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历史深处的公民道德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处论文,走向论文,公民道德建设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5)06-0032-07 一、公民道德建设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原则规范体系高度一致而经验生活情境深度分化的实践活动。把脉公民道德建设在当代中国发展体系中的历史方位，是能否成功驾驭和推进复杂性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法论问题。科学研判和理性认知公民道德建设的历史方位，包括文化渊源、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既是关乎公民道德建设路径方法何以契合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选择性问题，也是关乎公民道德建设能否坚持中国道路的方向性问题。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历史方位的研判和认知，既需要深邃的历史眼光，也需要深刻的现实关照；既需要引领时代精神，也需要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方能有效构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支持系统。 从历史深处看，中国和平发展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贡献将呈现为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的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的文明图式。如果说毛泽东通过成功建党建军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让中国富起来了；那么，习近平设计的旨在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的大国道路，就不再以革命和斗争为路径，也不是纯粹以经济发展为路径，而是探索一条民主法治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明大国之道。《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进世界舞台、主动参与全球博弈的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倡导方略，既是对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背后孕育着的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行事方式的一种自觉凝练和文化自信，以理性纠偏被误读为“没有价值观崛起”的“中国道路”①；更是对国民素养、价值观念和人生格调的一种政治性精神引领，以求解决仅靠经济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将中国社会建设品牌带入世人认同和羡慕的世界“强国”行列。《纲要》的颁布，既是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的客观逻辑，也是执政当局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发展大势的理性倡导和自觉选择，彰显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道德建设和发展实行有效干预和积极引导的制度自信。《纲要》的颁布旨在通过培育公民的道德素养、道德能力和道德境界，明确定位和谐国家与公民、公民与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来推进和深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文化举措。《纲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积淀了坚定的道德基础，开启了一个符合人类道德发展大势，融通多元道德资源，培育和践行公民道德文化的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道德建设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道德事件，也不是道德的一厢情愿，更不是道德一家独唱能够完成的独角戏，它应该是一个与国家发展整体战略相联系、相衔接，并赋予中华民族以时代精神的交响曲。 公民道德作为当代中国“经济生产—社会结构—政治—精神”逻辑构建链上的一种时代精神的道德元素，其本质就是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在社会关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的功能发挥既需要“直奔主题”式的“道德讲坛”“道德榜样”，也需要通过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调整、维护和优化“经济生产—社会结构—政治—精神”等领域内“思想的社会关系”；因此，公民道德建设所蕴含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生动实践问题，须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格局及其历史深处去审视，包括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等等。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必须认清和把握“一切社会现象和一切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直接影响，只有在中国社会诸多领域的种种联系和作用中把握和理解，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才可能获得具体的、有定向的整体确定。为此，打开理解和阐释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和贡献，将其纳入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及其文明进程的时代前沿，对于建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视野、论域和方法的立论基础、具体语境、价值立场和社会支持系统，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在历史深处审视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 走向历史深处的公民道德建设，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立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尊重道德文化的传承，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揭示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公民道德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道义支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气势磅礴，公民道德建设则构成其重要篇章。