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五十年(1949-199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五十年。这五十年是中国民族理论在曲折中发展的五十年。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承继和发展，指导着我国民族工作实践和民族理论研究，推动了我国民族理论的全面研究和发展突破，促进了我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
一 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五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最大的发展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毛泽东民族理论阶段、邓小平民族理论阶段，现已进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工作思想的阶段；中国民族理论最大的突破是，在毛泽东民族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
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在承继中得到发展。
1、毛泽东民族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许多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许多有关民族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指导着我国的民族工作，毛泽东民族理论有了新的发展。
(1)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同志对于“民族”的含义明确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注：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第19页。）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体现。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不论人们共同体的人口多少、分布地域大小和社会发展阶段的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都称之为“民族”，中国56个民族都是平等的。
(2)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注：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增刊第7页。）这一理论明确了民族消亡与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关系，民族消亡的时间、条件和过程。这一理论对正确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和民族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3)1963年8月，毛泽东同志讲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问题时提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这些理论深刻揭示了民族斗争的实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4)在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9页。）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1949年11月提出来的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指导原则。
(5)在民族团结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注：转引自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
(6)在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明确提出“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页。）(7)在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注：转引自《新华日报》1954年7月号第23页。）“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注：转引自《新华日报》1954年7月号第23页。）“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7页。）
总之，在毛泽东同志的以上论述中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发展等四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则、措施和指导理论。
2、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民族理论，在处理新时期国内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国内外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形成了邓小平民族理论。这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民族理论，涉及范围广泛，包含内容深刻，既包括关于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又包括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思想，还包括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目标方面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邓小平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起始于理解民族问题的地位作用，立足于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着手于实现民族大团结，着重于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着眼于实现全面的民族发展，归宿于实现民族共同繁荣。
(1)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起始点。少数民族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解决，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这是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强调的最基本的认识、要求和态度。
(2)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立足点。民族平等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立足点，是我国民族工作的立足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2页。）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
(3)实现民族大团结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手点。邓小平同志一贯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特别强调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把民族团结与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正确把握民族团结的内容，将民族团结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力量源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手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还把民族团结作为当时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4)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重点。邓小平同志对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有重大贡献。他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保障，着重于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他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7页。）他进一步强调：“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
(5)全面实现民族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眼点。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让各民族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8页。）“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而且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这些地区（指少数民族地区——引者注）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页。）邓小平同志还把民族发展作为判断民族政策如何的两个标准之一（另一个是对少数民族人民有利），（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作为观察民族地区工作成效的标准（“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6)实现民族共同繁荣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归宿点。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即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宗旨，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的民族工作在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各少数民族有了很大的发展。
3、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民族理论上的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民族理论。最主要的方面有：
(1)“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7月版。）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7日提出的重要思想。在这之前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1992年1月14日）上，他提出过“我们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48-249页，民族出版社1994年7月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从以上“三性”的角度强调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是前所未有的。
(2)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和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9月20日提出：“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13页。）在1992年1月14日又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45页。）在1993年11月7日又指出：“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边防巩固、建设成功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0页。）“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1992年1月14日）（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60页。）江泽民同志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和建设方面强调了处理民族问题这个“大问题”的，意义重大。
