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现象学的法语翻译及其对现象学汉译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德语论文,法语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8—0008—06
最近20年以来，一大批现象学文献被译成了中文，随之也产生了大量与翻译相关的问题，例如，同一个术语有几个不同的译名，不懂或未读原文的人以为来自不同的词语，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原则对这些相互竞争的译名进行取舍呢？有的现象学术语在中文词库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名称，我们必须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可这种创造应该在什么限度内、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呢？一个现象学术语不仅具有其学理上的含义，还兼有时代烙印、修辞色彩和文字游戏这些非学理的维度，有的甚至还有声音韵律方面的考虑，我们在翻译中应该从什么原则出发对这些方面进行权衡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翻译原则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法国学者是如何翻译德国现象学术语的。尽管德法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小于中西语言之间的差距，但笔者在阅读和翻译中发现，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他们毫无例外地也一一遇到了。他们的解决方案也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在下文中，我将首先把从德里达、勒维纳斯和马里翁著作中搜集来的现象学术语翻译以及他们对这些翻译的思考和评论进行整理和归类，力求揭示出他们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后，我将联系现象学汉译的实例谈谈这些法国现象学家心目中的翻译原则对我们可能的启发。
一、翻译即释—义①
德里达、勒维纳斯和马里翁虽然都是当代思想家，有的还开后现代之先河，他们当然都知道翻译的困难性，甚至不可能性，他们也都容忍现象学术语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的损耗、增加和漂移，可令人称奇的是，从他们的翻译实践来看，他们在翻译中却非常保守，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地去理解现象学术语的原本含义并为找到合适的法文翻译而绞尽脑汁。
他们的这种努力所依据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翻译即释—义”。一个译名只要揭示出原词的含义，就符合了翻译的基本要求。但要达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德里达对胡塞尔“Leistung”一词的翻译就颇费周折。在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1949年法译本中，法译者R.Gerrer用“action”来翻译“Leistung”，德里达于1953年在他的当时尚未发表的著作《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中就指出用“action”这个词不妥，主张用“production”来翻译并且认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Derrida,1990:279）。但在1962年出版的《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中，德里达却推翻了他此前的这种“毫无疑问的”翻译，他认为（Derrida,1974:22），“production”这个词可能会酿成大错，因为这个词恰恰掩盖了胡塞尔赋予这一行为的全部含义。经过仔细的分析后，他发现，对于“Leistung”这一行为，胡塞尔还通过一些补充性概念作过描述：“Leistung”不仅是一种“production/Erzeugung（产生行为）”，也是一种“création/Sch
pfung（创造行为）”，同时还是一种“formation/Bildung/GestaLtung（形成行为）”。最后一种行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作为“Gebilde（形成物）”、“GestaLt（形态）”以及“Erzeugnis（产物）”等等的观念对象正是形成行为的结果。不仅如此，德里达还觉得，“formation（形成）”一词的模糊特性似乎不仅与胡塞尔对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相适应，而且也与贯穿文本的地质学隐喻保持一致，例如我们在文本中随处可见的对意义的“沉积作用”（lasédimentation/Sedimentierung）、“沉积物”（dép
ts/Ablagerung）、“阶”（étages/Stufen）、“层”（couches/Schichten）以及“基底”（soubassements/Fundamente）等等的暗示。德里达建议用“formation”来翻译“Leistung”，可他也哀叹这个词已经被“Bildung”的法文译名占用了。
像德里达这样用单个词语翻译外文中的单个词语，看上去对仗工整，简明流畅，可也容易引起两个德里达式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在译者看来最合适的词已经被占用了，那该怎么办呢？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词不能涵盖外文词的全部含义，那该如何处理呢？是不是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呢？比如在德里达那里，如果用“formation”来译“Leistung”，不是会丧失另外两种意义吗？要不要生造一个新词同时涵盖这三个意义呢？
