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与左联”，曾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当事人、研究者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或提供了某些史料，或解决了某些问题。近些年，这一话题被冷落了，是否因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我认为没有。由于作者的观察偏于一隅，或带有某种主观成见，或受左的思潮影响，这许多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历史真相，并未揭示出鲁迅与左联的真实关系。1998年的《鲁迅研究月刊》连载了李新宇的文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基石》，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到这个问题（见《月刊》第8期）。我以为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了一大步，提出了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但也有些地方仍没有讲清楚，有些地方仍讲得不确切，讲得不对，因此有再进一步论述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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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3月，鲁迅是发起人之一。鲁迅为什么会参加左联呢？一般的解释是说党组织派人（如冯乃超等）对鲁迅作了动员工作。问题是在于鲁迅是一位始终坚守独立思想的人，为什么这一番动员工作便能立即生效呢？我认为应作深入的研究。鲁迅之所以同意参加左联，有其内在的需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解释事物的发展，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番动员工作，对于鲁迅参加左联，仅仅是外因，决定鲁迅采取这一重大行动的思想的是其内在需要，即内因。鲁迅也曾说过，“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注：《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具体说来，其内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内因有二：一是由于鲁迅早就对革命文学有着执着的追求。在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就是一位革命文学的积极追求者。他当时连篇累牍地纂写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章，正表现了他对于革命文学的追求。左联成立时，冯雪峰去征求鲁迅对于“左翼”名称的意见，他欣然同意以“左翼”命名。在鲁迅心目中，左翼文学者，即革命文学之谓也。正因为左联是以革命文学为旗帜，以革命文学相号召，所以对鲁迅产生了吸引力。二是由于鲁迅早就有对集团的追求。早在五四文化革命退潮之后，鲁迅就感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需要摆脱这种境地。鲁迅的性格是憎恶寂寞、孤独，又宁愿寂寞、孤独。他之所以宁愿寂寞、孤独，是因为他坚持独立思想，不肯随波逐流，泯灭个性；他之所以憎恶寂寞、孤独则因为他常常感到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困乏无力。他在1926年底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表现了他对于集团的追求。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注：《两地书·六十九》。）为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他更向往联合为集团，以摆脱困乏无力的境地。他在左联成立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强调集团的力量。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因此，他提出“战线应该扩大”，范围太小了不行。他又提出“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人手太少了不行。这些话，都反映了他对集团的向往。
鲁迅希望革命文学有长足的发展是和他关心工农命运的改变、希望工农获得彻底解放这一长远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李新宇说，鲁迅是“同路人”，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对的。什么是“同路人”呢？“同路人”一词来自俄国文学界。鲁迅曾经作过明确的解释：“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注：《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鲁迅还引用过俄国的“同路人”自己所说的话，“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所谓“同路人”，说通俗一点，就是半截子革命的人物。鲁迅显然不是这样的人物。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得更具体，他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注：《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参加左联，终极目的是为了革命文学的发展、工农的彻底解放。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就特别强调这一终极目的，批评“为了小团体”或“为了个人”的思想，要求大家并要求自己“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难道我们能把以工农的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鲁迅说成是“同路人”吗？