(3)“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24-225页。）这是李鹏同志在1990年2月15日提出的重要论断。在这之前，他还指出：“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中发生的问题，一般都属于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1989年3月20日）（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11页。）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7日也指出：“民族和宗教问题中的矛盾，大量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2页。）李瑞环同志在1994年7月4日也指出：“在现阶段，我国民族、宗教领域发生的问题，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53页。）这些是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方面理论上的重要发展。
(4)“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60页。）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14日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以生产力标准考量民族工作的重要论断，是对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还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1993年11月7日强调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2页。）江泽民同志不仅是从经济问题，而且是从政治问题的高度看待推动各民族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的问题的。李瑞环同志在1994年9月8日也指出：“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47页。）
(5)“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在1990年9月指出，在我们祖国大家庭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38页。）这“三个离不开”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两个离不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
(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39页。）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0年9月提出的论断。江泽民同志又在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三大基本民主制度之一提出来。这是继邓小平同志“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观点之后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重要发展。
(7)“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50页。）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民族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一思想的发展。
(8)“民族宗教无小事”。（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1页。）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7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的科学论断。李瑞环同志在1994年7月4日也提出“民族、宗教问题是重大问题。”（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53页。）李鹏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处理宗教问题时，要着眼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271页。）这些都是对我党民族宗教工作理论的发展。
(9)“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14、652页。）这是江泽民、李瑞环同志分别在1993年11月1日、1994年7月4日强调的观点。李瑞环同志在1996年2月14日对此解释（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96年2月14日第1版。）时说，我们所讲的“相适应”，从根本上说，就是任何宗教都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就是要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这两面旗帜。这是对我党民族宗教理论、民族宗教工作理论的一大发展。
(10)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一项事关大局的重要工作”。（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56页。）这是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论断。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既要在数量上有计划地扩大，更要在提高素质、改善结构上下大功夫”，还“要注意选任一批跨世纪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56页。）胡锦涛同志在1993年6月8日与出席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代表座谈时指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一件关系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517页。）李瑞环同志在1994年夏秋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有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党多年形成的一条基本经验。”（注：《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第654页。）这些是对我党民族干部工作及其理论的总结和发展。
二 五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的全面研究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我国学术界对民族、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民族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开展了全面研究和深入讨论。五十年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总体环境下，民族理论研究在诸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关于民族概念研究。这是五十年来民族理论方面研究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1949年10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对民族进行了研究、探讨。（注：一之《什么是民族》，《进步青年》第2卷第6期。）1950年荣孟源提出中华民族的汉族及回、藏、番、彝各民族均可称为“民族”。（注：荣孟源：《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学习》第2卷第12期。）1954年范文澜先生提出了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的观点。（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1960年野虹（注：野虹《谈民族和民族问题》，宁夏日报1960年7月22日。）、1962年章鲁（注：章鲁《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4日。）、1963年方德昭（注：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7期。）、1964年施正一（注：施正一《论原始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杨堃（注：《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兼与牙含章同志和方德昭同志商榷》）等发表文章研究讨论了民族概念问题。总之，50-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概念的研究大都是从不同角度去认识、理解和研究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专门研究民族概念的文章相对较少，既使是专门研究文章，其观点、认识也没有超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内涵范围。从总体上看，在民族概念研究上，50年代占主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民族，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注：参见徐柏容《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新建设》1952年6月号；陈郊：《再谈民族问题》，《新建设》1952年6月号；白寿彝《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新建设》1954年1月号；魏明经：《论民族定义及民族的本质》，《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60年代占主流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以前形成民族。50-60年代中期在民族概念研究上出现了范文澜先生承认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际提出的独特民族论；（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出现了章鲁（牙含章）先生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提出的由部落结成的民族——古代民族的理论。（注：章鲁《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4日。）这些都对民族概念理论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概念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80年代至90年代对民族定义的研究讨论，范围宽广，讨论深刻，观点明晰，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并注重实际。许多研究者对“民族”一词的译名问题、使用情况等做了大量论述。一些研究者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做了评析，提出了新的意见。90年代，民族定义研究进入一个反思、总结和创新的时期，大量论文发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在这20年里，学者们对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的民族定义做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论述，认为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但是，应该否定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四个要素“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四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2、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研究。这也是五十年来民族理论方面研究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刘桂五、荣孟源提出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汉族可称为民族，（注：刘桂五《关于民族定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学习》1950年第2卷第1期。）或汉族早已形成为民族。（注：荣孟源：《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学习》第2卷第12期。）1952年华岗提出封建社会内部可以形成民族。（注：见《新建设》1952年5月号。）同年徐柏容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不可能有民族存在。（注：徐柏容《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新建设》1952年6月号。）由此可知，建国初期已开始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争论，但讨论规模较小，也不够系统深入。
