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常规科学的兴起（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规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后常规科学的社会意义
把后常规科学的功能正确评价为应用科学和专业咨询的补充，这是重要的。它不是对传统的科学实践的挑战，也不与可靠的知识或专门的技能在它们的合理渊源方面可以被当作科学典范的主张相抵触。近来的批判性的科学哲学致力于使科学知识脱离它的渊源，已经导致一种科学中“怎么都行”的观点。似乎任何庸医和狂人都应该与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内行享有相同的权力。我们的批判性分析在另一基础上进行，即质量保证或批判性评价。高水平的科学家和专家在他们从事工作的领域所作出的技术鉴定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这一工作的性质，尤其就它的环境、社会和道德方面而言。以前普遍假定，这些以某种方式“外在于”科学自身的工作并且由此产生的问题能够为适当的社会机制所处理。现在的任务是看看这些与科学与专业工作质量相关的问题的扩展将在科学实践及其体制中带来何种变化。
在也许可以称之为“前常规”的科学中，几乎所有从业者都是非专业人员。他们能够并且确实从数据到方法对工业的所有方面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没有与批评家的“外部集团”相冲突的由从业者建立的“内部集团”。在常规科学中，任何门外汉都被有效地排除在对话之外；仅仅在库恩主义的“前革命”情势下，当流行的范式（认识的和社会的）不能在稳定的进步中履行诺言（不负众望）时，门外汉才有机会参与对话。在后常规科学中，基于（知识方面的）技能和（社会方面的）职业，仍然有内行和外行的区分。但是，既然内行明显地不能为他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有效的结论性答案，外行就可以强行参与对话。当辩论呈现于公众面前时，外行（包括社团活跃分子、律师、议员和新闻工作者）有时甚至可以确定议事日程。
由于这些争端的人文方面产生了后常规科学，科学事业的所有要素都必须有一个扩展。首先必须有这样一种专门技能，它的根源和关系不同于产生或正式调节与争端有关的技能。这些新的参与者，增强了传统的贵族共同体，产生了我们所称的“扩大的贵族共同体”，他们对于技能的传播和结果的质量保证是必不可少的。就这种新型科学来说，谁是“贵族”？在库恩的常规科学中，他们是埋头苦干的同事，从事于“全心全意地迫使自然进入专业教育提供的概念箱中”。这样的贵族依然存在，如科学家和专家；并且他们在所擅长的技术范式中履行质量控制的职责。但是，新型科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在不变的范式中知其然的问题，它们包括处理宽泛且复杂的环境、社会、伦理的技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那些技术上有能力而兴趣又不在官场的其他科学家和专家为保证质量做出贡献是适当的。
重要是的：认识到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压力作用于科学的结果，当公众关注某些争端时就产生这种压力。更确切地说，在后常规科学的条件下，质量保证的必要功能不再被有限的内行团体所发挥。当问题不再有简单的答案，当现象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当所有的数学手段对方法论批判是开放的，那么，通过排除其他人只保留学术和官方专家，这并不能提高辩论质量。局部知识不仅能够形成政策问题，而且能够决定哪些数据是有力的和相关的。这样的知识不可能是专家的特有财产，这些专家由于所受的训练和职业而偏爱抽象的一般概念。生活和谋生取决于这些问题获得解决的人，对在他们的“后院”怎样认识一般原则有深刻的认识。也许有人会争辩，他们缺乏理论知识并且偏心于自身利益；但是，同样也可以争辩，专家缺乏实践知识并且有自己的偏见。
在解决技术问题中，对局部知识的独到研究现在仅仅在私下进行。一些作者已经把它当作是真正能承受的发展的关键。著名学者阿诺德·帕西通过对非洲农业发展的案例研究后认为：真正成功的技术明显地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的成果。在欧洲，兰开斯特大学的B.怀因在最近一次调查中表明英格兰康布连的牧羊人对辐射沉积的生态学比官方科学家有更好的理解。牧民们还认为放射性污染物从他们的高沼地上的薄层土壤中排走的速度会和低地平原一样，而且他们已经认识到位于一个主要核加工厂顺风处的高地可能与遥远地区有不同的沉积模式。尽管他们不能批评官方科学家的技术性深奥的测量，但他们完全有能力评价科学家在每个阶段的方法和解释。
伴随着传统的科学贵族共同体的丰富，我们有后常规科学认识基础的平行的丰富：我们谈及“扩大的事实”，这就是被有效地引入关于政策争端的科学辩论之中的素材。现在广泛地意识到：无论其来源和合法性，当地居民的信念和感觉都必须考虑和尊重。以免居民们产生完全的隔阂和不信任。但是，扩大的事实超出纯粹的主观基础，当口头流行的轶事，有公民小组和新闻媒介所编的服务于大众的材料集。这些通常不具备传统的科学形态，但是，它们对把存在的问题构建成真实的案例来说也许是必要的，因此迫切需要对它们进行研究。最后，“扩大的事实”这一范畴也可以应用于那些从正统渠道获得，而由于政治和官僚主义的需要在某种度或某些方面成为官方机密的信息，它们能在暗地里发挥作用，为另有用意的公众问题形成一个背景。这最后一个“事实”，对那些科学思想产生于教科书和实验室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也许看起来非常奇怪。但是对那些熟悉处于政策背景之中的科学的人来说，这些“扩大的事实”对于完成质量保证的任务是非常关键的，而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就取决于这些质量保证的结果。
由于后常规科学如此苛刻地取决于那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常常是不适当的数据，在它的成果及其解释之中隐藏着极度的危险。从事于学术研究、或者带着在这一争端中的既得利益而为官僚主义工作的科学家们，将不会正常地、自觉地检查所有可能隐藏的陷井。这些陷井可能使他们的结论失效。对于那些在这一争端中涉及自身利益并对有关现象有个人见解的人来说，参与关于质量保证的对话是完全自然和恰当的。而这仅仅在利益的冲突和两极分化的背景之中偶尔发生。因此面临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新的概念结构，使得创造性的对话能在政治体系中持续进行。对此，后常规科学是一个基本因素。
