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报告文学的文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特征论文,文本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报告文学经过近80年的文化和历史沉淀，已于嬗变发展中走向成熟。到80年代中后期终于在我国形成了又一次报告文学创作高潮，其阵容之大、数量之巨、思想艺术成就之高均为历史所罕见。90年代以来，其锐劲虽较80年代有所减弱，甚至一度显得有些沉寂，但仍不时有佳作出现。其文本中呈现出来的生活与艺术视野都较前有所拓展。
评论家秦晋在对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作了宏观考察后，把新时期报告文学大致地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作品往往还局限于一人一事的写法，他称之为“描述型报告文学”，即在宏观把握和透视上，还没有大的开拓与深入；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称之为“综合型报告文学”，即对社会性问题进行宏观把握、整体观照，采取全景透视和综合结构方式，将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描述与评论，研究与思考融为一体。尤其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思考，对现状和过去的全面审视，对现实问题深刻而系统的剖析，呈现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视角。第三阶段是90年代以后，一批新锐的报告文学作家在承袭与批判中，显示出文学的新观念与思维的新方式，他称之为“状态型报告文学”。其特点是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回归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识的探求，从现象透视转为历史观察，从强化主体意识变为强调客观实在，从煽情激越改为冷峻平静的叙述，因而显得更为成熟。秦晋的以上概括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本文仅从文本的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作些考察，试图在与以往的比较中，对报告文学作者的文本意识进行粗略的概括与论述。
一、逼近理性的真实
报告文学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严格地忠于历史、忠于事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基希说：报告“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注：基希：“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论报告文学》，上海泥土出版社，1953年版。）。“真实”，既是由报告文学自身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也是它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独特之处。唯其真实，才造就其优势，才造就其魅力，才赢得读者，才使其葆有永久的巨大创作活力。然而，如何使报告文学具有“全息真实”，即所谓人物的真实，事件的真实，过程的真实，细节的真实，现象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众所周知，建国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文学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揭露丑恶，只能把英雄人物写得光彩照人，把反面人物写得阴险狡诈，题材的狭窄，主题的浅陋，人物的干瘪，方法的单一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等，都是对真实的扭曲。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报告文学何谈真实！报告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直接地面对社会，立足现实，将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发现、思考和忧患的思虑情怀，诉诸笔端。这就要求报告文学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民主、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自觉坚定地拿起“文学的解剖刀”，透视现实社会，不偏不倚，勇往直前，担当起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责任。
然而，任何“真实”又都是相对的。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真实往往被某些假象所遮蔽。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狂轰滥炸，又往往使人把旧闻当新闻，把劣闻当佳闻。因此，报告文学家首先要给自己一个科学的定位，用一种追求真理，摒除私欲的客观精神去探求真谛，不怕困苦，不怕风险，用自己的智慧、胆量和理性去驾驭真实。对现实中人物和事件的采访要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观照、分析和辨别，从而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穷根溯源，见微知著，剔除片面，舍弃偏见，务求客观，这确是一项既艰苦又极具挑战性的事业。卢跃刚说得好：“报告文学作家与小说不同的是，他必须直接面对社会写作。对此，他没有任何躲闪和回旋的余地。他必须剖开胸膛直面现实，否则，就别干这种行当。他需要信念，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经验，需要体力，需要坚韧，更需要由判断和把握所构成的理性。”（注：卢跃刚：“转型期报告文学的遐思”，《光明日报》， 1995年1月3日。）
