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墙外的“戒毒所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长论文,墙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医生警告过，再来一次就走掉了。”吕焕皋去年8个月内2次中风，说起自己的病情，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老婆对他唯有叹气。午夜，这个右半身偏瘫的61岁犟老头，居然还要一瘸一拐地出门，去酒吧，去KTV。 进到那些犬马声色、光影不羁之地，他先给周围人发点小费，请吃夜宵，人家自然当他是夜场老板。他坐在角落，无比耐心地，看着那些男女们，在粉末作用下把头摇得忘记了世界存在，直到一两个小时后才渐消停。然后，他主动递上名片，说：“有空来我公司，我们聊聊”，又或者，不合氛围地来一句，“趁早戒毒，有困难找我”。 这出手阔绰的老板，说出如此“大煞风景”的话，人家当他是“怪人”。 但他是说真的。已经有800位被白色恶魔侵蚀过身体、剥夺过灵魂的吸毒者，曾经或现在，成为他的员工。 第一辆禁毒车 关于自己“混迹”夜场，他对记者的解释是，“我是一名社会工作者”。 这名社会工作者，会把居民区的“小巷总理”们请来座谈，你一言，我一语，社区内的“毒情”很快被和盘托出。然后就是核实。他夜访被“点名”的酒吧，坐定后，将手指放于鼻下，做擦鼻涕状，边问：“有伐？”果然，服务员心领神会地点头。接着问价格，对方答“500”，他即刻一副唬弄不了的表情，“外头行情260，想坑我？” 待掌握了实情，他跑到某某小区，慷慨激昂——多少酒吧在贩毒，多少人在吸毒，多少人关在强制隔离戒毒所，“你们还敢不敢评‘无毒小区’？”对方尴尬得半天回不上话。 老吕之所以跟禁毒“杠”上了，是为祭奠他的恩人和挚友们。 吕焕皋上世纪80年代开始做生意，当时一位前辈曾鼎力相助，借给他几千元当启动资金，对此，吕焕皋感激不尽。然而，这位恩人却为追求“腔调”，不幸染毒，自此无心料理生意，万贯家财化为股股青烟后，还举债购毒，走上了不归路。 犹记1993年某日，恩人前来借钱。吕焕皋满心狐疑：这么有钱的老板还问我借钱？但念及旧恩，仍是借了。一年后，他才从旁人口中得知恩人的种种异样，跑去质问，瘾君子痛苦道：自己真心想戒，身体却屡屡叛变，被海洛因“滋补”后，整个人轻飘飘的，但不吸时，就跟鬼一样…… 最后一面，是在追悼会上。恩人躺在棺材里，因吸毒过量，曾经鲜活的身体，佝偻得不足1米。 家破人亡背后，还有可怕的愚昧。吕焕皋熟悉的人当中，有人从事运毒，把一个包裹从徐汇送到静安，得5000元，却浑然不知是犯罪，反认为这是“给朋友帮忙”。跟吕焕皋同时起家的一位朋友，吸毒后千万资产耗尽，最后只能“以贩养吸”，以致被判死刑。吕焕皋后来找到了死囚的律师，得知犯人直到临刑前都没想通：“以贩养吸”只是我个人的事，怎么就定了死罪？ 吕焕皋掐指算来，他的旧友中，吸毒过量致死的、吸毒贩毒被判刑的，两只手数不过来。痛心之下，他找到了“刑警803”（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毒支队的蔡立群，这位后来被公安部追授的“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也深切感到，全民对毒品的认识何等匮乏，政府层面要重视缉毒，更要重视宣传。于是，吕焕皋自告奋勇，自掏腰包百万元，参照国外宣传禁毒经验，于1998年与蔡立群等一起，筹划设计出了全国首辆禁毒宣传车。 难忘那年，为定制宣传车，吕焕皋和蔡立群两人在上海客车厂一呆就是3个月。他俩和工人们一起，蹲在路边吃盒饭，蔡立群还不停地去买饮料，晚上则是啤酒宵夜，去犒劳那些加班加点的工人。那辆新颖别致的“流动禁毒展览馆”，终于赶在1998年5月全国第一次大型禁毒展之前完工。车子开到北京，参加全国禁毒展的领导上车参观，见到车内充分运用声、光、电、模型、实物、图片和录像各类手段，介绍什么是毒品，毒品有哪些危害，披露毒品违法犯罪案例，宣传禁毒法律法规，都不由盛赞“上海做法”。不久，车开回上海，又在工厂、院校、社区、街头火了整整半年。吕焕皋至今仍得意，“想当年，早6点到晚8点，市民排队等着看。