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日韩两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韩论文,两国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高校招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每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和改革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的作用虽然是隐蔽和潜在的，但又是持久和深刻的。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两国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沿革，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念及传统中和主义等对两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影响，以及日、韩两国不断改革和完善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一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日本 韩国 高校招生考试
教育是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教育却有很大的差异，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教育却往往有很大的相似性。可见教育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产物，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还体现了其赖以生长、存在和发展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中国与日、韩两国政治制度迥异，经济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却形成了基本相似的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三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熏陶和深刻影响。
一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曾实行过四种高考制度。日本从1947年起在大学招生制度中推行了学术智力测验，试题由文部省直属国立教育研究所出，在全国实行统考，各高校根据测验的考分录取学生。这种意在考查学生智能与学力的高考笔试，从原来的意义上说，是为了克服偏重学力检查的倾向而提出来的，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先后改革为“新制大学入学资格认定考试”和“大学入学资格检定规程”。但是，由于解决不好考题内容、形式及评分标准等问题，于1955年被取消，改由各大学自行招生。而各大学的招生选拔仍以学力检定为主，并没有使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大学招生考试中偏重知识检查的倾向仍然很严重，有的学校甚至出难题、偏题和怪题来为难考生。1963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审议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时，把改善大学入学考试作为改革高等教育的重点。从此，日本政府组织大量的人力、财力，对大学招生考试、选拔和高中升学指导等进行了大量的专题调查研究，并不断地实验、改革。直到1979年，才对全国国立和公立大学实行了统一的高考制度。统一的高考制度分为“全国共同学力第一次考试”和由各大学自行主持进行的“第二次考试”两个阶段。第一次统考的目的是考核考生对高中基本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根据文部省制定的《高中教学大纲》的要求，在高中所学各科必修课程范围内，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命题委员会命题。第二次考试则由各大学自行拟题，方式可以任意选择，主要考察考生对所报考学校和专业的特殊要求所应具备的能力。考试内容包括某些专业学科的基础知识、小论文、口试、实际技能以及性向测验。各校根据两次考试的成绩，并参考高中校长提供的“学生鉴定书”、“身体检查表”等资料，择优录取。
统一的高考制度在日本实行以后，经过不断地完善，已逐步定型，并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承认，但仍存在一些缺点和弊端。日本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并形成一个新的大学招生考试方法，从1990年度起在全国实施。这次高考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大学的招生考试不应成为为难学生的关卡，也不应成为过去学力检查的翻版，而应当注重学生能力的考核。因此，要重视10年来“全国共同学历第一次考试”的经验，并加以改进；对各大学的第二次考试的一些好做法，要加以发扬。高考制度进一步改革之后，一方面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组织统一的招生考试，仍然是考核考生对高中阶段基本学习内容的掌握程度，为各大学选拔新生提供可靠的学力资料，另一方面是各大学根据这一基本学力资料，再采用各有特色的方式来筛选考生，如进行本大学的自行考试，或面试、作小论文等。使招收新生的考试制度更加灵活，更有成效。
韩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几十年来总的办法是采用“高考制”。1945～1968年，各高等学校实行单独组织考试，单独录取的办法。由于这个时期高等学校的数目较少，考生不多，这种招生办法基本可以维持，各高等学校按教育部公布的“大学生定额令”所规定的数额录取新生。
1969～1980年，采用全国统一预考和各校再考相结合的办法。1969年教育部公布“大学入学预备考察令”，实行全国大学预备考试制度，只有通过大学预备考试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由各大学单独举行的入学考试。而各大学举行的入学考试，由各大学自主掌握，有不再笔试而进行面试的，也有不再举行考试而参考考生在高中时学业成绩的。这一时期是韩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时期，高校的招生规模得到不断扩大，但依然是要求上大学的人多而招生人数有限，加之两次考试制度加重了考生的负担，韩国教育部决定实行第二次招生制度的大改革。
