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分解与比较——中俄经济转型绩效的一种微观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转型论文,微观论文,中俄论文,分解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和俄罗斯相继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20世纪末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两国以各自不同的转型路径去追求大致相同的转型目标，因此，关于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绩效的比较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大体而言，比较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从宏观层面比较经济转型的总体绩效(Fischer & Sahay，2000；Svejnar，2002；乔榛、孙海杰，2005)；二是考察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转型过程中的表现(McMillan & Woodruff，2002；Bhaumik & Estrin，2007)；三是从国有银行改革绩效(Micco，Panizza & Yanez，2005)、教育回报率的增长(Fleisher，Sabirianova & Wang，2005)等不同角度分析济转型产生的不同效应。在我们看来，尽管经济转型与发展在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但是，经济主体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福利状态的改善，以及决定生活水平和福利状态的发展能力的提高，是转型与发展最重要的最终目标之一，因而，也应该是我们考察经济转型绩效的一个重要维度。基于这种理解，与上述比较研究不同，我们更关心的是，经济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增强底层民众的发展能力。
进一步而言，在底层民众的各种发展能力中，我们特别关注家户遭受各种风险时表现出来的抵御冲击的能力，亦即在各种环境下维持收入稳定增长的能力。本文用脆弱性这个概念表征这种发展能力。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是对家户由于未知的不确定性而遭受未来贫困威胁大小的一种事先测度，其中“未来贫困威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未来贫困加深(严重性)(Dercon，2005)。脆弱性不单单反映当下的贫困现实，更重要的是预测家户面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时陷入贫困的概率，它深入地、动态地、前瞻性地刻画了贫困。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上考察两个转型经济体的家户脆弱性，并由此角度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进行比较和评价。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过中俄两国贫困动态和脆弱性问题。有的学者利用俄罗斯在199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来测度居民福利指标的变化，发现尽管安全网没有能够维持居民的生存标准，却阻止了更大的贫困(Lokshin & Ravallion，2000)。有学者对俄罗斯和匈牙利两个转型经济体家户收入的动态研究表明，一般家户能够在经历了暂时冲击后恢复，而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经历冲击后的恢复是缓慢的(Lokshin & Ravallion，2004)。也有学者使用群分析(cohort analysis)方法分析了中国上海农村的家户脆弱性问题，发现农民从事多样化的非农活动对脆弱性只有很小的影响，而教育则是农村家户脆弱性的重要决定因素(Zhang & Wan，2006)。还有学者分析俄罗斯纵列监测调查(RLMS)数据时发现，转型中的劳动力市场逐渐成为平滑家庭消费的重要机制，而退休金之类的正式社会安全网却未能促进消费平滑(Gerry & Li，2007)。另外，对中国家户脆弱性测度的研究还包括使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对2638个家户的脆弱性进行测度和分解(李丽、白雪梅，2010)，以及利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农村家户的调查数据，对家户脆弱性的五个部分进行的测量与分解(杨文等，2012)。
总体而言，目前对转型经济体家户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截面水平上对贫困脆弱性的度量，应对风险或收入冲击的调整能力及其策略，而忽略脆弱性及其各组成成分在长期内的变动情况。而且，大多数研究都是利用横截面数据或短期面板数据。此外，对经济转型影响居民福利的研究也因太注重结果而忽略了其间的变化过程。
本文利用1996-2008年间5轮非平衡面板数据测量了中俄两国农村家户在转型时期的脆弱性水平及其变动趋势，并对家户脆弱性做了进一步的分解，以彰显两国不同类型的经济转型对农村家户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以此为依据评价两国转型的绩效。
二、理论框架与测度方法
(一)贫困脆弱性及其测度
贫困脆弱性区别于传统贫困概念的关键在于，后者是事后认定的，着眼于当下静态的生存状况，而前者则是事先预期的、着眼于贫困生存状态的动态变化。传统的贫困概念是基于事先确定的最小门槛值(贫困线)，依据福利变量而对家户生存状态的一种事后认定。贫困脆弱性则是福利变量相对于这个门槛值的事前期望，是个人或家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目前，度量贫困脆弱性主要有三种基本思路：其一，将脆弱性视为敞裸于风险(Vulne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VER)(Kurosaki，2006)，它侧重于家户对已发生风险的应对能力；其二，将脆弱性视为低期望效用(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VEU)(Ligon & Schechter，2003)，即某个特定消费水平上家户所能获得的效用水平与消费期望效用之间的差额；其三，将脆弱性视为贫困预期(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VEP)(Christiaensen & Subbarao，2005)。第一种思路的主要问题是不具备必要的数据来描述和记录风险；第二种思路的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确定效用函数。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遵循第三种思路，将家户在t期的脆弱性水平定义为该家户在t+1期的收入水平可能低于贫困线的概率，即：
其中，
是家户在t+1期的期望收入，z是事先确定的贫困线，
是未来收入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在研究中，普遍假设未来收入服从某种概率分布，并根据家户的可观测特征和收入来估计这一分布中的相关参数。由于对数正态分布适合描述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Singh & Maddala，1976)，因而本文也假设农村家户的未来收入呈对数正态分布。于是，贫困脆弱性可表达为：
(二)估计未来收入均值与方差的基本思路
