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业结构升级与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结构论文,组织论文,论我国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工业在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从90年代中期起步伐开始减缓，逐渐步入一个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的结构调整时期。如果说，在此之前的几次工业结构调整是在工业经济发展仍具有广阔市场空间的基础上，以低水平数量型平面扩张为特征的基于补短性质的调整，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买方市场的形成则标志着我国工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由数量向质量转型和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从产业政策的角度考虑，其重点必须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其中，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是关键的一环。
一、当前我国工业结构面临的主要矛盾——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
纵观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工业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时期内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工业结构变动常常偏离产业经济学经典理论所阐述的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轨迹，在轻、重工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上时而倚轻，时而倚重。在以计划经济为宏观经济特征的年代，只有当工业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已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时，政府才采取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措施，进行资源配置的大幅度调整。但这种方式经常会矫枉过正，结果并不理想。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扩张机制条件，长期以来的市场短缺，也使企业获得了扩张的外部市场条件。由于宏观产业政策的指向与微观企业的利益导向的一致，其结果便出现了80年代中期以前工业资源重点流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基本生活品型轻工业，80年代中期以后则主要流向耐用消费品工业的这样一种趋势。而这一时期工业领域引进的外资，在产业的分布上同样由于利益机制的驱使，与国内资源分布基本同构。相对宽松的环境使我国工业长期压抑的潜在能量得到迅速释放，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然而同时也造成加工制造业的过度扩张。我国加工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比低收入国家高出一倍，也大大高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结构重新出现失衡的迹象。
90年代以来，鉴于基础工业发展的滞后，我国在产业政策的导向上又开始转到重点发展重化工原材料和基础设施。尽管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力度比起以往已经减弱许多，而且地方政府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原则仍无实质上的改变，企业投资方向选择上的短期行为倾向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实行市场化的改革，虽然市场体系和机制远未完善，但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毕竟已经有所增强。因此，从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我国的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等发展速度加快。如在1981—1985年、1986—1990年和1991—1995年三个时段，电力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由7.25%、8.27%增加到15.66%， 石油加工业由4.89%、9.22%增加到11.79%，化学原料工业由8.37%、11.96%增加到15.66%，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由6.47%、8.49%增加到12.91%， 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由7.72%、7.54%增加到17.40%。能源、原材料价格的逐步放开或上调，市场价格的调节，也相应拉动上述能源、原材料重化工业按当年价计算的比重的上升。实际上我国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矛盾在90年代的后半期起就已大为缓解。（注：王岳平：《十年来我国工业部门结构变动分析》，《管理世界》1998 年第1期。）
值得关注的是，在“九.五”计划中，为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依然是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重点。特别是1998年中央政府为扩大内需，采取了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倾斜投资的财政性措施，更使这些产业获得迅速发展。可以认为，前一时期基础工业对经济的瓶颈效应已大体消失。
因此，当前工业结构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结构比例的升级问题，仍然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这一方面显然已经不够。原先在工业部门比例结构背后隐藏的如技术体系升级、组织结构调整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性化，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功能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已提上议事日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论证：
首先是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从供求的基本对比关系上看，尽管有一些改革不到位或无法一步到位的因素如就业、可收入支配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造成人们不良心理预期而一定程度地阻碍了消费，但数额巨大的居民存款余额说明有效需求不足主要还是一种表象而非问题的本质。因为就消费率（消费率＝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1997年我国人均GDP 接近一千美元，居民消费率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因此，从消费的角度看，仍有相当的潜力。问题的关键出在无效供给过量上，即所谓“不充分的买方市场。”因为我们目前的买方市场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2万美元的基础不同，是“特别需要的没有， 一般需要的太多”，充满功能性供需结构偏离矛盾的市场。