1981～1993年，实行全国统考与参考高中成绩相结合的办法。1980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教育正常化及消除补习热方案》，废除各高等学校的单独入学考试制度；扩大高中成绩在录取时的比重；改善全国统一进行的考试制度。所有高中毕业生以自己大学入学预备考试（1982年改为大入学力考查，实际上也是一种严格的全国统考）的成绩和高中成绩，直接向所报志愿的大学申请入学。各大学可自行确定按何种计算比例将考生的“大入学力考查”成绩与高中成绩结合起来，但总的原则是“大入学力考查”成绩所占的比重不得低于50%，高中成绩所占的比重不得低于20%。然而，这种考试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考生所有学科的学力考查取决于一次统考；从大学方面看，成绩册为高中所记，而学力考查又属国立教育评价院管辖，大学在选拔考生上实际是无决定权可言。因此，韩国教育部决定从1994年起引入新的高校招生制度。1994年开始实行全国统考和参考高中成绩及各高等学校加进考查的办法。新制度的着眼点在于以“大学修学能力考试”代替“大入学力考查”，以减轻考生的负担；把高中成绩册所占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力图使高中教育正常化；通过各大学各自进行考查，恢复大学选拔新生的权力。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学，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是世界历史上五大文化圈之一。儒学大约在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时就传入朝鲜半岛，成为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核心。其后，约公元4世纪后叶，朝鲜半岛百济的王仁携《论语》东渡日本，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日、韩民族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的影响是长久和深刻的，已渗透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极大地影响着日、韩民族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其方式方法的看法，当然也包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一）传统科举制的影响
考试制度可以说是产生于中国，它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科举制度始于隋，兴盛于唐，废于清，沿袭了1300多年。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选官考试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对国家选拔人才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产生过深广的影响，而且对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韩两国也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如日本在公元701年就建立了称为“贡选制”的帝国考试制度，选拔并培养能人才子，虽然由于诸侯割据，各地标准不一，受家族、地位、门弟的影响也深，但主要都是效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到19世纪70年代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现代教育制度也逐渐形成。随着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开始有了高校招生制度。1877年日本建立当时全国唯一的高校——东京大学后，第二年又设立了为升入大学接受预备教育的学校——预科。只有在预科学习2至3年，学习成绩合格者，才能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选拔考试的竞争，演变成升入预科考试的竞争。这种预科考试制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朝鲜是最早引进中国科举制度的国家之一。公元788年，新罗统治者提出了以儒家经典史籍为考试科目的人才选拔法——读书三品出身法，规定：读《左氏春秋》、《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这种读书三品出身法即是对我国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移植和模仿。高丽光宗九年（公元958年）首次开科取士，仿唐制设进士、明经诸科，试诗、赋、时务策及帖经、墨义等。此后沿袭近千年之久。
（二）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
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左传·昭公七年》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礼记·曲礼上》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苟子·富国》也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对政治权力的无上尊崇和屈从而形成的传统的成就价值取向。历代文人学士都主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追求“学而优则仕”，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理想。
