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传播体系
吴 垠 陆 茸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武装，必须入脑、入心、入实践。而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则应高度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提高这一科学思想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本文从“四位一体”的角度提出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传播体系的方案，力图把中央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部署以传播体系创新的模式提炼出来，以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位一体”；传播体系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部署，其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这个战略的重中之重。当前，政治经济学学科虽然成果颇丰，但在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学科体系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民族化、国际化、互联网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需要尽快构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体系和传播方案。
正如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1]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体系的构建，正是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1]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
一、由“大”变“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继续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在中国有了新成果、新气象。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工程的重大成果应运而生，各地纷纷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建设平台，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展开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研究。其核心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抓手，并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总体性改革中继续发挥旗帜引领、理论指导和思想传播的重要作用。
显然，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构建其传播体系和传播方案，前提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融合。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要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宏大的体系做强。此外，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根固本，就要注重传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的科学批判精神，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给予概括和抽象，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元素，注重增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内在品质。[2]
党的十九大在确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3]的思想指引，其意在于通过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应该勇于承担起坚持、发展和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以科学的批判精神提高自身的内在品质，从建设在规模和体系上追求“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项目转向建设更加精干、更有战略远见、更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适应中国从大国向强国的外部环境转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
二、加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够强，在预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关键性、核心性指标上缺乏标志性成果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建设项目着眼于理论平台、话语体系、马工程教材和宣传思想阵地的建设，成果丰硕，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工程建设不应止步于此，中国化的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扎根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做研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讲话中强调的，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4]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信息化、智能化的互联互通新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范畴被不断突破，一系列基于新兴技术范式的互联网或人工智能生产力模式正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爆发，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技术的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认为，中国走在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列，这得益于中国领导层很早已经意识到新一轮全球变革的兴起，及其将对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改变。[8]
习近平在2017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大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对外发展方式、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研究和传播，全方位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国际影响力，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任务艰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化，是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血脉永续息息相关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化，也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同各民族特色相结合，使之能够适应民族国家革命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回答民族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实践课题。没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无法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无法统筹中华民族当下所面对的共通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
从公示语翻译、管理、制作等仅靠译者一人完成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团队运作，以免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其次要规范公示语的翻译，译者必须精通汉英语言文化，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学知识。我们应聘请汉英翻译专业人士或精通汉语的外国友人认真会诊、审核、校对现有公示语的英文文本的翻译，使公示语的翻译达到最佳效果。
（2）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如高速公路服务区旅游厕所建设减免收投资许可证、行政事业单位免收公厕拆迁建设管理费用等。
3.控制吃饭速度，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吃饭太快，食物容易摄入过剩，不良结果是一方面给肠胃造成负担，另一方面会导致体型肥胖。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影响正常生活。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2017年设立的七个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实践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们既有责任也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和促进民族区域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贡献力量。但是，目前各中心的研究任务和平台建设关注“全国性”的东西相对多一些，而立足于“地方性”“民族性”的成果相对少一些，能深入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调查研究则更为稀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研究深度的加强，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高头讲章，而应立足于国情、省情、区情、民情和具体民族地区特点做深入研究，建立具有细致性和针对性的传播体系，加大区域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平台中心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特别是推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解决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应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完善大扶贫格局，实现民族地区“真脱贫”“脱真贫”；（2）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使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有力改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生态质量；（3）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降低民族地区可能存在的族群风险、债务风险、贫困风险等；（4）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后，要推动民族地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把民族地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域。总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重解决发展质量、效益以及不平衡问题，努力缩小民族地区的区域间、城乡间差距。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化需深度拓展，加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展开学术上全方位的、实质性的对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经验介绍到世界各国去，使之成为国际上具有鲜活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理论思潮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应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3]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推进，“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峰会”“博鳌论坛”等重大国际化工程深入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国的发展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化的工作若能以对外传播的形式紧锣密鼓地展开，不仅能够助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还能为中国进一步占据国际主流舆论的制高点作出重要贡献。
加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研究还应当关注当代世界各国激烈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态势，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主张通过适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自由竞争，从而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体的方针包括：（1）信息平等公开，建立统一的生产计量单位，从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等造成的集权和腐败现象；（2）在部分（国有）企业中试行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分配模式，实现以实际劳动分发利润；（3）在试点企业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工业水平，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宏观规划生产；（4）参与国际合作与自由竞争，扩大企业规模，促进资本市场转型升级等等。但这些方法缺乏一个总的国家间合作框架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力图实现的目标指明了一个可以践行的路径，这就是关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即“命运共同体”，换言之，不再以“主义”等意识形态框架划分国际合作的标准与界限，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人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无疑为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向深度拓展提供了契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仍在发展中的不完整框架，但依然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价值，这就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寻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提供了思路。一般而言，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往往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套用到不同的领域或理论框架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浪潮，因当时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落后的信息处理技术而走向失败。因此，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重视对国际上包括现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新兴科技的学习和应用，有效突破发展困境，早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在其领域推动建立信息对等的生产结构、贸易体系和国际合作机制，从而扩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体系探索。
（5）扇体的中扇—内扇相带、异常高压带和构造应力集中带是油气富集的有利区带，“三带”重合部位是最有利的钻勘目标。
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理论之一，还应做到勇于发声、及时发声、充分发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方略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对内、对外的广泛传播，让老百姓知道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仅仅是一幅宏伟的建设蓝图，更是一条能够惠及民生的具有新发展理念的实实在在的道路。“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社会服务功能，在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焦点、难点问题之时，应作出先验性的理论预测，而不应只满足于“事后诸葛亮”，要图中国社会发展之难，且不忽其表面之“易”，不畏且不遗，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工程中有所作为。
（四）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革命亟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阐释