据有关部门测算，根据我国的国情，按现价估算，与一定的收入水平相对应的需求结构可大致划分为：人均GDP4000 元为生存型需求结构；人均4000元以上——7000元以下为温饱型需求结构； 7000 元以上—15000元以下为小康型需求结构；15000元以上为富裕型需求结构。依此划分，我国目前总体上正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需求结构过渡的阶段。但从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看，基本上还不能适应这一转换。因此，现存产业市场日趋饱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80年代，除了一部分机械加工工业能力利用不足外，绝大多数工业部门和工业企业生产利用率都在80%以上，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还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90年代初开始出现纺织工业和家用电器工业生产能力过剩。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从消费品工业到生产资料工业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有的行业如钢铁、煤炭、烟草等甚至采取限产压库，许多行业继续展开价格大战。据有关部门最新统计，1999年上半年调查的605种商品中有484种商品供大于求，占80%以上。（注：《经济日报》，1999年8月9日。）
其次，功能性供需结构矛盾还表现在虽然我国目前大多数产业处在生产能力利用率低，生产设备开工不足的状态，还有一些重要产品仍然依靠进口。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头号产钢大国，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单位利润的品种，如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薄板和汽车用钢板只占5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30%，不锈钢板仅20%，使得我国在有2000万吨左右小型材生产能力放空的同时，每年还要进口相当数量的上述产品。现在国内市场上的电子信息、精细化工、饮料、成套设备、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50%以上还依赖进口。
再次，从外贸出口上看，尽管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在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了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目前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我国出口总额近90%，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出口商品总额的一半以上。多年来外贸增长主要靠扩大出口数量来实现，在商品质量和结构上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产业和产品结构存在的问题。
此外，农村市场适销对路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如耐用消费品、农业车、农用机械和农用化工生产资料等，在品种、质量、价格上也都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当前的市场需求疲软，实质上是产业升级滞后于消费和生产发展要求的集中体现。
二、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产业技术改造与创新
工业产业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其实并不是新的课题。我国在“八五”和“九五”计划中都已经明确提出，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装备和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自1982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对现有企业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的决定以来，国家先后重点组织了引进技术3000项、轻纺出口改造1200项、机电工业重点改造1115项及军转民改造296 项等重点改造项目，组织实施62个重点改造专项、“49亿专题”、对重点行业和企业加强技术改造以及加快改革步伐的“双加”工程，都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结构、轻重工业比例、产品结构的调整起到推动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因欠帐过多，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产业技术进步缓慢的状况难于改变。从改革开放起的1978年——1990年的12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8.35%，而生产率年均增长仅为2.5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0.3%。90年代以来大体维持在35%左右。而发达国家在本世纪50—70年代这一指标就已达到50—70%。之所以如此，从宏观上说，主要有以下原因：
1.产业政策的导向问题。在短缺经济的条件下，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出现周期性波动基本上都是结构比例原因。而当前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总需求增长乏力以及通货紧缩等，其背景显然与以往有所不同，然而至今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思路还是以产业结构比例性调整为主。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当说，对带动一批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缓解就业压力、基本达到国民经济增长预定目标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看到，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强调通过产业结构比例调整来重新启动经济，从长远看，对工业经济的长足发展难于产生持续的效果。因为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滞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已部分地抵销了工业固定资产投入所产生的有效供给能力，从而导致工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大大降低。
