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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上个世纪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本世纪在苏联、东欧诸国经历了一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试验后而遭到严重挫折，但它却在东方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传入中国不过80年，为什么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且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适应了力图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的中国人民革命的需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有某些“共同之点”外，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思维传统和把世界看作是一个阴阳互补、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注：李约瑟：《今日中国的过去》，载《百年周刊》1960年第5卷第2期，转引自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十分客观、公正、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因而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不仅要研究本世纪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发展关系，而且应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学说渊源关系，要研究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除了一般地作为其历史文化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的东西）之外，它是否还构成其一个方面的思想理论来源，哪怕是间接的理论来源。16至18世纪东学西渐的历史，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李约瑟的论断给予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首先，李约瑟十分明确地肯定“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这是指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传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故乡，或其最早的发祥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就用“阴阳”、“五行”来说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永恒运动和发展。“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形态，“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物生有两”、“相反相成”等朴素辩证观念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史之始终；且二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即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可称之为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曾经称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页。），这同李约瑟讲的渊源于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一样，都是指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明末清初在更高层次和更大程度上将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的王夫之的哲学体系，也还未能超出“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
其次，李约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的。这是指16至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给中国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儒道思想传播、介绍给了西方。利玛窦首译“四书”，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至17世纪中叶，不但中国儒家的主要经典传译到了欧洲，道家的《老子》、《庄子》等书也有了拉丁文和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此后，欧洲各国陆续出版了一批传教士们写的介绍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著作，从而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初步基础。除此之外，《利玛窦札记》在欧洲广为流传，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柏应理、闵明我、马若瑟、巴多明等来华传教士同本国学者的大量通信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重视，其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最新信息和第一手资料。
更值得认真研究的是16至18世纪的“东学西渐”给欧洲思想界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哲学对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因为这两派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都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经济学家魁奈甚至有“欧洲孔夫子”之称。儒家的理性精神和人道原则，无神论和“人性本善”的思想，曾被启蒙思想家用来作为同基督教神学作斗争的武器；道家崇尚自然的原则也对法国唯物主义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在欧洲哲学家中，莱布尼茨是一个能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中国哲学的高尚代表，他不讳言自己发现的二进制曾经直接受到《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卦序的启发。其大弟子沃尔弗同样热爱中国文化，曾因发表《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而受到迫害。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是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的嫡传，有人指出，他的“理性”一词直接来源于宋明理学的“理”和老子的“道”（注：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重视实践理性即道德理性的观点更与程朱理学十分接近。尼采曾经称他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不只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直到费尔巴哈等人都研究过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中国哲学的影响。黑格尔虽看不起中国哲学，但作为黑格尔哲学之“合理内核”的辩证法却同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辩证法有着明显的渊承关系。欧洲思想界曾长期受“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统治，东方的阴阳和谐辩证法，东方重视“合”与统一性的思维方式，对于纠正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起了重要的作用。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作为一个犹太人，完全抛弃了存在于笛卡尔体系中的二元论。他的哲学在欧洲说出了这种深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精神、无限者与有限者在神中合一，而并不把神看成一个第三者，乃是东方的流风余韵。东方的绝对同一观被他采取和纳入了欧洲的思想方式，特别是欧洲的哲学，尤其是直接纳入了笛卡尔的哲学。”（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95页。）其实，斯宾诺莎用“东方的同一观”、“深刻的统一性”来改造笛卡尔二元论的方法，也正是黑格尔用来改造康德的二元论哲学的方法。黑格尔不但读过而且十分重视《易经》和《老子》两本书，他意识到阴阳辩证法即是中国人的“全部科学”或“最深的科学”，他的“正反合”三段式显然受到“阴阳合”思想的影响，也曾受到《老子》中的“三的规定”（“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启发。马克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有共同之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第265页。）黑格尔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共同之点”就是二者有同样的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这从马克思的另一段话也可以看得出来。
马克思在一篇专门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辩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得到明显的例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页。）这说明马克思不仅了解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了解它们的“共同之点”是什么，而且他本人对中国古代物极必反、阴阳交合的辩证法也十分熟悉，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也肯定了中国哲学的这个基本原则的普遍真理性。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揭示，是否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某种渊承关系呢？我以为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毫无渊承关系，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对渊源于中国而由耶稣会士传到西欧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化”问题。
第三，李约瑟明确指出，渊源于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介绍到欧洲去之前，并不具有“科学化”的形态，这就是指它还有直观性、素朴性、自发性等缺点；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改造、升华以后，才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人们的“伟大的认识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哲学史上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克服了一切旧哲学的缺陷，在现代科学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地揭示了包括社会历史领域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规律，指导人们为根本改变旧世界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这是产生于科学发展比较低级阶段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不可比拟的。因此，我们还不能混淆二者的界线。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古已有之，那么就否定了引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永远不能科学化、现代化；同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古已有之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后才造成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巨变。
第四，渊源于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之后，“又回到了中国”，这是一件意义极其重大的事情。一方面，它说明中国人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因为这种哲学本来就发源于中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深厚的根基，它获得科学化的形态以后重新回到中国，中国人不只是“似曾相识”，而是“相会于心”，甚至耳熟能详，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如毛泽东、邓小平等辩证法大师。因此可以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和认同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中国这个最富有实事求是和辩证思维传统的国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取得科学化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只是一种学说，更重要的它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8页。）重新回到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不是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那个辩证唯物主义了，它取得了全新的科学形态，回到中国来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作为其历史文化背景和重要思想源头之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伟大的认识工具”的作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成功，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确实“又回到了中国”。
我认为李约瑟博士的上述真知灼见应该引起中国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我们过去不敢讲中国古代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专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称别的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混淆概念，阉割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革命变革意义。而毛泽东、李约瑟就敢于突破这一语词禁忌和认识禁区。其实只要将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界定为“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就行了，完全可以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既反映了二者的思想渊承关系，也不否定后者产生的革命变革意义。我们过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只能从狭义的发生学来讲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关系，而不敢像李约瑟那样讲“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在讲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时，只能讲毛泽东、邓小平等现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而不敢讲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古典哲学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发生过某种影响。其实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在16至18世纪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大量介绍到西方，对欧洲思想界曾经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乃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受到其前辈思想家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的渊承关系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史实寻绎考证问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研究得很不够，因此认识还不如李约瑟博士全面、深刻。李约瑟此一论断的意义在于，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活动，将发源于中国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联系了起来，肯定它们之间有不容置疑的思想渊承关系。李约瑟的论断是需要科学研究进一步去证实的，此一课题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必须在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史方面下大功夫。李约瑟的论断能够被证实到何种程度是有弹性的，但是要完全推翻它我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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