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性金融与逆经济周期调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发性论文,经济周期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的趋势愈益明显。现代经济周期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形成并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全球经济周期模式更多地表现为银行信贷与资产价格周期性变动引起的“繁荣—萧条”周期。
现代经济周期和金融体系的强关联性，在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动态的正向反馈机制，即商业性金融信贷行为的顺经济周期性。商业性金融的这种顺周期行为会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定情况下甚至危及到实体经济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本次美国次贷危机表明，美国商业银行在经济上升周期中的信贷扩张、放松信贷条件和过度杠杆化，以及危机发生后银行去杠杆化导致的惜贷行为，是放大和扩散外生冲击、加剧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演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近10年来，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都在探讨提高逆经济周期调节政策效应的做法，研究减缓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对经济周期波动不利影响的干预机制。从现行做法看，主要有两大类调节政策和手段：一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节机制；另一种是以调整商业银行监管政策和要求为主的微观干预机制。然而，从全球主要国家实施的效果来看，无论是宏观调节机制还是微观干预机制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现有逆经济周期调节机制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逆经济周期调节手段和机制十分必要。
我们认为，开发性金融的“政府入口—市场出口”的基本原理和建设信用与市场的方法，使其在信贷资源配置中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可以平滑由商业性金融顺周期所加剧的经济周期波动。在本文中，我们将基于开发性金融的特点，结合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分析开发性金融的逆经济周期调节功能，探索进一步发挥中国开发性金融逆经济周期调节作用的途径和方法。
一、商业性金融的顺经济周期性
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处于上升和繁荣阶段，商业银行倾向于降低资本充足率，放松信贷条件，以便于发放更多的贷款；而在经济下降和衰退期，商业银行倾向于提升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信贷条件和收缩信贷。商业银行的这种顺周期行为既内生于银行信贷行为特征之内，也与外部的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其他因素有关。
(一)商业性金融顺周期的内生性
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顺周期行为的内生性原因包括以下3个方面：
1.银行信贷中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由于不对称，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是那些风险可控、能够获利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从而造成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在经济处于上行期时，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预期良好，更乐意发放贷款，对抵押品的要求也会放松，信贷评审标准也有所降低，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宽松的信贷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热度的升温。从资金借贷者来看，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其资金借贷也存在着“资产负债表效应”。在经济上升和繁荣期，由于各种资产价格上升，家庭和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价值增加，用于担保和抵押的资产价值增加，在银行看来，其源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可能性降低，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而在经济衰退期，资产价格下降，家庭和企业用于担保和抵押的资产价值下降，其获得贷款的可能性随之降低。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外部融资的代理成本更高。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净值的上升为外部融资提供了充足担保，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真实经济行为差异表现不明显。而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净值的变化使得中小企业的代理问题凸显，银行信贷相对更多地流向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经营进一步困难，失业率上升。
2.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在经济上行期，商业银行对融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收入补偿能力过于乐观，使得一些风险较大、收益相对较小的项目也能获得融资，这些贷款往往会造成经济衰退时期的风险暴露和贷款损失增加。与此相反，在经济下行期，商业银行对融资项目预期盈利能力、借款人的偿债能力以及其他收入补偿能力容易过于悲观，使得一些风险较小、收益相对较高的项目也难以获得融资，导致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更大。
3.贷款价格的变化。在经济高涨时期，商业银行不得不通过降低贷款价格来维持或增加市场份额，导致银行在经济上升时期放宽贷款条件，贷款风险溢价减少和抵押评估品不严格，这时所形成的信贷资产在整个存续期内的平均RAROC偏低。客户平均质量下降，这样，当经济衰退时，相对低质量的客户，违约风险相继暴露，为维持资本充足率水平，银行不得不紧缩信贷。此外，当经济衰退使银行的索取权受损时，银行可能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导致银行资产的潜在风险更大。
(二)商业性金融顺周期的外生性
外生性因素对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
1.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可能加剧银行的顺周期行为。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实施以来，很多学者、实务界人士以及监管官员都对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监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其中，资本充足监管对银行顺周期行为的影响是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充足监管确实存在着刺激银行信贷顺周期而行的效果。这种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银行资产质量具有顺经济周期的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客户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明显上升，导致银行内部评级和外部评级机构对客户的评级降低，而且，担保物的价值下跌，这些都会加剧银行信贷的萎缩。(2)从银行的盈利能力来看，在经济萧条期，客户财务状况恶化，偿付能力下降，银行面临贷款损失的可能性增加，资本受到侵蚀，银行盈利能力下降，并引发信贷评审条件的从紧，进而导致信贷萎缩。(3)在经济衰退期，整体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金融市场整体的流动性下降，商业银行从外部筹集资本的成本上升，能力下降。(4)当经济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时，处于信息优势的大银行会率先通过注入货币资本或降低风险资产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将引起其他小银行的竞相模仿，从而导致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变化，杠杆率下降。因此，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充足要求的监管会强化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特征，放大经济冲击，加剧金融脆弱，甚至触发金融危机(Blum和Hellwig，1995)。