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群体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3)03-0042-05
1995年，Judith Rich Harris[1]在《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一文中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1998年，Harris[2]又出版了《教养的假说》一书，该书更为详尽地论述了群体社会化理论，并将批判的予头指向存在于学术界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观念：父母是儿童生活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Harris所谓的“教养的假说”。Harris的论文及著作相继发表后，群体社会化理论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4][5][6]，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评介[7][8][9][10][11][12]，本文拟对关于群体社会化理论最近的争论及其对发展理论的贡献作进一步的探讨。
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context-specific)，具体地说，就是儿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与其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儿童长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为系统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所以，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家庭外环境才是儿童社会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儿童是如何在家庭外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化的呢？Harris的回答是：认同同伴群体的一般准则和行为规则；认同由父母群体传递给同伴群体的文化并有所创新。Harris指出，儿童认同的是同伴群体，而不是自己的父母；他们认同的文化不是由父母直接向他们传递的文化，而是由父母群体向同伴群体传递的文化，也就是说，父母传给儿童的文化要经过同伴群体的过滤，只有在同伴群体中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同伴才会把家中习得的行为传递给群体成员。所以，在家庭外的各种环境因素中，同伴群体才是最重要的。
总之，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父母对儿童社会化没有长期影响，同伴群体是儿童人格发展最主要的动因，成对关系（如朋友关系）对人格发展没有长期影响。这些与一般社会化理论相左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
一、关于群体社会化理论的争论
（一）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
一般的社会化理论认为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长期影响，而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Harris批评养育研究存在“教养的假说”，是否存在该假说是两者争论的导火索，而争论的焦点是养育研究是否存在纰漏。为了支持群体社会化理论，Harris提出了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这一基本假设。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传统养育研究以“教养的假说”为基本假设，没有考察父母是否影响儿童，就直接去研究父母如何影响儿童，这是养育研究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但Collins等[6]指出，“教育的假说”在心理学研究中曾经存在过，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这种观念在专业研究中已不复存在，只是媒体和教科书为简明易懂起见仍沿用这种观念；Vandell[5]也指出，现在的研究者不认为父母是儿童社会化的唯一动因，而认为父母、同伴、学校、邻里和文化等都是儿童社会化的动因。可见，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批评者认为，教养的假说只是曾经存在的一种过时观念，只是Harris虚构出来的“稻草人”罢了。面对批评，Harris[13]坚持认为，尽管那些持“教养的假说”观点研究者并不把父母视为影响儿童发展的唯一动因，但他们认定只有父母的影响最重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同伴的确很重要，但与父母在一起的早期经验会影响以后的同伴关系，正确的养育方式能让青少年少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文化的确很重要，但文化是父母传递给孩子的。
研究方法是否得当是判断现有的养育研究结论是否可信的基础，养育研究的方法自然成为Harris与批评者争论的焦点。Harris认为传统的养育研究不仅理论假设有问题，研究方法也存在许多疏漏，而反对者批评她没有立足当今研究进行批评。
Harris[1][2]指出，养育研究的一大疏漏是用相关设计推论因果关系，而且，他们不考察遗传的影响，简单地认为只有父母才是儿童社会化动因。Collins等[6]认为，Harris批评的研究大多数是早期的养育研究，而现代的养育研究从既能反映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又能具有推论因果所需的严密性出发，试图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和研究设计，建构能涵盖多种社会化动因的理论模型(conceptual models)。Vandell[5]则具体指出，研究者能借助延迟交叉分析统计方法、多变量统计方法等较高级的统计方法用相关数据推论因果，借助纵向研究解决相关设计不能推论因果的问题，此外，干预研究和基因×环境研究都能证明父母对儿童有相当的影响。
