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金融业“次优选择”的改革路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业论文,路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次优选择”：经济学的思考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故事是渐进式改革以“信息处理”理论为起点，摈弃萨克斯的“休克疗法”，采取分步实施战略。渐进观点对经济自由化最优顺序的设计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之上：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调节速度是不同的，金融市场的调节速度要快于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调节速度(Mathieson and Ro jas Suarez,1993)。激进变革意味着既有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会引起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与政府的行为目标相悖（康立，2000），而政府主体的行为目标和偏好结构倾向于寻找政治支持最大化，正好渐进式改革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避免较大的政治成本——社会动荡，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使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限制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平稳过渡。同时，改革的初始条件或旧体制状态是影响改革方案决策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呈现出以机制扭曲和效率低下为特征的非均衡状态，但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处于经济崩溃和危机的边缘，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治秩序下以非激进方式实施。
主流经济学在转轨经济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流经济学的理念是市场经济的标准部件可以跨越制度移植，认为其间的过程、时间差越短越好，而忽视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两种经济制度不经过漫长的磨合，不通过一些次优选择的中间环节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过渡完成的，与制度相关的部件只能通过边际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在资源配置的难题下，市场机制的介入的确可以得到恰当的解决，但要注意市场机制得以运转的制度条件。利普西和兰卡斯特的次优定理指出：“如果帕累托最优的某一条件不能满足，只能在背离帕累托最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寻求较佳状态，该状态可被叫做‘次优’”(Lipsey and Lancaster,1956)。由于现存组织的信息倾向于旧体制，而新的组织具有的信息倾向于新体制，这就形成了两种相反需求的博弈，一方面，制度的路径依赖必须考虑，改革的速度必须渐进以免旧的组织的生产能力的迅速崩溃；另一方面，必须大力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两方面的需求博弈不可避免地导致二元体制，这个二元体制使转轨经济呈现出一个次优选择的过程，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标准部件与制度相互磨合整合的过程，通过“次优选择”的集合使改革的预期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提高改革的效率，达到改革的最优。所以“休克疗法”的失败和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故事不能不让主流经济学感到困惑。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次优定理的透镜去观察理解我国渐进式改革中的次优选择理论。
如下图：以横轴表示市场目标模式，纵轴表示次优选择的过渡模式，原点O表示改革的始点，点A表示次优选择的开始点，点B表示市场改革目标，则有：计划线AF对应∠AOF，市场线OF对应∠OAF，次优线OA对应∠OFA，由此构成了经济制度模型的三角结构，三条边与三个角相对应，大角对大边，小角对小边，角变边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角的大小表示各种交易方式或制度安排的大小，任何一个角或边的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两个角或边及其相互关系的相应变化，在这里出现的不仅仅是两两之间的替代关系，而且是一种典型的三角替代关系（张曙光，1994），依据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存在次优选择线OA[2]=AF[2]-OF[2]+2·AF·OF·COS∠AOF。从集中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包括很多中间阶段的过渡过程，其间三种交易方式或制度安排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合状态。是政府交易从一些领域退出，而市场交易和次优选择在一些方面的进入，退出的方面和范围与进入的方面和范围相同，但在市场和次优选择之间的分布不同。随着计划的缩小，次优路线右移，到B点次优选择的制度安排最多，随着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次优选择的制度安排由B到C再到D逐步缩小，最后次优选择线在E点与市场目标模式重合，完成次优选择的渐进式改革过程。
金融体制改革也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由于传统计划金融制度的非均衡性及其内在不可持续性，转变计划金融制度为市场金融制度有着客观的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但金融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制约，中国金融改革的道路选择必须充分考虑金融改革所面临的成本约束，正确把握改革的推进方式，及时调整改革的内容，尽量减少改革风险，减少体制摩擦，降低改革成本，这样，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采取与渐进式经济改革合拍的渐进式金融改革道路（郝继伦，1996），这种渐进性主要是它具有中间过渡地带，多步到位方式和鲜明的自然演进特征，而不是一个均衡的过程，在其制度变迁过程中，尽管那种的确有效率的竞争性金融制度安排只有滞后于这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才是符合逻辑的，但是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对储蓄资源的渴求不可能等待那个有效率的竞争性金融制度的自然成长，制度变迁过程对制度安排的选择是最讲求实际效用的。因此，理论上更优的制度安排往往会被理论上次优但更实用的制度安排所替代（张杰，1998a）。渐进式改革的核心是其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是目标，是无数次次优选择的加紧过程，这个过程是市场机制的标准部件与制度相互磨合的整合过程，稳定、持续、过渡、反复的金融转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有多少金融资源可用于金融支持，以保证渐进改革的顺利推进，而不是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金融资源（张杰，1998a）。
