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原始思想的核心:生命起源意识_土家族论文

土家族原始思想的核心:生命起源意识_土家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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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受着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生产方式的制约,它是历史的产物。史诗是人类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纵观土家族的《摆手歌》及原始文学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大主题,那就是氏族的生存繁衍。换句话说,土家族《摆手歌》的基本内容就是对氏族生存繁衍情景的执着吟唱,其中也客观折射了土家族先民在生存繁衍的斗争所萌生的原始意识。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原始先民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就是生计问题,迫使他们去思想、去行动的动力就是氏族的生存繁衍。为着生存繁衍去行动,就得以延续生命,为着生存繁衍去思考,则产生了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各种意识形态。因此,原始先民的意识形态及行为可以说都是萌生于为了生存繁衍的“生命原点意识”,都是“生命原点意识”辐射驱动的结果,共同指向着一个鲜明的生命主题。笔者这样认为,“生命原点意识”是土家族原始文化发展的端点,是土家族原始意识形态的根本内核。从土家族古歌《摆手歌》及其它原始文艺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原始先民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及其体现的认识方法、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以及文艺主题等都向了这一基本内核,形成了一个在“生命原点意识”辐射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原始文化网络。下面分别叙之。

认识方法:“以已度物”

原始社会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时期,原始先民生产力十分低下、生存极为艰难、思维能力很不发达,这些因素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体现了直接的制约。由于生存繁衍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原始先民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出于生存繁衍的需要。当原始人类朦胧地感到自己的生命与周围世界的依存关系时,他们就迫切需要对生存环境作出判断。正因思维能力低下,正因生存的艰难,他们的这种好奇心就越强烈,对于万物的来源以及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他们都想寻根问底,作出自认为是合理的解释。

众多情况表明,原始人类认识世界首先是从认识本身开始的,即从认识个体生命开始的。原始人类最初时自身的认识程度也仅仅是感到了自身是一个奇特的生命体,这种生命意识应该是生发其它意识的原点。人自身是一个生命实体,这虽然只是一个极简单的认识结果,但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成了原始先民认识周围世界的出发点,生命意识始终贯穿于原始先民的认识活动中并体现了直接的制约。在生命意识的基础上,原始先民一方面产生了灵魂观念,一方面又生发出特定的认识方法——“以已度物”,人类自身成了认识自然的钥匙。灵魂观念与“以已度物”认识方法的结合,则孕育成了“万物有灵”观念,“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则为原始先民展示了一个极为奇特的视野,整个自然界也就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满生命意识的世界。既然人类自身是有灵魂的生命实体,那么以已度物,自然万物也都是有灵魂的生命实体,各种自然现象也都是有灵魂的生命实体活动的结果。人有灾难和生死,存在状况在不断变化,那么自然万物也有灾难和生死,存在状况也在不断地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认识论,一方面有着唯心成分,一方面又体现着辩证法思想。

从土家族史诗反映的内容来看,天地与人、神、动植物是本来就有的,它们都属于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自然是包孕万物的。人类有劫难,天地亦有劫难;人类毁灭了可以再造,天地毁灭了亦可再造。人们对于天地的存在也是从生存繁衍的需要出发来认识的。原生的天地靠得太近,不适宜人类生存繁衍,因此被认为结构不合理,就会毁灭,再造的天地必定要适宜人类的生存。在作品中,有关太阳月亮的情节最能体现土家族先民“以已度物”的认识方法。民族英雄洛雨射日剩下的两个太阳,一个被安排走白天,一个被安排走夜晚。因为走夜晚需要“胆大”,所以走夜晚的太阳就成了“男性”,被叫作月亮。走白天的太阳则是“女性”,二者成了兄妹关系。“女性”妹妹又害羞,白天走时怕人看,洛雨 就给她一包针,谁看就扎谁的眼。月亮哥夜晚走又孤独,洛雨又给他些星星相伴。这里对太阳月亮各自的“合理安排”以及太阳月亮各自的性格的特点,显然都是从人类自身的性格特点“以已度物”而想象的,二者的分工也体现了适应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和原始先民的生命意识。“造人”的情节则更离不开“以已度物”的规定。张古老、李古老造的“人”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与人本身相比缺少了“肚脐脐”和“屁股眼”,而依窝阿巴造人的成功不仅因为她是女神,更是因为她再造了人本身同样的结构。人们主观臆造的神灵世界也是如此。神灵世界的生活秩序是人类自身社会生活的投影,神灵的形象是人类自身形象的升华。人有善恶之分,神也有善恶之分,善神身上体现了原始先民崇尚的伦理道德,恶神则体现了人们所鄙弃的恶习。在原始人群中,没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因此在土家族史诗所描述的神灵世界里,天上的大神墨特巴地位也不显赫,手下的神有时也不听他的命令。由此可见,对于客观存在的实体世界,人们是从“以已度物”的角度去认识,而对于虚幻的神灵世界的创造,人们也同样是用“以已度物”的方法去推测想象。

