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纵观整个20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三种主张，即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从4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中国文化在21世纪，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创新，从而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的价值观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以熔铸21世纪的新型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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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既是当今中国与当代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必须努力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从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两次“文化热”，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自始至终存在着三种主张、三种选择，形式上看似乎形成某种三足鼎立之势。实质上，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两股支流是岔道，一条大道是主流”。
第一种选择和主张，是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其核心内容是“现代化＝西方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无是处，与现代化是水火难容的；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
第二种选择和主张，是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其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复兴＝儒学现代复兴”，认为中国传统古典文化，尤其是由孔子开创、宋明理学继承发扬的儒家文化，是天生优越的，本质上大大高于任何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现代新儒学，寻求继先秦原始儒学、宋代理学新儒家之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完成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道，这样，中国才有希望，世界才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儒学复归论主张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即在经济上搞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上复兴以儒家道统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儒学复归论和全盘西化论又有所合流。
第三种选择和主张，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论，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从4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已经对上述在种文化主张、文化选择，做出了实践检验和历史评判：走自由主义全盘西化之路，只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死路一条；走保守主义儒学复归之路，只能是封建主义文化的死路一条；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创新之路，中华文明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中国现代化的新模式，而且意味着世界文化中的一种新类型：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近现代文化，也不同于东亚周边国家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文化。走综合创新之路，意味着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广泛借鉴东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并在借鉴之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升华。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之道，生生不息之道，后来居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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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必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为主题，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大创新：
第一大创新，就是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萌芽大大超前，起飞却严重滞后，在近千年、近百年间，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走近现代化的大门，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延宕了现代化起飞，失去了现代化机遇，受阻于现代化大门之外。历史的转机就在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合力，抓住了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大机遇，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涌动，终于把中国巨龙推上了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的历史轨道。按照“三步走”的百年建国方略，中国将在21世纪前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
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乃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我们既不能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老路，也不能走只讲经济增长的单打一窄路。那种单纯追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忽略文化和科技的发展的单打一式的片面发展目标，已被时代抛弃。21世纪的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东方，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而且作为一个科技大国、教育大国、文化大国。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具有特别丰富的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中国人文资源的显著特点是源远流长、体大思精、独具神韵、富于活力。而且自古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富于融会东西、圆融无碍、综合创新的文化气质。上述种种有利条件汇聚到一起，使我们确信，中华文明完全有能力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21世纪的世界文化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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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创新，就是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
所谓发展市场经济必然造成文化滑坡的盲目悲观论点，是毫无根据的，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一起上，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实行了科教兴国、持续发展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党和国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因而可以期待，跨世纪的中国必将出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轮并进、比翼齐飞的发展前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认真汲取了西方现代化中的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文明成果，同时也认真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衰颓”的历史教训；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无限丰富的人文资源，这有助于匡正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精神匮乏；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中，从五四精神、井岗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新中国壮丽日出中的新民主主义精神，一直到改革开放中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创立了优秀的新文化传统，积累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因而，我们有理由坚信，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常青大树上，将不仅开出物质文明的灿烂花朵，而且必将结出精神文明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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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创新，就是开创一体两翼式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体制：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
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中国，中国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努力探索一种一体两翼式的新型体制，就是以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基点和主体，逐步发展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政治和新型精神文明。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将实现同整个社会机体的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确立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牢固支点：在社会机体的深层，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相结合；在社会机体的中层，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上层建筑相结合；在社会机体的表层，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精神文明相结合。这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
这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新创造，它根本超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根本解构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两个东西方普遍流行的教条主义公式；这是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创造，它将根本超越曾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农业自然经济—封建专制政治—封建蒙昧文化”的封建主义三位一体；这是一种“妈女士（市场经济）—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三结合的新型体制，有助于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历史难题；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崭新创造，它将对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科学文化的结合方式，作出新的突破和新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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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创新，就是开创“体制改革—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四大潮流有机统一的跨世纪中国主潮。
纵观中国的跨世纪发展大势，可谓“一个主题，四大潮流，相互支撑，不可逆转”。一个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现代化。不可逆转的四大潮流是：体制要改革、经济要起飞、国家要统一、文化要复兴。
四大潮流之间有一种连锁反应式的共生机制：“体制改革”是动力，是枢纽，由此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走向起飞期、关键期；“经济起飞”的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速、持续发展的新轨道，将在三五十年的时间内，浓缩式地走完西方国家一二百年内走过的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历史进程；“国家统一”意味着香港、澳门、台湾，将先后回归中国大陆的祖国母体，近代百年的国家分裂现象将一去不复返；“文化复兴”意味着中国文化将彻底走出近代落后的低谷，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崭新形态，使中国文化重现对世界文化的重大影响。
