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因应论文,抗战胜利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8月日本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其来之速出乎中国以至同盟国方面之预期。正因 为如此，如何因应随日本投降所至之急速发展的时局，当可表现主政者之执政能力，而 抗战胜利之初的中国，因国内政治分裂，国共纷争剧烈，更凸显此种因应之复杂与困难 。本文即以分析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初期对时局之因应为主旨，期以探讨个中成败得失 ，及其对战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影响。(注：关于战后中国之研究目前仍较为欠缺，相关 专题研究主要可见“国史馆”编印：《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台北200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 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亦可参作者之论著：《19 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 究》2000年第6期；《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一 战后宣示——彰显国家法统之代表地位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方面只有日本尚在负隅顽抗，一般估计对日战争 结束尚须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了尽快结束战争，8月6日和8日，美国对日本使用了刚刚 完成研制的、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恐怖性之武器——原子弹，造成日本国民的重大伤亡和 物质财产的惨重损失。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随即突入中国东北，号称精锐的 日本关东军已无力抵御苏军的攻势。在如此强大的武力压迫下，日本不得不决定放弃无 谓之抵抗，10日通过瑞士政府表示准备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14日 ，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15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接获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向同盟国 无条件投降的电文，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8月10日晚，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在陪都重庆宴请墨西哥驻华大 使。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他立即通告各战区指示进止，重点在于警告敌军不得 向国民政府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并对伪军策动反正，迅即确保联络 掌握，令其先期控制要点要线，以待国民党军到达。(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 事长编初稿》卷5(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第785页。) 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 负责受降和伪军处置，中央秘书处负责伪组织处理，行政院负责伪币和复员计划问题。 (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 史委员会台北1981年版，第9页。)此后之受降接收即依此部署次第展开。
抗战胜利为举国盛事，随之而来的受降接收不仅将显示中国的战胜国地位，而且接收 日伪军之武器装备和收复区之大量资财将为一笔丰富的物质资源，更具有重要的实际利 益。但抗战胜利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团结统一的国家，而呈现出政治分裂的 图景。国民党虽为执政党，并力图独享抗战胜利的果实，但中国共产党也已在抗战中崛 起为有力的政治力量，并拥有一支足以和国民党抗衡的军队以及相当广大面积与人口的 根据地，也希望至少可以和国民党分享抗战胜利的成果。因此，对于抗战胜利时的中国 而言，国家法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所谓名正言顺，谁是国家法统的代表者，当然就意 味着可以代表国家受降接收，从而占有广大物质资源，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并可以此排 斥他者的接收权利。而在这方面，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有着客观优势。为此，国民党在 战后初期以各种方式表达的正式言说中，刻意彰显其拥有独尊之国家法统，并将中共贬 为国家法统之下的地方势力，以剥夺中共声称享有之受降接收权利。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8月15日，蒋介石以战胜国国家元首身份发表广播演讲称：“我 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 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 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尤须感谢我们国父辛苦艰难领导我们革命正确的途径，使我 们得有今日胜利的一天。”(注：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编：《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 ，保定1945年版，第1-2页。)此一演讲循惯例将国民党执政法统追溯至孙中山领导的革 命运动，并强调其执政法统的长久性。
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中国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为国民政府 规定之抗战胜利纪念日，陪都重庆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与游行，隆重庆祝日 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和游行。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 降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将其签字盖章的投降书呈交中 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美英苏法等同盟国代表、中外来宾、记者等千余人出席观礼 。通过这一系列正式仪式和庆祝活动，国民党进一步向外表明国民政府代表国家法统的 唯一性。
9月3日，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在复员方面，“要为军人布置 就业的机会，要为抗属伤兵难民难童取得必须的救济，要为毁于炮火的城市乡村策复兴 ，要为海外侨胞谋复业，要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要为工矿农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 ”；在实施宪政方面，“要加紧造成地方自治，要切实保障人民权利，要从速成立各级 民意机关，要充分养成尊重法治习惯”。当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宣布褒恤所有抗战 以来殉职、残疾官兵及其家属以及因抗战死难之各地同胞，褒奖参加抗战之全体官兵， 废止未合平时规模之各种战时法令，豁免全国田赋及缓征全国兵役一年。(注：《抗战 胜利后重要文告》，第5-9、15-17页。)此项声明根本未提及中共，以表示国民党之战 后规划并不以中共为对手，而是以为全国民众谋福利为依归，并显示只有国民党才可以 政府名义为全国民众谋福利。
国民党还利用中国为同盟国成员，国民政府为同盟国承认之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作为 其代表国家法统之重要依据。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除了东北之 外的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 主席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及其代表投降。(注：琼斯等著：《1942-1946年的远东 》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蒋介石刻意强调同盟国此项命令之 意义，在他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令中称：“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 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 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注：《日本投降后中 共动态资料汇编》(无版权页)，重庆1945年版，第48页。)
重庆《大刚报》曾于日本在南京向中国呈递降书后的社评中写道：“中国战区，自昨 天冈村宁次在南京签定降表后，投降始正式成立。也是从昨天起，我们的抗战才正式结 束，而实居于战胜者的地位，开始重建和平。遥望国都，八年含垢，从昨天起又承受了 中华民族所有的光荣，我们身在后方，引领东望，实不胜顶礼之至。”(注：《向国都 敬礼》，《大刚报》1945年9月10日。)这种“所有的光荣”，国民政府当然认为属于自 己，而社会各界的“顶礼之至”当然也应由这样的“光荣”而传达至国民政府。正是通 过上述宣示，国民政府将其国家法统唯一代表的地位彰显于中外，从而在战后初期的中 国政治争斗中先占了法统的上风。
