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影响
史 薇 周 强
摘 要： 本文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专项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研究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老年协会参与能有效抑制老年虐待。从作用机制来看，老年人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参加文娱活动、志愿服务、互帮互惠等社会交往活动越频繁，法律意识越强，遭受家庭成员虐待的风险越小。但是目前广大老年人群特别是非精英的普通弱势老年人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广泛性还不够。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强化城乡基层老年社会组织建设，为广大老年群体尤其是普通老人积极参与创造条件。针对家庭赡养中的虐老问题，老年社会组织应从法律、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鉴别、预防和干预工作，提升老年人法律素养，实施家庭支持策略强化延续家庭养老功能，维护弱势老年人合法权益。
关键词： 老年协会；老年虐待；机制分析；倾向值分析；工具变量
1 引 言
作为一项全球性的老龄社会问题，老年虐待是指在任何以信任为期望的关系中发生的、导致老年人受到伤害或痛苦的行为及活动（WHO,2016［1］）。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应充分认识到在家庭、社区、养老机构等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忽略、暴力、虐待老年人的行为。国际上关于老年虐待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富，除了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老年虐待的发生率和风险因素，还聚焦理解虐待老年人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菲利普斯从受虐者和施虐者互动的角度，归纳了三个理解老年虐待的理论模型，情境模型、交换理论和符号互动论(谢立黎，2016［2］)。情境模型认为环境压力使照顾者虐待老年人。交换理论聚焦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和交换，家庭环境下，老年人随着增龄更加脆弱、更加依赖照料者，无力为相互关系做出贡献，导致相互回报失衡，虐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依赖增强的情况下。符号互动论强调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老年人不能担当对其他人而言有意义的角色，或者在角色转变中无力达成新的平衡，虐待就可能发生。与这三个理论一脉相承，皮勒莫(1986)［1］、布雷克曼和阿德尔曼(1988)［1］识别了五类老年虐待的风险因素:个人动机、代际暴力转移、受虐者和施虐者的依赖和交换关系、外部压力、社会隔离。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对这五类风险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高龄丧偶女性、身心存在障碍、有照护依赖、政治权利弱势、无资产、无稳定收入来源、家庭支持、社会支持缺失、社会隔离的老年人更易遭受虐待 (Tatara，1999［3］；Bonnie，2003［4］；Kosberg，2007［5］；Laumann，2008［6］；冯瑞新，2010［7］；Pillemer，2011［8］；Johannesen，2013［9］；伍小兰，2013［10］；李春艳，2015［11］；宋月萍，2015［12］；Pillemer，2016［13］；钱振中，2016［14］，温煦，2017［15］，孙鹃娟，2018［16］)；文化程度低、工作时间长、压力大、脾气暴躁、有精神障碍、受虐经历、童年创伤、酗酒、滥用药物、对受虐者有资金、情感等依赖、家庭关系紧张、居住环境恶劣的照料者施虐倾向更强(Dong，2009［17］；Acierno，2010［18］；姜向群，2010［19］；Johannesen，2013［9］；Krug，2015［20］，杨萍萍，2015［21］；王丽君，2017［22］；陶秀英，2017［23］；冀云，2019［24］)。
总的来看，既有研究大多基于照顾者压力理论和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施虐者和受虐者个体层面的人格、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是导致虐老行为的主要原因。现实中，虐老行为并非施虐双方单方面导致的结果，而是特定情境下社会互动的产物。社会互动不仅限于照料者（潜在施虐者）与被照料者（潜在受虐者）之间，还包括更广义层面的社会参与。老年人社会参与不足，达到一定程度即社会隔离。已有研究证实社会隔离越严重、社会支持缺失的老年人越容易遭受虐待。那么反之，提高社会参与能否抑制老年虐待？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作用？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国家从法律上保障老年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鼓励老年人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在各类老年社会组织中，老年人协会是重要的一类。目前，我国城乡基层老年协会覆盖率已超过80%，老年协会在促进地方发展、调解涉老纠纷、开展互助服务、活跃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维护老年人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近年来一些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赡养纠纷时有发生。对子女不赡养老人，歧视、虐待老年人的行为，老年协会主动上门对子女进行宣传教育，找出问题、化解矛盾；或者通过对口帮扶、邻里互助等方式增加对这些弱势老人的社会支持；对严重侵犯老年人权益的，通过组织动员发动舆论攻势和道德谴责，必要时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据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参加老年协会能够降低老年人受虐风险。笔者使用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专项调查数据对此假设进行检验，并深入考察老年协会参与影响老年虐待的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分析模型