法国现象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第一，轻易不造新词；第二，宁可放弃工整、简明和流畅，也要把其中的含义揭示出来。例如，德里达和巴什拉尔（S.Bachelard）都把胡塞尔的用语“Besinnung”译成“prisese de conscience（觉悟，产生意识）”，而不是简单地用“méditation（沉思）”之类的词来翻译（Derrida,1974:10）；他们还用“entité intentionnée（被意向的实质）”来翻译胡塞尔在《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中的术语“Vermeintheit”（Derrida,1974:65）；他们甚至慎重其事地讨论为什么“Einsicht（洞见）”必须用“évidence rationnelle（理性的明见性）”来翻译（Derrida,1974:109）。再如，海德格尔在他的就职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有一句关于虚无的著名表述：“Im Sein des Seienden geschieht das Nichten des Nichts”，马里翁（J.-L.Marion）在讨论这句话时对法国学者把其中的“nichten”译成“néantir（无化）”表示了不满，他认为这里的“nichten”并不是“néantir”，而是“réduireàrien（向无物的还原）”，整个一句话应该译为“Dans l' 
tre de l' étant advient la réduction à rien du Rien”。他在文本中始终坚持这种译法，尽管他明确地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很累赘”（Marion,1989:268）。
为了把原词的含义充分地揭示出来，有些现象学家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有时甚至稍稍越过了释义的严格性的界限而走向了引申和比喻。众所周知的例子有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把胡塞尔的“bedeuten”译成“vouloir-dire（想说）”，利科在翻译胡塞尔《观念I》时把意识的“Urform”译成意识的“Form-mère（母形式）”。
法国学者对释义的近乎苛刻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如果我们再看看他们是如何翻译成对术语的，那么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他们对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理解、对成对术语之间差异的细腻把握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被动创新。我在此仅举两例试作说明。第一个例子是“Gegenst
ndlichkeit”的翻译。我们知道，“Gegenstndlichkeit”与“Objektitt”是成对的现象学术语，汉语一般译为“对象性”与“客观性”，但并未作出进一步区分，英语只用一个词“objectivity”来翻译，因为英语没有其它可以用来表示“对象”或“客体”的词了。这一点同法语是一样的，法语也只有一个词“l' objectivité”与这两个德文词意思相近。但我们惊讶地发现，法国现象学界，包括德里达、《观念I》的译者利科、《形式的与超越论的逻辑》的译者巴什拉尔，《逻辑研究》的译者埃勒（H.élle）、马里翁等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创造了一个新的法语单词：objectité。他们用这个词来翻译“Gegenstndlichkeit”，而用“objectivité”来翻译“Objektitt”。马里翁还为我们解说了这种做法的苦衷：“我们也总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把科学的客观性（l' objectivité）……混同于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使它成为可能的东西：对象的构造一般，因为对象本身预设了为它本身被称为‘对象’这一点所固有的存在方式，确切地说，即是对象性。”（Marion,1989:231）② “客观性”与“对象性”具有如此重大的区别，法国学者怎么能够容忍相应的法语译名的阙如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创造新词是极为慎重的，或者说，他们的创新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从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更多地是从当下和传统的语言中寻找灵感。
另一个例子是胡塞尔在《危机》中的成对术语“Verdeutlichung”与“Klrung”。这两个词在日常德语中并没有什么区别，译成中文为“解释”、“说明”，调换使用应无大碍。法语中的对应词是“élucidation”与“clarification”，日常使用也无区别。可德里达强调指出，在用“élucidation”翻译“Verdeutlichung”时，一定不能与“clarification/Klrung”相混淆，因为在胡塞尔那里，“Verdeutlichung”的意思是，处于被构成的意义之内并使这个意义得到区分，相当于E.芬克的第一种类型的“重新激活”，即作为“逻辑解释”的重新激活；而“Klrung”则意味着给被构成的意义提供说明性的充盈，也就是提供实在知识的有效性的充盈，特别是重新激活它的原初的意向，这相当于E.芬克的第二种类型的“重新激活”，即对“出现于正题性的含义构造中的内在的含义构成传统”的重新激活。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德里达不惜耗费近半页纸的注释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Derrrida,1974:42）。