二 即时因应——利用日伪稳定收复区形势
宣示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国家法统代表地位，毕竟只具有天时之心理作用，而如何切 实掌控战后形势发展，完成对收复区的接收，获取日伪掌握的大量物质资源，才关乎国 民政府的实际利益。抗战胜利时，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执政重心长期偏处西南， 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 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 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即时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为 此，国民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形势，等待其接收军 队到来。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 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 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本此精神，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 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 区与交出任何物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 纪实》，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4、78-79页。)出于盟军之命令及仇共心理 ，冈村宁次对此表示出相当合作的态度。在8月18日他拟订的《对华处理纲要》中，就 已提出对投降之处理原则，“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 移交给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 注：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46页。)9月10日， 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 部队。冈村表示，此点在蒋委员长下命令前我已下令实施，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 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 40-147页。)在国民政府军队一时难以开到的北方，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 秩序，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 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 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 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南京1946年版，第86页。)
为了取得日本在华军队的合作，不使其因别种原因而投向中共方面，并尽可能减少国 民政府接收的阻力，蒋介石还在其8月15日的胜利日演讲中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战后 对日政策，即所谓“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 加以侮辱”。(注：《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第3页。)为此，对于投降后的日本军队 ，不称战俘而称徒手官兵，保持其原有的部队指挥体系，将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负责传达、执行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命令，“ 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宜”。(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 44页。)由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使得日本在华军队愿意与其合作，不仅为国民政府 保持了收复区各大城市之城防，而且全部受降工作亦较为顺利。
日军属于投降军队“观瞻”所系，利用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确保战后接收之顺利 进行，国民政府更注重利用伪军力量控制局势，所谓“乘机赎罪，努力自新”，既可使 他们为接收效力，又可在接收完成后予以收编，增强己方力量。伪军实际多为原国民政 府所辖部队，战时因种种原因而降日，但与国民政府间藕断丝连，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脚踩两只船者所在多有。日本投降后，他们为了自身地位与利益，更是急于和国民政府 建立联系，而他们对当地情况之熟悉、对民众联系之广泛，均胜于日军，为国民政府的 利用提供了前提条件。还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即与沦陷区伪政权各级官员通过不同的 管道建立了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经过军统局戴笠 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领受相关指令。日本甫投降，戴笠即于8月15日致函周佛海称： “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 负责，而由兄主其事务。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于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旨，鼎力以 支持之也。”此后，周佛海便以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之名义，负责维持对国民政府接收最 为重要之京沪地区。(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江苏古籍出 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戴笠同时致电在重庆的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迅即就已策 动之一百二十七部伪军中实力较大之九十七部七十四万人，呈奉军委会核准，先给予先 遣军或先遣支队之名义，赋予维持当地地方秩序与阻止共军滋扰任务。(注：朱汇森主 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国史馆”台北1988年版，1945年8月11日。)一时间，伪 军之“反正自新”蔚为潮流，并担任了相当程度之维持地方的任务。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利用了日伪军的力量，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军队远在西南后方，一时 不及赶到收复区，但收复区尤其是收复区大城市之接收，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进行的。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军队共接收日军步枪685897支，手枪56698支，轻重机枪30961 挺，各种炮12446门，步机枪弹10899万发，炮弹207万发，装甲战车456辆，卡车14964 辆，马匹73886匹，各种飞机1068架，机动船舶514艘7.7万吨。国民政府接收的日伪资 产，估价为3.5亿至8亿美元。(注：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黎明文化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3年版，第375-376页；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 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南京1946年版，第7-8页、附表21、45；中华民国外交问题 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第106-107页；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122页。)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物资，也可以说是国民政府建立以来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 笔物资，国民政府的军事经济实力也因此而得到极大增长。同时，由于日伪为国民政府 维持地方，中共借日本投降之机收复部分大城市的计划基本没有实现。8月22日，中共 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认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 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 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 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 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这对于国民政府在战后重新获得全国支配地位，并在国 共斗争中占据实力优势具有重要影响。