本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抑制作用。模型自变量为“老年协会参与”，1表示参加，0表示未参加。因变量为“老年虐待”，问卷调查了被访老人最近一年有没有遭受来自家庭成员的七种虐待行为：①长期不来探望、问候/不和您说话；②不给您提供基本生活费/私自挪用您的钱款；③需要时不照顾您；④侮辱/谩骂/恐吓/殴打您；⑤不给您提供固定的住所；⑥不给您吃饱/吃得很差；⑦不许您出家门。本文将有一种及以上的定义为“受到虐待”，一种都没有的定义为“未受虐待”。模型表达式为：
式（1）中，表示老年人是否遭受虐待，为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参加老年协会，为控制变量。根据文献回顾，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有：①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健康状况；②家庭特征：子女数量；③地区因素：城乡、省份虚拟变量。
为深入分析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作用机制，本文纳入三个渠道变量：①文娱活动，即是否参加老年文娱活动、志愿者活动等；②法律意识，即是否知道有专门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③代际支持，即子女是否给予经济资助、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
2.2 倾向值分析
第一，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对不同性别老人的受虐影响存在差异。参加老年协会的男性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3.73，参加老年协会的妇女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3.06，前者比后者高0.67。
理想状态下，研究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影响是获取被访老人分别在参加和不参加老年协会两种情境下是否遭受虐待的数据。然而横截面数据只提供一种状态下的结果，因此需要给参加老年协会的样本构造一个与之相似（所谓相似，是指两组样本有大致相同的概率选择参加老年协会）的反事实状态下的对照样本，通过比较配对样本受虐风险的差异才可能精确估计老年协会参与的效应。
本文使用倾向值分析方法，该方法是一种基于观测数据分析变量间因果关系且能够有效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的数据分析方法。笔者首先使用倾向值加权回归模型估计老年协会参与的抑制效应；为验证该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使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3 数据与描述
3.1 数据来源
支原体肺炎预后良好，但是肺部阴影的消失比体征消失得慢。极个别的患儿有可能复发，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复发。此病只要加强护理，患儿休息好、多喝水、对症用药即可。支原体肺炎针对病因治疗用药简单，主要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其实不用输液，口服药物一样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很少出现并发症。支原体肺炎不具有传染性，所以家长也不用担忧。
表1 变量说明
3.2 描述分析
第三，老年协会参与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对家庭成员实施的虐老行为，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机构，可以通过入户走访做群众工作的方式，说服、疏导、批评教育，帮助老年人改善家庭关系。为考察老年协会参与是否会通过改善代际关系降低老年人受虐风险，将主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换为“子女提供的支持总量”，该变量的观测值为大于等于0的数值，使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从表9Tobit模型结果来看，老年协会参与对代际支持的影响为负，但该结果不具备统计显著性。使用工具变量后的Tobit模型结果显示，老年协会参与对代际支持的影响由负转正，但该结果在统计上仍然不显著。考虑到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情感慰藉三个方面，笔者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Tobit模型估计老年协会参与对这三个维度的影响，结果如表10所示。参加老年协会的老年人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经济资助和情感慰藉更多，表明家庭代际之间的经济、情感联结更紧密，子女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帮扶更多；生活照顾上，参加老年协会更积极的老人一般身体健康状况都比较好，对子女的照护需求也相对更少，虽然这些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不同类别老年人的受虐风险也有显著差异，总的来看，未参加老年协会、西部农村地区、文化程度较低、无配偶、依靠公共转移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妇女更易遭受虐待。首先，参加老年协会老年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老人低3.43。其次，文盲老人的受虐风险比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人分别高2.31、5.67和6.88；无偶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有偶老人高1.92；靠公共转移支付生活的老人的受虐风险比靠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家庭成员转移收入和养老金生活的老人分别高1.72、4.36、6.9、10.04；农村老人的受虐风险比城镇老人高4.51；西部地区老人的受虐风险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老人分别高3.06和5.6；不同生理健康（患慢性疾病）和心理健康（抑郁情绪）状况的老年人的受虐风险也有显著差异。不同性别、年龄老人的受虐风险差异不大。