随着战后日本高中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使日本进入了“高学历社会”，从而引起就职学历构成的高度化。不仅“学历封闭”型的职业如技术、医生、教师等高学历化，就是“学历开放”型的职业如管理、商业等也转向高学历化，有的公司甚至规定，就任科长以上的干部必须要有大学以上文凭。另外，日本的一些专家开展人才研究活动，调查了全日本当代数千位名人的学历情况，根据各大学培养出来的名人多寡，来评价各大学的教育质量。于是很快就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了“名牌大学”、“一流大学”的概念。而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在工资、待遇、晋升职务等方面均得以优先。千百年来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高学历社会”的现实，使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受教育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学校里的成功意味着在今后社会上的成功，而且这是个人提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唯一途径。学历社会引导着家长与学生走着一条高分—→一流高中—→一流大学—→一流企业的独木桥。学习不是为了追求知识和理想，升学不是为了发展能力和个性，只是为了象征着学历和地位的“文凭”。家长们往往把孩子送进各种课余补习学校，有条件的就聘请家庭教师。许多考生热衷于报考名牌大学和热门专业。即使考不上，也不愿调到别的高等学校，宁可成为待考生，以待来年再考。同时，学历社会引导着中学拼命地追求升学率，各中学为提高自己的声望而大搞提高升学率攻坚战役。高中下面又有一批小行星似的初中和小学。如果哪个中学的升学率有所下降，家长们就会质问和责怪校长和教师。
二次大战后的韩国，经历了三次高等教育的高潮。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的第三次发展高潮，仅1979年至1984年，高校学生数从30万急剧增加到120万；即5年间增长约4倍。出现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急剧扩大时期”，韩国进入被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韩国人对受教育的强烈愿望举世罕见”。但是，由于教育观念根植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之中，这种对受教育过分热情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倾向。那就是把教育仅仅看成升学和获取文凭的工具，而受教育则是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手段。因而，接受高等教育的竞争趋向白热化，尤其是争进一流大学、名牌大学的热潮不断升温。学生的卷面成绩变成了他们发展潜力的唯一指数。环境上的压抑，对学生的性格形成了造成重重阻碍；感情上的压抑，使学生无法对学习产生兴趣和动力。高中向名牌大学输送学生的多少被视为学校教育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为此，各个学校之间展开了激烈地竞争，严重地影响了高中的正常教学秩序。学校已变成了学生们生死存亡的竞技场。而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由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国际教育会议提交的报告中可见一斑：“1988年，申请上大学的人有80万，但真正被录取的只占总数的27.7%（30万）。此外，每年还有30万历届落选的人加入到考生行列，他们年年复习，年年参考，使这场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三）传统中和主义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和为贵”，“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追求和谐的中和主义，形成了人们以中庸为准则的处世哲学，对日、韩人民的现实生活起着一定的作用。于是，社会大众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关注，公正、公平、公开是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日本战后30多年来，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一度被人们认为是歪曲日本的教育，制造社会混乱局面的“元凶”，曾有多少个文部大臣力图改变高校招生考试形式，但始终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且从1979年起，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经历两次大的改革，全国统考的模式仍然保留至今。韩国在1969年以前，采用高等学校单独招生的办法，部分私立大学不按招生计划，超招新生，致使新生质量下降，招生工作混乱。另外，由于各校录取标准不同，因而在录取新生时，各高校之间产生很大的矛盾。从1969年，全国统考一直是韩国高校招生考试的模式。可见，高校招生考试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也是为什么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朝鲜、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形式相类似的原因之一。
三
日、韩两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反映了两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历史、文化背景，从中可以看到日、韩两国教育意识的内在相通之处，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两国教育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隐蔽和潜在的，却又是持久和深刻的。只有当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与传统文化不相抵触时，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日、韩两国二战后都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进行过三次重大改革，但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非但未被取消，而是发展得越来越完善，其中的一些经验对我们不无启发。
（一）政府重视对高校招生制度的研究和改革