但Harris[13]认为，纵向研究、干预研究和基因×环境研究都不能验证父母对儿童有长期影响：
首先，纵向研究不是解决相关研究中因果不明的灵丹妙药。因为，先入为主地测量一些自认为会对以后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会导致研究缺乏效度；况且，基因的作用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纵向研究，基因的影响也难以排除。
其次，干预研究中存在许多方法问题。例如，有些研究缺少控制组，有些研究以父母报告为基础来评价儿童在家中的行为，有的研究则先干预儿童在家中的行为，一年后又在没有控制组的情况下干预儿童在学校的行为。而一些较完善的干预研究恰恰证明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例如，Forgatch和DeGarmo[14]做了一项干预研究，它有控制组，干预仅限于家庭内部，儿童的行为既在家中进行评价，也在学校进行评价，评价儿童学校行为的老师对谁属于控制组、谁属于实验组一无所知。该研究的结论是，实验组和控制组儿童的教师事后评价没有显著差异。Wierson和Forehand[15]在总结多年来对父母干预训练的研究后也说：“父母们发现，训练对改进他们的孩子在家中的行为是有效的”，“研究不能显示儿童在学校的行为改变了。”
第三，基因×环境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是因为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同一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存在差异，但共享的家庭环境对它的影响是微弱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此，研究者开始考虑，即便是家庭对孩子的影响的主效应不存在，还会存在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情况。这些研究存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不能解释同卵双生子的人格差异。同卵双生子有相同的基因，那么，他们之间的人格差异就是由环境影响而造成的，但研究表明，他们的母亲会尽一切可能对他们一视同仁[16]，所以，对同卵双生子而言，在家庭内不存在非共享环境，也就自然不存在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二是常常被作为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证据的一些环境因素，如父母有犯罪行为、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和冲突多[17]，是不能解释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的。因为对兄弟姐妹而言，这些环境因素是相同的。Plomin等[18]的研究也显示，兄弟姐妹之间并没有发现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显著。三是对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稳定性没有重复性验证[19]。Bergeman等[17]报告的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一直没有重复性的验证。四是纵然证明了存在着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也不等于就证明了父母对子女有长远的影响。Harris引用Reiss[16]的研究证明其观点，该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比较720对有各种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在青少年早期或中期的行为和适应情况及其父母的行为，评价者包括观测者、父母和被试。这些信息源综合在一起，测量方法信度很高，但这项研究却表明：父母的确对孩子的态度不同，可是，他们是在对孩子的基因差异作出反应，从而证明了父母并不是导致兄弟姐妹间差异的源泉。
群体社会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Harris[1][2]认为，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在一种情境中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表现在另一种情境中，因此，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仅限于家庭情境，其证据是：在孩子家中观察其行为，家庭显示出较大影响；在实验室或教室让孩子报告自己的人格特征，则家庭的影响很小[20](Hoffman,1991)。而批评者[5]认为，儿童是主动建构其经验的，他们会利用在家中的经验解决学校中的冲突和问题，例如，若父母以较为粗鲁的方式教养子女，则子女会对人际问题做出更具攻击性的反应[21]。
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Harris[13]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这一基本假设。首先，Harris反驳了人们相信父母对子女有长期影响的两个重要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觉得自己的确看到了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例如，父母纵容孩子，孩子则不讨人喜欢；父母粗暴，孩子则怯懦胆小，可是，这些现象只在父母在场时才会出现，在其他社会情境下不太可能出现。但从截然不同的研究结果中可以间接证明社会化的情境特异性：Straus等[22]用父母报告法测量儿童在家中的行为，结果是母亲若频繁地打孩子屁股，那么孩子在未来两年里的攻击性会更强；Gunnoe等[23]让儿童自我报告他进入学校会打架多少次，以此测量儿童在家庭外的行为，结果表明，常常被打屁股的孩子攻击性并没有更强，由此可见，打屁股的影响仅限于该行为的实施环境中。另一个令人们相信父母对儿童有长期影响的重要原因是离异家庭孩子很可能出现不良的发展后果，但Harris认为父母离异对孩子家庭外生活的影响是间接的：Mclanahan等[24]的研究发现，控制住所迁移次数和家庭收入差异这两个变量使得单亲和双亲家庭孩子间的大多数差异不再存在，这说明，离婚后住所的迁移会导致儿童的家庭外生活受到困扰，从而使单亲家庭孩子的社会、行为和学业问题更为严重。