国民政府战后对日伪力量的利用，虽为现实所需，并有相当成效，但是在政治和社会 观感方面仍为其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侍从室曾经提出，伪军之 处理方针当视其对国军协助与贡献之成绩，本宽大之旨分别处理。但这个对伪军“宽大 处理”的方案，仍被蒋介石批以“如拟，但不可发表”，原因主要是“为受降便利起见 ”。结果因为政府“处理伪军之方针动摇，所有伪军均予收编，利用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伪军察知政府之处境，恬不知耻，向政府要挟需索”，使政府“蒙莫大之羞”。(注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40、579页。)社会舆论对 国民政府此等做法颇有批评指责，而中共更谴责为“蒋伪合流”，诚为得实利而失人心 之举。
三 军事因应——向收复区全面进军
国民政府虽然利用日伪军力量控制收复区，阻止了中共部队的捷足先登，但这毕竟是 权宜之计，收复区之接收，最终仍须依靠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但就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 军队的部署情况而言，如果以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和东部与西部的分界线平汉、粤汉铁 路为界，在平汉铁路以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在粤汉铁路以 东的长江以南地区，也只有第三(东南)战区的部队。因此，如何在军事上因应战后局势 ，首先将远在大西南后方的军队运送至收复区，实在是国民政府面对的艰巨任务。不仅 如此，国民政府运送军队至收复区接收的过程，实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进行军事部 署的过程，即以接收和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军队向收复区推进，控制要点要线，以占据 有利的战略地位，准备未来与中共可能发生之战争。
8月12日，蒋介石侍从室在其所拟《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中提出：一、为 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 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二、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 、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三、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 ，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 八年》，第686-687页。)18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 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22日 ，又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除残留必要部队维持辖境区内之治安外，一 切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64、6 9页。)9月2日，何应钦命令各部队“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受降地点以外之 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 择要封锁之”。(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第3册，第642-643页。)据此， 全国27处战略要点，即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九 江、安庆、徐州、济南、青岛、郑州、洛阳、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张家 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山海关，“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 之”。(注：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393页。)这是一个网罗了收复区几 乎所有重要城市的全面进军计划，在日伪军听命于国民政府的情况下，上述城市除了位 于华北、已由苏蒙联军占领的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等处此后为中共占据之外，全 部由国民政府军队接收，这为国民政府恢复对全国的统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在接收部署中最为关注的是华北，因为长江以南“实力雄厚，党 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中共部队在华北“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 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为此，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 ，派遣部队控制要点；同时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 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注：《新编陆军骑兵第六师作战机密日记》，南京中国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档”)，廿五-682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 编第2册，第318-319页。)实际上，在蒋介石做出接收进军部署后，国民政府军队最初 向华北推进的速度并不慢，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 部，由于离收复区最近，因此行动也最快。8月18日，阎部第八集团军进入太原；同日 ，傅部暂三军经平绥线进占归绥，9月初续进至大同；9月3日，胡部三十八军经陇海线 到达郑州。此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尚未举行，国民政府大量军队尚在西南待运， 这些部队能够率先进入华北，对于国民政府控制华北局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实力 的限制，这些部队进入的多为华北外围地区，对华北核心地区和大城市的接收，仍须等 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国民政府战后之军事进军，可谓海陆空齐发，有走陆路者(主要是铁路)，如上述进入 华北的部队(还有第三、十六军随后经正太线进入石家庄)，以及十二、九十六、五十一 、七十七军陆续经津浦线进至山东济南、兖州、泰安等地，九十七军进至徐州以北，第 七、四十八军进至徐州；有走水路者(主要是经长江自汉口向东运输)，如七十四、七十 一军进至上海，四十四军进至安徽贵池，一○○军进至镇江，七十三军进至南京。对国 民政府战后初期之接收更具意义的是由美国帮助的空运。
抗战结束前夕，7月31日，蒋介石、宋子文与魏德迈达成原则协议，规定美国将帮助国 民政府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据守若干战略要点， 直到中国正规军可以控制这些要点为止。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8月10日，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议命令魏德迈：“你应该援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运送政府军到各关键地点”，“ 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应准备尽可能迅速地控制中国关键港口和交通要点。”(注：
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9,p.262;Westad,Odd Arne.Cold War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p.100.)随后，美国第十、十四航空队开始大规模空 运国民政府军队至收复区，如新六军自芷江到南京，九十二、九十四军自汉口、柳州到 北平、上海(九十四军其后又空运至天津)，七十四军自九江至南京。美国还帮助国民政 府海运十三、五十二军自九龙、海防到秦皇岛，七十、六十二军自宁波、海防到台湾， 第八军自九龙到青岛。(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附表13。)9 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先后在华北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进入北平 和天津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各点，以便利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些地区，并保护北宁铁路塘沽 至秦皇岛段及开滦煤矿的安全。(注：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Virginia,1976,Vol.1,pp.381-382;The China White Pape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Vol.2,p.694.)正如美国总统杜 鲁门过后所坦言：“蒋介石需要我们的帮助，运送他的军队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 地点。否则，中共就会得到日军的武器，并且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注：The
Memoirs of Harry S.Truman,Hodder and Stoughton Ltd.,Suffolk,1955,Vol.1,p.378 .)