而且，它会造成紧缩的货币政策比扩张性货币政策更为有效的非对称性效果。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利率的下调促使资产价格上升，导致企业和家庭的净财富增加。企业和家庭净财富的增加使其内部融资能力上升、外部融资溢价下降。企业和家庭由于融资约束缓解而扩大投资和增加消费，进一步提升经济活动水平和净财富，从而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或利率上升的冲击会导致企业和家庭融资约束收紧而压缩投资支出和减少消费，从而进一步降低下一期经济活动水平和净财富，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另一方面，货币紧缩下的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将使商业银行贷款的预期损失上升，资本受损。而紧缩政策下的市场流动性下降又会使商业银行筹资成本上升和筹资能力下降，商业银行只有通过调低风险资产来维持资本充足水平，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信贷紧缩，产生“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因此，在货币政策扩张时，仅存在着“金融加速器”效应，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除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外，还有“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2.贷款损失拨备的影响。贷款损失拨备具有补充银行资本的特性，其计提充分与否，直接影响银行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进而影响银行的放贷行为。在经济高涨期，贷款违约率下降，银行会相应减少计提的拨备，表现出更高的利润水平，分配更多的利润，并进一步提高放贷的积极性。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需要计提更高的拨备，财务状况恶化，放款能力降低，使经济萧条更加严重(Robert和Kaufman，2003)。
3.公允价值的影响。采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过于强调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这会强化商业银行的顺周期行为。在经济衰退期，面对急剧下跌的资产价格，公允价值法要求将资产价格下降的影响及时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会对银行的资本和资产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资产价格的下降会导致银行资本价值的减值，资本充足水平下降，为维持一定的资本充足水平，商业银行不得不调整资产结构，通过出售资产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资产价格的下降将导致担保物的价值下跌使贷款损失准备和资本水平提高。两方面的效果都会导致银行信贷的紧缩。
二、一般逆经济周期调节手段的特征和效果
基于商业银行的亲经济周期性，一般商业性金融不仅不能熨平反而会放大经济周期的波动。正因为如此，各国都在谋求和采取相应的逆经济周期调节手段和措施，以期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一般逆经济周期调节手段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二是基于银行监管的微观经济干预措施。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效果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主要是指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逆经济周期调节的两大重要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大。两者的职能不同，作用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目标变量不同，实现逆经济周期目标的工具变量也大相径庭。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可以通过各自的手段调节社会总需求，达到短期内刺激或控制经济增长、平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目的，但对商业银行顺周期行为调整的作用却是有限的。
从财政政策来看，在经济萧条期，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支出或减税等措施来刺激社会总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但财政政策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相反，在社会总需求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的扩大会产生对民间需求的“挤出效应”，并导致均衡利率水平的上升。
货币政策能够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经济金融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环境下，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日益复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存在着明显的“时滞”，若中央银行不能够准确地预测货币政策产生作用的“时滞”，则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可能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此外，随着金融创新的步伐加快，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渠道日益增多，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不断增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调节的敏感性日益减弱。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商业银行自主性行为的影响较大，货币政策的效应有可能受到商业银行自主行为的对冲。
(二)监管当局基于商业银行顺经济周期行为的微观干预措施
由于商业银行顺经济周期行为对实体经济运行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影响，各国监管当局普遍采取了积极的应对和干预措施，以减轻商业银行顺经济周期行为对经济的波动。
1.提出前瞻性的资本充足要求。采用这种方法要求商业银行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要求时，根据经济周期变化，调整最低资本要求。在经济扩张时期提高资本充足性要求，为随后衰退到来时的大量资本损失提供足够的缓冲；相反，在经济衰退时期降低银行资本充足性最低标准，以增加贷款投放，刺激经济尽快走出低谷。这种方法可以促使银行在经济繁荣时积累足够的资本金，以缓冲衰退来临时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也可以防止经济过热或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2.研究逆周期的风险权重调整方法。监管部门通过设计一个逆周期的风险权重调整方法，达到适当提高经济上升周期的资本要求、降低经济下降周期的资本要求的目的。如在经济高涨期，如果监管当局发现银行贷款迅速向特定高风险行业聚集，可以增加对特定高风险资产或行业的风险权重，尽管资本比率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计算风险资产的权重体系发生了变化，使银行监管资本要求上升。
3.更加审慎地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考虑贷款在整个贷款周期内可能会由于出现经济衰退而导致未来的贷款违约增加，贷款损失拨备的计提比例以贷款期内的平均损失率为基础。这样，尽管经济上升时期的损失率小于平均损失率，但按照平均损失率计提的超额拨备可以用来抵消经济衰退时贷款损失的大量出现，减轻贷款损失对银行利润和资本的侵蚀，从而对信贷紧缩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是，所有针对商业性金融顺经济周期行为的干预都具有被动性和刚性的特点，也就是干预的强度和效果不取决于监管当局，而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反应，也可能存在调节过度或调节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监管资本套利的存在，银行的趋利性使得自发的风险调节机制形成对监管意图的对冲反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巴塞尔协议所存在的某些缺陷，监管资本套利作为巴塞尔协议的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非常迅速，它在为银行创造价值的同时，却可能破坏资本充足性要求作为一个审慎政策工具和逆经济周期调节手段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不完善和市场主体的非理性，商业银行、投资者、企业、消费者都可能存在对资产价格变动的过度反应，人为放大市场收缩或扩张效果，不利于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另外，针对商业性金融顺经济周期行为的政策性干预也具有刚性特征，缺乏操作的灵活性，客观上难以满足适时微调的需要。
