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角度反映现实——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创作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论文,现实论文,小说论文,谈歌论文,关仁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当下文坛涌动着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然同时在河北省出现了何申、谈歌、关仁山这样被誉为“三驾马车”的现象，颇为一种集束的群体创作态势。
关仁山在一次“关于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问题座谈会”（见《作家报》1996年7月20日）上说：“我和何申、谈歌老见面，但从来没有商量怎么写，却都不约而同的写了这么一批作品，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中国的工农业改革到了关口了，有许多工人开不出工资了，有的农民很苦，我们要写他们的现状，为他们说句话，在描述这种艰难时，还要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挺过去。这力量不是我们附加的，也决不是粉饰。”谈歌在给他的文友魏新民的信（《无名文学》1996年第1期）中提到：“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需要小说为自己代言，如果小说家们不愿意，那么大众就会把小说和小说家扔掉。”因此他本着“小说首先应该与大众接轨”的写作。何申在《我的小说我的根》（《文论报》1996年7月15日）一文中也表明：“在写农村基层干部的同时，我又写了大量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我知道现今他们的日子比我插队时强了许多，但山区条件限制着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人为的因素，使这里的农民生活仍然困难，不少人还没有脱贫，我衷心地盼望着他们早日脱贫走向富裕，我为他们的艰难而着急，于是我就把他们的生存状态写出来，起码是一声呼吁吧！让人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大家庭还有穷人，尽管这个穷的含义和先前不一样了，但每年人均几百块钱的日子，说到哪里也是艰难的……中国有那么多农民，能为他们办点有益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的安慰。”
我们知道，一切真正的小说，都是作家生命律动的一种艺术传达，也是作家独异人格的一种辐射。从他们三人的创作心声和创作实践，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当下现实的理解和表现的共同关注与追求。
因为“任何道德的精神的变化，都要从经济中得到解释”；“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既然这三位作家共同关注着现实，那么其视线交点，势必投向当下经济体制转轨而引起的“道德的精神的变化”和“一切社会变迁”。
又因为“文学即人学”，而人又是社会、历史、时代的纠结点，所以他们三人面对现实的视点，也就必然投射在“人”特别是国家根基的广大工农群众身上。
然而“树有四枝，石有三面”。做为视角艺术的小说，虽有共同视点，但发现与表现的角度有别，致使其三人又显示出“橙黄不同调，朱紫不相紊”的各自“独特提供”。
一
劳伦斯曾说：“小说里的人物必须是活的，否则一无所值。”要想把人物写得鲜活，就必须赋于人物以鲜明的性格。何申就是从人物性格中，侧面点染了人的生活情趣，而在生活情趣里透射出了当下时代色采和社会风貌。在何申的小说中，总是有一种寓庄于谐的生活情趣在吸引人。例如许多人写夫妻关系展现的是性欲和情感，他则从中发掘性格引发的情趣，并而从中透射出当下现实。