张杰认为：“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市场金融制度将无法提供足够的货币供给（比如储蓄存单）。或者说，在人们愿意持有货币的假设条件下，如果不配合以适当的金融安排，将会出现货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难以动员足够的储蓄资源，转轨中的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也会因无法获得及时而有力的金融支持而呈现‘J型’下降。如此看来，转轨中的经济需要一种特殊的过渡金融制度安排。在中国，正是由于国家垄断的或者国家控制的特殊金融制度安排的存在，才为转轨过程的经济提供了足够数量低成本的货币供给，从而使人们的货币需求得到及时兑现”.（张杰，1998c）。国有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本身无疑是渐进改革逻辑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国有银行的过早商业化改革本身并不符合渐进改革的逻辑。如果国有银行过早地在经济转轨之前实现了转制，就会使改革（尤其是拨改货）以后以国有银行信贷资金为依托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迅速瓦解，并伴随产出的迅速下降。因此，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是以金融改革的滞后和巨大的金融风险的积累为代价的。从整个渐进改革的逻辑看，尽管国家也为垄断性金融界制度安排付出了巨大的控制（约束）成本，这种代价的支付又正好构成中国次优选择的改革特质，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毕竟在改革中已经支付了这笔代价（张杰，1998c），并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渐进式改革。
二、经验故事：中国金融业“次优选择”的实践支持
我们可以从一些较具体的中国金融业改革实践中列举出很多经验事实，证明“次优选择”改革方案的有效性。
1.制度性不良债权：转轨时期的历史功绩
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本身包含着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它不单纯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由有关利益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所导致的一种行为均衡。这种行为均衡确实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现有不良债权的2/3是1993年以后形成的，无疑推动了1993—199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以来的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以不良资产的积累为代价的金融制度安排，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利益补偿需求”的不断增长（张杰，1998d），只有通过“利益补偿”化解改革阻力（冯涛，1996），而“利益补偿”注定要成为国有银行帐面上的不良资产，事实上注入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的一部分——不良债权原本就属于国家应该拨付的资本。而国家又用“担保”替代了国有银行的注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银行变成了利益补偿中介，国家所需要的对改革成本的补偿资金来源与金融支持需求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巨额的不良债权也就成了一种“合理”的“金融补贴”（张杰，1998d）。这种补贴又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供给的支持，国家又有效地通过财政、金融的“分权”来转移改革成本（冯涛，1996）。然而，这种制度的拐点或者说陷阱就是累积的金融风险潜伏区转向释放区的时候，这种补贴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而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障碍，这也就是渐进式改革中次优选择逻辑链条之上的制度变迁过程。
2.体制外金融安排：边际改革的逐步进入
改革的“利益替代”战略启示我们，有许多在旧体制内部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体制外寻求到解决的途径（冯涛，1996）。1986年以后，体制外金融边际改革制度安排开始出现，这种改革是在不打破原有体制框架和利益格局基础上的银行制度的边际调整，这种“利益替代”战略既可以解决国有金融机构制度的高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促进和催化具有明显改革惰性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变革，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又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满足不同层次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我国的经验表明，体制内产出由于金融约束与金融支持的存在出现了持续增长，而体制外产出也由于体制外金融安排的存在得到了相应的金融支持从而形成了高速增长的格局。更有意义的是，体制外金融安排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产权形式，它的出现是对国家垄断金融产权形式的挑战。可以想象，在这种金融产权形式得到迅速扩展之后，将出现一个多元金融产权形式竞争的局面。而多元金融产权形式之间的竞争是金融制度变迁的要害所在。中国转轨中的经济之所以取得良好的增长绩效，显然是因为存在一个自上而下逐步传递的三元增长结构。也就是说，中国的转轨经济存在三个增长支点，从而使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与此相对应、金融制度安排也形成三元过渡格局：与体制内增长相对应的国家金融控制与金融支持，与体制外诸如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增长相对应的地方金融支持以及与体制外自由化企业增长相对应的民间（市场）金融支持（张杰，1999b）。