七、后常规科学的哲学展望
我们的观点是：原有的解决问题的科学策略将不再能应付全球环境争端的新挑战。随着科学社会实践的长期发展，它现在需要另一种根本的转变，这一方面是由人类新环境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新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已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看到：现有的预测环境的技术，并不能提供足以使不确定性能至少作出有效预言程度的数据。在系统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高的许多情形中，应用科学、甚至专业咨询的方法都不可能是适当的。在考虑处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中的科学时，我们现在必须正视我们的无知，而从前却非如此。在传统的情形中，基于科学的技术产生的环境问题，可能早已超出基于科学的技术所具有的解决能力。面临这种没有预料到的对人类理性的挑战，一些人也可能对科学完全绝望，而寄希望于某些神灵的支持和引导。我们的纲领不是放弃或谴责科学，而是找到丰富科学的方法，建立一种恢复活力的科学，它将有助于作为人类特有的知识伴随着处于环境背景之中技术的转变而转变。
术语“后常规”倡导与先前状况的决裂；“常规”实践，它所指的是对此展开解决疑难的研究，这种研究在疏远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学科——专业共同体中进行。毫无疑问，这种实践数代以来已经在它自身及其技术进步的附产品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它现在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采用原有的理论术语，它不久将爆发“革命”。这将仅仅是在某个领域发生，而更像是17世纪根本性的“科学革命”，它将影响到科学自身的对象、方法和社会功能的界定。
我们将这种新界定的设计方法呈现在解决问题的三种对策图式之中。在实践的三种形式之中，既有方法上的连续性，也有历史的连续性。我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革命：在超越传统时传统统统被抛弃，一点不留。假定应用科学和专业咨询与后常规科学（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都同样既是答案又是问题的一部分）之间全是对抗关系，没有可靠性知识和有保证的技能，也就没有希望解决巨大的全球问题。
后常规科学与它的组成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获得进一步的扩展和回归，确比近一个世纪的挽救科学之善和科学之真的努力〔1〕更进一步。关于集中于科学知识的知识，问题，一直存在回到希腊时期的智慧探索。我们可区分出三种主题，它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哲学思想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如既往，科学知识位于中间，产生系统化的证明并基于推理和感觉经验。它的第一样本由亚里士多德界定和描述。科学知识的一端是实践的熟练技能。它或在理性的人文学科中，或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操作技术中获得。另一端是内在的经验，它或通过智慧或通过激情达到。这三种主题之间的相互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不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自从科学革命以来，纯粹的科学知识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并且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一些人已经宣称：所有的正当的知识主张通过科学都能实现。
现在，科学的确定性已经为它的巨大成功所出卖，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我们在这三种主题的紧密结合中所处的位置。这三种主题超出了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兴趣集中于经验世界和人类怎么能在其中找到自身的真实位置。而第二主题，亦即实践，应当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价；我们通过后常规科学对问题及其影响的分析，也许表明了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对此，我们考虑了实践知识主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辩术传统，自从柏拉图抨击其实践者不关心真理以来，它已经赢得了非常复杂的声誉；而自从那时起，它已经成为哲学中经常出现却居次要地位的主题。第二方面，操作技术的传统，它已经不可避免地遭受与缺乏辩论和反思能力的人相联系的耻辱。关于科学革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对操作技术的重新评价，以致实践哲学成为知识哲学一个部分，然而是份量很小的部分。那以后，带头的哲学家对实践传统中这些组成部分的任一主张都既冷淡又抱有敌意，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被狭隘表达的知识问题，一直控制着智慧的艰难尝试。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现有的科学的解决问题对策不再适应我们需要的临界点。除非我们找到丰富我们的实践在内的科学的途径，否则我们不可能成功地创造处理复杂的、易变的和不确定性的环境挑战的方法。幸运的是， 在变化着的知识和技能的社会配置（Social