上述例证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国现象学家翻译时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我们知道，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无法或很难把含义译过来的情况，这一方面是由于语言传统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某些哲学家对本民族语言的灵活使用，例如海德格尔就喜欢在文本中作一些类似于文字游戏式的表述，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不仅如此，我们在翻译中还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非释义性因素，比如说，语言的时代特征、修辞色彩、甚至声音因素等等，如何处理释义性原则与非释义性因素之间的冲突呢？法国哲学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二、释义困难与非释义性因素
我们先来看看无法释义的情况。海德格尔的“Dasein”刚进入法国哲学家的视域时被意译为“réalité humaine（人的实在）”，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译名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德语特有的词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实际上是无法翻译的，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创造一个新词③，或者干脆把这个词直接挪用到法语中来。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再来看看难以释义的情况。这一点最典型地表现在海德格尔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中。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边注中曾解释过“exemplarische（范例性的）”这个词：
“Miβverstndlich.Exemplarisch ist das Dasein,well es das Bei-spiel,das ǖberhaupt in seinem Wesen als Da-sein(Wahrheit des Seins wahrend) das Sein als solches zu-und bei-spielt-ins Spiel des Anklangs bringt”。
海德格尔在这里把“Beispiel（例子）”和“zuspielen（在游戏中传递）”拆开，在“Spiel（游戏）”、“spielen（玩游戏）”、“bei-spielen（与……游戏）”和“zu-spielen”之间玩起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游戏。法国学者是如何处理这里的文字游戏的呢？《存在与时间》的法译者韦赞（F.Vezin）想到了用“al-lusion(ad-lusio,ludere）（和……玩耍）”来翻译“Bei-spiel”，马里翁肯定了这种译法的巧妙性，但他认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让这种翻译与其它的“spielen”和谐一致。他最后哀叹，这样的文本几乎是无法翻译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作了下面的翻译：
“Prte à malentendu.Le Dasein est exemplaire,parce qu'il fait jouer en echo le contre-jeu(Beispiel)que l'tre lui adresse et confie[comme à un partenaire]en général(ǖberhaupt)dans son essence de Da-sein(veillant à la vérité)（易致误解。此在是范例性的，因为此在就在回音中推动着‘对游戏的参与’（Bei—spiel），而存在归根到底（ǖberhaupt）在其此之在（Da-sein）的本质中［在对存在之真理的关注中］面向此在并向它吐露［就像向一位伙伴吐露那样］心声）”（Marion,1989:208）。
很明显，马里翁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词来迎合海德格尔的文字游戏。实际上，他的翻译已经完全放弃了以文字游戏翻译文字游戏的做法，而是单纯地把海德格尔的原意译成法语。在这里，释义在翻译中再一次占了上风。
至于翻译中的非释义性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法国学者的处理方式。首先是语言的时代特征。有些词汇属于古典语言，今人已不再使用，有些属于日常语言，并无“词”高和寡之嫌。法国现象学家充分注意到了这些不同的特征。海德格尔在《路标》中对“存在之真理”说过一句著名的断语：“Das Sein wohl west ohne das Seiende,dabniemals aber ein Seiendes ist ohne das Sein（即使完全没有存在者，存在的确仍然现身成其本质，而没有存在，却决没有一个存在者存在）”（Heidegger,1976:306；孙周兴，2004：357）。句中的“west”意为“存在并活动着”，它是古典德语“wesen”（也是诗歌用语）的第三人称单数。马里翁发现塞克勒堂（P.Secretan）曾经用“siste”来译“west”，他欣然接受下来（Marion,1989:251）。