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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1—0011—04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缘起与发展
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创立及论证他关于历史新见解的时候，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运动变革的内在机理。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从它建立之时起都要经历一个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使之不断完善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们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
60多年前，国际上曾经有过一种观点，即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包括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否认社会基本矛盾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对此，毛泽东曾给予严肃的批评，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1](766) 他明确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767)
30多年前，邓小平结合当时中国基本国情，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社会矛盾运动学说。首先，他在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中，确认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已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其次，他具体研究了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情况，在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过去所形成的那一套体制的弊端做了深刻分析，说明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不适合的方面，集中表现为体制的不适合，这是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显著特点。他尖锐地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237) 体制的弊端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发展迫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政治勇气，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主张。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集中群众的智慧，对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形成了系统的改革开放思想，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改革观。
进入21世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已进入由传统农业型和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型时期。这既是一个彻底摆脱传统体制束缚，加快建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和谐化相适应的新体制、新制度的重要时期，又是全方位地对外开放，广泛吸纳世界各国现代文明成果以促进中国更加走向世界文明的重要时期。转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机制冲突、规范冲突、利益冲突、角色冲突和观念冲突使社会矛盾突现和激化，呈现出改革30年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实践的深化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归纳当前的社会矛盾。目前各种矛盾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由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人民生活中业已引起广泛关切的紧迫问题。包括就业问题，失业、失地、下岗与社会保障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等等。二是由社会变动所伴生并已招致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强烈不满的甚至引起公愤的问题。特别是权力致富、贪污腐败、非法牟利，等等。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带基本性，并将在长时期发生深刻影响的重大矛盾。比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世界经济、科技压力带来的对外关系的矛盾，等等。总的来说，这些重大矛盾实质上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社会矛盾运动在新时期表现出的新特点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提出了新的特殊性要求。
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新诉求
概言之，邓小平改革思想具有革命性、全面性、人民性、稳定性、自觉性五大理论特征。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入和发展，社会矛盾运动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转型关键期，通过对邓小平改革思想五大理论特征在新时期的新解读，结合对党的十七大报告理论新亮点的深刻体会，不难看出，邓小平改革思想有了新扩充、新发展和新要求。
1.改革革命性的新诉求——建立有效的权利民主协调机制
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135) 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革命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的性质、深度和广度及其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的力度；另一个是因为改革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体制。它们直接引起整个社会的利益分化重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不可避免地带有较为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冲突或风险。所以对于改革者来说，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非凡的宏观谋略必须兼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改革先驱们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当前改革革命性的新诉求在哪里？改革实践30年，人们发现，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一个最为棘手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带有全局性、宏观性的问题在于政治权利民主化。由于特殊的国情，“在中国，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党的政策的变化为开端的。也就是说，政策的变化是中国一切社会变化的原始推动力。这是由中国的政治系统的根本结构及其基本运行方式决定的”[4]。因此，处于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日益突显的时代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有些经济、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经济、社会问题解决的程度有赖于政治问题解决的程度。深化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就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特别是党的政治权利民主化改革。
转型期的政治与经济改革的任务在于既要培育和发展一个公正、有效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又要对新旧体制转换中利益受损的群体进行补偿，保持不同地区在转型中的相对平衡，建设一种适应转型的价值观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创建一个民主而有效的政治机制。要实现这一目标，确实需要些革命般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胆略。目前来看，急需完成三个主要方面的任务。第一，改革权力仍过分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与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民主调控体系。第二，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改进和完善党的决策机制，坚决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第三，改造小生产社会政治心理，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推进转型期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历史进程，维护社会长期稳定。改革的锋芒需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的推进，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质性进展，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确保权利准确行使，必须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2.改革全面性的新诉求——建立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改革必然是全方位的。邓小平指出：“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而绝不是在某一局部的修修补补。”[3](23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象是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系统工程，而作为现代化建设手段的“改革”，只有全面地、系统地对社会进行调整变革，才能发挥社会整个组织的改革功效。否则，将破坏整个改革的进程，损害改革的成果。邓小平全面改革的观点也告诉人们，既然改革是全面、宽领域、多层次的，所以改革过程必然是艰巨的，改革必将贯穿中国发展整个过程。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改革实践证明，“全面改革”是对改革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