在国民政府重新部署军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共发生冲突，尤其是在中共占 据一定优势的华北地区，国共双方都企图遏制对方，保证己方之优势地位。中共为了确 保自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部署之顺利执行，部署对国民政府军队，“用纠缠 扭打的战法”，“彻底破坏所有铁道”，以阻止其北进。(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1页。)因此，国共双方在通往 华北的各条主要道路，尤其是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同蒲路、胶济路两侧地带，发 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国共军队在山西东南部(上党地区)发生 战后首次大规模军事冲突，阎锡山损失近10个师的兵力。10月底至11月初，国民政府自 平汉路北进之部队，在河北南部的邯郸地区遭重挫，损失将近2个军。该两次作战对国 民政府军队向华北之进军负面影响甚大，因为“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 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 。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注：“三军大学” 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2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1989年 版，第156页。)在山东和江苏北部，中共部队占领了津浦路上之邹县、滕县、曲阜等城 ，并围困临城、枣庄、兖州和泰安，津浦、陇海、胶济三大干线被切断，本应经津浦线 北进的二十五、二十八、八十八、九十八军均滞留于南京附近。中共在平绥路的攻势因 傅作义部队坚守归绥、大同而未达其预定目标。但无论如何，因为中共部队的阻击和攻势，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计划严重受挫，中共基本控制了华北的察哈尔、热河、河北、 山东、山西等省，国民政府在这几省只能接收有数的几座大中城市。
由于国民政府军队向华北推进之受阻，侍从室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 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9、10两月之内，将预定国 民政府军全部输送于华北东北各要地，先构成点线，再扩张至面，并在津沽至平绥包头 一线和青岛济南至石家庄太原一线设防，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注：唐纵：《在蒋介 石身边八年》，第541页。)但用于中国战区的美国海空运输力量毕竟有限，原定由美国 方面运送北上的新一、新六、三十一、六十、九十三、九十九军，仍在等待美国安排运 输力量。同时，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更多地出于自身利益之考虑，与蒋介石的决策重 心并不总是一致，其军方与文官的立场也不尽相同。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突然拒绝 继续海运国民政府军队北上，蒋介石不明底里，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询问原因亦不得 要领，只好致电杜鲁门，“紧急吁请”美方早日安排运送军队北上所需船只。为了缓和 美国舆论对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蒋还表示：“贵国人民关怀贵国军队有牵涉中国内部 战争之可能性一点，敝国人民完全了解，余诚盼经中国已往八年抗战及牺牲所获取之胜 利之果，得在一建设之时期内享受之，并得由此瞻望一充满自由、民主、繁荣、发展之 和平康乐时代。”(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90-891页。)对美国屡屡 以军事援助作为压迫国民政府在国内政争中让步的手段，蒋介石颇有怨言，但迫于仍然 需要美国的支持，也只能委曲求全；而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总方针仍是支持国民政府、 国民党和蒋介石，双方的矛盾尚处于可控范围内。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 军部联席会议决定继续运送国民政府军队去华北和东北。(注：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pp.284,287.)但因种种因素，此项运输之完成一直延续到次年 春天，国民政府在华北实际仍无足够的军事力量控制局势，遏制中共的发展。
国民政府军队通过以接收为名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调动，基本完成了战后的重新部署 ，但因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之阻击，未能完全达到其预想目标，而且因顾虑接收之需要 ，在各个城市留置较多军队，致军队部署较为分散，缺乏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这样明确的战略目标及相应之军事部署。时任军政部军务署署长的郭汝瑰评论为：“蒋 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 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注：《郭汝瑰回忆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四 政治因应——力图遏制中共发展
抗战胜利时的中国，政治上仍然处于分裂局面。中共因其在战时之迅速发展，已形成 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并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与国民政府截然相反的主张。日 本投降之后，中共立即以延安总部命令的形式，提出“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 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六项政 治主张，重点在于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解放区政府和军队之合法地位。国民党 显然不会接受这些主张，故国共矛盾立时凸显。(注：《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27 日。)国共两党之战时合作，因抗战结束失去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而使两党脆弱的合 作基础更形动摇，矛盾更形加剧，由此导致国内政治局势并不因日本投降而缓和，反有 因两党争斗而致内战重起之现实危险。