报告文学不同于娱乐型艺术，后者并不需要透示生活的底蕴，只求满足由文本激起的情感本身。报告文学则以提示真实的历史感兴为己任。别林斯基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注：转引自刘海贵著：《当代新闻采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康德说：“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3页。）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哲学范畴， 按照哲学上通常的理解，是指某种抽象的实在或普遍性的追求和探索，它超越日常经验之外。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从根本上说是对人及人类生存历史与现状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只限于特定人物、事件或命运，而是由这种特定人物、事件或命运引发出来的某种理性的探索与追求，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并不以抽象概念的方式直接出现，而是深深地隐匿在复杂的感性形象身后，在那些丰富杂陈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家企图凭借睿智和洞明去科学地追根溯源地直接逼近现实的本来面目，以探寻客观的理性的真实。孟晓云的《胡杨泪》、徐剑的《鸟瞰地球》、李鸣生的《中国863》、何建明的《落泪是金》等众多作品都显示了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它们向人们揭示的不仅仅是种种事实、事件的真相，更多的还是真相背后的深层次的民族、社会、文化的内涵。
二、显示文学性的张力
报告文学属于边缘文体，它既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调查报告，而是新闻性与文学性的高度融合。如若忽视其文学性，势必削弱其文本的可读性，可欣赏性。报告文学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不仅决不排除文学性，相反，必须充分运用文艺创作的十八般武艺。乔迈说：“小说长于刻画人物，戏剧讲究结构艺术，诗歌富于激情，散文重视叙述语言的提炼，等等，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甚至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意识流、时空转换、闪回等表现手法，都不妨在合适的场合加以运用。”（注：乔迈：“独立支撑的大树”，《文学报》，1985年5月9日。）优秀的报告文学家都十分注意作品的文学表现。如在艺术描写上，《命运》（杨匡满、郭宝臣）“以散点透视，以点带面”的方式来实现其宏观描述，整个作品“散中见聚，浑然一体”。《扬眉剑出鞘》的作者理由发挥了报告文学议论的长处，紧扣形象发表富于哲理的见解，作者写道：“民族情操是体育运动的血液，殷红的血液不容亵渎。”（注：刘茵等编：《中国报告文学精品文库》（上），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427页。）《大雁情》的作者黄宗英将“她”、“她？”、“她？？”、“她”、“她？？”分做五个标题，其结构形式实际上是作者思考轨迹外在化的结果。
如果说上述作品所显示的还只是80年代初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那么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在艺术思维、结构框架、文本风格诸方面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探索。总体说来，是从单一视角到全景观照，从“小说化”、“散文化”向“学术化”、“报告型”转化。有论者认为，这些报告文学在较大程度上存在着偏离“文学性”的倾向。详尽的材料、精密的数据代替了以往人物报告文学中对人物的细节描写；滔滔不绝的议论、分析、思辨打破了文学表达思想含蓄性的要求；密集的知识浓度和信息含量使它有时更像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科研论文。
但是，必须看到，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大众传播的迅速普及，不仅使人们的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们的艺术视野也得以全方位展开；而且纷繁杂糅的各种信息也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大量吸收。加之新时期的文化语境，无疑极大地提高了读者的艺术追求和欣赏品位，相应地也对报告文学文本提出了新的期待。人们渴望从报告文学作家来自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文本中，获得对于现实生活的新认识、新理解和新思考。读者既能从文本阅读中吸收足够的信息量，获取相应的知识，又能及时捕捉到时代的精神脉搏。很显然，学术性、知识性、史志性、问题性、集纳式等多种形态的报告文学出现了。如《南京大屠杀》、《中国的要害》、《神州大拼搏》、《亚细亚的怪圈》、《西部在移民》、《黑色的七月》、《万家忧乐》、《只有一条长江》、《伐木者，醒来》、《轿车文明批判》、《丐帮漂流记》、《中国的“小皇帝”》、《世界大串连》、《“希望工程”纪实》、《性别悲剧——妾文化的杂乱》、《中国保姆的婚恋梦》、《中国院士诞生记》等等。这不仅不意味着报告文学文学性的丧失，相反，却意味着其文学性的加强。因为广义的文学性从来都不仅仅是指几种形象的描绘手法，它实际上涵盖了作家艺术地看取生活表现人生和自我的全部智慧、方法与技巧。换言之，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既恪守新闻的真实，又以展示社会重大题材为己任；既体现着对人生价值和生存状况的关切，又不完全囿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报告文学也不同于小说等其他文学文本，这就是它彻底抛弃了小说的虚构，而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直面社会和人生。