为计算家户的贫困脆弱性，需要估计未来收入分布的均值和方差。持久收入可以作为对未来收入均值的一个较好的估计，根据巴哈拉估计持久收入的思路(Bhalla，1980)，收入与其决定因素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因此，家户在t期的持久收入可以用一般的线性函数来表示，即：
(三)脆弱性的分类与分解
与大多数研究相一致，本文将0.5的脆弱性水平确定为高脆弱性的门槛。如果把家户当前是否贫困与未来是否为贫困的高脆弱结合起来，可以将家户分为四类：(1)高脆弱的贫困家户；(2)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3)低脆弱的贫困家户；(4)低脆弱的非贫困家户。根据上述分类，可以进一步讨论当前所观测到的贫困家户在未来的生存状态。
从贫困脆弱性的概念和测度可知，家庭收入在未来低于贫困线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收入均值过低；二是收入波动幅度过大。前者是由家庭的贫困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决定的，展现了贫困生活的高度持续性；后者则是由未来风险冲击造成的，展现了贫困生活的波动性。我们把前者称之为贫困(历史与现实)导致的脆弱性，把后者称之为风险导致的脆弱性。区分这两类脆弱性有助于在反贫困行动中制定不同的、有针对性的减贫政策。
查得胡里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对脆弱性进行分解(Chaudhuri，2003)。贫困本身导致的脆弱性即是当家户没有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水平；用总的脆弱性水平剔除贫困本身导致的脆弱性，就是风险导致的脆弱性，即：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和俄罗斯纵列监测调查(RLMS)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CHNS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卡罗来纳人口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营养和食品安全所实施并提供，所调查的省份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该调查截至目前一共进行了9轮。本文选取1997、2000、2004、2006以及2009年的观测样本，剔除了没有参加1997年调查的辽宁省样本以及缺失主要变量的观测后，构成了一个包含2916户农村居民5个年度11815次观测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每个家户在5个年度中被调查的平均次数是4.1次。
RLMS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卡罗来纳人口中心和俄罗斯Demoscope team联合实施的一系列全国性的典型调查，主要目的在于监测俄罗斯联邦家户和个人的健康及经济福利。RLMS所调查的地区涉及俄罗斯的7个联邦区，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西北区、中央区、伏尔加沿岸区、北高加索区、乌拉尔区、西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该调查截至目前一共公布了20轮，每轮数据反映了家庭及个人当年的特征信息和当年的福利状况。为了使RLMS与CHNS所采集收入数据的年份相一致，本文使用了1996、1999、2003、2005及2008年的农村调查数据，构成了一个包含1268户农村居民在5个年度中4957次观测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平均每个家户被调查的次数为3.9次。
由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标准(人均2美元/天)，是世界银行根据2005年的价格水平来制定的，为了统一货币且便于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将所有的收入变量均根据CPI调整到2005年价格水平，并按照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PPP)折算为美元。折算汇率为1美元约为3.04人民币，1美元约为12.25卢比①。
(二)持久收入及其方差的决定因素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以往的经验研究，我们用一组决定家户持久收入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估计家户的持久收入及其方差。这些变量反映了家户户主的信息、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资产和就业特征。
表1中的列(1)和列(3)分别出示了对公式(3)的估计结果。这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持久收入，是因为很多未观测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天赋、能力、所处地域)也影响家户的收入，并且与家户的特征变量相关。另外，豪斯曼检验也支持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表1中的列(2)和列(4)分别出示了对公式(4)的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两国持久收入和方差的决定因素呈现出一些差异，反映出两国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
第一，在中国农村，相对于男性户主的家户而言，女性户主家户的持久收入显著减少大约11%，其收入的方差也显著增大；但是，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并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俄罗斯农村来说，在中国农村，作为主要劳动力的成年男性依然是家庭的支柱，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女性成为户主的家户，生活更为艰辛。
第二，两国人口结构对持久收入的影响不同。一方面，在中国，家户中18岁以下人口比例的增加对持久收入没有影响，而在俄罗斯，18岁以下人口比例的增加会显著减少持久收入。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村青少年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后，大部分进入劳动力队伍，给家庭收入带来的边际贡献基本与家庭平均收入持平；在俄罗斯，孩子参加工作的现象并不普遍，增加孩子数量只会使家长减少劳动时间来照顾孩子。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家户6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使持久收入显著下降，而这一效应对俄罗斯家户来讲并不显著，甚至还会降低收入的方差。这应该归因于俄罗斯健全的社会保障政策，而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或补贴有限，需要依靠子女赡养。
第三，在中国，增加农民受教育年限对提高持久收入水平、降低收入方差有显著的作用，但基础教育的作用在俄罗斯并不显著。这是因为俄罗斯农村居民整体的基础教育水平较高，在样本中缺乏变异性。当我们引入户主接受高等教育的虚拟变量时，发现其对俄罗斯农村居民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是正向显著的。