这种“以已度物”的观念,虽然作为一种带有唯心成分的认识方法并不可取,但从文艺创作角度看却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这种“以已度物”的推测虽然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但却无疑是艺术想象的源头。正因原始先民“以已度物”去认识世界,整个世界才成了充满生命意识的活生生的世界,也因此才产生了神话,才有了神话中那神奇瑰丽无比的、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想象。神话中奇特的想象对后世文艺创作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也永远艺术地传递着原始先民执着的生命意识。

哲学观念:“天人一体”

在原始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思考中,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哲学观念。从各民族的创世史诗来看,原始先民思考最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天地的形成,一是人类的起源。原始先民的哲学观念,就从这对天与人的思考中反映出来。

在各民族的创世史诗中,天地形成的神话都占据了首要位置,土家族史诗也是如此。天地是人类和万物存在的空间,原始先民在对周围生存环境作出探索和思考时,首先要解答存在万物的这个神秘场所。人们对客观世界富有哲学意味的认识,可以说是从天地来源开始的。纵观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创世史诗,在对天地形态及开辟的认识上多持“浑天说”,即宇宙最初是混沌一片,无所谓天地,也没有人类,后来才由天神造天造地或变天变地。这造天造地或变天变地并不是大自然本身的需要,而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是为将要出现的人类作准备,创造一个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条件。天地的产生实际上是人类生命意识折射的表现。从土家族创世史诗《制天制地》的内容看,土家族先民却认为天地是本来就有的,只是后来发生了变故才变成混沌一片,也才有了天神再造天地之事。与其它民族的创世史诗相比,土家族原始先民对天地形成的看法体现了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展示了一个自然生成的“原生宇宙”。在这自然生成的“原生宇宙”中,不仅天地各别,而且同时还有天神、人和动植物的存在。所有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自然本身就包孕万物。结合土家族原始先民的生命意识和“万物有灵”观来说,人类是有生命的自然实体,天地也是有生命的自然实体,在整个大自然中是同时生存、天生一体的。人类最初被认为具有自然性质,所以在“原生人”灭绝之后,天神造人用的材料就是葫芦瓜、竹子等自然物,造成的人也就是“自然人”。不仅天地与神与人同属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生命实体,而且祸福相关,生存与共,同属于大自然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原生宇宙”的天地靠得太近,结构不合理,也就导致了人类生存上的困难,最终天地毁灭也就导致了人类的毁灭。天神再造的天地拉开了距离,体现了合理结构,天地的合理也就使人类的生存繁衍有了适宜条件。既然天地的存在是为人类生存繁衍准备必要的条件,那么人类的生存与天地是密不可分的。天地要存在,而且还要合理地存在,否则就被否定了,毁灭了,人类也必须在合理的天地结构所形成的生存环境中才能生存下去。不仅如此,人类还必须顺从“天意”才能生存繁衍,所以不合人伦的兄妹成婚得以认可,解决生存繁衍问题毕竟是首要的。上述可见,土家族原始先民认为天地与人原本就作为生命实体而同属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天生一体,而且在生存方面又体现着一种互相作用和影响的内在联系,共同构织着一个生存网络,利害相通,天地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人类要顺天意才能生存,二者协调一致才不会有灾祸发生。这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天人一体”的哲学观念。