这种接受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知道，“siste”来自拉丁文词根“sisto”、“sistere”，意为“站立”、“显现”以及“经受”等等，在含义上与“west”非常近似，在时代特征上也与“west”一样古色古香。我们继续来看两个时代特征方面的例子。海德格尔晚期有一个重要术语“Ereignis”，法国学者普遍用“I' événement”来翻译；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Sache”在法语中的译名不过是随处可见的“chose”。这两个看似信手拈来的译名，其实与它们相应的德文词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朴实无华的日常用语，在海德格尔和胡塞尔赋予它们以重要的现象学意义之前，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与法语对应词的用法是完全一致的。可以想见，德语现象学对这两个德语词汇意义域的拓展通过翻译也会把这种效应传递到相应的法语词汇上。
其次是语言的修辞色彩。一个词除了具有中性的含义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或褒或贬、或雅或俗这样的心理感受或价值评判。在翻译实践中，含义与修辞相比，哪一个更为重要呢？德里达的取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胡塞尔“leibhaft（切身的）”在法语中共有三种译法：“en chair et en os（以肉和骨的方式，亲身）”，“en personne（亲身）”和“corporel（身体的，物质的）”，其中第一种译法最能传神地译出“leibhaft”的原意，只可惜第一个术语难登大雅之堂，德里达甚至说它是“不雅的翻译（traduction inélégante）”，但德里达在《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中仍然大胆地启用了这个译名（Derrida,1990:122）。由此可见，释义在作为译者的德里达的心目中的地位。
最后我们来看看语言的声音因素在翻译中所占的比重。声音的抑扬顿挫有时也会成为挑选译名时的重要指标，但它重要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在勒维纳斯那里可以发现一个反面的例证。勒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中把海德格尔的“Sein/Seiendes”译为“exister/existant”，而不是通常的“tre/étant”，这一举动有些惊世骇俗，它违背绝大多数法国现象学家的做法。勒维纳斯对他的这种做法给出了轻描淡写的原因：出于谐音（euphonie）上的考虑（Levinas,1983:24）。实际上，即使通过《时间与他者》这部著作的结构我们也能看出，这种转换不仅仅是出于声音因素上的考虑，更有有意或无意通过“exister/existant”挪动“Sein/Seiendes”的意义域的后果，通过这种挪动，勒维纳斯更为容易地挣脱了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的束缚。对于勒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Sein/Seiendes”的理解，德里达曾给予了详尽的解说和严厉的批评（德里达，2001：236—253）。
三、对现象学汉译的启示
从以上例证和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德里达和马里翁为代表的法国现象学家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原则的思考，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翻译即释义”这一原则的恪守和追求，——即使在无法释义或难以释义的情况下，即使在不得不考虑诸如语言的谐音、时代特征和修辞色彩等等非释义性因素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坚持“释义优先，兼顾其它”的准则。
在这条显性的准则之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条隐性的准则，套用奥康的话来说便是，“如无必要，切勿增加新词”。法国现象学家在翻译过程中很少创造新词（也许“objectité”是个例外），他们宁愿累赘地用几个词来翻译一个现象学术语，有时在外来词（例如“Dasein”）无法翻译的情况下，他们哪怕是直接挪用，也决不自己杜撰一个新词。
这些原则或准则，对我们的现象学汉译有什么启发呢？也许有人会认为，“翻译即释—义”原则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朴素的真理，但众所周知并不意味着人人遵守，时下不少译者不具备起码的现象学知识，仅凭语言专业的出身就操刀上阵，译出来的东西不忍卒读，一些出版社对这一现象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即使是专业的现象学研究者，如果没有仔细研究原词的含义，翻译时难免也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如果我们把“翻译即释—义”这一原则同“释义优先，兼顾其它”这条显性的准则和“如无必要，切勿增加新词”这条隐性的准则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切实地发现这些原则和准则对我们的现象学汉译的启发意义；如果我们把它们应用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它们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维度和新的译名取舍方式。下面我就结合这些原则和准则正面地谈谈它们对我们的翻译所带来的可能的启示。