distributionof knowledge and skill）中，条件已经成熟。因此现在人文学科，如辩术，不再被限制于社会中的少数特权精英，操作技术已经丧失了归属于被压迫的多数人的耻辱。从启蒙运动到工业社会，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的改善已经成为现实。在现代社会有大量能够阅读、书写、选举和辩论的普通选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司空见惯，它的危险被当作支付一个很小的代价来接受。现在，不仅在大众教育，而且在增进对公共问题作出决策的参与中，有可能达到相应的知识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knowledge）。
因此，科学在这方面的民主化，不是已经建立的团体的善行问题，而是和政治领域一样建构一个系统。尽管效率不高，这一系统仍然是避免灾难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些在我们环境中，等同于社会中的灾难是由延缓的、单调的批评造成的。让我们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并不要求科学民主超出对社会民主的最大可能扩展的一般化希望。后常规科学——扎根于质量保证的实践任务——的认识论分析表明：响应事实的扩展，象这样的“贵族共同体”的扩大，对于迎接全球环境争端挑战的新型科学的有效性是必不可少的。
八、政治认识论与后常规科学
到现在为止，很明显，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近来流行的传统科学哲学。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完全是与实践相关的——作为科学的实践，它对迎接我们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是完全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它自身就是后常规现象的一个例子。然而，我们正在做哲学工作，与一些人进行有意识的对话，我们用他们的见解来批评他们。我们试图看到，我们关于哲学任务的新阐述如何能够带我们穿过他们所设置的阻拦我们清楚阐述时代争端的屏障。
在提出科学的新形式中，我们重新界定知识；这是哲学的分支——认识的任务。我们的方向是将知识带出教室和实验室，进入处于自然和人工环境之中的人类共同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认识论是政治性的，不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而是源自希腊人家园观念的生态政治。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政治认识论是一种家园哲学；我们的整个地球是一个家园。这种图像，介于专家政治论者的“地球号宇宙飞船”和地球女神“盖娅”之间，似乎最适合我们想发展的观念。
我们与早先的认识论的对话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的科学思想基本是演绎的，基于几何学推理案例导致真理。培根强调了互补的方面，他相信从特殊经历的归纳是获得真理的道路。只是在本世纪，把真理看作科学的目的思想变得薄弱了；波佩尔的任务是科学与它的冒牌货之间的划界，可证伪性变成了标准；真理变成经验万分不断增加的理论的长远目标。由于这个界限无法把握，库恩提出了教条主义的“常规科学”与非理性“科学革命”的更迭，从长远观点看，其成果既不能断定为真理甚至也不能断定为进步。最后，经典认识论以费耶孟德和他的达达主义科学为终结；他与方法论相对抗的是“怎么都行”，其结果是在伍德斯托克之后什么也不发生。
近几十年来，理性的连续退却和背叛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因为只要把问题局限于关于获得真理的抽象术语之中，那么，一旦留意批评，就没有哪一种主张能够得到长期维护，它归根到底是脆弱的。在哲学之中，通常把认识论的任务看作是拒斥“不可知论者”；并且对成功要求有100%的安全感，这些探索以失败告终是毫无奇怪的。 我们的方法是把“真”当作人类斗争的调节原则，但是，不能把任何其他的绝对强制为“善”和“美”，也不能把任何事物强制为“善”和“美”。后常规科学的要旨之一是对安全属于同一等级的洞悉，尽管每个人都需要安全，但是，它并不能由应用科学或专业咨询的常规方法来预测或担保。
我们的科学知识模型并不是来自于对科学知识的理性重建，而是来自于已成为历史的反思、批评的研究所揭示的现实的实践。我们把它看作是某些当代潮流的综合：理论/实践，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事实/价值以及知识/无知；对我们来说知识并不按照简单的积累方式沿着安全 通道前进或成长。由于冲突和矛盾的推动，它变成活生生的。它的客观性，不再是通过逻辑而是通过工艺技能应用的社会过程而获得，其中伦理原则起着导向作用。就其风格而言，它抵制将之归并成原子化的学术特性的过程，而保持真正的专门技能的精华完整无缺。
我们的纲领的哲学内核是不确定性和质量的融合观念。借助于它们，我们找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价值之间的桥梁。当我们认识到真正的科学知识之中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时，我们知道真/假漫画是不可还 原的。正如我们所见，它具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都与质量相关。质量与功能相关，但由于这个原因它并不是任意的，尽管“实用主义”的关系，但它并不由此而成为琐细的或表面性的评价。质量在许多独特的意义上被用于所有的实践领域，它被理解成一个迄今一直被忽略的基本概念。借助于质量概念，我们能更新对万古常新的哲学问题的探讨，把握这一时机利用新的方法、理论和实践都很有希望取得硕果。把不确定性和质量作为我们时代科学的中心概念，我们已经看到，扩大的贵族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怎样地丰富了早先科学的实践。
注释：
〔1〕对这一努力的详细分析和评价， 可参阅拉维茨博士撰写的《西方科学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85年第5期。 --译者注
吴永忠译 哈尔滨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