纵观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从“描述型”、“综合型”到“状态型”的发展轨迹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已不再仅仅是移植、综合了几种文学体裁及其他文体的优长手段的文字表达形式，而是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视野、艺术思维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的有机结合；表现为一种关注历史、关切现实、关怀人类的艺术精神。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本面目恰恰实践性地表征了其艺术性的不断探索和日臻成熟。
三、主体的艺术参与
报告文学是叙事文本，那么，在这一文本中，作者的非叙述性话语能否运用或如何运用呢？从实践来看，一种做法是由描述现象直接转入理性思辨，而这些思辨式的议论抒情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于是有人担心，如此大段的无节制的议论是否会影响作品的可读性。另一种做法是用所谓“口述实录”来代替作家的主观意向，作家除了选择采访对象这一个人的举动外，把一切主动权转交给主人公，以造成一种纯客观的现场真实感。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大批作家，如理由、麦天枢、钱钢、孟晓云、乔迈等人，则注意将现场直接观感与理性思辨结合起来，赋予客观现象一种思辨的色彩。他们或只如实地记录人物的言行举止、神态表情，留给读者去思考、辨析，常常将自己的观点掩蔽在角色身后；或依据现实场景，如实写出作者内心的感受与喟叹，达到了客观真实与艺术情感的和谐。
实际上，报告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的一种发言方式，或者说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一种积极参与。报告文学家一般都不是事件或人物的袖手旁观者，他往往带着对现实特别的激情投入创作，对人事的是非曲直、扬抑臧否，早存于心。报告文学文本本身也是允许作者将生动的人物描写和热情赞美、抒情性议论、尖锐的评析融为一体的。诗情与哲理交相辉映，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和战斗激情。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都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理性思辨色彩。李炳银说：报告文学“应当是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原则和敏锐深刻洞察力的社会生活参与者。它必须及时充分地感受社会生活的各种信息，可它报告给读者的却还应有信息之外的作者独到正确的见解，并用这种见解影响作用于社会和人生。没有见解只有报告的文字是无法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注：李炳银：“1995年报告文学的收获与态势”，《中华文学选刊》（京），1996年第2期。） 毋庸置疑，报告文学不同于新闻的客观报道，它凝聚着作家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生活底蕴的本质揭示。作者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溶注于作品之中，或“藏”或“露”，主要取决于作者的审美理想与审美习惯，不可作刻板的规约与限定。
作为文学作品，从解读作品层面上看，作家在话语中发送的某种意义─→文本构成中话语的潜在意义─→读者解读时发现的意义，这三种意义并非完全同一，作者想写的东西不等于实际已写的东西，而已写出的东西作为一种作者“不在场”的客观物，又使人们在其中理解到不同的东西。严格意义上文学话语的意义，正是由这三种有差异的意义复合体构成的，而那种简单地认为存在着绝对的、恒定不变的意义贯穿在这三个环节中的想法是不合逻辑的。（注：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2页。）因此， 作者在文本中适当的抒情或议论有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少的。相反，单一性地追求“藏”或“露”都显得过于偏狭。比较而言，“藏”有利于将作者的“参与”隐蔽地、含蓄地包容在“无判断”的叙事之中，意在充分调动读者的参与；“露”有利于作者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直接发抒出来，以更好地发挥其对读者的导引。因此，最为关键的是非叙述话语的运用，既要考虑到文本内容的实际需要，又要洞察潜在的读者；既利于作者的理性参与，又不能漠视读者的再创造。具体地说，一要充分尊重读者，相信受众的理解力、接受力；二可将自己的“参与”尽可能藏诸精心选择的事实中；三将非叙述性话语充分个性化、具体化、理性化。
四、批判理性的张扬
报告文学文本传统上就富有战斗性、批判性，具有极强烈的民主色彩和为民代言的功能特征。胡风认为报告文学（他当时称为“特写”）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底中心的人”，（注：胡风：“关于速写”，《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注：胡风：“关于速写”，《文学》第4卷第2号，1935年2月。 ）袁殊则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新闻文学”产生初期，“其内容的主要条件，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注：袁殊：“报告文学论”，《文艺新闻》第18号，1931年7月31日。 ）报告文学的确属于一种严肃的有责任感的充满战斗性和批判性的文体，这些特征业已成为报告文学文本自身的写作规范和价值证明。报告文学难以与单纯的娱乐、轻松的消遣、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歌咏、技巧的取悦为伍，更与粉饰太平、躲避矛盾、唯利是图、弄虚作假和阿谀逢迎等格格不入。报告文学创作是具有良知、正义、社会责任心、勇敢和忧患意识者的事业，是公认的富有战斗性和批判性的文本。丧失了这根本性的特征，报告文学就首先丧失或减少了其思想光芒和精神锐气。