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占领区的存在，实在是国民党多年焦虑、亟谋解决之中心问题。 如潘公展所言，蒋介石“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像”。(注： 《潘公展呈蒋介石函》，1945年8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 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以下简称“蒋档”)，015卷第3号。)抗战胜利后 ，中共公开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并有对日伪接收之军事行动，令国民党大为恼怒。8月2 0日，参加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的中执委均对中共表示不满，纽永建、赖琏 更主张，对付共产党只有用武力，无协商余地；对共产党的“捣乱行为”应以军事力量 制裁之。(注：《中央委员谈话会对中共问题之意见》，1945年8月20日，台北中国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6.3/15.3-2。)中执会经研议后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 ，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 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最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 与过于顾忌”。(注：《国民党中执会关于延安总部命令的对策》，1945年8月，中国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册。 )但抗战胜利后之受降、接收、复员等诸多急迫问题正等待解决，国民政府军队仍多位 于西南之客观实际，社会大众于饱受战争磨难后厌恶战争之心理，以及美苏希望国共争 端和平解决之表示，使蒋介石不能决策立即以军事方式“主动打击”中共，而只能“相 忍”等待时机。蒋之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曾向蒋建议，邀请“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 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 统一之责”。(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88页。)国民党内部亦有若干对 共温和派人物希望以和平方式软化中共立场，进行谋和尝试。蒋介石考量形势之后，决 定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至陪都重庆，以“共定大计”。(注：《中央日报》(重庆)1945 年8月16日、21日、25日。)
蒋介石以邀请毛泽东赴渝，作为战后政治因应中共问题之出人意料之举，在国内政治 方面得了一分。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对蒋之邀请评论为“感到一片祥和之气”， “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 之大计”。毛泽东到重庆后，《大公报》社评的文辞更是激情洋溢：“现在毛泽东先生 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 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 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毛泽东先生 来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2日、29日。)但是国共谈判的实际进程却远非社 会期待之圆满。在国民党方面，重庆谈判实际是其凸显居于执政之中央政府地位而对中 共曲以优容，但在关乎其实际利益的地盘和军队问题上，不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国民党 在谈判中之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同时“准备破裂”。(注：《国民党 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关于重庆谈判之意见致吴铁城》，1945年8月25日，《蒋档·特交 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015卷第3号。)蒋介石决定的谈判方针是：“政 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即(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二)不得 分期或局部解决；(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具体方案则是，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12 个师，承认解放区政权绝对不可行，只能对中共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并延引中共人 士参与省级行政。(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15-816、825页。)这 实际是以对中共之军事收编并要求其放弃所占地盘，作为允其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 交换，与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委任数省主席或副主席，改编军队为16个 军48个师的谈判方案相距甚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这就注定国共谈判无法取得根本突破，国民党“终 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的设想也无法实现。青年党领导人李璜曾经颇为生动到位 地形容战后初期之国共关系为：“敌人忽然投降，高君(指蒋介石——作者注)得美助力 ，收复各要地，高兴之余，必骄而难说话。毛则到处有兵，横亘南北东西，势亦不弱， 虽苏允独支高君，毛有十年内战经验，亦不愿随便妥协也”；“恐谈去谈来，仍是一个 先统一军权，一个则先改组政府。美总统杜鲁门今日谈话，仍如前几日，说是中苏协定 ，苏联既承担蒋为正统，则中共黯然无光，势须妥协。杜总统看法未免简单。杜不知中 共根本看不起国民党人，认为不是敌手，对蒋势力毫无所恐惧，且苏联表面不助中共， 骨子里有无另一套，亦不可知。”(注：《李璜致青年党总部函》，1945年9月16日，Li Huang Collection,Box 1,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事实确系如此。