鲁迅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称鲁迅为“同路人”，鲁迅读了这篇文章后“很后感”，对柔石说，“这个人（指冯雪峰），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柔石向冯雪峰转达了鲁迅的“反感”，冯雪峰也感到说错了，懊悔不已，后来修正了自己的错误。尽管鲁迅和左联的领导存在意见上的分歧，和左联某些领导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矛盾白热化了，鲁迅对左联也日益疏离，但他从来没有疏离为革命文学的发展、为工农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因此，不能把他说成是“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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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一方面对鲁迅产生了吸引力，使他欣然同意加入，他的加入是由衷的、自觉的、积极的，另一方面又使鲁迅感到受了束缚和压抑，从而使鲁迅和左联之间日益疏离。鲁迅在左联时期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悖逆的情形，从而造成了鲁迅的两难的处境。鲁迅总是为这种悖逆的情形而感到惶惑、苦恼，对朋友说自己有时有些“灰心”，有些“冷”。
鲁迅是以很大的热情来迎接高举革命文学旗帜的左联的成立的。但是，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解，鲁迅和绝大多数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历来是有分歧的，并且曾经争论不休。左联成立后争论停止了，但分歧仍存，而且这种分歧也带进了左联。因此，在左联内部是潜藏着派别的。鲁迅对于革命文学，是重视其特殊的内部规律的，他有两句名言：“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我以为他对革命文学的一切见解，全是由这两句话生发出来的。他的见解，在左联内部是独到的，因而属于少数派。在左联中，多数人对革命文学的见解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很重视文艺的政治宣传效用，对文艺的特殊规律却忽视，“文艺是政治留声机”的说法仍在左联许多成员中流传，甚至在一些重要成员的公开文章中出现。他们的见解虽然大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左的机械论的色彩，但他们是多数派。问题正在这里：左联通过的许多决议，是代表着多数派的见解。既然已形成决议，左联的全体成员（包括鲁迅）是必须贯彻执行的，起码是不能公开唱反调的。这当然会使坚持个性主义、不肯轻易放弃独立见解、不愿随波逐流的鲁迅觉得受了束缚，受到压抑，从而感到苦恼以至痛苦。在公开的文章中，他不便于表现这种不满和反对，但在私人通信中却时时难以抑制地表露出来。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85页。）我可以举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例如，1931年11月左联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据说这是左联所有的决议中最好的一个决议，即使是最好的一个决议，也有着左的机械论的色彩，它强调“题材决定论”，它规定革命文学只能写五种题材，“只有这样才是大众的，现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注：该决议发表于《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鲁迅是不同意这种见解的，因为这种见解违背了文学的内部规律，会影响革命文学更好的发展。但由于这种见解是以决议形式出现的，鲁迅当然不便于公开唱反调，因而当然会使坚持独立见解的鲁迅感到受了压抑，从而产生苦恼。这种压抑，对鲁迅来讲是难以忍受的，正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虽然不便于公开撰文表示反对，但在私人通信中却时时要畅抒己见。就在左联通过决议仅一个月，他在致沙汀、艾芜的信中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注：《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我以为这封信是针对左联决议而写的。“不必趋时”一语，简直是鼓励青年作家突破左联决议的束缚而求得发展。他又在致萧军的信中说，“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注：《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36页。）他在致李桦的信中说，“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746页。）鲁迅的苦恼正在这里：他是为了促进革命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自觉自愿地加入左联，但又感到左联的许多作为（特别是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之类）影响甚至阻碍了革命文学的繁荣发展。他对左联之所以逐渐产生某些失望以致疏离，这是原因之一。
鲁迅是希望联合成集团的，尤其是当他感到旧社会、旧势力十分强大，而自己困乏无助感到孤独寂寞时，这种希望的心情更加迫切。这里又出现了一种悖逆的情境：一方面他感到组织起来力量大，为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为了更有效地对旧社会、旧势力进行斗争，需要组织起来，需要集团；但另一方面他又逐渐感到在集团中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受到束缚和压抑，他甚至说是受奴役。为了发展革命文学，是需要张扬作家的个性、需要有充分自由的，作家创造性的发挥，总是和作家个性的张扬和创作的充分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对这种集团的诱惑和束缚、压抑的悖逆情境，感到惶惑、苦恼。一般来说，进步的或革命的团体是由于人们需要反对某种压制、奴役而又处于孤立无助时，而自愿组织起来。而这种集团（尤其是政治集团）却总是要求集团中每个成员按统一的意见共同行动，不能凭个人的思想意志自行其是；在集团中多数派畅行，少数则必须服从多数；集团总是有某些纪律的，必须放弃个人的某些自由。