其次，Harris指出基因是不同情境中行为具有一致性的原因。多变量基因分析研究显示，基因是某一行为在各情境相关的原因，不同情境中行为的差异可归于环境的影响，而许多行为成为父母对子女影响的证据就是因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既受基因影响又受环境影响的，但一般研究并没有控制基因，如果控制了基因，这些原本就较微弱的相关几乎不存在。
总之，从情境特异性出发，关于父母怎样影响子女，Harris的观点是：在父母和子女相互作用的情境中，父母都会对孩子的行为有影响；在这些情境中习得的行为（及其与之相关联的认知和情感）可能会持续一生；当儿童到了一个新环境时，他们可能会无所适从，这时就只有依靠他们以前在家里或别的地方学习到的行为，他们会运用那些已习得的行为中看来与现有环境最相关的行为。但是，并不是不管这些行为是不是适宜新情境，它们都会自动带到其他情境之中并持久地保留下来。有时，从父母处习得的行为适宜新环境，儿童就能保持它们，但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在家庭中的行为和在公众生活中的行为是不同的，所以这些行为常常是不适宜新情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就会放弃在家中习得的行为，重新学习新的适宜新环境的行为。
（二）同伴群体是不是人格发展的主要社会化动因
如果父母不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动因，那么，什么才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动因呢？Harris[1][2]以社会心理学关于同伴关系的实证研究和文化语言学研究为基础得出结论：童年中期和青少年期在同伴群体中的经验是形成成人期人格的至关重要的环境因素。但批评者[5]认为，Harris引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并没有考察儿童的同伴群体经验和他们的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Harris[1]引用了谢里夫等人的经典实验“罗伯的夏令营”，这个实验虽然对群体形成过程和群体的影响做了有力说明，但它并没有证明儿童的人格在同伴群体中发生了变化。Harris[1][2]给出的同伴群体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另一类证据——移民家庭的孩子很快就能掌握新语言；英国上层社会的儿童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也学会了父辈所特有的语言——不能成为同伴群体是这些语言能力源泉的论据，因为这种现象可能是多种因素（父母、教师、朋友和同伴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批评者认为，群体社会化理论要得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发展的主要社会性动因的结论还需要更多更有力的证据。
（三）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
为什么只有同伴群体对儿童有长期影响，与同伴的两两成对的关系（如友谊）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呢？Harris认为，成对关系和群体关系受两个不同心理模型影响。因为这两个关系形成时间不同——成对关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对群体的认同则晚得多；它们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情感——成对关系对个体而言只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感情，只会引起行为的短暂变化。真正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长远影响的是同伴群体关系。
而批评者[5]认为，大量研究表明，成对关系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该情境中，经验产生观念，观念使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人际关系中的行为保持一定的一致性，所以，除非成人期的人际关系与早期的人际关系区别太大，否则，在以前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期望会保持下去，并泛化到以后的伙伴经验中。在社会化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不同的社会关系对儿童的社会适应所起的作用不同的。父母是作为爱、情感、安全、保护、建议的源泉；兄弟姐妹会为社会理解、冲突处理、不同地位的关系处理提供有利环境；友谊提供相互信任、支持和承诺；教师对幼儿来说与父母的作用相当，但对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教师可能提供的是专业指导和通往成功的帮助。群体社会化理论的缺陷是忽略了不同类型的关系对发展的不同意义。
Harris[13]对此提出了反例：婴儿在和沮丧的母亲接触时，会表现得郁闷，但当情绪正常的保姆出现时，他们则情绪正常[25]；在家中受哥哥姐姐支配的孩子并没有比他们的哥哥姐姐更适应同伴关系中的被动角色[26]；虽然有朋友能使孩子更快乐，但这并不能证明朋友关系对儿童人格发展有长期影响，Bagwell等[27]的一项研究涉及到友谊和社交地位对成人期适应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正与群体社会化理论一致：只有同伴接受或拒绝才与成年时的适应情况有关。
二、简评