50年代初开始了“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1953年访问过中国的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回国后发表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认为汉族形成为民族的具体时间是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之间，在此以前是部族。（注：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期。）1954年此文译刊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叶菲莫夫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反对。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著文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学者纷纷撰文提出反对或赞同的意见。讨论逐渐从历史学界扩大到民族研究学界，由此形成了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1957年论战告一段落。（注：此次讨论文章汇编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这一时期在民族形成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斯大林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范文澜先生的汉民族是特殊时代特殊民族的观点也是以并不否定斯大林的观点为前提的。
60年代民族形成问题的论战重起。既然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么解放前的中国少数民族起源和形成怎么解释？广大少数民族强烈反对把解放前的本民族称为“部族”。1962年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召开了“民族”一词译名统一问题讨论会。此会前后就民族译名问题、部族问题、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观点逐渐占据上峰，并主张取消“部族”译名。当然还有一些人坚持与此相反的观点。（注：熊锡元在《民族形成问题探讨》（《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时期，封建割据状态才告消失，民族才开始形成。）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形成问题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和研究掀起第三次高潮，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形成的上限”和“是否存在部族”两大问题上。关于民族形成时间的上限，有四种不同看法，这与对马恩列斯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理解有关（注：参见张谋等《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4期。）。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在充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的统一性方面取得了突破，即指出马恩与列斯的民族形成理论研究的重点各有侧重，实质上是统一的。（注：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而且还提出了与此相关的人类社会最初形成民族（原生形态民族）和在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新的民族的组合或形成（次生形态民族）规律。（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四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关于是否存在部族，一种意见认为实际上存在部族，应该用此术语，一种意见反对把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称为部族。
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研究文章很少。
3、关于民族问题研究。50年代的民族问题研究侧重于介绍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著作的内容，特别是介绍和纪念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的较多，仅1953、1954两年就有九篇之多；也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注：见吴承心《谈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新建设》1950年（7月16日）2卷11期；黄光学《我国杂散居的少数民族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民族研究》1959年第11期。）民族问题，（注：陈郊、华岗《再谈民族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6期。）并翻译介绍苏联的民族问题定义；（注：信民《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译丛》1955年第3期；民族出版社1956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选择》第5页，民族问题条目。）又研究了如何看待古代和现代民族问题，（注：见陈得兰《关于中国古代史中的民族问题》，《史学战线》1959年第1期；赛福鼎《必须用无产阶级观点看待民族问题》，《新疆红旗》1959年第6期。）特别是50年代末处理民族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时，开始研究和提出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问题，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注：这是1958年8月27日中央批转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叛乱问题的指示中提出的。）但不等于阶级问题。（注：见《十年民族工作成就(1949-1959)》（上）第14页汪锋文章，民族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60年代的民族问题研究，开始提出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问题，（注：谷风《民族问题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民族团结》1962年10月号。）提出要重视民族问题。（注：见凌风《重视民族问题，学习民族政策》，《青海日报》1962年11月21日。）但是，60年代初受我党路线上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也受统战、民族工作战线上批判民族投降主义、阶级投降主义的影响，民族问题研究上开始强调阶级观点、阶级问题，（注：见袁德清《必须用阶级的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民族问题》，《青海日报》1962年8月19日；牙含章《再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实践》1966年第2期。）有时不适当地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把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等同起来，把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的实质说成是阶级问题，给民族问题研究造成混乱、造成错误导向。
70年代末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界首先否定、批判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理论上拨乱反正。（注：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仅举具有代表性的两文：丁汉儒《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1979年第1期；人民日报特邀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7月15日。）20年来，民族问题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民族问题的产生根源问题。揭示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民族的特征、特点，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二是社会因素，即由民族性质引起的社会根源，既包括剥削阶级对民族的错误看法、错误政策引起的问题，也包括革命阶级对民族及相关问题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引起的问题。（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十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2)民族问题的长期性问题。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是由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实际情况决定的。（注：刘先照、韦世明《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人民日报》1979年4月6日；何润《浅谈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十二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向等做了研究。(4)中国民族聚居区、杂散居地区、农业地区的民族问题。对这些地区民族问题的不同特点和发展趋势做了研究和概述。（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十二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相关联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把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作为过渡时期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任务。但从60年代开始，在民族问题上流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否定了逐步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把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注：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1979.5.22)》，《国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选编》第1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1979年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的专题报告指出：“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第154期，1979年8月30日。）此后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多次提出“为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而努力”。学术界也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涉及“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概念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现象存在的范围、时间及消除的途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中的地位、作用等方面。（注：金炳镐《几年来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研究讨论综述》，《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
