家写入其传记之中，只是传记中与徐枋所交涉者并不是文集中所提到的苏松兵备王之晋、长洲知县田本沛、吴县知县汪爚南，而是名头更大的人物——江苏巡抚汤斌，这也许是作家的一种写作策略，似乎这样才能更显示出传主的决绝。
针对特质宽恕，西方心理学家编制了若干测量工具以对其进行研究，虽然这些工具都有着较好的信、效度水平，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有些量表内容针对性较差，只能通过测量其他心理结构来推断个体特质宽恕水平；有些量表针对性较好，但题目数量过少而影响其推广；有些量表选项设计过于复杂，被试由于无法理解选项之间差异或是不愿在选项判断上耗费太多精力而对问卷随意填答。另外，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特质宽恕概念以及在其基础上编制的宽恕量表是否适用于中国被试？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在前期文献综述、开放式问卷调查、封闭式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评定和小范围预测的结果，编制了大学生特质宽恕初测问卷，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大学生特质宽恕正式问卷，研究结果表明，该问卷的信、效度指标较为理想，随后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两因素的特质宽恕结构模型拟合指数最佳。大学生特质问卷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能够较好的反映大学生的特质宽恕水平，可以作为大学生特质宽恕的评估工具使用。
相比其他的特质宽恕测量工具，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具有以下特点：(1)测量内容针对性较强。所有项目都围绕特质宽恕展开，没有夹杂其他任何心理构念，尽管内容效度对于人格测验并不是特别合适，但本研究还是通过一系列工作尽可能保证其较为合理的内容效度，包括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特别是心理学专家对测验项目与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进行的符合性判断。(2)两因素的特质宽恕结构。本研究采用了交叉证实的程序，对样本1数据进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了特质宽恕两因素结构的存在，对样本2数据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则进一步证实了特质宽恕两因素结构的合理性，模型M1(两因素模型)各项拟合指标(χ 2/df 、RMSEA 、GFI 、AGFI 、NFI 和CFI )均优于模型M3(单因素模型)。也就是说，特质宽恕是一个两因素而非单因素的模型结构，它由两个相互独立的亚特质：宽容饶恕和报复记仇组成。(3)问卷项目数量适宜，问卷选项设计合理。一般来说，一个量表包含的题目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题目过少容易导致无法有效测量到变量的实际内涵，题目过多则容易造成被试的填答疲倦。具体到量表题目的数量问题，研究者观点并未统一：Harvey，Billings和Nilan(1985)认为，测量一个潜在构念时每个分量表至少需要4道题目；Noar(2003)主张，编制一个单向度量表时定稿题目为10题或10题以下即可；Netemeyer，Bearden和Sharma(2003)则认为，单向度量表的题数在5题至10题之内即可。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一共8个项目，两个因子，每个因子4个项目，题目数量基本符合量表编制题目数量的要求，同时也不会给填答者带来较大负担。另外，本研究采用的Likert七级评分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受测者最为熟悉的形式，在施测时基本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解释即可进行，相比较Mullet宽恕问卷(MFS)中采用的17点计分法，Likert七级评分的选项设计明显更为合理。
尽管数据分析表明该问卷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特质宽恕测评工具，但该问卷的基础、内容和编制过程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问卷理论基础的问题。宽恕研究最重要的不足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马洁，郑全全，2010)，本研究在文献梳理、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专家评定的基础上编制了特质宽恕问卷，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质宽恕是一个两因素的结构模型，但很明显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建构，该种建构方式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理论指导，该种建构方式下提出的问卷理论结构是否具有稳定性，仍需要今后研究的验证。二是被试代表性的问题，本研究样本1的所有大学生和样本2的大多数大学生均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地区性的取样使得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大打折扣，只有更大范围的全国性取样，才有可能对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予以检验，进而建立全国性的大学生特质宽恕常模。因此，本研究测量工具的有效性还需要更多研究的验证，本研究结论的推广也应持谨慎态度。三是选项设计合理性的问题。尽管本研究采用的Likert七级评分优于MFS 17点计分方式，但七级评分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倡导“中庸”思想，受测者在填答问卷时很容易出现“趋中反应”，即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这可能并非受测者的真实倾向。未来研究在选项设计上可以考虑采用四点或六点的迫选量表，特别是六点量表，既可以避免“趋中反应”的发生，在态度的区分上也较为细致，但其缺点是受测者对这类量表接触较少，实施时需要更多的解释。四是问卷信度系数的问题。一般认为，如果研究者的目的在于编制预测问卷或测量某构思的先导性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0～0.60已足够(Henson, 2001)，而吴明隆(2003)则认为，“一份信度系数好的态度或心理知觉量表，其总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好在0.80以上，分量表信度系数最好在0.70以上”。