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国家现代化是一个深刻的综合化过程，以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国家，必须仰仗于超越军事、超越经济的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力量来共同维系。如果说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塑造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制度化的骨架与血肉，那么国民公民道德素养则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文化与灵魂。一个世界性大国必须建设引领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公民道德。实施公民道德建设，旨在使公民道德成为人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同的行动准则和价值目标，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培养道德健全的中国公民。中国执政当局将公民道德建设建构为一项重大社会工程，标志着中国社会现代化正在自觉全面走向“重建道德”的伟大历史阶段。中国发展可预期的目标蓝图将在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深刻领悟、传承和创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272的中华传统美德，以时代精神“行王道于天下”，造福中华民族，谋福世界人类。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一种自觉选择，“公民道德”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政治标准；不仅是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公民权利；不仅是一种他律规范，也是一种自律精神；不仅是一种谋事规则，也是一种成人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是一种时代精神，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总之，公民道德不仅是一种软实力，也正在成为一种硬实力。作为一种软实力，它主要体现为一种无形的、具有强大内在凝聚力、号召力和对外影响力的国民力量；作为一种硬实力，在于其作为一种最深层的功能张力不断释放，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于国家倡导的、具有深刻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的公民道德“建设”功能的实现，是一项比经济建设更艰难的社会工程，它不仅深度依赖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公民身份的确认、公共生活场域的拓展，也培育养成于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核心价值观的榜样示范和“问题倒逼式”的专项教育和治理之中，还需要思想理论分析的支撑和指导，以呼应和强化执政党的倡导性精神引领，由此，基本理论建设构成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精当的理论证明或思想解释，当成为当代中国理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公民道德研究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自信，当构成公民道德建设水平和发展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伦理学界而言，充分认识和理性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公民道德体系，从而对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纲要》颁布以降，中国公民道德理论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径推进：一是对国外公民道德理论资源和经验积淀的译介与引介；二是对我国近代以来公民道德思想的梳理与反思；三是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为坐标，不断聚焦和拓展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域。这基本形成了以“吸洋”“思古”“注实”三维架构的研究态势，取得了一系列不菲的理论成果。 首先，公民道德理论的主导地位逐步彰显，其基本理论、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渗透在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全部过程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认同和应用于公民道德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基本理论研究、中外公民道德研究、中外公民道德比较研究等。《公民道德论》(焦国成主编，2004)作为《纲要》颁布后从学术上对公民道德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运用跨学科分析和中西文化比较法，对公民道德的基本内涵、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教育与公民美德养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和深入的研究。例如，张博颖先生在《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视角》(2007)从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关系的互动关系中探索中国公民道德建设问题。 其次，“关注现实”的中国化公民道德实证研究成果瞩目。在公民道德发展要求与伦理学特有发展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理论工作者以高度负责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公民道德研究的基本方向，以“改革与道德”“市场经济与道德”为主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民道德理论研究态势，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论证和道义支撑。例如，樊浩主编《中国伦理道德报告》(2012)、吴潜涛主编《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状况调查》(2010)等研究成果，均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中国问题意识”，运用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法，以研究报告和数据库的学术形式，具体而生动地表达和诠释了当前中国社会伦理关系、道德生活、道德建设、国民道德素养的经验教训及其对策性建议，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再次，开拓了公民道德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国际对话能力。