早在1963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审议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时，就把大学入学考试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并建议设立专门办事机构，统管高考事宜。根据这一提案，由大学、高中和文部省有关人员共同组织，成立了“财团法人能力开发研究所”，并由文部省拨出11亿日元的专款，进行长达六年的有关大学招生考试选拔、高中升学指导等方面的专题调查研究，提出了全国统一高考方案。另外，文部省从1967年起，拨发大学招生研究费，并在各国立大学设立研究委员会，研究大学招生问题。日本首相中曾根为大力推行教育改革，于1984年8月设立了“临时教育审议会”，作为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根据审议会的报告，文部省设立“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协议会”，又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设立“新高考”调查委员会。
韩国政府1971年在教育部增设教育政策审议会，宣布1972年为高校改革研究年。1973年起兴办10所实验大学，对大学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改学科定额招生制为大学科（系别）确定招生定额制。1980年7月，教育部公布《教育正常化及消除补习热方案》，废除各高校单独入学考试。1985年3月成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总统教育委员会”，是韩国高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委员会下辖四个分会，其中就有一个专门负责高校招生改革在内的教育改革委员会。
（二）评估的多元化
日、韩两国在高校招生中以分数把考生和学校分为等级的倾向，不仅不利于各大学发挥自己的特色，而且还直接影响到高中的正常教育秩序。日、韩政府认为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和背景，是由于存在偏重学历的社会风气，所以必须实行评估的多元化，大学、高中、企业和政府机构几方面一齐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在学校中偏重分数，在社会上偏重学历的评估方法。
1.各高校单独录取新生
日本的高校招生制度在二次大战后虽几经改革，但高校自主掌握新生入学选拔这一点，却是始终得到肯定和坚持的。特别是1990年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各大学不仅在选拔考生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而且在考核考生上也享有充分的自主权。韩国1981～1993年期间实行全国统考与参考高中成绩相结合的高校招生方法，由于全国统考属国立教育评价院管辖，高中成绩册为高中所记，所以各大学在评估、选拔新生上无决定权可言。然而，在1994年实施的新的高校招生制度中，采取各大学各自进行考查考生，恢复了大学评估和选拔新生的权力。
2.重视对考生高中阶段学业成绩的考核
日本高校招生，既重视考生的高考成绩，也重视考生高中阶段的成绩和表现，都要求考生有高中阶段的调查表，以了解考生此一阶段的学习成绩、健康状况、品德行为等情况。为使调查表所填写的情况准确真实，由最了解情况的班导师填写，并经有关教师组成的“调查表记载委员会”审议、校长签署后，才能向考生报考的大学提出。韩国从1981年起，在高校招生中实行以全国统考成绩和高中成绩为依据进行录取，并由各大学自行确定两项成绩的计算比例（总的原则是高中成绩所占的比重不得低于20%）。1994年后，高中成绩册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40%以上。
3.克服学历社会的弊端
日、韩两国在克服学历社会弊端的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综合进行。
（1）以建设面向21世纪的终身学习为目标，来减轻人们对正规教育的过度依赖，并消除由于对个人的教育背景过分强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使人们在其生活中的任一阶段、地点所获得的真正知识，都能得到应有的价值。日本于1990年6月颁布了一项“促进终身学习法案”，该项法律规定了中央和都、道、府、县为推行终身学习将采取的各项措施，其中包括建立促进终身学习的政府机构以及开展终身学习的基本计划等条款。韩国大力发展短期大学、专门大学、广播电视函授大学和开放大学。至1990年，已在30所大学和学院建立了终身教育学院和终身教育中心，还建立了一所有15万名学生的广播函授大学和6所开放大学。
（2）积极进行学校教育的改革，其中也包括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
（3）努力改善企事业用人制度。日本一方面改革现行公共职业资格授予制度，重新确认资格考试所要求的条件，原则上废除对学历的要求。另一方面，改革企业、官公厅录用人员的工作。如废除录用人员时指定学校的做法，以及不应偏重于录用应届毕业生，而力求向多种多样的人才开放门户，以保证就业机会的均等。韩国则要求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按一定的学历比例录用职员，并撤销不必要的学历限制，以改善企事业雇佣政策。
（三）考试社会化的变革
随着资格社会的到来，考试社会化已成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之一。考试社会化使测量权与资格认定权相分离，它既能完善评价体系，又能使考试与学校的教与学相对分离，以减少对学校的干扰。考生自由参加考试，考试中心只负责用统一的标准完成对考生知识和能力的评价，大学或教育行政部门则认定其资格。
日本于1977年根据《国立学校设置法》成立了“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负责组织和研究“全国共同学力第一次考试”，推行考试社会化。“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负责为各大学提供选拔新生的基础学力资料，即“中心”是全国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共同所有。一方面是“中心”向各大学选拔新生提供可靠的学力资料；另一方面，是各大学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任意选择利用“中心”的各种考题进行本大学的自行考试，其利用的方式和范围可以有所不同。（1）综合利用。可以利用“中心”各个学科、科目的考题，对考生进行综合考核，以评价考生的基本学力。（2）部分利用。可以只利用“中心”特定学科和科目的专题，根据各大学、各学部、各专业的需要，对考生进行考核和评价。（3）单项利用。只利用某一科目、某一单元的单项的考题，对考生进行考核和评价。（4）作为面试、小论文考核的前提考核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