如果在这些方面处理不好，集团就会对人产生新的压制和奴役。革命集团是为了反对专制，反对奴役，但其演化过程，如果指导思想不对，举措失当，就有可能产生新的专制、新的奴役。这确实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境。左联就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好集团与个人的关系呢？为了集团是否一定要抹杀作家的个性呢？如何处理好集团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呢？领导者是否可以不允许被领导者持异议呢？如何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呢？多数是否就一定代表真理呢？如何区别文学团体与政治团体呢？是否可以把二者混淆、把文学团体看成像政党那样的团体呢？这些方面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新的文化专制、文化奴役。周扬等人正是在这些方面未能处理好，使鲁迅感到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时时有了被奴役的感觉。由于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逐渐尖锐，关系逐渐恶化，导致了鲁迅对左联的逐渐失望、疏离。大家都不能不承认：鲁迅对周扬等人是不满、不平、憎恶和愤慨的。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引起鲁迅的不满、不平、憎恶和愤慨呢？从鲁迅的文章和信函的片言只语中可以寻出蛛丝马迹。鲁迅多次称周扬等为“元帅”，元帅是发号施令的，“军令如山”，总是要役使隶属于他的人，总是要宣布别人的“罪状”；多次称周扬等人为“英雄”，指他们常常打击别人，打击“不听他们指挥”的人，甚至敢于下手“扼死”这样的人；多次称“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周扬等人为“工头”，他们“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有时称他们为“横暴者”或“奴隶总管”，所谓“横暴者”，指他们“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所谓“奴隶总管”，指他们“自以为出人头地”，“以鸣鞭为唯一业绩”；有时称他们为“四条汉子”，“汉子”者，非形体魁梧之谓也，乃盛气凌人、颐指气使之谓也；有时说他们的脑子是“军阀脑子”；有时把他们的意见称作“圣旨”。综合鲁迅以上的言词，可见周扬等人引起鲁迅的不满、不平、憎恶和愤慨的是他们的专制。鲁迅虽说过“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但鲁迅仍然相信他们是革命者，不过，他们在革命文学团体中却把自己放在“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军阀”、“皇帝”的位置上，视别人为“奴隶”，压制、鞭打、扼杀别人。他们表面上似乎尊重鲁迅，但实际上不允许鲁迅有独立的人格。鲁迅从穆木天所写的材料中知道他们是把鲁迅当作“傀儡”，鲁迅有此感受，觉得“可怕”。他觉得“受人愚弄”的。“傀儡”者，没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之谓也。冯雪峰说，“说鲁迅是‘左联’的首脑”，“并非说说的话，而是根据事实的评定”（注：《雪峰文集》第四卷第164页。）。但鲁迅的亲身感受却并非如此。冯雪峰只看到了事实的这一面，而未看到事实的那一面，只看到此一时的事实，而未看到彼一时的事实。左联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鲁迅是不予闻的，确实把鲁迅当作“傀儡”。开除郁达夫，不让鲁迅知道，事后才被告知，鲁迅反对也没有用；出版了集团的内部机关刊物《文学生活》，不仅不给鲁迅看，而且不让鲁迅知道；解散左联，不仅不听取鲁迅的处置意见，解散后也不告诉鲁迅一声。在左联中，不允许鲁迅有任何异议，一有异议，即宣布为“罪状”；“乱打”一通，甚至必“扼死”而后已。历史上出现过这样一种异化现象，这种现象可概括为这样一种悖论：进步的或革命的团体，本来是为反对文化专制、文化奴役而产生的，结果在其衍进过程中，本身又产生了新的专制、新的奴役。鲁迅在谈到语丝社的衍进变化时说，“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注：《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47页。）坚持个性主义的鲁迅，极端憎恨文化专制、文化奴役，他组织或参加革命文化集团，就是为了有力、有效地反对文化专制、文化奴役，结果在文化集团中却又遭遇了新的文化专制、文化奴役。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76页。）。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讲，说明他确实感觉到在革命文化团体——左联中存在新的文化专制、文化奴役。对这些施行文化专制、文化奴役的人，“革命”不过是实施文化专制、文化奴役的“大旗”，“大纛”，“包着自己、吓呼别人”的“虎皮”。有了文化专制、文化奴役，就不可能有作家个性的伸张、创作的自由。没有作家个性的伸张、创作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杰出作家和作品的出现，革命文学也就不可能繁荣发展。他认为在左联中，“监督太多，个个想做‘工头’”，这样下去，哪里还有作家个性的伸张、创作的自由？ 哪里会有革命文学的更高的繁荣发展？因此，他后来极力劝阻别人参加集团，他在致胡风的信中说，“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76页。）他自己也决定不参加任何集团，他向朋友们一再宣布：“我不加入任何一种（集团）”；“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鲁迅为历史发展中这一悖论所带来的教训耿耿于怀。与他既憎恶寂寞、孤独，又宁愿寂寞、孤独一样，他既追求集团，又疏离集团，与集团格格不入，这是他晚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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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由厌恶左联的当权者而厌恶左联到了这种程度，甚至与之格格不入，是否一开始就是如此呢？