车外打上一行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带毒50克以上，最高死刑！你想想，光这一辆车，挽救了多少人？” 特殊的员工 禁毒宣传车着实风光了一阵，老吕就此上瘾了。这瘾头，令上海市禁毒工作先进工作者周有光颇为感慨。周有光是上海市原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现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首批筹建人员，他告诉记者，强戒所1996年挂牌至今，整整18年了，老吕跟每一任所长都很熟悉，“第一任所长都退休了，老吕居然还在搞禁毒”。 2000年，吕焕皋的企业，成了全上海唯一一家与强戒所签订“关于安置解教人员就业协议”的民营企业，14年来已吸纳800名吸毒者就业。而且，在周有光的印象中，除了一名成功戒毒者自主创业并先后安置30名脱毒同伴外，吕焕皋之后，再无效仿者。 吸毒者谈不上是合格的劳动者，对于这一点，吕焕皋再清楚不过，“他们做事没力气，总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走路还没我这中过风的人稳呢”。但当年，一听说吸毒者重返社会后，因找不到工作自暴自弃继而复吸，或为了隐瞒前科忐忑不安时，吕焕皋不忍心了。他掂量一下自己企业的实力，很快拍板，“能救一个是一个”。 为此，他专门腾出20余个床位，挖掘出绿化、保安、技术服务、电工等岗位，就等吸毒者来。根据协议，在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内，只有那些表现优异的戒毒者，可以提前2周至3个月，被安排到吕焕皋的企业实习，包吃包住，还有五六百元的工资，工作一段时间后，留走自愿。 但吸毒者改造之难，远超老吕想象。谈及伤心事，他向记者叹口气，“说多了都是泪啊”。 这是一个残酷而现实的数字。在他迄今收纳的800名吸毒员工中，复吸率高达97.5%。 一旦抓到现行，老吕是毫不讲情面的。2012年底，5名戒毒人员在吕焕皋的企业聚众吸毒，老吕会同相关部门处理，5人再次被强制隔离戒毒。很可惜，其中一人，离正式回归社会只剩2天了。 老吕不想隐瞒，为了禁毒，他把自己的儿子也搭进去了。今年32岁的儿子，4年前因为跟老爸安置的吸毒人员时有接触，也受到毒品蛊惑，毒资用掉几千万元。日前，儿子强戒期满，为巩固成效，老吕又将他送往外地继续强戒。老吕说，对吸毒者，最仁慈、也最负责的做法，就是送他（她）去强戒所。这话，说给别人，也说给自己听。 想回家的阿强 有个寓言，关于农夫与蛇。别人都觉得，老吕就是那“农夫”。 这位“农夫”，总为吸毒者辩护——戒断，是世界性难题！他告诉记者，吸毒者们何尝不知毒品之害，何尝不想挣脱地狱，有些人匿名向警方举报了自己，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强戒所；还有人发誓断掉毒瘾，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不避讳用真名，面对镜头也不要求用“马赛克”遮挡脸部，以期自我加压，接受社会监督，然而半年后还是复吸，为逃避警察的一次例行检查而仓皇跳楼，摔成了重伤…… 吕焕皋说：“你不能否认这些人当时戒断的决心。复吸率这么高，不是吸毒者太无能，而是魔鬼太强大。” 禁毒专家、上海市崧泽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张俭琛也告诉记者，强戒所普遍存在“二进宫”、“三进宫”现象，最厉害的有“七进宫”。但事实上，吸毒者对毒品的情感反应出乎外界意料，“他们首先是恨和怕，其次才是想。这就提示我们，禁毒工作需要全社会动员，标本兼治，才能挽救更多的吸毒人员”。 因此在吕焕皋眼里，吸毒者首先是受害者和特殊病人，其次才是犯罪分子。 而支撑他当了这么多年“农夫”的，是800人中迄今没有复吸的20人。 “病人”阿强便是这20人之一。 记者见到阿强时，他戴着帽子，压低的帽檐下，是灰黄的面色。他告诉记者，他的双手一直浮肿着，人特别容易乏力，内脏器官至少比同龄人衰老10年。这些，都要拜十多年的吸毒史所赐。