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有数度会见，两人的谈话为民国历 史和国共关系史留下了一段可堪回味的记录。据国民党方面公布的资料，蒋介石向毛泽 东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但要求 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 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另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回忆：蒋介石表示，我们两人能 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 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 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45-84 6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解除中共军队的武装 ，收回中共所占之地盘，大概是国共分裂之后终日萦绕于蒋介石脑际的大事之一。当抗 战胜利，外患消失，群雄削平，如何遏制中共的发展、直至消解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经 是蒋介石在国内面临的最大挑战与企图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但是用和平方式让中共放弃 武装和地盘，将中国政治纳入民主竞争的轨道，在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及蒋介石个人威 权凌驾于党国体制的情势下，实为现实所不能及。毛泽东曾在重庆对国社党领导人蒋匀 田言之：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注：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证 以服膺西式民主的所谓中间党派在此之前之后的命运，此言不虚。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以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而结束了两党唯一一次最高 级别的谈判。除了在一些问题上双方达成原则性的一致意见外(其中关于召开政协的协 议最具实质意义)，在关键性的如何解决中共军队和地盘的问题上，双方只是各自表述 了自己的立场，而未得出任何可行的一致意见。“双十协定”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主要 在于中共再次公开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使国民党可以从这样的表述中获得 己方认可并需要的东西，但对解决国共间的实际利害问题并无多少成效，双方军队仍在 华北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如《新民报》所言：双方一致之处在谈判的比重上却不是 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不是堂皇的原则所能解决的，假如这些现实的问题得不到最后的 结果，即使不至于推翻已有的成果，也可能阻碍已有成果的实施。(注：《未解决的问 题》，《新民报》1945年10月13日。)总体而言，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战后初期企图通过 政治方式因应中共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设想未能实现，中共事实上已崛起成为对蒋介石和 国民党统治最有力的挑战者。
五 经济社会因应——规划实施收复区之接收
抗战胜利的迅速到来，多少出乎国民政府的意料之外。对于战后大后方之繁重复员任 务，国民政府还缺乏充分的规划与安排。1944年7月3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中央 设计局拟订的《复员计划纲要》草案，将战后复员分为内政、外交、军事、财政、金融 、工矿商业、教育文化、交通、农业、社会、粮食、司法、侨务、水利、卫生、土地等 部门，每部门又分为工作要点和计划项目。(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 册，第351页。)根据这个纲要，在各部门提出其复员计划的基础上，再由中央设计局拟 订复员总计划，然总计划尚未编出，日本已经投降，复员工作只能在没有周密计划准备 的情况下仓促进行，从而成为战后国民政府经济社会因应之不如人意的种因。
8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一、一般复员计划，由各机关分别拟订； 二、收复区紧急措施办法，由中央党部、行政院和军委会分别拟订；三、各单位派出人 员赴南京接收；四、还都分三期进行。(注：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 5年8月17日。)随后，行政院匆匆拟出《收复区各项紧急措施办法》，要点是迅速接收 各项敌伪机关产业，恢复国民政府之地方行政、警察及财政金融机构，各项事业照常运 营、恢复业务，安定都市社会秩序等。(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 第382-402页。)实际接收工作，由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 一切党政各事务”，但陆总实际无法管理军事之外的接收，而是由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 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主持接收工作。随着接收开始后政出多门所显现的 弊端，陆总提议成立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但直到9月下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回国 后，此事才提上议事日程，并于10月下旬正式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 ，“办理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事宜并协助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接收事宜”，接收政 出多门的情形方有改观。(注：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编：《河北平津区敌 伪产业处理局章则汇编》第1辑，北平1946年版，第1页。)11月23日，行政院颁布《收 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决定在重要区域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办理敌产接收处理事 宜，原有接收及处理敌伪产业机关一律撤销。(注：《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1月26日 。)在此前后，成立了上海区(后改为苏浙皖区)、河北平津区、山东青岛区和两广区敌 伪产业处理局，武汉、河南区敌产处理办公处，东北、台湾接收处理委员会，“初期着 重接收及查缉工作，迅谋复工以恢复生产，举办平卖以稳定物价等等，稍后则着重加紧 审核决定产权，发还盟国及本国人民原有之产业，并一面就可能处理之产业物资，予以 估价变售，经营运用等等”。(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第141页。 )