《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长城》1990年第5期《小说月报》1991年第1期）和《穷县》（《中国作家》1994年第3期。《小说月报》1994年第8期）两部小说中，都写了县级干部的夫妻生活片断。前部是技术员出身的女副县长傅佳英和她的教员丈夫老魏，因为女儿的功课有“两门不及格”而引发出‘老魏和傅桂英也躺下，老魏还生气：‘岂有此理，自己不用功，反倒怨大人，现在这孩子呀，想当初我小时候……’。傅桂英翻个身说：‘行啦，往后再说你的光荣历史吧，睡觉吧。’老魏大概受到刺激，仍然想不通，悄悄问：‘我说桂英，怀小玲的时候我可一切正常，你吃什么药没有？’傅桂英知道老魏犟死理的脾气，就说：‘好啦，都怨我还不行吗？你聪明，灵通，有劲儿，都是我影响的还不行吗？反正都这么大了，你就凑合点行不？’这么说，老魏倒也通情达理，谁说不行了，这又不能回炉。”傅桂英又翻过身，‘睡吧！’老魏大概兴奋了，不困，伸手摸了摸桂英的肩头，‘呆会儿再睡……’傅桂英叭地就把老魏的胳膊扔回去，‘别别，还是睡觉，实在没那个雅兴。’老魏不高兴但也不坚持，摸过烟，说：‘那我得抽根烟，哼，人家娶老婆，我娶冒号，唉！……’。后部写到即将退休的资深副县长郑德海，在家等着他老伴徐淑敏回来做饭。“徐淑敏这两天不打门球改练香功了，说已练出香味了，还让郑德海闻，郑德海年轻就有鼻炎，闻也闻不出来，怕扫人家兴，也就说闻出来了，徐淑敏挺高兴，每天坚持去练。”这两对夫妻的对话，不仅富有情趣，而且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中展现各自的性格特征。同时一个年青的女技术员能当上副县长，一个退休的老太婆经常去打门球和练香功，这都含纳着当下现实的政策与社会风气的因素。
《年前年后》（《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5期）中的乡长李德林，快过年时回到县城家里，他见到他新续弦的老婆于小梅：“也忙呢，穿件薄毛衣两大奶子嘟嘟颤，袖子挽挺高使洗衣机洗衣服呢。于小梅说德林咱俩把话说开就得了，我都这岁数了也不想再干啥，就跟你一心过了，你别总疑心我，别看我跟他们喝酒打麻将啥，到真格的时候我保证把住，身上这些东西所有权就归你一个人还不行吗！李德林说那是应该的事，要不然我这乡长还不如一头叫驴了，好叫驴还占八槽不让别的叫驴占便宜呢。于小梅笑得格格的说：‘好好，我嫁给你也算进叫驴圈了……’。这一双二婚夫妻对话中，不仅富有诙谐情趣，而且还流露出男子汉与泼辣女的性格，同时于小梅在用具和交际上，也透射着小县城当下“现代化”的风尚。
《村民组长》（《长城》1993年第6期。《小说月报》1994年第3期）里的村民组长黄禄和农民四狗子，搞了一个便于使他们倒运来的红果能让供销社收购的圈套，让四狗的媳妇兰子夜里到供销社装打电话，没打通，她忽然说肚子疼，就躺在了供销社李主任的床上，解开裤带问：“哪里是盲肠？”这时李主任便按了兰子七、八下肚子，说是找盲肠，正这时四狗子便闯进屋，抓住了李主任说他和她媳妇通奸，要去公安局报告。这时黄禄便进到屋来打“园盘”，结果让李主任给兰子买了件衣服，四狗子倒运来的红果也被供销社“按一等”价收购了。在这件闹剧里，既突现了人物性格，也窥见到现实的某种不正之风。
最近《大家》（1996年第4期）以头条发表了他一部中篇小说《牛四喜的桃花梦》内中一个农民出身成了诗人的牛四喜和农民进城当了清洁队工人的王桂霞，这对夫妻受当下经济大潮的驱使闹出了一系列的风风波波，不仅人物性格活灵活现，而且当下现实气息非常强烈，确乎给人“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的感受。
二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谈歌就是从人的情境中正面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既然“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复合体，而是过程的复合体”，那么当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在工厂引起巨大变化，对“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打破，展开了优胜劣汰的急骤残酷的竞争，这就使工厂企业和内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明显分化。在《大厂》续篇（《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中，我们看到两千多人的红旗厂厂长许建国的生存处境是：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拖欠着税务局的增值税和电业局的电费，对方紧逼付款。因欠外地的款项，厂里的财务处长被对方做为讨债人质绑架。工人开不了资、车间干外活……总之，把这位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许建国厂长弄得焦头烂额，四处招架。而“市委想让环宇厂兼并红旗厂”，环宇厂厂长章东民“原是红旗厂派出去的研究生，毕业回到厂技术处，后来又提了副厂长。章东民提到副厂长，就变得不怎么听话了，渐渐地总跟许厂长闹不来，开会总吵包子。后来就让许厂长给罢免了，章东民一气之下，就去了环宇厂。