同时，在改革的“试错”过程中，侧重于“体制外增量改革”，这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减少转轨的阵痛。即便体制外金融机构出现了局部的问题，由于其机制资产规模较少且呈分散化，以社会的渗透力和辐射力较弱，因此制度创新的难度低而安全系数高（康立，2000），不至于影响到全局性的制度安排，恰恰可以用一些非国有金融机构承担改革“试错”的代价，并采取包办婚姻的并购、行政性关闭的过渡办法处理，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市场并购、市场退出。因此在未取得预期收益之时，成本难以预付，因此“体制外增量”变革呈现的“渐进”特征避免了“存量分解”的激进改革引起“J型曲线”或“L型曲线”的后果（张军，1997），从而实现改革的稳步推进。
3.金融机构的扩张与收缩：转轨中的必要环节在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金融业通过产权边界的扩张国家获得日趋分散化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剩余的巨大收益，有效地弥补了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的迅速下降，为国家实现自身效用函数和租金最大化提供了制度需求，这种制度结构是以往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中国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我国金融组织规模的空间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经济规模与市场范围的函数，而是行政科层结构的函数。相当一部分储蓄扩张依赖于国有金融的组织扩展，储蓄扩展是组织扩展的函数（张杰，1998a）。对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而言，组织扩展的成本是外部化的，而存款的收益却基本上被内部化。存款越多，分支机构的收益越大（张杰，1998a）。所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迅速的组织规模扩展来动员储蓄规模从而为转轨中的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我国金融组织边界的过度扩展本身是符合渐进式改革逻辑的，因此也决定了国有金融组织边界的收缩也要按照渐进式改革的逻辑进行，这恰好也说明了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退出过程的渐进性是多么的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
4.债转股：转轨不得已而为之
孤立地处理坏帐，如向银行重新注入资本金，只能是浪费有限的财政资金，并不涉及企业和银行的资金运用体系和风险控制动机，呆坏帐问题完全可能再次发生。为此，国家采取了分散法，就是政府制定一个政策框架，积极鼓励债权银行与企业配合，实施债权转股权，通过银行对企业的了解和关心，由银行去重组陷入困境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改变了政府介入过多的做法，代之以债权银行同过度负债企业的合作。债转股能够把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降下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和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明晰企业的产权关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利于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它也可以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优化和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增加资产流动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甚至它对于治理目前的通货紧缩、加快实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为盈，扩大国内需求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对商业银行来说，债转股的方案也并非是最佳方案，实际上也是不得已。当然，作为转轨过程的一个次优环节，自然能将改革目标的逻辑链条接上。
5.分业模式：转轨时期的过渡模式
尽管混业经营模式有着不可比拟的优点，也是将来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但分业经营模式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它促进了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分工，明确了监管职责，提高了监管效能，规范了金融秩序，强化了金融监管，在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有效地降低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业内的专业化分工，使不同的金融业能充分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在2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我国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分业经营模式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资本积累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经济发展、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监管方面都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力度。
6.利率、汇率体制：有管理的浮动的过渡模式