4、关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研究。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是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包括一国内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民族问题的关系。50-60年代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中，直接研究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或我国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系的文章很少，更多地是研究民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51-1960年发表有关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文章达55篇；1951-1959年出版的有关民族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专著、书籍达26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研究内容包括介绍有关基本理论知识、（注：见俞明仁《殖民主义》，《学习》1950年第96期；朱容《美国的耻辱（种族歧视）》，《中国青年报》1956年9月16日。）基本资料和事实；（注：参见欧阳广明《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事实与数字）》，《世界知识》1956年第21期；王犁《世界上有多少地方在英、法殖民统治之下》，《中国青年报》1956年11月15日。）研究民族解放斗争史、（注：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东民族解放斗争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注：参见张兴伯《十月革命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光明日报》1957年11月1日；邢象超《苏联对中东民族独立运动的援助》，《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陈本善、汪森《中国革命胜利和亚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3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学说和毛泽东关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理论。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涉及外国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进行了一些，但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较大。
80年代，在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把民族问题同革命和建设问题看成是两个并行的问题或把民族问题摆到社会总问题之上的观点。学者们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认为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是部分和全局的关系，前者受后者制约，前者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总的利益。因此必须把民族问题看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部分。我国现存的民族问题只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联系，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和基础上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同时也要看到，民族问题还有对后者产生影响的一面，它们之间是辩证关系。民族问题是关系到祖国统一、国防巩固、社会安定、国家建设的重要问题。只有重视民族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改善民族关系，才能团结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注：《内蒙古日报》编辑部、《实践》编辑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树立无产阶级民族观》，《实践》1982年第8期。）
5、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民族关系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调解民族关系是这一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50-60年代民族关系研究包括解决民族纠纷、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平等等方面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1950-1960年有关民族关系的文章87篇发表在报刊上；1951-1959年有关民族关系方面的专著、书籍有8部出版发行。50-60年代民族关系研究中，涉及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注：雷萍《谈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人民西北》1950年第1卷第9期；《光明日报》社论《彻底实现民族平等的重大措施》，1952年8月14日。）涉及了民族团结的伟大意义及民族进一步团结的保证；（注：见白寿彝《民族团结的伟大意义》，《新中华》第14卷24期，1951年12月16日；马玉槐《国内各民族进一步团结的保证》，《北京日报》1954年9月13日。）涉及了正确处理民族之间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注：见申明彻《正确处理民族之间的矛盾》，《辽宁日报》1957年5月18日；《什么是民族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广西日报》1957年5月22日。）涉及了少数民族的繁荣离不开汉族的帮助、支援问题；（注：见奎壁《蒙古族的繁荣离不开汉民族的帮助》，《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7号；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在新疆建设好社会主义必须靠国家和汉族人民支援》，《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7号；李宗海《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不要汉族的帮助》，《光明日报》1958年4月17日。）涉及了民族关系理论的诸方面问题，即民族关系及其发展的历史特点、（注：沙英《论民族关系》，《理论战线》1960年第3期；吕振羽等《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民族团结》1958年4月号。）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及其形成、（注：刘渠《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7期；刘逊夫《谈我省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学习报导》1959年第19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注：吕剑人《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新疆日报》1959年8月22日；《青海日报》社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青海日报》1960年7月17日。）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注：谷风：《从人民公社看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民族团结》1959年第1期。）
60年代到70年代后期的民族关系研究，一方面受到60年代初开始的民族问题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一方面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9年以来20年的民族关系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民族关系的内涵。民族关系具有特定的内涵，是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这个社会人们共同体的地位和待遇，民族这个社会利益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民族及其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感情的特殊社会关系。(2)民族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民族关系既有以民族群体（或其部分）之间关系形式表现的民族关系，也有以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相互交往中表现的民族关系，还有以曲折的方式表现的某种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3)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对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等做了研究和论述。民族关系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民族权利、民族利益、民族发展问题。这些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焦点、主题。（注：参见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五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刘先照主编《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出版社1991年1月版。）
6、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反对民族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是50年代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民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1950年发表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阿哈买提江遗著《我们在民族问题中的一些错误》（注：阿哈买提江《我们在民族问题中的一些错误》，《新华日报》1950年2月号。），涉及了反对民族主义问题。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党内指示“批判大汉族主义”（注：毛泽东《批判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5页。）下达后，1953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民族政策，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社论（注：《人民日报》社论《贯彻民族政策，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0日。）。从此以后到1957年年底前发表了数十篇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文章、社论等，（注：《青海日报》社论《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青海日报》1957年2月17日。）当然也有个别文章提到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问题。（注：王芸生《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伍大风：《从克服大汉族主义谈到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情绪》，《贵州日报》1957年5月16日。）