学术性译介、评论和诠释西方公民道德理论，成为中国公民道德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徐湘林等翻译、美国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合著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1987)虽是一部关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国公民基本政治态度的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但书中详细说明的那些支持民主系统的诸种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以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为我们构建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框架和途径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柯雄翻译、美国托马斯·雅诺斯基著的《公民与文明社会》(2000)，通过澄明公民权利与义务问题，阐释了各种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在宏观社会层次和公民自我层次上通过有限或总体交换达成的平衡关系。由周玲和张学文翻译、美国玛多娜·墨菲博士著的《美国“蓝带学校”的品性教育——直对挑战的最佳实践》(2002)详细介绍了“蓝带学校”通过他们的公民意识计划来促进学生品性发展的不同方法。由于该书取材于全美100多所获奖的“蓝带学校”，形成了对美国当代品性教育包括公民教育丰富实践的理论抽象，因此该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实效性。冯俊的《东西方公民道德研究》(2011)是中国学者研究与阐释海外九国(包括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芬兰、俄罗斯、韩国、新加坡)公民道德与公民道德教育的第一部专著。此外，学界研究还积极与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多元化公民道德理论的前沿接轨，将中国公民道德研究成果向世界范围内推介，提升了理论研究的国际对话能力。 然而，从事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一是尽管中共中央权威性地颁布了《纲要》，但对国人普遍感到焦虑的“道德危机”和价值沉沦这一生存困窘和精神困顿的实质性消解和改善尚待时日，因此，学界赋予《纲要》的理论证明或思想解释就容易沦为或无学理支撑的“附和性宣传”，或无现实关注的“徒具抽象学理”的道德说教，难以生产出既关切又超越当下，既经得起历史检验又能承受住“旁观者”理性评判，集学理支撑与实证经验互为契合、相得益彰的公民道德理论成果。二是在公民道德建设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社会认同和践行参与的时候，公民道德研究在引领时代道德建设方向上呈现出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的理论焦虑。有些人因痛恶腐败、怀疑公权力而挑剔《纲要》的合法性，即《纲要》的正当性及其社会认同；有些人则受西方自由主义公民思想影响而指责《纲要》干涉人的信仰自由，将公民道德“建设”解构为执政公权力仅凭主观动机而无视客观效果的独断和专横的“意图伦理”，回避或否认国家担负价值引领的使命和责任；也有些人主张“道德自发生成论”，认为《纲要》的“建设论”有违公民道德客观发展规律；等等。由此可见，公民道德建设的深入和推进，不能止于《纲要》的颁布，《纲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其被国人的认同和践行。诚如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William A.Haviland)所说：“不管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会采取什么形式，不管它怎样处理它的事务，这个制度总是必须首先找出获得人民效忠的途径。”[2]497而这种“人民效忠”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社会认同”。如何获得《纲要》广泛的社会认同？公民道德建设的功能何在？我们的信心又建立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都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三是“小切入，大视野”的学术方法论传统，在面对理论与经验、理想与现实、道德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时，一切拘泥于现成理论的单一学科视野，或者主观随意地引用和诠释的所谓跨界都难以赋予以问题为导向的公民道德理论的真实生命力，进而导致公民道德研究“有高原、无高峰”“有深度、无热度”的学术窘境，进而导致我国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存在“古今对话逻辑难自洽”“中西互镜概念不相宜”“知行关系不合一”三大问题。 中国公民道德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基本视野、核心论域和方法路径。中国的公民道德研究，既要整合西方公民道德建设和理论研究中的优秀元素，更要发现和审视被西方理论和实践忽视的问题论域；既要传承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突出传统的历史影响因子，同时也要对一些重要的、带有封建礼制印记的概念进行理性批判和创新性转换；既要坚持理论思辨，更要关注现实。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完善、发展进程的加速，公民道德研究就不能“就道德论道德”，而应把公民道德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的广阔背景下分析，力争视野开阔、立意深远。那么，作为“中国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道德理论研究的方向在哪儿？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公民道德建设道路？应遵循怎样的公民道德理论来引领和推进中国公民道德发展？如何建构中国特色公民道德话语体系和知行路径？诸如此类都是我们实施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回答的一系列具有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只有在这些关乎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轴心、边界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上达成理性共识，才能准确地寻找和定位公民道德建设的视野、论域、方法，以架起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支架和行为支架，做到知行合一。 三、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研究视野 所谓公民道德的研究视野，就是以什么眼光或视角，站在什么角度或空间范围来敏锐观察、合理解释和深度分析中国公民道德的由来、生成本质、变量因子、功能发挥及其发展规律的建设维度。这种建设视野将规范、牵引和影响着公民道德的概念解读、内容元素、功能指向及其理论体系逻辑架构的研究结论。公民道德作为一定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历史传承和时代精神的综合性文化表征，其后果同样具有综合性。中国公民道德，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道德形态，既流变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承载于包括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的经典文本，更生成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发展的全球化境遇。