2.投资结构问题。投资结构与产业政策的导向紧密相关。强调结构比例调整的政策必然导致国家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固定资产基本建设方面，而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投入明显不足。据有关统计，90年代初以来，我国技术改造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技术改造投资中银行贷款的比重、技术改造投资中用于工业项目的比重以及技术改造投资的增长幅度，均呈下降的趋势。与90年代初相比，三个比重分别由18.6%、41.4%、76.2%下降到1998年的15.68%、18.42%和54.59%。 技改投资增幅，则由1993年的50.31%，猛降至1997年的8.25%，1998 年首次出现回升，也仅仅达到13.9%。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已经连续3 年没有完成计划。（注：《企业为何冷落技改》，《经济日报》，1999年6月7日。）
3.科技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科技发展水平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制约，可以从反映一国科技实力的几个指标，即科技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科技发展经费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科技产出状况等来考察。我国1997年底R&D人员83.44万人，其中R&D 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达到59.06万人，绝对人数居世界第三位； 但如果以占人口的比例来考察，我国为万分之四点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万分之八）的60%。科技活动经费使用总额1997年我国为1063.1亿元，比1990年增长了14.2%。但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1997年我国GDP总额比1990 年增加了整整四倍，而同期科技活动经费只增加了1.9倍。我国R&D经费占GDP 的比例，1988年以来一直在徘徊中略有下滑，1988—1992年期间一直徘徊在0.65%左右，1993年降到0.57%，1994—1996年则一直停留在0.5%。 1998年出现首次增长，达到0.64%，虽然略高于发展中国家0.45%的平均水平，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若以人均R&D经费衡量，中国1997年为3.9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科技产出方面，如果以每十万人被收录的科技论文篇数来衡量，发达国家普遍在100篇以上，发展中国家则在10 篇以下，我国1997年每十万人被收录的科技论文篇数只有2.9篇。 就专利申请总数而言，我国可以说是大国， 1997 年我国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114208件，居世界较前列。但真正具备新颖性和国际可比性意义的发明专利的比例偏低，只占授权专利的6.9%，若以此衡量， 则只能退居20名开外。而每十万人专利申请数，发达国家普遍在100件以上， 我国只有9.2件。我国与科技大国的差距，若以定量的语言描述， 假定美国科技实力为100，则日本约为美国的四份之三强，德国约为美国的57.8 %，俄罗斯约为美国的四份之一强，中国约为美国的五份之一强。可见，我国的科技水平从而产业技术水平虽居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其实力与科技强国的差距依然巨大。（注：《我国科技实力在世界上究竟排“老几”》，《经济日报》，1999年2月2日。）
4.科技与经济分离问题。我国的科技研究自成体系，长期与经济生产脱离。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一批科研机构，使大量的科研力量游离于经济主体之外。由于科技开发不能同市场和生产紧密结合，造成科技研究或脱离实际，无应用价值；或有价值，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率低。如“八五”期间我国申报国家级科研成果16万项，但实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20%。浪费了大量科技资源。
因此，解决我国当前经济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宏观产业政策的指导上，其主要思路应当从注重工业结构性调整转变到功能性结构调整上来，即要加强产业技术改造和技术体系的升级。应当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去年投入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相当部分未完成，因此，追加投入是必不可少的。但要注意不要再多铺新摊子，重点放在现有项目的迅速建成和投入使用上。同时，应把科技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每年的基础设施专项建设基金中划出一部分重点用于与科技发展有关的基础领域。
在投资结构方面，应逐步调整重点，一方面，加大对能拉动产业升级的领域的投资，如通过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原材料生产和设备工艺的改造，积极采用新材料，提高现代化水平，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拉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投资重点应逐渐转向能有效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重大产业技术领域和关键技术，选择那些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需求弹性大、生产关联度高的高技术领域，作为支持的重点。我国现在每年全社会投资额已达到3万亿元， 如果能将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资金引导到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上来，必将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涉及企业、科研机构、政府等诸多方面，然而科研机构和政府虽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因前者不与市场关联，难于成为主体；后者的作用则在于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产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必须通过企业的参与才能实现，也只有经过企业的产业化过程才能获取商业利益，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的主体只能是企业。但就我国企业的现状而言，要真正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承担者，目前仍有许多困难。