由于战后接收缺乏周密的规划，使得接收之初，接收大员各自为政，接收情形混乱不 堪，由此也为部分接收官员的贪赃枉法提供了方便。国民政府事后的调查承认，接收“ 既未先设整个统一之机构，亦无统一指挥接收之大员”；“特派员头衔者不知若干名， 接收机关不下数十处，各不相谋，各自为政，明为接收，实为抢攘”。(注：《接收处 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二档，五三六-56。)而且“接收办法公布既晚，且复一 再变更，致敌伪事业，先经军事机关接收，复经地方机关接收，又经主管机关接收，接 收一次，损失一次，至于不肖官吏军警勾结地痞流氓，明抢暗盗，所在多有，损失更所 不赀。敌伪强占或强租强买人民房屋，经各机关接收后，任意占用或封锁，使人民无屋 居，此为各城市之普遍现象，丧失人心，莫此为甚”。(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提案原文》下册，重庆1946年版，审4第134号。)而经历 了抗战时期后方艰苦生活的国民党官员，乍一来到相对富裕的收复区大城市，在缺乏约 束的情况下，不少人各谋私利，徇私舞弊，滥用权力，诸如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 以单位名义占有敌伪财产再化公为私等等，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被时人称之 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注：何汉文：《大劫 收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22-30页。)
接收中的徇私舞弊行为引起了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注意。陆军总部进驻南京后，在一 周内连续发布多份布告，下令不得擅自封占汉奸及日侨产业、不得强占民房逆产或日侨 住宅等。(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第206-210 页。)蒋介石在陆续接到有关接收舞弊的报告后，于9月25日分电何应钦和北平行营参谋 长王鸿韶，训以对接收人员“应即严加督饬，务须恪守纪律，以维令誉。如有不法行为 ，准予从严究办，毋得宽假”。(注：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9月 25日。)10月24日，陈诚和张群在官邸会报中报告“接收人员花天酒地，以及贪污受贿 等种种不法情形”，使蒋介石“闻而怒甚”。(注：《徐永昌日记》，台北1991年版，1 945年10月24日。)他即召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赴渝，令其彻查，同时电致京、沪、平 、津四市军政长官，命令：“于电到之日，立刻分别饬属严禁嫖赌，所有各种办事处之 类，大小机关名称，一律取消封闭，凡有占住民房招摇勒索情事，须由市政当局负责查 明，一面取缔，一面直报本委员长，不得徇情隐匿，无论文武公教人员及士兵长警，一 律不得犯禁，并责成各级官长连带负责，倘再有发现，而未经其主官检举者，其主官与 所属同坐，决不宽贷，特此严令遵行。”(注：《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 858-859页。)在蒋的严令下，京、沪、平、津当局先后发出禁止接收人员以权谋私的通 令，然正如张东荪对记者所言：蒋主席的皇皇布告，虽然说杀无赦，而始终没有掉下一 个头来。在公共场所百分之九十五谈起来没有不感喟的。(注：《访问张东荪先生》， 《新民报晚刊》(重庆)1945年11月29日。)
上述接收中的种种贪污腐败，国民政府尚可将其归之于官吏个人行为，同时也是由于 胜利不期而至，接收政策和行动一时无法完全配合而致失控。但还有一些引起收复区百 姓不满的作为则完全是由于政策错误所致，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 。9月9日，陆军总部发布命令，规定接收后一律使用法币，自9月12日起，各银行一切 往来交易亦应一律使用法币。(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 编》下卷，第206页。)此时法币与伪币之兑换比率未定，接收官员可以利用此种情况上 下其手，牟取利益，结果是“物价一日三迁，大大地苦了收复区同胞，大大地发了后方 去的人。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 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 文不值”。(注：《莫失尽人心》，《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7日。)到了9月27日， 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为1比200。按当时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比例计算 ，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比率最高也不能超过1比100，而按财政部公布的兑换比率，接 收官员可以拿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收复区尽情挥霍，被时人形容为“腰缠十万贯，骑 鹤上扬州”。而对收复区民众而言，这种不合理的兑换率实无异于公开的剥夺，简直就 是一场灾难，引起收复区民众普遍的强烈的不满实为当然。当时的国民党高官过后均承 认此举之失策。陈立夫认为这件事“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李宗仁认为，在“一纸命 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 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注：《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 台北1994年版，第337-338页；《李宗仁回忆录》下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 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版，第852页。)