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强做音响生意，9个月就净赚190万元，得意之际，不慎染毒，海洛因、冰毒、K粉遍尝，烫吸、口服、注射各种玩法皆试。他曾经的毒友中，有人口腔大块溃疡，舌头烂得像地图；有人精神恍惚，没等“下了头”、“散了冰”，开车就走，结果人和车在江中一起被捞上来；有人变成欺诈型人格，谎话张口就来，为了毒品六亲不认，甚至拿着刀子问父母要钱；还有人为追求“境界”而进行静脉注射，剂量未控制好，身体便直接硬了…… 阿强去过3次强戒所。第一次出来，一年后复吸；第二次出来，当天就复吸；第三次出来是去年1月份，他被安排到吕焕皋的企业工作，迄今未复吸。 他知道，吸毒者没有未来，持续吸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因为怕死，他多次戒毒，生理上的戒断并不是特别困难，一般一周到10天，就能熬过去。最怕的是心理上的落差，毒品曾给予他极端的享受与快乐，使他没齿不忘，这便是心瘾。与此同时，刚刚从强戒所出来的人，极度脆弱、自卑，他们一方面要努力对抗心瘾，另一方面又特别容易在变化了的外界环境和人们的目光中受到伤害，从而再度堕落。 他第一次复吸，是因为意志不坚，又回到了原来的圈子里，“朋友在吸，你不得不吸，否则他们不放心”；第二次从强戒所出来，他决心远离过去的圈子，然而，身边的至亲和好友却把他看死了，“照你这德性，一辈子戒不了毒”。这标签一贴，他索性破罐子破摔；而第三次戒毒后，他发誓无论如何不吸了，“父母年纪大了，万一他们走时我不在身边，会造成终生遗憾，还有女儿要读高中了，我生怕她需要我时我不能陪伴”。 但阿强向记者坦言，父母和女儿是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老吕的企业作为他回归社会的“缓冲带”，很可能他会再次放弃。 他告诉记者，在强戒所的许多同伴，都对进入到这个“缓冲带”望眼欲穿。对他们而言，尽管现在社区里有专门的社工帮他们介绍工作，也会刻意为吸毒者隐瞒既往痕迹，“但许多工作需要看档案，你的老底无处遁形。尤其是在你回归之初，往往承受不了这种心理打击，它会摧毁你所有决心和信心，让你再一次自暴自弃”。 而在老吕的企业，安置吸毒人员已被公开化，阿强至少不用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再者，他还能通过劳动获得固定收入，由此渐渐恢复社会地位，也让心理阵线变得坚固起来，“当你不用为正常的生活担心时，你才有可能变得正常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对戒毒人员最好的帮助”。 阿强觉得，每位戒毒人员，都需要这样的过渡和缓冲，“这个过渡期，1个月肯定不够，最好是1至3年，但除了这里，没有其他企业愿意这样做”。 对吕焕皋而言，复吸者一次次让他伤心，但他依然坚信吸毒者对抗恶魔时付出的种种努力。他也依然愿意坚守承诺，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能救一个是一个”。 的确，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将心比心的。老吕两次中风，那些曾被他帮助过的吸毒人员，蜂拥着前来看望，令老吕很是安慰。病榻前，阿强更是左右服侍，用心照料，视老吕为亲人。对于阿强，老吕还是忍不住要给他机会，而今公司里有一部分场地租赁给了100多家单位，都由阿强负责收租，光现金租金每月就是几十万元。这笔巨款，对于曾经的吸毒者而言，何其诱人。但阿强明白老板的良苦用心，所以每次刚收到现钞，他都想方设法尽快上交，从不过夜。 阿强是在老吕公司里一处仓库的后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时，仓库门半掩着，能透点光亮进来，他就坐在半阴的光线中。临到采访结束，他告诉记者，想改过自新的人往往特别敏感，内心就如同这扇门，随时准备关上，但也能随时开启。 他还说，吸毒圈有句行话，叫做“上路”，就是去了不想回，把命都豁出去的意思。 但在这里，他坚定了回家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