李新宇的文章把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描述为一开始就是格格不入的，说“鲁迅从来就不是左联集团中合格的列兵”，“鲁迅也没有把左联看作自己的依靠”，鲁迅参加左联伊始，就“仍然一如既往地毫不掩饰心中（对战友）的厌恶”。我以为这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鲁迅和左联的关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3月到1932年11月。这一阶段，我们从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对左联满腔热情，是把左联看作发展革命文学、对旧社会旧势力作战的依靠，对左联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要求全体成员（包括他自己）在为工农的大目标下统一起来，同心同德。鲁迅的为人，不会说无用的恭维话，不会发表空洞的赞词，但他热情地苦口婆心地对左联战友们提出了种种要求和希望，提出了种种建议。他平日是以为不屑与言而与之言，是谓失言；但现在对左联战友们谆谆嘱咐，是对左联寄予希望的表现。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因此参加左联。他希望左联成为培育英俊的摇篮，以促进革命文学的发展。他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之后所写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自豪地宣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在敌人的血腥压迫下“仍然滋长”。“革命文学阵营”即指左联。在这一阶段鲁迅所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根本没有指责左联及其成员的言词，就是在致友人的私人信函中也很少见到他这样的言词，唯一的一处是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了“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后，又说在左联成立的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注：《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50页。）“茄花色”，绍兴方言，指看起来并不怎么好看的意思。虽含有批评，但并非完全否定，批评中仍存某些希望，如果他们能爬上去，自己做梯子也可以。仅此一处的批评，并不说明鲁迅不对左联寄予希望。鲁迅的头脑很清醒，他对革命文化人和革命文化团体从来不求全责备。他写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批评了那种求全责备的“急进革命论者”，认为求全责备“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注：《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他在左联成立后致友人的信中又说，“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注：《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83页。）可见他对左联寄予希望，是很清醒的。在这一阶段，他与左联并非格格不入的。当然这与冯雪峰、瞿秋白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分不开。冯雪峰于1931年2月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任中央文委书记，不久调任其他工作，1933年底调离上海。瞿秋白于1931年春夏之交参与中央文委、左联的领导工作，1934年1月调离上海。尽管冯雪峰、瞿秋白在对革命文学的见解上与鲁迅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了解鲁迅，尊重鲁迅的独立人格。鲁迅和左联其他一些成员虽有矛盾，但冯、瞿在其中起了缓冲作用，未导致矛盾激化，关系恶化。鲁迅对左联寄予希望，把左联作为依靠，这是基本的事实。矛盾开始激化，关系开始恶化，是在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从1932年11月到1936年2月。我们从这一阶段鲁迅给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左联掌权者指责的言词多起来了。推动矛盾激化、关系开始恶化的是三个事件。一个事件是关于发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所引起的风波。1932年11月，左联领导人周扬（他已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在他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1932年12月，鲁迅致周扬一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对周扬这种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批评，鲁迅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为左联一些人所不能容忍，要加以压制，压制不住，便加以诋毁、攻击。他们以“首甲”等假名和真名联合发表了《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污蔑鲁迅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是“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带上白手套的革命论”等。可见他们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即使是正确意见，也要加以压制。这对鲁迅以很大刺激，他在致友人信中表示了他的“愤慨”，说这些“战友”比“叭儿”“还可怕”，他在左联做事“格外费力”，甚至“觉得枉费了许多气力”。第二个事件就是关于发表《倒提》所引起的风波。鲁迅在1934年6月28日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了《倒提》一文，揭露帝国主义，批判奴才思想，希望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斗争来求得解放。