195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地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滋长民委召集在京委员和有关同志座谈反对民族主义各族人士拥护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导，《民族团结》1957年12月号也刊载了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杨静仁在《民族团结》1957年11月号上发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一文。1957年底至1958年发表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文章数十篇。1958年6月27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为什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社论，很多少数民族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发表了批判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一时期把批判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提到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高度。（注：刀京版《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无法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2月13日；韩道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星火》1960年7月号。）
总之，1950-1960年我国先后有重点地进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共发表文章、讲话91篇，特别是1957-1960年达84篇，进行了相当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研究。当然，这一时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了，因而相关的某些研究也有偏差。
60年代至70年代一直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问题。但是，民族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几乎可以说是“禁区”，涉及或深入研究的很少。
80年代以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会上，对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实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民族主义浪潮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关于国内两种民族主义问题等都做了深入探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郝时远研究员等学者还专门研究国际上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对我国的影响问题。本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民族主义浪潮在很多地区兴起。学者们认为，民族主义不会在短时期内削弱，其作用要具体分析；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利己和排他的，主要是剥削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反映。（注：参见《民族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的有关民族主义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章。）
7、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自治法的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1949年9月30日已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当时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的两项中心工作之一。（注：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页。）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国务院又连续发出有关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有关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又批准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等。《人民日报》于1952、1953、1954年分别发表有关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社论。（注：《人民日报》社论《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工作》(1952.8.13)、《进一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953.9.9)、《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1954.2.28)。）到1956年上半年为止，我国28个少数民族建立了75个民族自治地方。50-60年代，除了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系列政策和相关研究外，民族理论学术界也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总原则、大前提，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优越性、特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际依据等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基本停滞。
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对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自治法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全国共发表相关论文400多篇。1983年，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组织召开了“民族区域自治专题学术讨论会”，此后的多次全国民族理论讨论会和学者们的许多论文及研究课题都涉及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研究和讨论主要涉及：自治权问题；自治机关建设问题；关于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关于民族法制建设问题。（注：参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回顾》。）
8、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50-60年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50-1962年发表、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文章、报告等有80篇；1953-1960年发表、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报告等有116篇。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上，根据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研究民主改革的强力（斗争方式）改革和和平改革的方式；研究农业区和牧业区民主改革的不同方式；研究马列主义关于跳跃一、二个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关于和平改革中的赎买政策理论。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主要研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对工商业的赎买或公私合营的道路和方式、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理论界注意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和开放问题。这一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涉及了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改革。这一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此外，还有很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深入展开，比如，关于民族平等理论研究，包括民族平等的质和量的统一问题、民族平等与民主关系问题、民族平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问题等。又如，关于民族政策理论研究，包括民族政策概念的内涵和实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过程、作用和任务、特点及其与民族工作、民族法制的关系等方面。（注：金炳镐《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二十年》，《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1期。）
三 五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的理论突破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大有发展，在很多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里，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关于民族实体理论。民族概念问题，从建国初期开始研究讨论。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上把我国各民族一律称为民族，不要去区分民族、部族和部落的论断（上文已论及），是对民族定义认识上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又在1970年12月18日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什么是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民族的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判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对民族概念进行综合研究。民族实体理论是80年代提出的，是民族理论学科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民族基本属性、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等内容。其中民族属性、民族结构、民族素质等概念的提出及其被整合进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是民族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民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具有民族自然（族体）属性、民族社会属性和民族生物（人种）属性第三种基本属性，是与这三种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和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体。这就为深入分析民族现象提供了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民族结构和民族素质概念也都是互有联系的。民族素质是民族结构的反映，而民族结构必以民族素质为其核心。民族结构是民族的静态存在形式，民族结构的运动就是民族的发展。这样，通过以上这几个概念和范畴，使静态地分析民族实体和动态地分析民族实体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注：参见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二编民族实体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参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3期《民族素质研究回顾》，1998年第1期《民族结构与民族属性研究回顾》。）