换句话说，公民道德并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制度、文化问题。因此，我们既需要立足中国国情，顺应世界大势，也需要从全球视角与中国问题、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反思中国公民道德的理由、生成本质及其功能发挥的发展规律。“古今对看”“中西互镜”和“现实关注”将支撑起体现时代高度和历史厚度，具有鲜明时代感和厚重历史感的公民道德三大基本视野或三向思维禀赋。只有在“历史、世界与现实”的三棱镜中，才能深度揭示和全方位彰显中国公民道德的社会本质、历史语境和生成场域。“古今对看”旨在寻找和建构公民道德的中华文化基因和根脉；“中西互镜”意在面向全球，融合、包容和创新公民道德的国际话语体系；“现实关注”重在解释公民道德生成及其发展的缘由，察知公民道德在复杂社会现实中的实现情景，去挖掘真实社会更深层次的公民道德的环境支持及其约束条件。 首先，中国的公民道德不是外生性的移植，而是由古代的传统道德、革命道德、建设道德内生性演化而来的。这就决定了系统性的公民道德，在时间维度上离不开“古—今”对看的历史意识，实现以道德传承涵养公民道德，以公民道德深化道德传承的创新性公民道德路径。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也深以为然”(约瑟夫·奈，2015)，因此，汲取道德建设的中华民族智慧，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3]196公民道德研究者只有了解古今，才能明晓事理，学以致用。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是创新公民道德的基本路径，任何无视公民道德自身的“历史内涵”和“知识传统”，不能在“古—今”给定的价值框架内规范研究，终将使公民道德理论被研究者们自己诸多的诠释所稀释。其次，把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置于“中—西”互镜的世界维度，是全球化秩序的宿命。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原则，但也不是袖手旁观的“自由撰稿人”(约瑟夫·奈，2015)。在建构公民道德话语体系时，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悖论：用本土话语言说，人家听不懂，更无法接受；用人家话语表达，又存在失去自我的风险。这或许是“中国道路”遭遇“没有价值观崛起”误读的重要的认知论原因。在当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文化，如果想要成为人类共同的道德框架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基本道德洞见对话和通约。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道德价值秩序里，不应该有无法用当今世界主流道德话语进行解释的成分，否则，这种道德文化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因此，今天的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不应该是一套自说自话、孤芳自赏的道德语言表达，而应该是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道德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打造我国关于公民道德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公民道德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以融合、接轨和包容创新的学理心态，将中国公民道德经验纳入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视野，才能有效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公民道德现象，避免将中国公民道德“特殊化”抑或将西方公民道德“普遍化”。第三，无论是“古今对看”，还是“中西互镜”，其在价值维度上都离不开“现实关怀”的价值根基。传统必须应对现代的挑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成效的公民道德研究都将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解决现代社会所提出的时代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古今对看”“中西互镜”，需要在现实境遇及时代变迁中把握其现代价值。在“古今对看”中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在“中西互镜”中我们应该“镜”到什么，无论是人为的理性认知，还是客观的事实反映，都要受制于中国发展进程的当下关照。例如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价值需要实现从古代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公民的转变，使之适应公民道德的培育弘扬；即便被有些学者称为“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也需要实现从西方社会意识到中国社会意识的转换，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公民道德的建设和发展。诚如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与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在合著新书《全球地图册》中指出的：“我一直坚信和捍卫这些价值，但我不无伤感地告诉您，西方世界10亿人口在全球60亿人口中占少数，我们认定的‘普世价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现在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4]因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291。诚然，“现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闪烁不定的、掩掩藏藏的，不易被充分发现和深刻认知的意义世界，即使我们自以为描写了大量的当下，描写了大量的日常生活，也不一定真正把握了中国的“现实”意义，抑或是对“现实”的误读和曲解。因此，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性质及其价值观念变化做出准确研判是建设和研究公民道德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和主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公民道德建设，与其说是建设公民道德，不如说是建设影响公民道德生成的中国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环境因子，正是诸多环境因子的综合影响着中国公民道德及其建设和发展。将公民道德建设和研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与核心价值观的旗帜下，就在于真正属于中国的公民道德一定是基于中国历史及其现实基础上的“长期发展、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由此决定了研究公民道德及其建设的理论体系，要传承但不能“复古”，要融入但不能放弃“自我”，从而架构“复兴、包容、创新”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即合理地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明——催生和激活中华文化中道德文明的种子而走进世界道德秩序；合法地包容西方道德文明——通过相互包容，塑造人类通约的道德体系；合目的地建设中国特色公民道德——从根本上确立中国公民道德作为世界道德体系的历史地位、文化认同及其未来发展态势。 