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总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 系数分别为0.67和0.78，虽然内部一致性系数的显著性均达到0.01水平，但并未达到理想，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对其加以修订。五是问卷编制中的措辞效应问题。措辞效应是一种由量表语言表述引起的特殊的方法效应，是一种与测量构念无关的、系统的误差反应(余小霞，辛自强， 苑媛，2016)，量表编制中最常见的措辞效应是“正向—反向表述效应”，研究者为了避免被试在填答量表时出现趋同反应(即只在量尺的一端作答)而同时设计正向题目和反向题目，两种题目的混合使用往往会导致措辞效应的发生，即使对反向题目进行反向计分处理也无法保证其与正向题目的等价性。针对“正向—反向表述效应”，有的研究者主张舍弃反向表述项目(Lindwall et al., 2012)，但单一的正向题目又可能会导致趋同反应的发生而带来共同方法偏差，余小霞等人(2016)认为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将单极表述项目改为双极表述项目”，即将正向或反向单极表述的项目转化为由一对反义词或一对意义相反的表述构成的双极表述项目(Schweizer, Rauch, & Gold, 2011)。考虑到本研究中正反向题目设计所带来的措辞效应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采用双极表述项目的方式对特质宽恕问卷重新加以修订。六是测量的社会赞许性问题。社会赞许性偏差几乎是所有自陈量表都存在的普遍问题，而宽恕作为一个社会赞许性较高的概念更是如此，本研究编制的特质宽恕问卷同样未能避免这一问题，受测者很可能会按照社会认可的价值或标准来回答问题，以不真实的意愿代替真实意愿。未来研究在使用特质宽恕问卷的同时，可以结合Greenwald，McGhee和Schwartz(1998)提出的内隐联结测验(IAT)考察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最新研究显示，宽恕内隐联结测验不但可以有效降低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还可以作为宽恕自陈量表的效标和补充(Fatfouta, Zeigler-Hill, & Schröder-Abé, 2017; Goldring & Strel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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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rait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ollege Students
YANG Xiaofeng1,2; LI Wei1,3; ZHENG Xue4
(1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China ) (2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Madison ,WI 53705,USA ) (3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 ,Inner Mongolia Medical College ,Hohhot 010059,China ) (4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30631,China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a trait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hoping to use it as a testing tool for forgiveness education and forgiveness treatment. The questionnaire was first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review, open questionnaire survey, individual interview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existing tools used to measure trait forgiven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614 and 41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respectively. A series of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following a standardized process of developing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validity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in line with the psychometric standards, that the 8-item questionnaire consists of two factors—Tendency to Forgive and Tendency to Revenge—whos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is 48.11%, and that the two-factor trait forgiveness model has the best fit index compared with other competitive models.
Key words : trait forgiveness;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reliability; validity; college students
基金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16YJRC002)。
通讯作者: 杨晓峰, E-mail: yangxf@imnu.edu.cn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8.004
附录——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
指导语：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 免不了会受到他人的伤害, 这些伤害可能来自于家人、朋友、同学或是陌生人, 可能是肢体冲突、言语攻击、财物损失或是情感欺骗。你通常是如何对待这些伤害你的人的？ 现在请您仔细阅读下面每一句话, 然后圈选一个适当的数字, 以代表你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 7表示“完全同意”, 数字越大, 表示您对该句话的同意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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