表2 不同类别老年人参加老年协会和遭受虐待的均值
结果显示：第一，与基于原始数据的Logistic回归和倾向值加权回归不同，匹配会减损一定数量的样本；第二，除了子女数量和抑郁情绪两个变量，匹配后其他控制变量的不平衡性都得到消除；第三，两种卡尺内最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与马氏距离匹配的结果几乎一致，三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上述倾向值加权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很近似。
检验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抑制作用，简单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会因为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而出现偏误。一般情况下，社会参与活跃的老人可能因为性格更开朗、文化层次更高、健康、经济、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状况更好，而使得其本身面临的受虐风险就更小。对这部分老人而言，即便不参加老年协会其受虐风险也会很小，因此使用简单模型可能高估老年协会参与的作用。
第二，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对不同文化程度老人的受虐影响差异较大，达到3.26。参加老年协会的文盲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老人低0.34，参加老年协会的小学文化程度者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3.6，参加老年协会的初中文化程度者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1.96，参加老年协会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0.55。
第三，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对受虐的影响在不同婚姻状况的老人中差异显著。参加老年协会的有偶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3.49，参加老年协会的无偶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2.74，前者比后者高0.75。
第四，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对不同生活来源老人受虐影响的差异最大，高达4.01。对于生活来源以劳动收入为主的老人，参加老年协会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4.97；参加老年协会且主要生活来源为资产收入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4.76；参加老年协会且主要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2.39；参加老年协会且主要靠公共转移生活的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1.34；参加老年协会且主要靠家庭成员供养的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0.96。
第五，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对城乡老人的受虐影响有差异。参加老年协会的农村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2.99，参加老年协会的城镇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2.1，前者比后者高0.89。
3.1 资源开发与利用 槭树科植物叶色色彩绚丽，极大地丰富了城市色彩，是园林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郑州地区实际应用观赏的槭树种类仅10余种，资源开发力度不够。应充分利用河南的过渡带气候特点及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进行野生槭树科植物的引种驯化以及园林应用研究，为郑州乃至河南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丰富的植物材料。
第六，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对不同区域老人的受虐影响差异较大，达到1.4。西部省份参加老年协会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3.79；中部省份参加老年协会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3.38；东部省份参加老年协会老人的受虐风险比未参加的低2.39。
个人的喜乐与哀愁，很快又卷进市井扰攘、庙堂鼎食、乡野山歌、深山梵呗，由一群人到另外一群人，或散或聚，或分或合，之后鼓声点点，越擂越响，如急风飘雨，好像要将万事万物都召集到战场之上，两阵对圆，车辚辚，马萧萧，长风浩荡中，将帅兵卒长枪横刀，巨锏实锤，各自奋力向前，杀伐决战，马鸣箭啸，血突骨折，辗转号啕，以命搏命，以血换血，决定生死。
第七，参加老年协会的受虐老人的平均年龄（72.790）比未参加的老人（72.619）高0.171；参加老年协会的受虐老人患慢性疾病数量（2.175）比未参加的老人（2.419）少0.244；参加老年协会的受虐老人的抑郁状况（15.694）比未参加的老人（17.636）好（1.942）；参加老年协会的受虐老人的子女数量（3.238）比未参加的老人（4.175）少。
4处危岩体均为片岩、片麻岩构成，岩体风化破碎，坡体地形高陡，临空条件好。5处崩塌主要是由于风化、构造强烈形成的切割块体的崩落。
表3 不同类别老年人是否参加老年协会的受虐情况
3.3 倾向值加权
在决定是否进行倾向值加权前，需要对原始数据的平衡性进行检验。表2第4列显示，是否参加老年协会的两组数据在所有控制变量上均有显著差异，说明数据是不平衡的，直接使用这两组数据估计处理效应是有偏的，需要对数据做加权处理。
［7］ 冯瑞新,刘雪琴.不同人群对“虐待老人”问题的看法［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6:822-824.Feng R X, Liu X Q. Different People’s Views on the Problem of “Elder Abuse” ［J］.Chinese Journal of Gerontology,2010,6:822-4.