在跨世纪的门坎上，有充分证据表明，这四大潮流大势已成，不可逆转。这是当代中国的发展路线，也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局。用世界历史的宏大眼光来看，与此类似的近代化、现代化历史进程，在西方国家往往是逶迤上百年乃至几百年的自然历史进程，而在中国，四大潮流如此集中，这堪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人文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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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大创新，就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模式。
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而现代化道路则是多种多样、丰富多采的，既有时代特色，又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通常把现有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模式，以东西方为坐标，区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先发性与内源性突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或叫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其较为突出的四大特点是先发制人、一分为二（近代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化明显分为两个过程）、内因为主、自然过程；二是后发性与外源性突出的东亚周边现代化模式，或叫东方新兴现代化模式，其较为明显的四大特点是后起之秀、合二而一（近代工业化、现代社会化两个过程基本融合在一起）、外因突出、爆发迅猛。后者有时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个提法并不科学，也不确切。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地理位置、基本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道路都有极大的特殊性，因而中国现代化道路必然独具特色。中国完全可以在认真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东亚周边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模式。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四大显著特征是：萌芽超前、起飞滞后、厚积薄发、持续长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使二者融为一体。这将从根本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也将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东方儒家传统文化”的所谓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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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大创新，就是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法则和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因而可以区分出古代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代革新的民族精神。二者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血缘联系，又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差异。
如果说《周易》中贯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红线，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那么，近代以来一直孕育着一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综合创新”。
“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这四股大潮汇聚一起，必然使这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空前强烈、空前普遍、空前高涨——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跨世纪的发展潮头，是一种不可阻遏的时代大潮，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腾飞的巨大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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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大创新，就是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观体系。
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智慧最有价值的深层内涵和核心实质，首先集中体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系统。这种新型价值系统，认真汲取中国文化中“和为贵”的和谐价值观，同时也汲取西方现代化进程造成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深刻历史教训，以普遍和谐的四大关系为基点，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观体系：
第一是在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中，更加注重天人和谐，以寻求天人合一，持续发展；
第二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更加注重人际和谐，以求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
第三是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上，更加注重国际和谐，以便反对霸权主义，粉粹西方分化阴谋，力争永久和平，共同发展；
第四是在身与心的内在关系上，更加注重身心和谐，寻求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这四种和谐并不排除必然存在的矛盾和一定范围内的斗争，有时甚至是尖锐激烈的斗争；和谐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意在强调矛盾共同体诸方面的对立统一、协调一致、共同发展。这种谋求普遍和谐、共同发展的新型价值观，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它必将为21世纪人类价值理性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解决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有助于整个人类走出困境，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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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大创新，就是努力创造富有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型方法论体系——大成智慧学。
中华智慧、中华文明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与价值之道、价值理性相对应的工具理性和方法之道。中华文明的现代崛起，代表一种融会了东西方科学文化，而又富有东方神韵的思维方式、哲学智慧。这就要求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活智慧、西方最新科学发展中的新智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智慧，都综合起来，构成现代新型方法论——大成智慧学，如同当代中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所倡导的那样，“集大成，得智慧”。
这种新型方法论——大成智慧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或许意味着五个层次方法论的统一：唯物辩证法—系统辩证法—中介辩证法—全球辩证法—和谐辩证法。把握复杂开放的大系统中的辩证性原则与系统性原则，是新型方法论的两个主要生长点，也是“面向新世纪，创造大智慧”的主要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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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大创新，就是创造大器晚成、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形态。
从世界历史、世界文明的高度来看，中华文明在近三千年间，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大历史形态，经历了“两头高、中间低”的曲折发展道路，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三部曲”：
中华文明的古代形态，典型特征是早熟：早熟的主体性，早熟的自我意识，早熟的实用理性，因而在古代历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尤其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形成了与希腊文明双峰并峙的历史格局，而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更以火药、罗盘、印刷术三大发明彪炳于世；
中华文明的近代形态，典型特征是滞后：市场发育滞后，科学技术发展滞后，文化教育发展滞后，乃至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上百年间，落后挨打，丧权辱国，备受磨难；
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典型特征是大器晚成：尽管中国近代化萌芽超前、起飞滞后，但厚积薄发的后发优势，却有可能使中国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丰富营养以及西方现代化的最新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现代化起飞表现出势头最大、持续最久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现代文化成为融会东西、综合创新、后来居上的全球文化大熔炉。
公元前1000年的《诗经》就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公元前500年的老子《道德经》又讲：“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或许，这就是中华文明定型期间，中华文化元典对中国之道的伟大预言，就是中国命运的哲学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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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大创新，就是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21世纪新型世界文明。
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深层核心观念，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和外在征服型的主体性观念。这既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在一段历史时期内高度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动力，又是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暴露的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思想根源和文化根源。所谓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本质上乃是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和现代化模式的危机，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危机，西方近现代人的主体性观念的危机。西方的法制手段虽然强制性地缓解了上述矛盾，但却难以使西方社会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与这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古代形态的主体性思想，带有明显的早熟性：比较偏重于内在超越性的道德自律主体性，在人对自然关系上的外在主体性略嫌不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主体性，早早地超越了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单主体性。孔子仁学的核心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主体性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学说，核心思想也是人的互主体性：“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强调的也是超越自我中心论的互主体性。
从世界思想、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中国文化思想主流中贯穿的这种超越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互主体性观念，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新型的主体性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充分说明，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必将给21世纪新型文明带来福音，而决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热衷于宣传所谓“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
遥望21世纪新的世界历史、世界文化，时代主潮既不是西方压倒东方的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压倒西方的东方化。未来世界格局、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固然少不了风云激荡的对立冲突和竞争，但世界新型文明的主要潮流，却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世界新型文明，世界性与民族性共荣的世界新型文明，超越西方近现代主体性观念并确立新型主体性观念的世界新型文明。
永久和平—持续发展—新型文明，这是21世纪进步人类上下求索的共同理想与价值目标，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主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必将带着新型的主体性观念和价值观念，走向21世纪的世界文明，成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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