四、中国公民道德研究的论域架构 如果说“研究视域”解决的是公民道德研究的眼光和视角，那么“论域架构”谋划的则是公民道德研究的“主题”和“论题”。预设和明晰公民道德研究的“主题”和“论题”对于公民道德理论体系的建构、现实问题的解构和未来战略的探究等有着重大的基础性价值。论域缺失、论域含混或论域逻辑混乱，便不可能有科学的公民道德理论研究。诚然，在当今知识社会中，期望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研究“论域”划定一个僵硬的、绝对的逻辑边界，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道德建设不需要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前置条件、论题集合的逻辑边界和论域的同一性规则。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公民身份、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等根本元素为社会文化标志的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以“基本理论、指标体系与路径方法”等“主题”和“论题”方能架构起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研究的实践逻辑和话语系统，以求较为系统而全面的回应“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何以可能”和“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何以有效”的公民道德建设合理合法性问题。 “基本理论”旨在给出我们理解公民道德问题的知识图景，或者在一定知识图景中揭示公民道德的存在性质及其伦理本质。比照中国经济社会的独特发展成就，中国公民道德的基本理论依然“骨感”：或者有理论条条而无历史“作料”，有骨无肉、有纲无目，让人触摸不到历史感；或者有理论话语而无释疑说服力，难以回答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困惑；或者有理论框架而无前瞻性的体系建构，难以对实践做出有价值的理论性引领。当然，具有历史厚重感、释疑力和引领性的理论体系需要持续的学术积累、充分的外域对话和反复的实践检验。 “指标体系”意在建构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评价尺度和实践机制。在一定意义说，公民道德是抽象、不易量化和难以精确的，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及其效果的衡量和评价，一定需要进行可操作的变量分解，即对公民道德建设的理念体系和实践体系变量进行逐级分解，以明确其行动指向。从价值哲学角度理解，“指标体系”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倾向，可分为终级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前者用以描述公民道德建设的理想化终极状态和结果，后者是为达到前者而使用的方式或手段。依据“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风俗习惯”的三大道德生存形态，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归纳为“规范体系、社会风尚、个体德性”三大基本形态的递进关系，其价值功能多表现为一种整体效应。其中，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建构是基础，对“社会风尚”的形成与“个体德性”的养成起着“引领”“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与公民“个体德性”的养成既是“规范体系”的功能所指，也是检验“规范体系”建设的客观效应和主体养成。如何建立公民道德建设三大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的功能体系，如何确定这些功能体系的测定指标，如何协调和整合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据此制定出形式模式，将构成公民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方法路径”意在明晰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责任、方法手段和行动路线，以提高公民道德建设的可操作性。美国学者艾莉森曾提出的：“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有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6]167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方法路径”简单化地理解为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行政政绩，而应将其视为公民道德建设主体、技术、手段、目标和战略思想的协调配合，只有当个人、社会、国家多元主体朝着整体的价值目标协同使力，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实现公民道德建设的中国式发展道路。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公民道德建设”就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它的底部是作为公民道德物质基础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顶部是作为公民道德精神牵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榜样，关键是“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以构筑公民道德建设的“场效应”。通过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树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榜样示范和“问题倒逼式”的专项教育和治理“三驾马车”的啮合协同将使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责任、方法手段和行动路线落地生根。 收稿日期：2015-08-16 注释： ①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令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国民素养、价值观念和人生格调尚未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同。例如，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柯白就曾吊诡地指出：“中国的崛起并不包括特别的道德或规范意义。当今及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向世界呈现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但它们不可能包含高调的哲学理论或意识形态。”参见《世界中国学论坛观点集粹——中国道路：没有价值观的崛起？》，《社会观察》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