三、开发性金融在逆经济周期调节中的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世界经济波动更加频繁，国别之间经济波动传递的速度也更快，对逆经济周期调节的工具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前述表明，上述两类逆经济周期调节手段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相应的针对性，但也客观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调控主体相当于市场主体的间接性，调控的目标和效应难免出现偏差。开发性金融作为直接市场主体的特点及其特有的职能和运作模式，使其可以在逆经济周期调节中发挥重要而独特的补充作用。
(一)开发性金融逆经济周期调节的主体性
前述表明，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操作主体，还是进行微观干预的监管当局，都是政府部门。其调控的原理和机制是政府部门通过宏观政策变量或监管变量的改变，影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这种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包括：第一，政府调控部门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识别和判断能力。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极其复杂，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一国经济运行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日益加深，影响宏观经济的因素更加复杂，因此准确判断和预测经济周期阶段仍非常困难。若政府调控部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做出了错误的识别和判断，则政策措施可能会加剧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第二，逆经济周期政策传导中存在的“时滞”。若政府部门难以准确地把握政策传导的“时滞”，则也有可能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第三，市场经济主体对宏观政策变量和监管变量变化反应的敏感性。若经济主体对宏观政策变量和监管变量变化的反应不敏感，或相关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规避调控主体意图的做法，则逆经济周期政策调控的效果会大为降低。最后，经济主体的合理预期。根据西方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周期，若经济主体能够合理预期到政府部门的逆经济调控政策，则逆经济周期调控政策会完全失效。显然，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逆经济周期调控的实际效果难以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
开发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市场主体，具有配合国家经济政策实施的法定职能，因此能够自觉地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增加或减少放贷规模，调整信贷结构。由于这种调节直接体现国家调控意图，没有中间传导过程，所以，具有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直接性和及时性。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开发性金融的“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的融资机制，在逆经济周期调节中还具有示范效应的功能。在经济处于下行或萧条期，商业性金融因其亲经济周期性而采取紧缩信贷政策时，开发性金融机构能够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选择政府急需支持的企业和领域予以信贷支持，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使其投资和生产活动的正常化，进而对商业性金融的信贷投放产生示范效应，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增加对这类企业的贷款。由此可见，开发性金融作为直接的微观市场主体在逆经济周期调节中所具有的直接性、及时性和示范效应有效地弥补了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间接调控的不足，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补充。
(二)开发性金融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特点
与商业性金融相比，开发性金融在外部性、资源配置以及危机救助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主动调节经济周期的需要。
1.开发性金融的外部性。在正外部性方面，开发性金融更多地追求社会整体效益，选择“市场失灵”的空白领域或薄弱环节提供融资支持，包括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融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还可以主导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融资平台，有效地服务于政府目标，因此具有更大的公共品性质的正外部性。在负外部性方面，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负债资金直接来源于居民，一旦发生危机或损失，容易导致挤兑狂潮，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发行金融债券为主要资金来源，债权人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专业水平较高，因此危机扩散范围和链条要远小于商业性金融。
2.开发性金融的金融资源配置效果。开发性金融能够有效服务于国家经济战略目标，促进微观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从国际经验看，由于开发性金融在信息、交易成本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使其能弥补商业性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特别是在存在利率管制、准入限制等金融抑制政策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通过信贷合约筛选借款人、控制风险的激励受到限制。同时，由于在统一监管体系下商业性金融风险有同质化特征，使风险容易产生“共振”，带来风险集中爆发的隐患。而开发性金融能较好地弥补这种缺陷，发挥纠偏作用。
3.开发性金融在危机救助中的作用。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危机救助政策效应传导中局限性明显。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商业性金融机构“趋利避害”的市场特性，在政府实施了救助性的救市政策之后，即使市场流动性有所缓和，但出于“自保”的目的，遭受危机冲击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对企业和居民的信贷供给，普遍会出现“惜贷”行为，形成流动性在各金融体系沉淀的堰塞湖现象，进而加剧经济的衰退。相比之下，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危机救助中的政策传导效应更加显著。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之后，政府通过开发性金融机构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注入资金，能够帮助市场尽快恢复到稳定和理性状态。
四、国家开发银行在逆经济周期调节中的实践
自1994年成立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始终秉承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服务的职责，积极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国家信用发债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薄弱环节，致力于以融资推动市场建设和规划先行，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城镇化、中小企业、“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环境保护等瓶颈领域的发展；促进国家“走出去”战略，积极拓展国际合作业务。以此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保证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开发银行成立16年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周期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需要，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逆经济周期反向调节的特点，顺境隐于市，逆境托举市。在经济处于快速增长周期时，开发银行常常隐于市场，通过为项目构造市场出口，让出更多的空间给商业性金融，以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信贷规模；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率先向国家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注入资金，增强市场信心，并通过加大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和拉动作用，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取了“惜贷”行为，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开发银行为贯彻国家扩大内需、投资拉动的政策，自1998年开始，将支持的领域由国家重大项目拓展到城市基础设施，探索出了“政府选择项目入口—开发性金融孵化—实现市场出口”这一具有中国开发金融特色的城建项目贷款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开发银行通过融资推动、市场建设和规划先行，逐渐把城市公共设施领域培育成为成熟的商业领域，并不断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县域延伸，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由重大项目的单一拉动向城市化的全面拉动转变，提高了国家投资拉动的政策效果。
