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183;融合#183;回顾#183;前瞻——“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外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近期在泉城济南举行。一百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有来自全国八十余个大专院校和研究部门的文艺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美国、印度、香港、澳门的国际友人和境外学者，会议就文学艺术及文艺理论的现状及走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化和文艺理论的双向交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一）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许多学者就文艺理论的现状发表了看法，认为新时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由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我国文艺理论界在许多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经过“拨乱反正”，我们成功地纠正了以往理论思维的偏颇认识，而且努力清理我国古代文化的丰富遗产，引进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种种新成就、新观点、新方法，并结合创作实践对一系列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程度不同的深入探索，既有许多学者大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文艺学理论体系，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文艺理论的研究，尝试运用其他观点和方法，去建构新的体系。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少学者对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表示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坛，正在失去应有的刚健骨骼和血性气质，正在加速自身的精神瘫痪症。许多作家、艺术家越过了我们的现实，浮着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泡沫上，或迷惑于脱离大众的先锋意识，或困扰于无可奈何的生命状态，或热衷于纯技巧和摹仿与卖弄。他呼吁“为了我国新文化建设，为了读者，为了文学，为了艺术，为了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明天，中国当代文坛，应该发起一场对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的严肃批判——从文学艺术规则出发进行科学的而不是以往那种蛮横的简单化的批判。”有的学者指出，在文艺理论界有四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一是理论与创作脱节。目前理论大大落后于创作实际，理论界所谓热闹，所谓“欢欣鼓舞”，常常限于“圈内”，没有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第二是中西关系处理不当。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把中华民族固有传统不加批判的奉若神明，宣扬一种“新国粹主义”；另一种倾向是五体投地拜倒在西方文论脚下，主张全盘西化。第三是古与今割裂。搞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对自己的老祖宗基本上是两眼漆黑，既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搞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对现在的文艺实际和理论状况又很隔膜。第四是“知”与“思”的失衡。有相当多的著作或论文停留在“知”的层面，缺少“哲学”的深度。并指出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至于21世纪，应该在这四个关系的结合部寻找突破点，求得突破。
关于文艺理论的未来走向，与会学者在发言中指出，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整体，若是解决了目前我国文艺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为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未来做出了贡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的文艺理论，在发展的逻辑演变上直接越过了19世纪，因此要确定文艺理论的未来走向，就必须将19世纪与20世纪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演进加以对照、融合，从中寻绎历史与逻辑脉络。有的学者认为，建构文论四要素（作品、作者、读者、现实）的实体性含义正在弱化或消解，逐渐还原为没有实体性含义或非实体主义的考察角度和审视方位。文学理论中的非实体主义倾向当前正方兴未艾，必将契入21世纪。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正在实现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向文艺学本位话语的转换。这种转换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文艺理论的“边缘化”，二是文艺学科建设的深化。并指出文艺理论的深层变革，要解决两个方法论问题：首先要放弃对文艺理论的“科学性”的追求，其次是超越认识论的认知模式。此外，还有的学者在发言中指出：文艺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手段，这将是文艺学在未来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在文艺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将使文艺学研究在资料保存、信息反馈、传播媒体、国际交流等方面，加速实现现代化。
（二）
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谈到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时指出：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研究的范围不断得到拓展，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论著。同时也指出：一些研究者的论著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将古代文论作为理论史上的遗迹加以处理”的阶段。同时，在中外文论的对接上，缺乏一种对理论术语和范畴的历史演变及内涵变化的清理与把握。此外，古代文论研究没有与同中国古代乐论、画论、书论等艺术论研究打通；与文化研究结合虽愈益增加，但流于宏观研究的多，从细微处入手小中见大且显出雄厚功力的少。
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少专家也陈述了看法。有位专家从天一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大天（自然之天）、中天（天子之天）、小天（个人奉行之天）三个概念，认为三个概念分别对应三种文化人格。大天接近于道，以顺应自然为特征，《庄子》中的庖丁可为代表；中天以社会性为主，以对抗性为特征，诸葛亮可为代表；小天以个人性为主，以顺情适意为特征，“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可为代表。这种说法，引起与会者的兴趣，认为这对古代文化人格的分析具有极强的操作价值。有的学者则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思想对中国文学创作原则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儒家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启迪者和推动者，道家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儒家的“入世精神”、“参与意识”，启迪了后世文艺家面向社会现实，但“忠君”思想又妨碍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在情思表现上，与西方有相似之处，但却带上自己明显的特点——“中庸”色彩，具体表现为情为理约，意与景谐。在描写方法上，经历了从“实录”到“逼真”的漫长而艰辛的路程。关于中国诗学，有位学者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诗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规律性的特征。其一，理论批评的繁荣与诗歌文体变革紧密相依。其二，诗学观念多由各种哲学领域引入，经过创作实践的溶化陶冶，又向艺术哲学升华。其三，传承中有变，变中有传承，使中国诗学在内部相对稳定中渐进式发展。此外，这位学者还认为“志”、“情”、“象”、“境”、“神”五个观念体现了诗从注重政教功利向注重审美效应的变化脉络，构成诗歌美学的基本构架。