“天”与“人”之间的中介是“天神”(土家族史诗中称之为“天上人”),他也是“天”与“人”交融一体的形象体现。天神有时代表着“天意”,人们认为自然现象都是产生于天神的意志;而有时又体现着人类理想和力量的象征,如通过辛勤劳动改造天地,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反映着人的思想感情。在人们的意识发展中,“天”与“神”逐渐演变为一体,“天人一体”的观念也就发展为“神人一体”,神的意志就代表了天意,顺应天意就成了顺应神的意志。在土家族原始巫文化中,民间宗教职业者梯玛则成了“神人一体”的形象象征。在人们看来,梯玛是半人半神,而且是神人间沟通的使者,他能代表神的意志,同时又代表人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这种“天人一体”的哲学观念,很明显是由生存繁衍的思考生发而来的。人们从生命意识出发去看待客观世界,朦胧认识到周围世界与自身存在的利害关系,认识到以“天”为代表的生存环境与人类生存繁衍的内在联系,“天”与人之间也就是自然与人之间体现着矛盾的统一,体现着生存上的一体性。这种对于人类生存繁衍与生存环境之间联系的认识与思考,已经表现出了生态学上的原始意味,而“天人一体”的哲学观念,实际上蕴含了人类生存繁衍对“天意”——自然规律的顺应依从。

宗教信仰:“生存崇拜”

从人们的原始宗教意识形态发展来看,最早产生的是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因为人类最初还不能显意识地把自身与大自然和动植物分开。土家族先民的“自然生成”宇宙观就从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当人类明确意识到自身作为独特的生命现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时,就首先考虑到生存繁衍问题。由生命意识萌生的灵魂观念出发,进一步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生命实体,也朦胧感到自然万物与人类都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中,许多事物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有着重要关系。但人们并不是对任何有“灵”的事物都产生敬仰和崇拜,他们只崇拜那些被认为是有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对象,这就是从生命意识出发、从生存繁衍的根本目的所产生的“生存崇拜”,不论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还是后起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其根本性质都不外于此。不管是一石一水,还是一草一木,只有被认为是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有着某种联系时,才能被人们重视;只有被认为是有利于或者能帮助人类的生存繁衍时,才能为人们所崇拜。例如某块石头被人们认为是男性或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因此就能帮助人类繁衍,所以受到人们敬奉。图腾崇拜亦是如此。人们之所以将某种动、植物作为氏族的图腾物,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氏族与这种动、植物有着血缘联系,直接关系到氏族的生存繁衍和兴衰,图腾崇拜仍然是自身生命意识通过客体生命对象的折射。土家族的图腾崇拜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内核也许还可以从另一侧面观照,如土家族的图腾崇拜物白虎、鹰和蛇。一方面,这些动物被认为是与氏族祖先有密切联系,对氏族的生存繁衍有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人们则是充分肯定了这些动物的生存能力。在土家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中,白虎是兽中之王,鹰是鸟中王,而蛇则被认为是脱皮而不死的“灵物”,统而言之,它们都被人们认为是生存能力极强的生命体,以此作为氏族崇拜对象,就能把它们那顽强的生存能力带给本氏族成员,从而对氏族的生存繁衍产生重要作用。受到崇拜的祖先和英雄亦是如此。祖先生育繁衍了氏族,或为氏族的生存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还有保护子孙后代的超凡能力,如土家族对白虎神廪君的崇拜。廪君死后化为白虎而不化为其它动物,可见白虎图腾在廪君之先就已存在。廪君又有超人的勇力,并且百折不挠率众西迁寻找乐土,为氏族的生存繁衍立下了不朽功勋。人们又把他作为祖先祭祀,可见氏族的祖先崇拜也是有选择性的,因人而言的,其中体现的一个原则就是:没有为氏族的生存繁衍作出重大贡献的祖先是不能成为祖先崇拜的对象的,廪君正是以其光辉的业绩成为土家族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双重尊崇的对象的。