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批判理性渐趋深入，这首先表现在题材的广度和深度开拓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粉碎“四人帮”后，率先冲破禁区，第一次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也是首先在作品中揭露和抨击“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文学，因此赢得了轰动效应。此后，“史志性报告文学”则是作家们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的结果，作家们试图从历史文化中“收获现实的洞明和自觉”，再次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理论对报告文学题材的约束。80年代中期出现的“问题报告文学”，更以参与、治理为己任，关切当今社会普遍受人关注的“热点问题”，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以极其敏锐的触角，深入到社会中那些微妙的、陌生的、局部视野和通常渠道难以企及的各个生活领域，笔锋指向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热点”和“难点”，诸如教育问题、体育问题、科技军事问题、生态问题、人才流动问题、经济体制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乃至乞丐问题、妓女问题等等。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作家对同一题材进行系列化深度开发。作者穷本溯源，刻意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报告文学成了作家们参与改革，体现忧患意识、使命感和启蒙理想的渠道。
其次，从这类报告文学所展示的作品深度、厚度和力度看，作家们均以强烈的参与意识，干预生活的热情，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穿透力和历史纵深感，以及浓郁的思辨色彩和清醒的理性精神。作者致力于开掘报告文学的思想意蕴，强化对现实的深层观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从而使报告文学的思想意蕴，强化对现实的深层观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从而使报告文学既具有提供信息的新闻价值，又有研究社会、解决问题的认识价值。当然也有的作品仍停留在单纯的政治层面，而未能对社会事物的复杂内涵作更深层更广阔的揭示，其批判力度显得有些弱化。
新时期报告文学内容上的批判理性张扬和张扬过程中作者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不禁使笔者想起了荣格的一篇论述，他说：“艺术家的生活不可能不充满矛盾冲突，因为他身上有两种力量在相互斗争：一方面是普通人对于幸福、满足和安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可能发展到践踏一切个人欲望的创作激情，……一个人必须为创作激情的神圣天赋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规律几乎很少有任何例外。”（注：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0、141、142页。）美国著名人格心理学家贝伦在创造性作家的人格测试中也发现：“几乎没有例外，成功的创造性作家在坚持他们的内心召唤时，不得不遭受巨大的困苦。这些困苦包括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批评，强烈的自我怀疑，经济上的困境，有时甚至是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丧失，乃至于公众的责难与嘲讽。”（注：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8页。）因此， 严肃的作家总是自觉到某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其伦理含义就体现在他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处境深切的道德关注，对现存文化中不公正的、丑恶的方面的批判与否定，以及对正义与美好社会生活的褒奖与颂扬。
当然，历史也一再向我们证明，当一种文学体裁在一个时期形成创作热潮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鱼龙混杂的局面。正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新诗创作逐渐形成气候，于是一批“玩票诗人”便纷纷前来胡乱地打油凑热闹；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在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的辉煌、丰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一批新锐的报告文学作者固然仍秉持着业已规范的文本特征，创作出了诸如《中国周边大视野》、《百万大裁军》、《百年沧桑——1997年香港回归纪实》、《轿车文明批判》、《恸问苍冥》、《长河精英》、《黑脸》等优秀的作品，但同时也由于一群拜金主义者的加入而涌现出一批仅以赚钱为目的弄虚作假阿谀逢迎或通篇只是些统计报表、评奖说明、桃色新闻、凶杀过程的低俗文字，从而跟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种荒诞性的反差。
但是从总的方面看，自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历史“转折”，到80年代中期，我国又进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面对新的历史潮流和文化语境，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家们更加自觉地站到时代的前沿，担负起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他们不是逃避真实，而是逼近本源；不是“精神逃亡”，而是精神穿透；从现象的审视中融进理性的思考；让平静的叙事替代情感的宣泄；探幽烛微，展示人生；洞察社会，关切人类。报告文学家们承继接力，连绵发展，报告文学正日益走向成熟。世纪之交，可以预言：21世纪的报告文学将会以更新更好的文本赢得读者的注目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