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许多学者都指出要解决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否则即使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也是毫无用处的。有的学者指出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解释与整梳的多元化问题。我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智慧宝库，不同时代展示出不同棱面，期待不同的解释。解释的多元化问题首先便是一个时代问题，而不同的时代又有不同的视角，因此，多元化解释是一种必然。二是解释与整梳的主体性问题。研究者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古代文论一定要置于解释与整梳的主体位置，要确保我国古代文论得以产生并仍被现实维系着的民族文化大背景或民族文化语境，否则，解释与整梳将变得不伦不类。三是解释与整梳的特征化问题。解释的多元与主体性唯有在特征性的文化研究中才可能产生突破性的意义。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玄学的美学意义、中国禅美学、中国传统画论、明清戏曲理论中的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说及其现代意义、陶渊明的美学思想、曾国藩与王夫之文论思想异同等问题进行了书面或口头交流。
（三）
中外文化、文艺理论的双向交流，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成员在发言中指出：中外文学理论各具优秀传统、鲜明特征，在走向下一世纪时，它们将在各自的历史、逻辑起点上，保持原有的独创性，继续深入发展。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它们的相互影响与吸收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当今国际文化环境中，倡导东、西学者加强对话和联系，增加东西文化、文学理论的双向交流，十分必要。
关于引进西方文论所导致的“入超”、“失语”问题，有些学者指出，大量译介是很有必要的，尽管处于杂然纷呈和一知半解状态，但这项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怀疑的，嘲笑和讽刺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引进西方文论，最起码的价值是提供一些西方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西方那些过分神秘的思辩模式，作为一种参考，对于纠正我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直观性肯定会有所助益。第二个层次是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相结合，用以介释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这种介释必然发生两种可能，其一是可以顺利阐释，其二是不能顺利阐释。这就进入了第三个层次：对于介释不通的现象揪住不放，并由此而对西方文论加以批判和重构。如果能有这样的气魄和能量，则21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甚至可能改变目前这种长期“入超”现象。有的代表指出：“失语”状态的前提是异彩纷呈的学术见解和日益丰富的学术话语，所以“失语”的形成虽然造成了“对话”的困难，造成误读，但这也可以说是好事，误读本身就是创造。
有些学者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在引进西方文论时要注意克服非历史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要注意避免以西方文论框架中国传统文论造成的弊端。
还有些学者就“对话主义”进行了对话，指了国外对“对话主义”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它与巴赫金理论遗产在俄罗斯的发掘梳理在西方的传播阐释极有关系。巴赫金的“复调”、“多声部”、“对话”是一个多层次且内涵丰厚的理论命题。它突破了独断论的极性思维，对我们的理论建设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它倡导一种积极开放、互相倾听、在融合中拥有自己独立声音的主体姿态。在文化转型的“杂语”状态中，尤其需要在对话氛围中展开思想的碰撞与沟通，以期生成新的视界。但“对话”也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对位”，就是要求对话者能进入同一语境。
与会学者还分别就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及西方文论中的艺术情感论、女性文论、系统功能理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问题展开切磋和交流，同时还对中西叙述理论、中西重要审美范畴、中西审美诗学及东西方戏剧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四）
面对世纪之交的历史大变革，不少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表示关注，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进行了宏观的、历史的分析，提出三点看法：一、辉煌与危机并存。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批判继承自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欧洲文艺理论遗产， 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遗产而产生的。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取得了广泛传播与重大胜利。它的发展循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文艺与革命斗争、政治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服务于变革现实的斗争；一条是文艺理论脱离政治实践，转向美学、文艺学的独立研究。前者以列宁、毛泽东为代表，后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二、幽灵与天火交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在同错误的东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它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们不曾产生超越它的历史条件”。（萨特）三、东方的太阳正在升起。从黑格尔、德里达对“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的观点的提及批判地继承入手，说明“欧洲中心论”正在得以纠正。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意识”已经觉醒。并就方法论问题、学风问题、民族传统问题，对话与交流问题，探讨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遵循的原则和途径。
有的学者在发言中指出：“解构主义的解构”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阐释学的联姻。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性与阐释学本身两个方面得到论证。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本文，对从“最终点”之“绝对理解”去阐释文学艺术的本文具有重要意义。还有的专家强调指出：把高度的科学性与正确的价值取向有机的统一起来，应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