环宇厂也是国营厂，但当时只有几十人。章东民走了之后，有不少人笑话他是疯了，放着好好的大企业不干，跑到一个小破厂当什么厂长，真他妈的有病哎。也有人觉得是许厂长不容人，不该把章东民挤走。总之，谁也没把焉头焉脑的章东民当回事，渐渐地许多人就把章东民给忘了。前年的订货会，红旗厂的客户让环宇厂拉走了一半还多，人们这才急了，当时气得许厂长直骂：‘章东民这个狗东西想挤垮咱们啊。’章东民真是把这个小厂搞成事了，现在年产值已经到了一个亿了，章东民也成了全省红极一时的企业家。现在往环宇厂调的人跟赶集似的。这几天，市里的电视台苍蝇似地追着章东民采访。许建国总在电视上看到章东民讲话，心想他现在真是得意极了。刘虹就嘲笑：‘许建国，你这个破厂长当的？你看章东民也是厂长。’”两个厂，一个日暮途穷，一个蒸蒸日上。相形之下，许建国和章东民这两个厂长的生存状态，一个是四面楚歌的苦境，一个是四海承风的乐境，两相对照，天壤之别，大相径庭。
《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中，厂供销科长魏东久，他这些年“可真肥了。听说家里布置得跟宫殿差不多了，他老婆一天三换衣，前几天刚刚买了水獭皮大衣，花了三千多元，在厂里到处显摆。气得工人们骂，说魏东久贪污老鼻子了。”“这样的鸡巴人能用？”虽然刘厂长也特烦他，“可刘厂长知道，如果撤了魏东久，厂里销售量就会直线掉下来”；因此对他保持两条原则：“一不跟他有物质上的往来；二是好言好语，哄着王八蛋干活。”与“这家伙是个小人”相反，厂办公室主任老梁，则是个老实的大好人。在订货会上厂长和魏东久强迫他同客户陪酒，结果胃癌发作，不得不送进医院，然而他想的是：“我知道厂里现在钱紧张得很，我又病了，这下又花了许多钱”而感到对厂内疚。一个对公家钱能捞则捞，一个对公家钱能省则省，但两人当下的处境，一个富得流油，一个穷得如洗。
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厂里的产品不适应市场，而面临不景气。于是一些工人们也分道扬镳，各寻谋生之路。同是同厂工人，便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生存处境。在《热风》（《十月》1996年第4期）中，工人大张，帮他表弟批发菜，结果使手中有所积累。乔亮离婚妻子方梅，“玩”股票发了小财。与此相反，有的工人生了病，妻子为了丈夫找钱治病，便到外地卖淫或到本市歌舞厅去“三陪”。小韩得了癌症，“她吊死在郊区的一片小树林里”，在她留下的遗书中写道：“现在厂里为我花了四万多块钱了。这是一种目前人类尚不能征服的病，我不能再让工友们三番五次的花冤枉钱了。现在厂里很难，大家很不容易，我感觉我已经给工友们增加负担了……。”
高尔基讲：“典型是一种时代现象”；屠格涅夫说：“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这种由于经济转轨而正面引起的生活处境的分化，无疑这种对生存的勘探，便成了反映现实的典型写照。
三
在《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提到：“小说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可能是由于关仁山初登文坛时是写武侠和通俗小说。所以他比较擅长在惯常的故事中，对面描绘人的生命投影。《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状态，社会关系与社会存在的变动而变动着。”这也正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由于当下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就必然随着经济基础而变动。关仁山就抓住了在这变革中的对立矛盾的关系，建构成一曲曲生动的故事，在故事中又拍录着各种生命活动的投影。
《苦雪》（《人民文学》1991年第2期）里打海狗世家“滚冰王”的60岁老汉老扁头，打海狗时仍然坚守着祖传规矩：“好猎手历来讲公道，不下诱饵，不挖暗洞，不用火枪，就靠身上那把子力气和脑瓜的机灵劲儿……。”在他认为“生命与生命的厮杀，才显出尊严和名声”。而当下一群穿“皮夹克”的青年，则骑着摩托车用火枪打海狗，他认为这是“罪孽”，青年们认为他是“傻冒”。对这种生命观念的矛盾，他感到迷惑不解，良心与难以承受，于是在一个雪天，他蒙着被单走向海的冰层上，混迹于海狗之中，而主动让那些“皮夹克”误认为是海狗，以成排的火枪击死，成为当下时代的一个生命悲剧。《蓝脉》（《人民文学》1992年第7期）中造船世家黄家父子，面对过去家族仇人海霸孟天贡的儿子，现在成了香港巨富的孟金元，秉承家族遗嘱，在回乡投资建厂时，想让黄家造一条有名的“黄家船”做为“祭船”燃烧。黄老爷子的长子黄大宝承接了三万元，瞒着父亲把这“祭船”做好。正当孟金元将要烧船祭祖时，黄老爷子知道了内情，感到是奇耻大辱，于是在病中持爷奔去劈船，却被别人“当小丑一样打量”，认为这老爷子“准是疯了！”讥笑其“三万块钱也赚了，还搅啥劲儿呢！”被人拽回家后，他便当夜失踪，找到时，已冻僵而死。“面朝远处的老坟，静静地斜跪着，嘴里流一线哈喇子。他双手死死抠入泥滩。”黄老爷子和黄大宝的观念矛盾，透射出了一幕时代的生命悲喜剧。