从土家族创世史诗中所反映的神灵形象看,天上的大神墨特巴虽然地位最高,但也涨大水淹人类,放太阳晒人类,主要体现为人类生存的对立面,人们并不尊崇他。张古老、李古老制天制地,为人类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人们是予以肯定的,而女神依窝阿巴则得到了人们最高的尊崇。她不仅成功地创造了“自然人”,而且在人类将遭灭顶之灾时,又是她提醒雷公有恩报恩,给人类送去葫芦籽。她还教兄妹俩如何用生下的血团来繁衍人类,为氏族的生存繁衍建立了丰功伟绩。这就使她在土家族原始宗教的信仰中占有了极重要的位置,并且一直沿袭后世,至今受到祭祀。雍尼、补所兄妹俩成婚虽不合人伦,但对氏族生存繁衍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被人们后来尊为傩公傩娘。就连动物亦是如此,燕子因给人类送去了事关生死存亡的葫芦籽,所以受到人们特别的优待,特许它在屋檐做窝。从上述土家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看,可以清楚见到它们的萌生都是指向着“生存崇拜”的基本内核,而“生存崇拜”则是由生存繁衍的“生命原点意识”辐射出来的。归根到底,一切神灵的产生,都是源于原始先民的“生命原点意识”;一切原始宗教意识和行为的出现,都是为了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目的。

伦理道德:“善恶二极”

从摆手古歌表现的内容看,土家族原始先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萌芽。这刚刚萌芽的伦理道德在内涵上还没有形成较复杂的意义层面,只是简朴地体现出“善恶二极”的特点,“善”是其核心。凡“善”的事物就是合理的、合乎规范的,就被予以肯定和颂扬。那么土家族原始先民是怎样判别善与恶的呢?其着眼点仍然是氏族的生存繁衍这个根本尺度。凡有利于氏族生存繁衍的事物和行为,就被认为是善的;凡不利于氏族生存繁衍的事物和行为就被认为是恶的,不管是对神还是人类本身的判别都是如此。正因生存繁衍是原始先民意识的基本点,所以在氏族生活中形成的伦理道德也必须为氏族的生存繁衍服务,必须以此为前提来建构。土家族先民的这种是非感是很鲜明的。在史诗中,天上的大神墨特巴曾叫张古老等造人,这是“善”,但又降洪水、放太阳灭绝人类,这又是“恶”,在他身上体现了神格的二重性,而且恶大于善,得不到人们尊崇。张古老、李古老制造了天地,为人类生存繁衍创造了条件,而且不肯破坏天地毁灭人类,是善神。涨齐天大水虽与雷公诉怨有联系,但他下天惩治恶人,本身就是善举,而且恩怨分明,叫燕子给人类送了救命的葫芦籽,因此雷公在土家人心目中一直被奉为正神。依窝阿巴对人类繁衍其功无比,她的形象是尽善尽美的。“狠人”几兄弟则被看成是造成人类浩劫的罪魁祸首,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恶习,如不尊敬对繁衍氏族有着重要作用的母亲,如糟蹋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如狡诈欺骗挑起人与“天”之间的矛盾等等。雍尼补所兄妹在史诗中则是体现了原始伦理道德的典范。他们孝顺母亲,同情雷公,并且不愿兄妹成亲,更重要的是繁衍了氏族本身。不合人伦的兄妹成婚,也是“天意”不可违的规定。在土家族先民看来,只有“善”的行为才能化解自然之间、人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能对人类的生存繁衍有利。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所推崇的就是化解矛盾的善良之心。但仅仅具有善良之心又不适应同大自然作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形态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力量和勇敢也逐渐成为人们推崇的美德,因为这是创造生存繁衍条件的需要。土家族民族英雄洛雨凭借人类的本质力量与大自然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人类的生存繁衍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既然氏族的生存繁衍高于一切,既然氏族的伦理道德要为氏族利益服务,那么氏族的生存繁衍显然是原始伦理道德生发的原点,也是判别善与恶的出发点。这种以氏族生存繁衍的根本利益来判别善恶的原始伦理道德,对后世民族道德规范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如行孝、宽和、诚实、互助以及富于同情心等道德崇尚都是由此核心生发的,说到底这些表现与行为都是有利用于氏族的生存繁衍。这个善恶判别标准也从宗教信仰上体现出来。土家族宗教属多神崇拜,体现了很大的宽容性,所崇拜的神祗既有本民族原始宗教的,也有道教、佛教的,崇拜与否的原则就是以善恶标准来划分正神和邪神,而并没有教义宗旨上的门户之见。凡人们认为于自身生存繁衍有利的神灵就在崇拜礼请之列,否则就施以巫术驱赶或请正神帮助镇压。由此可见对于神格的认定也体现了民族伦理道德的规范。