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步入快速增长的周期。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开发银行结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在大力支持“两基一支”领域重大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把基础设施领域的经验，逐渐拓展到“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住房、节能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瓶颈和民生领域。特别是在2006-2007年我国经济呈过快增长的时期，为配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需要，开发银行严格把握贷款的规模、进度和投向。一方面，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其贷款余额占比在银行业中呈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调整信贷结构，加大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和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09年底，开发银行共发放基层业务贷款2950亿元。其中，发放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1042亿元；发放中小企业贷款482亿元；在24个省区发放高校助学贷款14亿元和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38亿元，占全国新增生源地贷款的90％；发放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贷款853亿元，占全国融资总规模的53％。
2008年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蔓延和国内遭遇罕见的自然灾害等严峻形势，开发银行积极贯彻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要求，在中央出台扩内需促增长十项政策措施后，开发银行迅速行动，充分发挥规划先行、项目储备充足、前期信用建设和准备工作扎实的优势，保质保量完成了央行下达的新增702亿元信贷投放任务，全部投向十项政策措施涉及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建设和灾后重建领域，再次发挥了债券银行、中长期投融资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措施，把握贷款投向和节奏，支持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贷款发放，加大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投入力度，基础设施、国际业务和民生金融等3大业务领域均迈上新台阶。2009年全年发放基础设施贷款达10285亿元、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开展能源资源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的国际业务贷款524亿美元(不含香港分行)，出色发挥了开发性金融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
五、国家开发银行落实逆周期调剂的建议
在当前全球经济企稳和我国经济回暖的环境下，国家开发银行将充分总结多年来开发性金融逆经济周期调节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发扬为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服务的传统，进一步探索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宏观调控和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有效方式。
第一，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顺市隐于市，逆市托举市”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在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时，开发银行应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引导效应，为商业性金融资源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配置发挥先导性的“铺路”和“搭桥”作用。同时，通过对“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住房、节能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瓶颈和民生领域的先导性资金投入，为商业性资金的流入奠定信用基础和培育潜在客户，拓展其市场空间。在经济处于下降和衰退期时，应积极配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利用国家信用的优势，加大对“两基一支”和技术改造及其配套工程领域重点项目的信贷支持，创新基层金融和国际业务的融资支持方式和手段，增强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力度，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幅的衰退，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发展。
第二，发挥中长期投融资的优势，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更大作用。包括：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探索支持“三农”的融资新模式，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增强对绿色能源、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贯彻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围绕国家“走出去”战略，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合作业务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拓展基层金融服务领域，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和领域加大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中小企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等民生领域发展。
第三，坚持规划先行，推动科学发展，通过社会共建形成“支持发展、防范风险”的系统合力。规划的实施过程，就是树立全局先进目标、统筹配置要素资源、缓解瓶颈制约，提升效率、防范风险的过程。通过做好区域、社会、产业和市场发展规划，使开发性金融合作建立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财力增长趋势、有融资规划保证的基础之上，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同时，充分落实开发银行提出的社会金融化和金融社会化理念。一方面，金融主动帮助解决政府、社会、企业的热点难点问题，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合作、共识、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依托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运用社会化方法将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等各方力量聚合起来，形成通过社会共建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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