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西欧福利病形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二战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西欧各国先后宣布建成福利国家，形成了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完善的社会保护相得益彰的制度，由此产生了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的黄金时代。但是，这种运行卓有成效的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后却突然遭遇了福利病的困扰：经济增长率放缓、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增加以及通胀率上升等反常情况，这促使人们开始反思，福利国家制度究竟怎么了？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全球化对福利体制冲击为主线，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进展：(1)实证分析经济全球化发展对福利国家生产方式的冲击机制；(2)以西欧英法德三国的数据与美国进行对比，说明为什么美国的福利病比西欧要轻，以此来回应运用美国数据指责欧洲的观点；(3)考察全球化下西欧向后工业化生产方式转变的主要表现；(4)简要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福利国家的改革措施。
二、经济全球化从外部冲击了西欧福利体制
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为了解决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开始重建社会运行机制，在不长的时间里都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台湾学者吕建德将战后福利体制的有效运作归结为4个条件，分别是经济政策方面的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的合作主义、生产体制上的福特主义和国际金融体系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基础，劳动市场的合作主义将阶级矛盾放在体制内进行交易，而工业化的福特主义则为充分就业和高额税收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样政府才能有足够的财力来维持福利体制的运作。固定汇率制度则为福利国家通过扩大出口来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到来后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催生了福利病。
1.贸易全球化冲击了福利国家的生产体制
70年代初国际经济发生了两件大事，对福利体制的支撑条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一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二是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导致的美元贬值已经对西欧造成较大的压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竞争从另一角度对西欧生产体系也产生了压力。福特制的生产方式是以高投入和高产出为特征的，石油危机使投入成本大大增加，使高就业的增长机制无法持续。而西欧经济增长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税收和福利支出，以致凯恩斯主义又失去了立足的基础。
两件大事引起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据美国经济学家的估计，第一次危机使欧洲的经济增长下降了2.5％，第二次危机使法国经济增长率在18个月内由3.5％急剧下降到了-0.5％，整个西方都陷入了经济滞胀。
(1)贸易赤字增加
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各国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给各国央行松绑，因为它们不再需要为了维持汇率稳定疲于奔命，但遗憾的是，西欧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在汇率体制变革的情况下，西欧国家出口的价格优势下降，石油危机反而又提升了生产成本。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了西欧国家的出口竞争力，西欧的国际贸易优势迅速下降，面临严重的贸易赤字，恶化了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财政危机的程度。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国的出口在成本和价格方面都比福利国家表现出更有竞争力，结果西欧国家靠出口带动的福特制生产体制受到了较大的打击。
(2)生产成本上升
浮动汇率制和石油危机动摇了福利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战后形成的西欧福利体制的僵滞性，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不断下降。西欧福利国家在石油危机引发成本上升和成本推进式通货膨胀的同时，福利体制形成的工资增长机制也随之上升，这进一步推动了西欧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福特制在西欧基本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而生产方式的转换也是必然的。
从外部看，福特制的出口能力受到石油成本上升和汇率制度的双重打击，从内部看，西欧福利体制的改革也异常艰难，内部工资制度在刚性约束下仍然不断上扬，结果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很快就失去了活力。
2.资本全球化冲击了福利体制的税源和就业
在战后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以跨国公司和国际融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西欧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赋予企业更多的活力和自主权，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势如破竹。跨国公司生产方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使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国境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化最优组合，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赚取高额利润。这种生产方式虽然促进了全球资源的跨境流动和最优配置，有利于激活世界经济活力，带动全球的整体发展，但是对于已经持续发展了几十年的西欧福利国家而言，并不完全是好事，而可能恰恰相反，是福利国家新的危机。
(1)资本全球化侵蚀了福利国家的税源
经济全球化使资本成为“无冕之王”，资本强大到可以摆脱民族国家的经济管辖，在全世界任意游走。跨国公司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费用优势相结合，把生产价值链分解到不同的国家，这种全球生产网络使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不仅使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大大降低，而且福利国家的税源遭到侵蚀。
国家税源的流失和政府可支配财力的下降必然影响到福利制度的运行。在福利支出刚性的情况下，政府为了弥补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要么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发行更多的货币来解决，要么通过提高税率增加税种来增收，而这两者对经济良性运行都是不利的。而刚性的政府支出上升使凯恩斯主义理论也受到了较多的批评。
(2)资本全球化加剧失业问题