首先我想根据上述原则和准则探讨一下“supplément”一词的翻译。“supplément”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的重要术语，也是解构理论的核心词汇之一，对它的翻译汉语学术界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有的学者把它译为“增添”和“代替”（张宁），有的译为“替补”（汪堂家），有的译为“补充”（杜小真）。这个术语在德里达那里有四层含义：增加、补充、代替和冒充，上述译名单个来说都有以偏概全之嫌。既然我们找不到合适的、现成的汉语词汇，也不能随意地创造新词汇，那我们还有其它的选择吗？我觉得我们不妨学学法国现象学家的“累赘”做法，用几个词来翻译这一个词④。
接着我们来看看海德格尔的“Stimmung”这个词。日本现象学学者山口一郎先生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批评过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Stimmung”一词的中文翻译⑤。他指出，把这个词译成“情绪”，会导致一种心理学的意味。从《存在与时间》的语境来看，海德格尔恰恰要洗去“Stimmung”的心理学色彩，改从存在论上对它进行重建。按上面的原则来看就是，这样的翻译就是释义不够充分。也许我们可以译为“情调”⑥？
最后我想谈谈法国现象学家的翻译原则对我们的“Ereignis”的翻译是否有些启发。“Ereignis”一词的翻译，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起来看，主要的译名有：“本成”（倪梁康）、“大道”或“本有”（孙周兴）、“本是”（陈嘉映）、“本然”（张灿辉）、“成己”（邓晓芒）、“自身的缘构成”或“缘构发生”（张祥龙）、“自在起来”或“自起”（王庆节）、“发生”（宋祖良、王炜）和“庸”（姚治华）等等。学者们对“Ereignis”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问题在于如何挑选或创造一个汉语字词来与“Ereignis”的义理相对应。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挑选或创造呢？由于“Ereignis”并非海德格尔生造的单词，因此本着“如无必要，切勿增加新词”这条准则，我们应该克制杜撰新词的欲望。我们首先考虑的应是对已有的译名进行挑选。这样，上面的问题便修正为：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进行挑选？既然在义理的理解方面已经达成一致，在挑选中起主导作用的便是一些非释义性因素。尽管现在看来“Ereignis”意味深长、莫测高深，但它首先毕竟是一个常用词⑦，海德格尔毕竟也没有另起炉灶创造一个新词，因此，我觉得“发生”、甚至“事件”虽然看起来有些平庸，但仍不失为真正意义上的译名⑧。
以上仅仅是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德语现象学的法语翻译对现象学汉译的启示。我想，法国现象学家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和准则对我们的启发远远不止于此。
*本论文受“中流—喜马拉雅文教学术奖助金项目”资助。
注释：
① 此处的“释—义”是指翻译必须最大限度地揭示出原词的义理，但不可等同于对原词的“解释”或“改写”。如果我们挪用陈嘉映先生对翻译的界定“翻译在于字面对应”（陈嘉映：“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也许我们可以对这里的表述作出更严格的界定：翻译在于以字面上大体对应的方式揭示出原词的含义。实际上，陈嘉映先生自己也在同一篇文章中对这个界定增加了一个新的说明：“译名最好还是专注于适合疏通义理”（同上，第298页）。
②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可参见，Derrida,1974:12。
③ 也许可以用là-tre来翻译Dasein？但若细究起来，là-tre根本就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东西，无法承载Dasein的诸多含义，而Dasein却是德语中的一个日常词汇。
④ 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把“supplément”译为“补充并取代”、“增补并冒充”等等。
⑤ 《存在与时间》的中文译者把“stimmung”这个词译成“情绪”。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51O页。
⑥ “情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情的“格调”或“调子”，另一是对情的“调定”，这两点恰恰符合动词“stimmen”的两个日常含义（给……调音；使……具有情绪），而且也与海德格尔对“stimmung”的存在论解说相一致。有趣的是，法国现象学界也没有用“émotion”来译这个词，而是用了“tonalité”。
⑦ 王庆节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Ereignis在德文中没有什么神秘，只是一个常用词，意为‘事件’，‘发生的事情’等等，只是因为海德格尔晚年用它，人们现在才觉得它高深、神秘起来”。王庆节：“也谈海德格尔‘Ereignis’的中文翻译和理解”，参见，中国现象学网，链接：http://www.cnphencomenoiogy.com/030910.htm
⑧ 陈嘉映先生很早就持类似的观点。他在谈到“Dasein”的翻译时曾说过，“如果这个词有个日常用法，我们就还须考虑日常用法，因为作者既然不肯生造一个词而从日常语汇里挑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们若生造个词来翻译，同样辜负作者”。“我们不能因为海德格提出一种新的理解就立一个新名”。参见陈嘉映：“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第290页和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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