《醉鼓》（《人民文学》1993年第12期）中的鼓王世家后代老鼓头，在当今“一切向钱看”的世风下，他仍然遵循祖传遗风，“醉鼓节自古以来是咱穷苦百姓的节日”，不收任何报酬心甘情愿为老百姓击鼓助兴以为己任。然而他的儿子鼓生，在这当下经济大潮面前却改弦易辙，在鼓上张贴了当地暴发户为其假冒商品宣扬的广告，而大获收益。父子二人对醉鼓节的不同认识，映照出了生命矛盾的冲突。
《闫年灯》（《长城》1994年第4期）中的灯匠世家，其父单五爷仍坚守着制造单家灯是为了在灯节“让家家户户把灯挂出来”，而“借灯除邪、借灯照福，讨得是往后的运气，特别是地茔灯说头更多了，家族的兴旺全靠茔地灯托着呢！”然而单五爷的儿子单四儿，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却把制造成的单家灯，高价卖给了当年海匪头目的遗孀，而今成为本村豪富，的杨二寡妇，使其当做茔地灯，在村中显富摆阔。一个古往今来时空交插的故事，从父子二人面对的矛盾中，制录下不同生命内涵的拍摄。《太极地》（《人民文学》1995年第2期）里，在雪莲湾地与海亲吻的地方，有一片墨绿色似太极图像的土地，“泥是墨绿色，升腾着泥腥气”。邱满子的父亲“就用毛驴将这种泥驮回窑地”烧制成砖，而邱满子则认为“一个整日跟臭泥打交道的家族会有啥出息？”于是邱满子费尽心计钻营，使这种产生在太极地中墨绿色的“矿物泥”招来日商合资经营，以组建“一条净化处理线”把其制成有“泥疗”功能的药物。同是太极地的泥，不仅显示了两代人在对这泥利用上的观念差异，而且由于日商的介入，还勾连出当年日本侵华时期在太极地上的生命屠杀。当年残死生命的呼唤和当今观念冲突的反差，构成一幅既富有历史意味，又有当今观照，错综复杂的生命图景。
《大雪无乡》（《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中的中医世家陈家，其父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在冰天雪地之中枪猎红眼兔子，为的是给五保户糊涂爷治腿病配制祖传秘方“立佛丹”。其子陈风宝却利用一些祖传医学知识迎合时风配制销售“春药捞钱”。当地所谓“乡镇企业家”潘老五要聘请陈父为其保健医生治疗腿伤，却遭到陈父嗤之以鼻的拒绝。但其子陈风宝却毛遂自荐，并把陈父用红眼兔子配制成的“立佛丹”偷去给潘老五治腿。“悬壶济世”的两代人在览人阅世中的观念矛盾，泾渭分明，从而表现出在当下经济大潮中的各自人生追求。
以关仁山1991年到1996年每年各的篇作品为例，纵观这六年，发现他大都采用观念对立的对面代沟生命形象，交织谱绘成生动故事，在故事中展现当下现实，以人生活动的投影，提示出“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四
由于何申在把人物性格写准写活中，是从侧面透射出当下现实生活图景，从而散发着幽默的美学情趣。而谈歌是从正面揭示当下工厂企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同时他以“大巧谢雕琢”的笔墨，朴素的再现与表现现实，给人的是沉实的美学品格。关仁山是从对立的生存观念矛盾组建成故事，以生命投影的对立展现而反映现实，故而含纳着曲婉的美学色彩。
风格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另一个作家的标志，没有风格的作家算不上真正的作家。辩证地讲，风格也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重复。问题是怎么在“局限”和“重复”中由浅入深的在执着的一点上倾注全力打深井，而钻出更多更好的属于个人风格的极致来。
我对这三位作者直面现实的笔墨实为欣赏，又为其以不同视角观察与表现而形成的同中有异的个人风格也实感兴趣。故而近两年来跟踪阅读了他们三人所发表的绝大部分作品，才写出了以上的管锥之见。
但，读完了他们的每部小说，虽也有震撼心灵之感，但总觉得还没达到那种精品意味，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深远。如鲁迅的《阿Q正传》、孙犁的《铁木前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屠格涅夫的《木木》等那样，给人的博大深刻，诗韵极致，单纯丰富，精细朴实，永驻心头，让人久久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