鲁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林默即廖沫沙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攻击鲁迅为“买办”，抹杀了《倒提》一文，如果说是误解，还说得过去，更不应该的是对鲁迅整个的“花边文学”也加以嘲弄，说它们是“尽了八股的能事”，“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说它们的作者是为了“花边”（钱），用词极其刻薄。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注：《鲁迅书信集》上卷第615页。）鲁迅以为“来意”就是为了压制他。后来他又在《花边文学·序言》说到“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对他射“暗箭”。他对此是耿耿于怀的。第三个事件是关于大众语的风波。鲁迅在1934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上应编辑曹聚仁的要求发表了《答曹聚仁先生信》，对大众语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但由于编辑在同一期刊物上还发表了杨邨人的反共文章《赤区归来记》，于是有署名“绍伯”者便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调和》一文，说鲁迅是“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和杨邨人搞“调和”。其实，在30年代的上海，刊物常有发表不同倾向文章的现象，这是编者的问题，怎能说是鲁迅搞“调和”呢？鲁迅当然为此而愤慨。他在田汉（鲁迅认为《调和》是田汉写的）主编的《戏》周刊第15期上发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愤慨地表示“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此信刊出后，左联中又有人嘲笑鲁迅是个人意气用事，鲁迅“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注：《且介亭杂文·附记》。）这更增加了鲁迅对这些“战友”的憎恶感。鲁迅认为这三件事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有联系的，且性质是相似的，是左联这些“战友”们对他的压制、奴役。坚持独立人格的鲁迅，一生憎恶、反对任何的专制和奴役，他对此不仅极其敏感，而且有爆炸似的反应。他在信中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729页。）此后，他和左联日益疏远了，对朋友们明确地讲采取“回避”态度。由于在左联中觉得缺乏知己，又感到孤独、寂寞了，对左联不免“灰心”了。他在给萧军等的信中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77页。）他在给萧军等的另一封信中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注：《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02页。）。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中，鲁迅在信函中极少指责左联的人，而在第二阶段中，他在信函中对左联这些人的指责便多起来了，由于这些人是左联中的掌权者——“元帅”、“总管”、“工头”，因此，鲁迅对左联不复有第一阶段那样的热情、信任和希望。当然，在这一阶段，他虽然憎恶这些人，但不怀疑他们是革命者，他对左联虽然感到“寒心”、“灰心”，但尚未绝望，他说，在左联中“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
第三阶段，从1936年2月到1936年9月。在这一阶段中，鲁迅对左联的掌权者的指责不仅多起来了，而且措词空前地尖锐；不仅在私人信函中指责，而且公开发表文章指责。推动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是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感觉受到了更大的压制和奴役。早在1934年，周扬、周立波等在陆续介绍苏联文学时，也把“国防文学”这一口号介绍过来了。到1936年2月，《生活知识》、《文学界》等杂志集中发表了许多文章，把“国防文学”作为正式口号提出，此后左联中许多人著文支持“国防文学”口号，而周扬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等文，他是左联的主要领导者，也是这一口号的权威解释者。1936年4月，冯雪峰由延安到上海，向鲁迅介绍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鲁迅和冯雪峰、胡风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鲁迅看来，尽管自己提出的新口号“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但他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不过，周扬等人却不允许鲁迅的新口号的提出，对鲁迅加以更大的压制和打击，横加鲁迅一些“罪名”，鲁迅觉得自己的正确意见要“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这引起了鲁迅更大的愤怒。鲁迅不仅在私人信函中不断加以指责甚至谴责，而且公开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半夏小集》、《死》等文进行指责，措词十分尖锐。他的文章的锋芒不是仅指向徐懋庸，他认为徐懋庸是“奉谕”而来，甚至明确地把锋芒指向左联掌权的“四条汉子”。鲁迅感到他们在搞文化专制、文化奴役，他们随意“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鲁迅称之为“奴隶总管”。从鲁迅看来，由“奴隶总管”主持的左联，还有什么希望？左联的“大旗”，已变成了“吓呼别人”的“虎皮”，“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这说明鲁迅这时对左联已不存什么希望了，他终于宣布“我不加入任何一种（集团）”。尽管有许多人对他再而三地作动员工作，动员他参加集团，尽管有人用种种罪名压他参加集团，他到5月4日又宣布“鉴于前车，没有加入”集团。到8月28日他还在重申不参加集团。他以后是否会改变不参加集团的决定，无法预测，因为一个多月后他就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