2、关于民族发展理论。1988年以前，对民族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民族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演变趋向，即民族类型发展的研究。1988年《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发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理论研究》一文提出，应把民族发展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重点，以经济发展研究为重，以现实发展研究为主。后来又提出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基本条件和环境等理论。目前，民族发展理论已成为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发展理论与民族实体理论相联系。民族发展是民族自身因素、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协调作用下，民族自身的整个内部结构、素质和诸种外在特征以及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更新、协调适应，推进民族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综合实现民族的民族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注：参见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三编民族发展论。）
3、关于民族关系理论。五十年代开始对民族关系有不少研究，1956年毛泽东同志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列为“十大关系”之一加以论述。六十年代初李维汉同志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了不少论述。这些都为民族关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00页，民族出版社1994年7月版。）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时间、基本内容，点明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即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理论上也有了重大突破。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内容、特征思想的指导下，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提法。
80年代，我国民族理论界在民族关系内涵、基本表现形式、类型、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等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注：参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民族关系研究回顾》；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五编民族关系论。）
4、关于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六十年代初，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理论被推向极端，给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民族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邓小平理论对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的重新估计，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中否定和批判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提法。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邀评论员文章进一步分析、批判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点。中央在民族理论上的这个决策，带来了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战线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变革和大发展，促进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5、关于民族意识理论。民族意识研究曾一度是民族理论研究的禁区。直到80年代以后，民族意识研究才逐渐开展起来。20年来，对民族意识内涵和作用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民族意识研究从民族生存、交往、发展三个方面入手来分析民族意识的内涵和实质、结构和层次、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等，指出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的社会意识，其内涵包括：对自身民族特征、特点、历史及传统的反映和认识；对自身民族与他民族交往的环境、条件、及状况的反映和认识；对自身民族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反映和认识，其实质是对本民族生存发展与兴衰荣辱、权利与得失、利益与安危等等的关切和维护。把民族意识从内容上分为民族认同意识和分界意识两个相对应的部分的提法，深化了对民族意识概念的认识。（注：参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1期《民族意识研究回顾》；金炳镐《民族民族通论》第五章。）
6、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体系。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理论学科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民族理论界发表近90篇论文探讨了民族理论学科建设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理论学科地位问题；民族理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问题。代表性的是《民族理论通论》中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六大方面，即关于民族实体的基本理论体系；关于民族发展的基本理论体系；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体系；关于民族关系的基本理论体系；关于民族观、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基本理论体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历史的理论体系。（注：参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民族理论学科建设回顾》。）
7、关于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近年来，对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对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民族理论内容、民族工作思想等进行了大量论述。认为邓小平民族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整体结构，由四个相关联的层次构成：基础层次是民族问题的基本论点，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立足点；核心层次是民族发展，全面实现民族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着眼点，这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大建树；中心层次是政策和制度保障，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着重点；目标层次是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邓小平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归宿点。（注：金炳镐等主编：《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第二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四 五十年来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心、支持下，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理论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为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并付诸于实践。1939年中共中央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工委），开始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西工委经过调查和研究，1940年拟定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延安民族学院，设立研究部，进行民族理论研究，对各族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培养了民族理论科学研究人才。1941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以“延安民族问题研究会”名义编写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开展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大量研究工作，奠定了新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基础。
1、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决定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及分院，决定开设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课程，并建立有关的教学研究机构。经过民族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的努力，队伍迅速壮大，民族理论研究的群众基础日益增强，建立民族理论学科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建立独立学科的条件逐步成熟起来。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在1956年进行的十二年科学研究规划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式列为一门学科，提出了研究的中心课题和重点项目。这一规划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执行。从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正式诞生了。
从1956年民族理论被正式列为一门学科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0多年，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经历由创立到曲折发展的20多年。这一时期民族理论学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进行的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以及对民族及其形成等基本理论研究上。
民族理论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民族理论学科发展成熟必经的阶段，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民族概念、民族形成、民族译名、民族解放运动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当然，这一阶段在民族问题实质研究上出现的失误，严重影响了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其教训深刻。