金融深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明金融本身的成熟及其在经济中的渗透。利率作为调节资金配置的杠杆和最灵敏的经济信号，其市场化的进程被认为是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之一。但从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显著的转轨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利率市场化的过渡模式的选择上。外汇管理体制由外汇留成制度→外汇调剂市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下一步的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的变迁，无不体现了次优选择的逻辑。深入总结、细致分析金融自由化先行国家的经验会发现：在渐进的金融自由化模式中，当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进一步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中，一般地会表现出一种较为显著的阶段次序特征，也就是说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一个确定的、渐进递推的或者称有阶段、有次序的过程。中国能够免受大的东南亚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循序渐进，资本项目没有开放，国际游资缺乏炒作空间。有管理的浮动的利率、汇率体制的过渡模式其实质在于消除转轨时期体制摩擦造成的梗阻，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最终才能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通过灵活的外币利率调整政策，及时反映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家们的观点，只有一国宏观经济稳定和银行监管充分有效同时存在时才可迅速实现利率自由化，否则需要有一个创造条件的过程。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上述两个完满条件，所以必须采用渐进式。韩国、台湾地区进行了渐进式利率自由化，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保持了对利率的灵活管理。即使是美国和日本的利率自由化也不是一步到位，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所以，这些国家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利率自由化。而智利、阿根廷、乌拉圭、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国都在很短时间内进行利率自由化，除马来西亚外，其它国家都失败了（彭小泉，2000）。
7.模糊产权制度：不能忽视的转轨作用
虽然明确终极所有权有助于协调理顺与产权有关的各利益主体的经济关系，但中国的改革表明，这种终极所有权的明确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国家所有及模糊的产权形式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选择。传统的产权视角不成其为一个可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出现在中国的不同的所有权形式表明，存在着对私有产权的可行替代方案，尽管中国的非私有化侵犯了市场理论的典型，但它是通过产权错误来获得繁荣的(Smith，1998)。
8.封闭贷款：有效解决困难的过渡办法
封闭贷款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解决银行和企业困难的过渡性有效办法，尽管目前封闭贷款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它使政府和银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仍不失为一种解决处在经济转轨时期银行和企业经营困难的过渡性的有效方法。虽然这种贷款存在风险较大、管理成本较高的情况，但在目前仍然是积极可行的。
9.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从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过渡
信贷资金计划配给与市场配给相结合，其管理体制经历了“统收统支、统存统贷”→“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总量控制、比例管理、分类指导、市场融通”→“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制度变迁过程，基本上确立了我国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机制和商业银行制度的框架机构，每一个过程均与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10.保值储蓄：非常时期的强心针
保值储蓄政策的实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稳定居民的储蓄信心，保护储户利益，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保证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防止发生挤兑，减少现金发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11.货币政策工具的演进：渐进的双轨过渡模式
由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二元经济结构和双轨经济体制所决定，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受到转轨经济特定条件的制约，随着制度环境已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过渡，与此相适应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领域直接和间接工具并存，处于“双转”时期。在1998年以前，与当时的经济金融体制相适应，以贷款限额和再贷款为代表的直接工具占较大比重，信贷资金计划配给与市场配给相结合，成为过渡时期较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和中间目标，有力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供给，同时，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等等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此外，WTO的分步进入、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从行政性市场退出逐步向完全市场退出转变，无一不显示出次优选择的渐进式改革逻辑。次优选择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也要支付腐败成本和摩擦成本等改革成本，摩擦成本的支付过程中也会形成种种障碍。一方面寻租行为不可避免，我国不少寻租现象的产生致使经济秩序、市场秩序混乱与次优选择的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不能说没有关系；另一方面次优的制度安排又是下一步改革的对象，渐进方式引起改革的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这也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但毕竟次优选择的集合降低了改革总成本，提高了改革效率，达到了改革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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