首先是企业投入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经费严重不足，造成产业低度化。我国有限的科技投入主要依靠国家，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全社会投入的比重不到30%。企业销售收入中用于技术开发的比重平均还不到1%。据有关方面对我国制造企业的抽样调查， 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为0.5%，大中小企业平均水平分别为0.78%、 0.34%和0.37%。在国外，这一比重如果低于2%，企业就将难于生存。日本有关经验数据也表明，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如果低于3%，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日本的大型企业这一比例多在5%以上，而著名企业则在10%以上。（注：李以学：《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问题和对策》，《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产业技术的落后， 导致生产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同样的能源、原材料消耗，我国生产出来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12种主要原料的物耗比发达国家高出5—10倍。 （注：郑新立：《产业升级与投资结构调整》，《经济日报》，1999年6月7日。）另据对我国15个工业行业的调查，关键技术的应用以及大中型企业普遍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以上， 有的行业甚至落后20—30年。
其次是企业产业升级的技术资源严重不足。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市场换技术”，以此作为企业获取技术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当引进外资需求强烈而国内市场容量又很大的双重诱因下，引资的目的常常变得模糊起来，企业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和吸收资金或设备，增加生产和供给。据对利用外资企业的调查，引进技术的目的，其中近60%是为了享受有关优惠政策，30%是为了弥补资金不足，只有10%是为了获得技术。即使同是技术引进，重设备，轻技术，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近年我国企业引进技术构成中，设备引进占77.8%，元器件引进占11.1%，原材料引进占3.7%， 其它2.4%，设计技术引进只有5%。因此80年代以来，我们用几百亿美元引进上万项技术和设备，但配套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很少。例如“八五”期间，124亿元被用于安排企业的技术引进， 其中用于消化吸收的只有4亿，占总额的3.1%。而日本引进技术费用与消化吸收费用之比却高达1：10。
再次，企业尚未建立起技术进步的机制。目前6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未建立起技术开发机构，已经建立的也有一半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开发。
很显然，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要实现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和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需求适应性和竞争力，在微观层面上，加快改变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现状是当务之急。而企业技术进步之所以落后，除了制度因素的制约，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的导向性问题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组织结构问题。
我国工业资源投入过度分散化、企业规模小的问题历来十分突出。就国有经济而言，尽管近几年一再提出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但从国有工业的行业分布面来看，目前在总体上仍处于一种遍地开花的状态。统计表明，1998年末全国608工业小类行业中，国有企业涉足的仍有604个，占99.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涉及的行业有533个， 占全部小类行业总数的87.7%。资金的过度分散使用，不仅使有规模经济要求行业内的企业因达不到有效规模而缺乏规模经济效益，而且一般性竞争行业的企业也普遍资金不足，自然无法对技术研究与开发有足够的投入，技术落后、设备和产品老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过程大量涌现的非国有企业，由于先天不足，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都十分弱小，设备、技术的档次自然也低。
同样，在引进技术方面，企业之所以重资金而轻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主观认识上的问题，它既是短缺经济下企业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紧缺的一面。因此在引进技术和吸收消化上，固然存在外商主观上是否愿意转让的问题，但客观上东道国企业的规模经济性，相关支持产业发展水平起着更大的制约作用，没有这些条件，引进技术的运用吸收，则可能成本更高，效率更低。
因此，实现功能性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构调整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因为从产业成长的周期看，我国工业中的大多数产业发展至今都已处于成熟期（即产业经历了高速增长到有节制增长时期），其特征是产业内企业数过多，规模不经济，市场过度竞争，整个产业利润长期处在低水平甚至全行业亏损等。这种情况不改变，企业只能勉强维持生存，遑论技改与创新。单靠行业限价、禁止重复建设等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通过产业整合，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形成必要的企业规模，通过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控制能力，稳定产业利润从而获取收益。唯如此，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才能有坚实基础。
就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而言，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或者说产业整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国内经济再启动的一个必备条件，而且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对这一迫在眉睫的任务，现在继续囿于讨论是由市场推动还是政府推动毫无意义，只会延误时机。从我国的实践看，市场推动还是政府推动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市场推动当然是好方式，但需要时间，有效性需要长时期才能体现。基于现有国情，就中近期来说，无论是市场方式还是政府方式，只要能取得好的调整效果，就是有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