民族识别工作，既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是政策性很强的社会实践工作。从50年代初到1964年，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基本完成，识别出了53个少数民族。民族识别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作的发展，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既是广泛深入的调查工作，又是严肃认真的研究工作。为了抢救即将消失的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社会发展以及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宝贵资料，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1956年开始进行了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到1964年，历时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记录的各种资料有340多种，2900多万字，整理的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有100多种，1500多万字。经过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和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的研究，对各个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形态做了划分，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并研究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四百几十种。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理论学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低潮。
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这20年，是民族理论学科大发展的20年。这主要表现在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研究队伍、机构、学术活动等方面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共同体现着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时代精神和光辉成就。
2、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1978.12-1999年民族理论学科体系有大发展。
首先，在这20年里，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关于民族关系的性质和特征、民族问题阶级实质、民族实体理论、民族发展理论、民族意识理论、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等研究。（注：金炳镐《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二十年》，《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1期。）
其次，许多民族理论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例如：关于民族定义、民族形成问题、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关系理论、民族主义理论、民族平等理论与实践、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实践、民族政策的理论等的研究。（注：金炳镐《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二十年》，《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1期。）
再次，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发展突出表现为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取得了突出进展，学科体系建设是学科完善程度的标志。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陆续提出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设想方案，大都主张改进早期民族理论教材中反映出来的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二元论”思想结构模式和“板块结构”编排框架。在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中，《民族理论通论》实现了学科理论体系的整合，代表了学科体系建设的新高度。此外，随着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丰满和学术水准的上升，民族理论学科的重点学科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阶段？列宁主义民族理论阶段？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阶段？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阶段。前两个阶段的理论发展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基础；毛泽东思想阶段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时期；邓小平理论阶段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时期。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思想是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核心。构建民族理论学科体系的实践体现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材和学术著作的编写出版。80年代以来，全国出版了数十种版本的民族理论教材，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和编排框架；发表了探讨民族理论学科建设的论文近90篇；还出版了《民族理论通论》等一批专著，基本形成了以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民族实体论、民族发展论、民族关系论、民族问题论、民族纲领论、民族政策论为基本构架的富有整合性的民族理论体系。
3、民族理论学科研究队伍、机构、学术活动等方面的发展。在1978.12-1999年这20年里，民族理论教学研究机构恢复和新建，研究人员增加、队伍壮大，学术活动活跃，学术成果丰硕。
首先，民族理论研究机构、民族理论学术团体恢复和新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家机关和科研、教学机关相继恢复或新设了民族理论研究部门。1979年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即今天的“中国民族理论学会”。此后一些省区也成立了地方性民族理论学会。1982年创办了会刊《民族理论研究通讯》，1987年改称《民族理论研究》，曾先后出刊60期900多万字。中国民族理论学会自成立以来组织了六次全国民族理论学术讨论会、七次全国性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七次学会顾问座谈会。此外，还在北京组织过几十次座谈会和讨论会，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全国民族理论研究人员逾千人，其中教授、研究员数十人，副教授、副研究员近二百人。
其次，民族理论研究广泛、深入开展，大量学术论文、专著发表和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发表了6200多篇，约4000多万字，论著的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民族理论学科基础的文献资料，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文献得以整理出版，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列宁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等。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理论方面的学术专著大量出版，其中既有老一代民族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总结，又有中青年民族理论学者的新探索。如牙含章著《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江平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黄光学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熊锡元著《民族理论基础》，金炳镐著《民族理论通论》等。学术专著的大量出版反映了民族理论学科正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理论建设蒸蒸日上。
第三，民族理论教学恢复和加强，教材大量编撰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十三所民族学院（大学）、民族地区院校和各级党校大都恢复了民族理论政策公共课，建立了相应的教学和研究机构。80年代开始招收民族理论硕士生和本科生。全国已出版数十种版本的民族理论教材，其中，国家民委主持编写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85）、布赫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彭英明主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刘锷、何润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金炳镐著《民族理论政策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等版本影响较大。
4、民族理论重点学科建设。中央民族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点学科和重点学科点（民族理论政策教科部、研究所）从1989年批准以来十年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首先，这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重要基地，是我国民族理论学科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的中心。这里有五个“第一个”：全国同类专业中第一个独立的教学科研单位，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部委级重点学科单位，第一个本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点，第一个举办本专业助教进修班、教师进修班，第一个设立民族理论本科专业。其次，这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教学、研究人才以及民族工作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培训中心。培养了民族理论大专、本科、研究生和助教近300人，培训了民族工作干部1千多人。再次，这里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的科学研究、教材建设的中心。十年来，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500多篇；承担科研课题十几项；出版公共课、专业课教材多本。
综观1949-1999年这五十年的中国民族理论发展，是在曲折中发展进步，是在发展变化中面临新的问题。人类社会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跨世纪民族理论研究面临的任务，主要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知识经济时代与民族问题的研究；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与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民族发展研究；民族主义与民族发展的研究，等。
跨世纪的民族理论研究将在多方面发生变化：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提高、敏感性提高；民族理论研究领域扩大，研究队伍扩大；民族理论研究方法更新，研究手段更新；民族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映性增强，理论概括性增强。
跨世纪民族理论的活动舞台是广阔的，研究任务是繁重的、重要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需要民族理论研究者敢于面对挑战，勇于探索，努力奋斗，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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