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全面性特征在新时期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转型期改革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全面深入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达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这就使改革必然涉及社会系统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种要素、各种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涉及生产力系统要素的内在结构；要涉及生产关系系统中的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经营方式和分配方式；要涉及政治上层建筑系统中的政治体制、政府职能、政府机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涉及观念上层建筑系统中的精神文明、社会心理、道德情操、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等。由于转型期改革所涉及的领域具有空前的广阔性，使得“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放权让利使改革参与者普遍获利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同一项政策能够获得所有人的支持已经不现实；相反，因为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增减，一项政策完全有可能仅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而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从而提高改革开放的难度。”[5] 更为重要的是，转型期改革的领域越广阔，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就越多、越具体，改革所触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就更直接、更深远。这必然使潜伏的社会冲突与利益对抗日益突显。与此同时，伴随新的利益群体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利益分化与利益矛盾。所以说，改革势必在领域扩大的进程中更要积极地推进社会利益的公正有效分配与有力整合，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以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因此，转型期改革领域扩大使得能否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利益公正分配机制，使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能够在彼此协调的基础上平稳地得到实现，已经成为关乎改革开放进一步健康发展、关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能否早日实现的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七大特别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3.改革人民性的新诉求——“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新阐发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社会主义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摆在了最根本的地位。他一再强调这个重要观点，并且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答应作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出发点和最高标准。邓小平提出的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的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处于核心地位，就是最充分的体现。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谋福利，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邓小平坚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142)
时至今日，“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核心提出来，是改革人民性在当代的新诉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具体地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应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的新成果，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和有效机制。
在改革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要通过改革疏通和拓展公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执政党必须允许人民有利益表达的权利，能够整合阶层利益。”[6] 在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方面，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在社会监督体制方面，通过有关调研制度、首长接待日制度来了解民意，通过媒体刊登读者来信和在广播电视里的谈话节目，通过诸如立法听证会、物价听证会等形式，通过专家学者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等形式，利益表达的渠道愈来愈通畅，对政府行为、改革过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4.改革稳定性的新诉求——以改进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在稳定的政治局面下进行，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3](286) 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阐明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实践证明，这些重要思想和决策，对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起了基础性作用，从而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推进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在新时期新阶段，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一中国改革渐进式发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和深化。“实践证明，渐进性的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改革成功推进的总体特征。”[7] 但是，由于中国渐进改革的特点是避免让利益矛盾激化，利益转移比较隐蔽，所以利益再分配格局中的不公平现象，往往在改革初期不很凸现。这种不可预见性结果一旦出现会给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人们带来长久存在的心理阴影。并且，“在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的利益矛盾，例如政策性矛盾、地域性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等，都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分不开。”[8] 因此，当代中国的改革应特别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现阶段，深度社会转型的中国处于一个利益分化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仍较低，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理性化程度还不高，政治认识和政治价值倾向还不成熟，政治整合水平和政治一体化水平也较低，这就客观上要求改革的步伐要更稳健，即改革要在坚持现行宪法的基础上，在保持现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利益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循序渐进、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在有效的驾驭和控制之下，稳妥地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以平抑社会的利益差别，解决社会的利益矛盾，缓解社会的利益冲突，从而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的科学发展。为了抵御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因各种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保持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重要的社会建设目标。这说明我们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进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5.改革自觉性的新诉求——求真务实改革精神的新体现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科学地规定了中国改革的性质，与那种试图从根本上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划清了界限。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站在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来论证改革。在邓小平看来，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各种体制和观念，改革的目的不是改变社会形态，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因此，“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3](111)。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9]
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最为鲜明的执政理念之一就是求真务实。胡总书记提出“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思想贯穿党的执政过程始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新时期的改革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注重改革的实效性。为了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其归纳为“十大结合”并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说明新时期我党对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基本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凝炼和提升。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党历史上对改革开放的地位和意义最为全面和系统的阐述，它雄辩的向世人说明，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
收稿日期：2007—10—19
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