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待凸显，尤其应在建构能准确预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关键性、核心性指标方面作出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历史进程的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失衡的特点和动因，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矛盾等等，都发生了历史性的系统变化，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5]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而在十九大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尚缺乏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充分、新颖的学术研究，以至于出现“理论部分落后于实践”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要充分重视、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情况、新变化。
根据药物效果评价试验，目前新型复合驱虫药是猪场寄生虫控制的首选药物，安全可靠，可用于产期驱虫，有效可驱除猪体内外主要危害性寄生虫(猪蛔虫、圆线虫、旋毛虫、结节线虫、类圆线虫、肺线虫、肾虫、猪鞭虫、猪血虱、猪疥螨、蠕形螨以及蝇蛆等)。药物特点，只需口服，即可达到内驱外浴、体内外兼治的目的。其作用特点，适口性好，饲料添加，使用更方便；口服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有效血药浓度维持时间长。驱虫模式更全面，彻底根除猪体内、体外寄生虫及寄生虫之成虫和幼虫，减少猪场苍蝇；安全无害，使用更放心，在推荐剂量下使用对动物无毒副作用，可用于怀孕母畜的驱虫；按时使用，可提高饲料转化率，提高增重，节约饲料。
人工智能(AI)、大数据和云计算、互联网金融、物联网、5G、虚拟现实(VR)等新时代的技术范式正对整个世界和中国的生产力革命和经济发展产生高强度的冲击和影响，甚至重构整个社会和经济体系。中国正致力于高质量的发展，利用一系列新兴技术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在技术交流等方面积极与各国展开合作、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面对如此快速的变革，现有经济学理论不仅难以对一系列新问题新现象作出合理阐释，更难以对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冲击作出合理预期，产生了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甚至实践倒逼理论革新的现象。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应充分重视前沿科学技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正在发生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做好理论阐释和科学预测，发展出一套面向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的理论在新时代彰显出深刻的解释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和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助力前沿技术领域成果的重大突破，抓住新兴科技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建设新时代创新型和科技型强国。2017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3]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了发展新兴技术的重要性。2017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我们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9]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网络强国思想，提出要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10]
看他吓成那样，我好心地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我妈就算打断了我的腿，她还是会负责接上去。不然，以后谁给她养老。我哼哼叽叽地说，我妈要是没留两条好腿给我，她老了我就让她拉在床上，臭死她。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提出过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6]160-161对十八大以后的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在整体上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高度一致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具体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理论形态，并着力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问题。
三、从十九大起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与传播体系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以“四位一体”传播方案为核心，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3]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寻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支撑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11]
回想常去奶奶家玩的那些个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很难尝到那夜似的好菜，很难看到那夜似的好节目了。还有，再也看不到调皮地比着胜利手势的堂妹了。
我们认为，为了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务之急是要构建起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传播方案,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体”，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互联网化为“支点”的“马工程”建设体系。其中，要重点突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社会服务功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的地区治理功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化的传播功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互联网等新技术的研究功能，构建体系化、精干化、高效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建设体系和传播体系。
（二）重点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各个层面的专项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构建后者需要以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针对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今后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学者应重点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长期发展规律的探讨，着力于对这类重大矛盾问题的各个层面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释，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准确预测。此外，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究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要着力避免研究的空洞化、教条化，要以问题为导向，倾听时代的声音，认真研究重大而紧迫的实际问题，打造接地气、有所为、重民生、促发展、保公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营造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矛盾、难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工程，把专项研究和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上述重大矛盾问题各个层次上的服务功能与解决方案，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有力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三）着力打造区域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平台建设，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工程日趋完善
2017年以来，中宣部已经成立了七个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这是推进区域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传播平台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融合发展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下一步，建议根据七大中心所在区域辐射的民族性、地区性问题展开专项调查研究，明确各个中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族化方面的“落地”工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具体民族区域的结合工作做扎实，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涓涓细流深入民族地区，最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注入长治久安的思想意识形态基础。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化工作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各民族的“特殊情况”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特内涵的理论体系，在解决民族地区具体实践课题上取得成效，还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12]无论是民族性还是世界性，关键在于创新,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和实践，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别国发展的有益成分和实践经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13]因此，我们要立足于七个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打造出覆盖我国广大区域和各民族同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体系，走出一条符合各民族实际情况的特色发展道路。
（四）开拓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新格局，推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
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3]伴随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外宣传工作也应跟上步伐、积极拓展空间、提升质量，尤其要推出一批“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和传播方案，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性对外传播格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就是围绕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和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14]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引导和促进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加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打造新型国际关系，使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总之，广大政治经济学学者们要积极参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外传播体系的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五）描绘开放共享的互联网发展蓝图，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各类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深刻分析
习近平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也给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正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1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时代，要紧跟全球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拓展对这次技术革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让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研究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人民，并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其中，开放共享条件下的互联网发展模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的结合趋势，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四个市场的融合，各行业智能化场景构建，互联网电商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及治理，以及互联网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等问题，都可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技术时代研究的侧重点。一方面应阐述这种互联网技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产生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应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建议，为新时代中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重要成果和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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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Xi Jinp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U Yin, LU 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Sichuan 611130）
Abstract: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gress report put forward an important conclusion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As a theoretical weapon, Xi Jinp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ust be put in the mind, in the heart, and in practice.To advance the study and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accelerat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ommunication means and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guidance, influence, and credibility of this scientific thought.This paper proposes a program to construct a communication system for Xi Jinp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rom a four-sphere perspective, and tries to extract the Central Committee’s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study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a model of communication system innov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cision making reference.
Key Words: Xi Jinp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four-in-one; communication system
中图分类号： F0-0；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955(2019)03-0013-07
收稿日期： 2019-02-27
作者简介： 吴垠，男，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研究；陆茸，女，新疆喀什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张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