国民政府接收期间另一不得人心之举是所谓教育“甄审”。9月间，教育部发布《收复 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甄审办法》，规定凡敌伪所办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一律需经过甄 审合格后，才能承认其学历；政治性学校学生及赴敌国留学者不予登记。(注：《中华 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7册，第122-123页。)将“汉奸”用语比附于因种种原因而在战时 沦陷区不能不求学的大学生确为苛求，更兼学生思想之敏感以及战后对汉奸的处理不无 宽容之处，因此“甄审”做法引起沦陷区大学生的反感实为必然。留平的北大学生向社 会发出公开呼吁：“固然沦陷的政府是伪的，应绝对予以解散，然而沦陷区的老百姓绝 不能指其为伪。固然沦陷区的行政机构是伪组织，有政治性的训练班或学校应予以解散 ，然而在学术机关的学校读书的学生，因为无力赴内地求学，又无力入私立学校，不得 已而委曲求全，这种只以求知识为目的的学生，是不能指其为伪的。……我们不幸落入 敌人的魔手中，受敌人的宰割和屠杀。我们需要的是抚慰，是鼓励，是督促，是指导， 而不是惩罚，不是歧视，不是摈弃!”(注：《我们的呼声》，《华北日报》1945年11月 6日-11日。)即使是国民党情报系统也对这种作法的合理性表示质疑，因为“自甄审条 例颁布后，一般学生因恐惧而生苦闷……奸伪及民主同盟则针对学生隐痛，以谦虚、和 蔼、忍苦、耐劳之态度，在学生群内争取领导地位，收获颇大”。(注：北京市档案馆 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鉴于各方 的强烈反对，1946年1月，教育部公布了修订后的《收复区专科以上毕业生甄审办法》 ，取消了甄审集中考试，但须研读“国父遗教”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写出心 得报告，连同所修专业论文送甄审委员会审核，合格者发给证明，不合格者准予投考相 当学校。(注：《国民政府公报》1946年1月1日、23日。)此事方才告一段落，但其对国 民政府留下的负面影响并不会由此完全消失。
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及其执政之国民政府确有相当之贡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不为军事失利所馁，不为日伪诱惑所动，维持了国共合作局面，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 坚持抗战并终至胜利，也正因为如此，抗战胜利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民众中的声望一 度达于其执政以来的最高峰。尽管抗战后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 不少民心，但抗战胜利给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修复自身形象的最好机会。可是国民政府 在战后初期之经济社会因应，却因接收之弊而致在不长的时间里便丧失了人心，声望由 高峰而剧降至低谷，以至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有大量的公开批评。《大公报》的社评《 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可谓一语中的：“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 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 捷足先抢。”(注：《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14日、27日。)由于接收期间种种不如 人意之实际，加以舆论的报道渲染，国民政府在民众中的声望很快由高峰而低谷。有如 当时舆论所质问：“在这短短期间内所揭发的舞弊案，几乎充满了报纸每天的篇幅。舞 弊的角色包括不只一方面，舞弊的花样更是光怪陆离，使人头昏目眩。这究竟是何等社 会?何等政治?真不能不叫人心痛心寒。”(注：《关于清查接收的工作》，《大公报》( 上海)1946年9月25日。)所谓“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成为流行言语，可 见其对国民政府声望的杀伤力。此等由民心向背而致对国民政府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 在各大都市，而都市以其人口集中、经济发达、交通便捷、传媒众多而成为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之汇集点，都市生活之动荡，有着强烈的发散效应，虽不及军事较量在国共斗争 中可以发挥即时之作用，但终将对国民政府的统治造成负面效应，并被中共称为其与国 民党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六 简短之结论——有得有失 隐患尤多
综观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初期因应之全过程，可谓有得有失。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 国民政府尚能予以较为迅捷之因应，并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重 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通过战后宣示，国民政府对外表明其国家法统代表地位，并得到 国际和社会舆论的认可，从而在国共争端中占据着名正言顺之地位；同时通过主动发起 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以政治方式因应中共之挑战，一时颇为舆论赞许。在受降接收 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局势，使其基本上得以顺利接收，并在 接收中获取大量物质资源，为加强其统治凭添重要砝码。此为国民政府战后因应之所得 。但国民政府在战后初期之因应中也有明显的失策，主要表现在接收缺乏事先周密规划 ，致表现混乱，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并有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广受社会批 评与垢病，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对中共挑战 之因应缺乏总体战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军队重新部署在付出相当代 价后仍不尽理想。如果以得失相较，国民政府所得虽表现为实利，但似不过短期作用； 而国民政府所失虽表现尚不突出，但似有长期影响；尤其是中共对国民政府的直接挑战 ，加以民心所失对国民政府统治之负面影响，两者结合一体，将在未来中国政局发展中 表现出相当的力量。因此，就在国民政府为战后因应之所得而自诩时，其战后因应之所 失亦留下了非常隐患，并为战后国民政府之统治迅速由顶峰而滑落至深渊预为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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