第四，中国在改革中有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非农部门)就业，但农民对耕地依然有严重的依赖性；而对于俄罗斯农村居民来讲，由于收入来源广泛，耕地并不是增加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反而是那些拥有大量耕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家户面临较高的收入风险。
此外，回归结果也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共性。例如，接受亲朋礼金的对数值这一变量反映了家户的社会资本水平，它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两国家户的持久收入并减小收入的方差。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非农就业对增加两国农村家户的持久收入、减少收入方差有显著的影响。
(三)脆弱性评估
表2和表3是根据世界银行人均2美元/天的低收入线，分别计算中国和俄罗斯各年度农村家户的脆弱性水平、高脆弱家户数目以及高脆弱率。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农村的样本，无论是脆弱性水平均值，还是高脆弱率，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对于俄罗斯农村的样本，其脆弱性水平和高脆弱率在各年度均远远低于中国，并且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某些年度，其脆弱性水平和高脆弱率均有上下波动的情况出现。
进一步地，我们统计了两国分地区的脆弱性水平的变动情况。表4反映了中国各省样本的平均脆弱性水平，其变动趋势由图1所示。结果表明，中国各省样本的脆弱性水平均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但各省脆弱性水平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例如，在1996年脆弱性水平最低的江苏和黑龙江，在以后的各年，其脆弱性水平依然是最低的两个省，而河南和贵州，在所有的年度内，脆弱性水平均是最高的。
图1 中国各省样本脆弱性水平的变动趋势
表5出示了俄罗斯各联邦区样本的平均脆弱性水平，其变动趋势由图2所示。尽管初始时，俄罗斯各联邦区样本的脆弱性水平有所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动，其格局是频繁变动的。这说明俄罗斯各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平衡，地区收入流动性远远大于中国，地区差异在不断缩小。
图2 俄罗斯各联邦区样本脆弱性水平的变动趋势
(四)脆弱性的分类
表6和表7出示了中俄家户脆弱性的四种类型分别在各年占总家户数目的百分比。从长期来看，中国高脆弱的贫困家户百分比、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百分比两个指标呈现下降的趋势，分别从1996年的26.42%和11.81%下降到2008年的7.25%和3%，这表明中国农村的慢性贫困状态已经逐渐被缓解。而低脆弱的贫困家户百分比大致维持在10%左右的水平，没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各年份横向比较来看，在2005年以前(包括2005年)，贫困家户中高脆弱的家户所占比例要远高于低脆弱家户所占的比例。但到2008年，后者所占的比例(8.37%)已经超过前者(7.25%)。
对于俄罗斯的家户，高脆弱的贫困家户百分比和低脆弱的贫困家户百分比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分别减少到0.10%和1.02%；高脆弱的非贫困家户百分比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下降到0.51%。从各年份的横向比较来看，低脆弱的贫困家户的比例要远高于高脆弱的贫困家户比重，也就是说，在各年份所观测的俄罗斯农村贫困大都是暂时的。
(五)风险导致的脆弱性和贫困导致的脆弱性
表8列出了中国农村家户脆弱性的分解情况，结果表明，在各个时期，贫困导致的脆弱性一直是中国农村家户脆弱性的主要来源。随着农村家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贫困对脆弱性的贡献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9列出了对俄罗斯农村家户脆弱性的分解，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年份，风险导致的脆弱性是农村家户脆弱性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风险对脆弱性的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大，在1996年为63.12%，2003年下降到43.15%，而在2008为62.88%。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俄两国经济社会转型绩效的差异：
第一，中国农村的脆弱性水平和高脆弱家户的比例远高于俄罗斯。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起点低于俄罗斯；二是因为经济转型过程中俄罗斯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能源储备使俄罗斯的国民收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且呈一种包容性增长态势，农村家户的期望收入水平在转型以来的各个年度均高于中国。
第二，中国农村的脆弱性水平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而俄罗斯农村居民的脆弱性水平虽然总体上下降，但在某些年度却有上升，说明其经济不稳定直接影响了低收入家户的福利水平。
第三，贫困导致的脆弱性一直是中国农村家户脆弱性的主要来源，而俄罗斯农村家户的脆弱性则主要由风险导致。一方面，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过去与现实，严重地约束了贫困家户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俄罗斯转型中农村经济的波动性。中国渐进式、过渡式的改革以平稳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方式，保证农户贫困脆弱性水平逐渐降低；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改革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大的变动，但其本身较高的收入水平又能保证这种收入波动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年来风险导致的脆弱性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这是未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扶贫政策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难题。
第四，相对于俄罗斯，中国农村脆弱性水平的区域分布是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一般可以归因于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特殊的经济区位，以及由此类诸多因素形成的经济结构性特征，但是，在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种区域不平衡格局有所松动的迹象，只能说明经济结构性的坚硬、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小，还有区域经济政策的某些偏向。
①这里的PPP数据来源于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