土家族史诗在反映“善恶二极”的伦理道德观时,也隐约传递了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意识。如雍尼、补所兄妹奉行人伦规范终于躲过了洪水浩劫,而“狠人”几兄弟做尽恶事终于难逃劫难。二者之间形成鲜明对照,似乎在向后人昭示着一种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只有遵循这些伦理道德,才能使生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递。

文艺主题:“人神并举”

从土家族原始文艺的表现看,生存繁衍的功利性目的也十分明显,吟唱和表现生命意识是最基本的主题。土家族原始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韵文体原始歌谣,一是散文体神话。原始歌谣在内容上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别:一类是劳动歌,以人的生存活动为表现主体;一类是梯玛神歌,以沟通神灵为表现主体。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歌谣实际上反映了土家族歌谣萌生的两大源头:劳动生活起源和原始宗教起源。这两大源头又都是由生存繁衍的意识原点生发而来的。土家族先民一方面在生存斗争中切实感到了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对生存繁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幻想借助巫术或取悦神灵来对外在事物作有效的控制而改变生存环境,因此重视劳动知识的传承和祈求神灵相助便成了谋求生存繁衍的两大基本途径和手段,并由此形成了土家族歌谣的两大主题层面和两大发展向度。以人为主体的劳动歌主要是吟唱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直接传授生存的本领;以神灵为主体的神歌则主要是吟唱对神灵的尊崇或回避,以祈求神灵保佑生命的延续。在土家族古歌总汇《摆手歌》中,专门有一大部分是农事生产歌,对各种农事活动的进行过程和操作要领作了细致的介绍,其中有很多经验性成分。“民族迁徙歌”则直接通过对氏族成员披荆斩棘、顽强开拓的迁徙和繁衍情节的吟唱,感人地再现了原始先民为了生存繁衍百折不回的崇高精神和坚强意志,生命意识体现得极为鲜明。而梯玛神歌则吟唱传承了各种巫祀活动,其沟通神灵的目的明确地指向着生存繁衍。在神话表现中,谋求生存繁衍的两大基本手段与意图则是交融一体的,一方面客观地表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主旨,表达了人们征服主宰大自然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神灵的崇敬,特别是对那些在人类的生存繁衍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神灵的尊崇。在土家族的原始戏剧“毛古斯”中,更是综合体现了由生存繁衍的意识原点所生发的各种表现,其中有对原始先民谋求生存的斗争情景的真实再现,有对劳动动作的模仿传递,有对神灵的取悦邀宠,还有体现着生殖崇拜的“耍神棒”等表演。透过其驳杂的内容层面,便可观照到杂乱无章的表演实质上都是传递着生存繁衍的主题,都是生命意识的着力张扬。

土家族原始文艺中表现生存繁衍主题的两个基本层面,鲜明体现着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是试图以自己的力量征服周围世界,改变生存条件,主宰自身命运,充满了积极张扬人的生命意识和本质力量的激情;另一方面又在谋求生存的斗争中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和命运的不可知,迷茫无奈,只得祈求神灵的庇护,体现着消极悲观的人性弱点。在这两个层面的映照中,人类在谋求生存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复杂心态得到了深层次的、真实的揭示。这两个基本层面又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歌谣中一脉相承,沿袭久远。后世产生的各种仪式歌就鲜明体现着劳动生活歌和梯玛神歌特点的混融,呈现着既娱人也娱神、人神并举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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