a 所谓倾向得分，是指每一位老人选择参加老年组织的条件概率，用
提供的信息，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将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生活来源、慢性疾病数量、抑郁情绪、子女数量和地区变量作为潜在影响因素纳入模型。
b 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TT），权重
当W=1（参加老年群众组织）时，ω(W,x)=1；当W=0；当（未参加老年群众组织）时，ω(W,x)=ê(x)/(1-ê(x))。
c 估计总体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权重
，当W=1（参加老年群众组织）时，ω(W,x)=1/(ê(x)；当W=0（未参加老年群众组织）时，ω(W,x)=1/(1-ê(x))。
表4 倾向值加权后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4 实证结果
4.1 倾向值加权回归分析
表5呈现了基于原始数据的普通Logistic回归结果以及倾向值加权后Logistic回归分析对总体样本平均处理效应和干预组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参加老年协会老年人的受虐风险显著低于未参加的老人。普通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未参加老年协会的老年人相比，参加者的受虐风险仅为65.9%。倾向值加权后的ATE结果显示，参加老年协会的老年人遭受虐待的可能性仅为未参加者的78.3%，但该结果在统计上显著性。ATT结果显示，在参加老年协会的老年人中，参加者比未参加者的受虐风险低37个百分点，说明参加老年协会能显著降低受虐风险。比较普通Logistic回归分析和ATT的结果可以发现，不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会低估老年协会参与的抑制效用。
此外，文化程度对老年虐待影响显著，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受虐风险越小；健康状况对老年虐待影响显著，老年人患慢性疾病越多受虐风险越高，抑郁情绪越重受虐风险越高；不同区域老年人的受虐风险差异显著，西部地区老人的受虐风险显著高于中部和东区地区。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生活来源、子女数量、城乡差异对老年虐待没有显著影响。
活体水蚤获取及养殖：本实验采用的是“青翔圆水蚤”，体型较大，适应力强，使用泡沫箱培养，培养用水是暴晒2 d后的自来水。饲养过程中必须保证基本日晒，夜晚无需加灯，培养温度尽量控制在18～25°C之间。10～15 d更换一次培养水，日常轻易不要搅动水面，保持静水状态。用酵母水或者绿藻水喂养，保证少食多餐原则，初期喂养尽量少喂。水蚤在生长过程中会脱壳，建议放养几个苹果螺帮助清理。
表5 老年虐待影响因素的普通和加权Logistic回归分析
4.2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笔者进一步使用倾向值匹配贪婪进行估计。表6呈现了不同方案下的匹配方法、匹配后样本规模、协变量的平衡性改善情况以及最终估计结果。
进一步比较老年协会参与对不同类型老年人受虐影响的差异（见表3），除了生活来源为其他类型的老人，所有参加老年协会老人的受虐风险都显著低于未参加的老人。具体来看：
综合倾向值加权和贪婪匹配的估计结果来看，如果不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可能低估老年协会参与的抑制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经济、健康、家庭等各方面条件更差更易遭受虐待的老人在社会参与上往往处于弱势，那些各方面条件更优越的老人不仅不易受到虐待通常也是社会参与的积极分子。
表6 倾向值贪婪匹配机制、协变量平衡性检验和Logistic回归结果
4.3 机制分析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老年协会参与能降低老年人受虐风险，具体是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作用的呢？笔者尝试对三种可能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第一，老年协会参与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参加老年协会可以增加老年人参加文娱活动、志愿服务等社会交往的概率，老年人在参加各类社会交往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遇到家庭矛盾时可以相互交流倾诉，释放压力，化解矛盾，改善处境，避免家庭冲突甚至遭受虐待。为了验证老年协会参与能够强化老年人社会交往这一机制，将分析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换成代表社会交往情况的虚拟变量“文娱活动”，该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参加文娱活动。表7基于原始样本的Probit模型结果显示，参加老年协会的老年人参加文娱活动的系数更高。
考虑到“老年协会参与”的内生性问题，使用“您家附近有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场所吗？”作为工具变量。老年人活动场所反映的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情况，与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与老年人是否参与有组织的活动之间有较强相关性。通常而言，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激发个体参与行为，较之于那些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到位的住区，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更高。表7工具变量方法的一阶段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附近有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场所能有效促进老年人参加老年协会，该影响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Wald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可以在0.1%的水平上认为“老年协会参与”为内生变量。整个模型的F值为47.23，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控制老年协会参与的内生性后，老年协会参与对文娱活动的促进作用变得更强了，且仍然在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7 老年协会参与对文娱活动的影响
第二，老年协会参与对法律意识的影响。老年人遇到家庭矛盾或赡养纠纷时，可以向老年社会组织寻求帮助或通过老年社会组织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获得帮助，通过法律手段化解矛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了验证老年协会参与是否会提高老年人的法律意识，将主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换为虚拟变量“法律知晓度”，该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知道《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笔者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倾向值加权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参加老年协会的老年人的法律知晓度更高。这说明，参加老年协会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法律知晓度，知法、懂法才会用法，老年人对法律的知晓度越高，使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而避免遭受不公和虐待。
固若金汤！那个狗日的胖子煤老板整日嘴上喋喋不休着说西山固若金汤！去他妈的固若金汤吧！西山成了我们这些窑黑子兄弟集体的坟墓了，你却用什么“固若金汤”来灌我们。你狗日的愚弄了我们啊！我要杀了你!不，我要掐死你！我要用牙齿咬断你的喉管，让它向外汩汩地冒血！我想你的血也一定是黑的，和西山的煤面儿一样黑。