全球化条件下，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必须千方百计地压低生产成本，而其中劳动力成本是一个重要方面。西欧福利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与高福利水平密切相关的高工资制度，但是这种福利刚性是难以压下来的。西欧企业如果雇佣本国劳动者，就意味着企业主必须承担雇员的高工资和各种社会保障税，这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要得以生存，自然会考虑转而使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以西欧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就会将资金转移到拥有丰富低价位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和地区，而这则造成西欧整体就业水平的必然下降。西欧有些国家战后长期保持在2％左右的失业率在1973～1983年的十年间甚至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能够降低工资水平，西欧的资本外流会好转吗？可能也未必。资本离开本国毫无疑问可以获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但是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而且劳动素质差，有可能抵消从高福利国家流出所节约的劳动力成本。资本流出福利国家的真正原因可用维农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加以说明，即一些新兴国家具有消费能力，已经完全可以支撑这个产业，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为了接近市场，而非为了劳动力成本方面的节约。尽管可能客观上由于东道国引资的激励政策和劳动力保护的不完善有可能使FDI更有可能节约资本，但这绝对不是资本流出的初衷。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便捷。资本外流不仅使西欧丢失了税源，也丢失了就业机会，福利病进一步严重化。
三、西欧生产方式被动向后工业化过渡
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高就业的福特制生产方式难以为继，西欧生产方式被迫向后工业化过渡。皮尔逊认为，全球化导致发达的工业经济体发生了4个深刻的转变：就业大规模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导致生产力发展(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减缓；政府承诺的逐渐扩张、成熟，最后“达到极限”；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调整(如单亲家庭增多)及其与有偿就业领域的关系。其中每一个转变都构成富裕民主国家福利制度压力的一个强大而又持久的影响因素。这种经济形势和人口趋势威胁着现存福利所作的承诺在将来的可行性。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后工业化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工业化时代的增长率，因此维持高福利的高税收制度就不能维持。并且，后工业化的就业机制与工业化时代也有明显不同，西欧国家不得不进行艰难的调整。
1.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西欧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到来的一个明显标志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降。Tatiana Fic和Chetan Ghate运用汉密尔顿制度交换模型研究发现，西欧经济高速增长的中断时期基本上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变化在时间上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是吻合的，这说明西欧增长率的下降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在其之后，西欧福利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不高，产业结构开始调整，标志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到来。
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导致福利供给方式的变化。在最初福利国家的高增长中断之前，福利保障水平在上升，而过一段时间后，福利增长导致经济低速增长，长期的低增长制约了福利增长。这是因为，维持高福利的高税收在长期会导致福利国家收入丧失。
2.就业趋势的变化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与合理化、大量削减劳动力岗位基础之上的，因此，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福利国家的就业率明显呈下降趋势。后工业化的就业特征是有利于专业的和需要技能的工作，所以对不能胜任的劳动力的需求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低工资。这样也促进了“不规则的”、不稳定的工作岗位，如应急工作、非自愿兼职工作、家中工作或自营职业等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率过高的问题。
四、治理福利病仍然任重道远
西欧国家福利病的发生机制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内部生产方式变化的综合结果。国际经济形势以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挤压了以福特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生存空间，老龄化和财政危机则从内部挤压了福利国家体制延续的时间。因此，经济全球化最多是福利病形成的外因，福利体制自身存在的逻辑矛盾才是福利病爆发的内因。即使不出现经济全球化，福利病的内因也最终会起作用而使其陷入困境。
战后福利国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这是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的全民共识对社会危机的一种回应。但是，针对当时特定条件形成的一些制度缺陷却在民主化刚性利益要求下被越来越强化，其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特别是这个制度已经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经济增长。不过民主制度下的制度变迁是渐进的，现实的经济增长状况却在突然之间出现巨大的波动，使得西欧福利制度存续的时空条件都被大大压缩。福利病问题的过早暴露和集中出现，使福利国家丧失了将问题分散解决的可能，这对福利体制造成深重打击。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欧就开始着手改革，以回应全球化对其福利体制的挑战。随着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加剧与资本威胁退出国家的能力增强，全球化已对原先战后阶级妥协下的福利国家体制施加了结构性改革的压力，西欧的改革措施普遍出现了向右转的趋势：采用货币主义政策来回应凯恩斯主义，通过对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来回应劳动力市场的僵滞和失业率过高的问题。这都隐含了对维系福利国家的充分就业政策不利的含义。全球竞争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移动，导致了社会倾销与工资及劳动条件的向下沉沦，各国政府为了竞争全球移动的资本，展开了竞相向下修正的福利削减竞赛。其最终结果是形成了所谓的“竞争式国家”，并且可能存在着使各国的政策趋同的压力。
但是，福利国家单方面的政策调整和福利改革可能还难以完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因为，全球化打破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却失去了原来拥有的讨价还价的力量。资本的流失不仅使一个国家失去了就业机会，而且影响到福利国家的税源。一些国家为了留住资本，甚至不得不降低其劳动标准。但是，这些出自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成功，也会导致社会更加不平等，损害了建立福利国家的本来意义。所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不仅需要西欧福利国家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在国际层面构建一个共治机制，来共同治理福利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