群体社会化理论颠覆了父母对儿童至关重要的传统观念，用同伴群体解释文化的传递和儿童人格的变化，它引来了诸多批评，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和传媒的关注。1998年，Harris因《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一文获得了颇有声望的美国心理学会George A.Miller奖。1999年，《教养的假说》一书获得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好书奖。在我国，群体社会化理论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不仅有介绍该理论的文章和著作[7]，还有试图验证该理论的实证研究[8][9]。
群体社会化理论之所以得到学术界认可，是因为它对儿童社会化研究具有推动作用：
首先，群体社会化理论使研究者更重视多种社会化动因对儿童的影响，正如《养育与儿童的社会》的编者[28]所说：“受Judith Rich Harris的《教养的假说》一书的激发”，该书的“理念是多重影响源影响着儿童的发展，这些影响源包括，父母的行为，家庭资源，基因和其他生理因素，还有同伴，教师和社会。”
其次，群体社会化理论是针对养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它对促进人们反思已有的养育研究颇有助益。Harris指出的养育研究方法问题包括：常常用相关推论因果，过于相信和依赖纵向研究的效度，不控制基因的影响，不考虑测量对象不同会对测量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拒绝那些违反直觉和常识的结论，在养育研究中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没有很好地区分开等。
第三，群体社会化理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同伴群体作用机制。它解释了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群体存在，群体为什么会对个体有强烈的吸引，群体内与群体间的同化和分化如何使个体既趋同又存异，父母群体的文化与同伴群体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第四，群体社会化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启发着研究者思考有关社会化研究的问题，如，它认为社会化是一种情境性的学习，这足以引发研究者思考同伴、学校、家庭等不同情境对儿童的影响分别是什么，儿童在一种情境中受到影响后会不会将行为迁移到另外一种情境中，如果会，那这种迁移又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群体社会化理论之所以受到传媒的关注，是因为它使家长和教师重新认识家长、教师和同伴对儿童的影响的问题，重新审视以往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群体社会化的观念促使人们反思家庭教育。正如Harris[29]所说，现代社会人们对父母责怪得太多，忽视了同伴群体的作用。这种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家庭教育犹具启迪意义。在中国，父母们认同中国式的教养的假说——“子不教，父之过”，而独生子女政策又使他们认为，对唯一的孩子的教育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所以，父母不但陪孩子学习，还陪孩子玩，几乎剥夺了孩子在学校外与同伴相处的时间，当我们用群体社会化理论来审视这种做法时，其弊端不言自明。
此外，群体社会化理论还提示我们应该重视教师的作用，因为教师是众多青少年群体的领导者，他们能够影响青少年群体，这是家长做不到的。例如，老师能够反对一些不好的群体态度，如“失败者才读书”“书呆子”等，给学生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仍需说明的是，群体社会化理论并不是认为父母一点作用都没有。当年，群体社会化理论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媒体的渲染下，人们认为，这个理论似乎就是告诉家长，他们不再需要对子女的行为负责。虽然，Harris[29]也曾说过，现代社会人们对父母责怪得太多，但Harris的观点是父母主要在家庭中起作用，他们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群体社会化理论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首先，在学习是否具有情境性和文化是否是通过群体传递上，仍需要大量的研究来证实，而对怎样的研究才能证实这些结论Harris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
其次，群体社会化理论的起点是行为遗传学研究认为遗传和环境相互独立，两者加在一起能解释全部人格变异。但研究表明，基因关系更密切的个体其共享的养育环境更相似，这就意味着养育与儿童个性之间的相关既不能全归因于基因，也不能全归因于环境，而是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第三，群体社会化理论之所以提出父母对儿童的作用很小或根本没有，其基础之一就是传统行为遗传学认为共享的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但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和小样本量使得遗传的影响和非共享环境的影响加大，共享的家庭环境的影响缩小。
从上述争论可见，无论是Harris还是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批评者都能找到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正反映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社会化的研究越来越多，现在，该领域的研究已进入到一个阶段性整合的时期。在当今学术界，同伴研究（包括同伴群体研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父母研究也仍在继续，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增多，人们对儿童社会化动因的理解也会越来越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