表8 老年协会参与对法律意识的影响
表2数据显示，不同类别老年人在参加老年协会上差异显著，总的来看，东部省份、城镇地区、文化程度较高、有配偶、生活来源以养老金为主的老年男性更倾向于参加老年协会。
综上所述，老年协会参与通过强化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提高法律意识降低受虐风险。
该渗沥液处理站除臭系统充分考虑渗沥液厂区原有构筑物条件，管道有效避开原有管路系统，土壤滤池布置充分利用厂区有限空地。经过充分调研及方案比选，优化设计，执行过程中根据渗沥液处理站特点严把文明安全施工关，确保顺利实施。
表9 老年协会参与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表10 老年协会参与对经济资助、生活照顾、情感慰藉的影响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使用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专项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值方法和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考察了老年协会参与对老年虐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老年协会参与能有效抑制老年虐待，老年人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之外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社会交往活动越频繁、法律意识越强，遭受家庭成员虐待的风险越小。
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个体进入老年期后，由于生理机能退化逐渐退出生产领域，社会疏离感逐渐增强，老年人的独立性下降，对亲密关系尤其是家庭成员的依赖增强。在我国经济社会深度转型期，代际赡养负担加重，子女心有余力不足，孝亲行为缺失，心理淡漠，现实生活中，不赡养老人、侵占老人财产、虐待老人的事件屡有发生，对老年人合法权益和身心造成严重伤害。对这些弱势老人应给与必要的社会支持，我国政府历来重视老年社会管理和服务，在城乡基层社会重视培育各类老年社会组织。截至目前，我国城老年社会组织已取得长足发展，但广大老年人特别是非精英的普通老年人参加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广泛性还不够。比如农村的老年人协会，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背景下，农村低龄且身体健康的老人，要么从事农业生产，要么忙于照顾留守的孙子女，愿意主动参加老年人协会的屈指可数。本文数据显示，在全部8588位被访老人中，参加老年协会的比重不足两成，超过半数老人表示家附近没有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场所，有活动场所但从来不去的老人超过两成。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涉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老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切实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服务和活动。同时，还要加强宣传倡导提升吸引力，鼓励老年人尤其是普通老年人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共享。针对基层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发生的虐老现象，老年社会组织应积极发挥作用，从法律、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鉴别、预防和干预工作，提升老年人法律素养，实施家庭支持策略强化延续家庭养老功能，为弱势老年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决维护弱势老年人合法权益。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老年虐待的测量使用单一的综合性指标，有研究指出现实中老年虐待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形式虐老行为的特点、原因、后果等差异显著，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分类研究，比较老年协会参与对不同虐老行为影响的异质性；第二，尽管本文使用倾向值方法和工具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内生性，但老年协会参与和老年虐待仍可能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比如，老年人的性格、行为习惯等特征，这些遗漏变量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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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第三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专项调查数据。该调查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55个基层社区（村、居委会）展开，调查对象为调查户内年满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调查内容囊括了老年人的基本信息、工作、职业经历、社会保障、政治参与、政治态度、婚姻家庭、健康、生活方式等。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10575份，本文删除关键变量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8588份。在这8588份样本中，遭受过家庭成员虐待的老人有584位，没有的有8004位。全部变量的说明详见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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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值加权的第一步是根据既影响老年人受虐风险又影响其是否参加老年协会决策的可观测变量计算每一个样本的倾向得分①a。然后将倾向得分作为权重对原始数据做加权处理，本文既估计参加老年协会的平均处理效应（ATT）②，也估计总体样本的平均处理效应（ATE）③。第三步再检验加权后数据是否平衡，表4第4和第7列显示，加权后全部控制变量的不平衡性都得到消除，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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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的发展从1956年的1.0版本——金字塔形状(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估)到2001年由布鲁姆的学生Anderson等人提出的2.0版本——金字塔形状(识记、领会、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布鲁姆将教育目标划分为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操作领域，共同构成教育目标体系。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可分为从低到高的六个层次：即识记→领会(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学生的思维由低阶思维能力向高阶思维能力发展，教育目标从基础目标向高级目标发展(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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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信息的不断建设，对广播电视进行无线数字化覆盖建设，能够在不同层次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提升全国广播电视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全面建设广播电视中的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成为了国家当前需要实现的主要任务之一，对广播电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进行有效的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快速实现无线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建设。随着科学技术在各行各业的中的具体深入，广播电视也随着潮流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善，使得广播电视的发展方向更加丰富，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有效联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信息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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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1：我是模仿示例写出来的，其实是用了△PMN∽△BMP，写出对应边成比例就可以得出这个乘积式了，我记得以前老师讲过，两个相似三角形如果有一条公共边，那么这条过是另两边的比例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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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我国当前尤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农产品发展的关键点。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粮食生产进口和出口大国。非洲东部及中西部地区，都是缺少粮食的地区，而我国的农业从古代开始发展，历史悠久，而且地域辽阔，积累起的种植技术和种植经验，对其他国家的农作物发展有促进作用，对保障粮食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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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痛苦过程需要一个人来印证，那他，就是最直观的体现。从2008年伊始，初出茅庐的他一步步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桥梁工程技术人员，再一步步到现在的独当一面的常务副经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他喜欢这一句歌词，因为他总是能品味到风雨后的甘甜。本来学房建专业的他，在大学毕业就碰到了人生的第一个难题，重新学习铁路建设。每天干最累的活，不断向老工友学习，不懂就问是他最好的标签，回到寝室后还自主学习到深夜，刻苦钻研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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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驱动是装备制造业和新经济发展。今年以来，传统行业用电低速增长的同时，新兴产业用电增速遥遥领先。前三季度，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用电增速均超10%。服务业中的数据中心等用电量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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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Involvement of Senior Citizen Associations Affect Elder Abuse?
SHI Wei，ZHOU Q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ional Women's Social Status Survey in 2010, and taking use of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propensity score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is study has found that the elderly' participation in associations can signif i cantly reduce the risk of elder abuse. Taking part in senior citizen associations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elder people involved into all kinds of recreational and voluntary activities, but also raise the elderly' legal awareness.The more social support older adults can have access to, the lower the risk of suあering abuse by family members. However, both the enthusiasm and generality of the older adults', especially the vulnerable older adults' participating in associations are not enough. Therefore,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general elderly, to create more conditions for older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 of elder abuse in family conditions, older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carry out iden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law and social governance, and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vulnerable elderly by implementing family support strategy to strengthen and continue the function of family support for older adults.
Keywords: senior citizen associations； elder abuse； mechanism analysis；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instrumental variable
DOI： 10.3773/j.issn.1006-4885.2019.11.083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753（2019）11-0083-16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8M640106）。
作者简介：
史薇（1988-），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老龄社会治理。
周强（1980-），湖南衡阳人，工学博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发展。
（本文责编：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