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国热”中的英国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热论文,欧洲论文,英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宗教改革后脱离了罗马教廷，也脱离了当时欧洲诸国在远东的传教活动，这使它难以象天主教国家那样通过直接获得传教士的书信和报告来了解远东。不过，这种缺乏直接接触的情况并没有构成英国社会了解中国的真正障碍。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英国宫廷、普通民众和知识界也卷入到当时盛行的“中国热”中。本文试图说明，英国的“中国热”与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情报的来源和渠道，而是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英国社会的“中国热”
“中国热”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热爱和崇拜中国文化，仿制中国物品的文化现象。它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然而，一些学者指出，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国热”呈现出“早退”的现象。钱钟书写道：“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的，那么英国对中国的仰慕在17世纪就达到了顶点，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中国已失去了她原有的辉煌。她虽依然是待解的谜，却不再具有值得羡慕的荣光。”（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83.）
随着中国文献的翻译和各种航海记录的出版，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进入岛国，人们开始对这个遥远的文明发生兴趣。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考莱在《欢迎》一诗中称中国是“富足的、政通人和的中心”，1621年出版的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症剖析》也谈到了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国家富庶、没有乞丐，以及良好的政府管理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等等。
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语言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瓦尔特·拉雷在161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赞扬中国文明时，首先就谈到了中国语言。这一点有其特殊的背景：信奉新教的英国人在攻击天主教的同时，希望能寻找一种取代拉丁文的通用语言。17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开始将汉字与人类的初始语言联系起来。托马斯·布朗纳爵士提出汉语是人类建造“通天塔”之前的“初始语言”。约翰·韦布在1669年发表的《论中国帝国的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中更指出，汉语“简便、概括、准确、适度、实用、简洁、一致”的特征，决定了是它，而不是希伯来语，有可能是大洪水之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约翰·韦布还在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等各方面，并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热烈赞美。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他们的国王可说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哲学家可以说都是国王”。（注：转引自张隆溪：《非我的神话》，载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中国人达到了道德的完美，那是纯粹、未腐化的自然宗教产生的结果。
不过，钱钟书还是认为，在威廉·坦普尔爵士那里，英国对中国的热情达到极致（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71.），他把中国的一切：政治、道德、哲学、艺术、文化知识和医学等都视为英国的楷模。1671年他在《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一书中将父权看作国家权力之源，主张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这一观点与中国政治理论非常接近。如果说这部书中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尚难确考的话，那么，到了1683年《论英雄的美德》一文中，他直接地颂扬中国，把中国称为最伟大、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政治体制，孔子则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和最有道德的人，他的学说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原则。他认为中国是“民性中和，地域清静，气候均匀，而又有长治久安之国。”（注：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在《论民众的不满》中他强调：“只有中华帝国历史悠久的政府，才能在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传说中的那种政治。”（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71.）而在《讨论古今的学术》一文中，他又把中国比喻为伟大的蓄水池，知识的总汇。此外，他也是中国园林审美观念的倡导者和推广者，对英国不规则园林运动起了先导和推动的作用。有人把1699年看作英国“中国热”出现转折的标志，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威廉·坦普尔怀着对中国的由衷热爱和向往，离开了人世。
从18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笛福对中国文明的攻击和嘲讽。在1705年出版的《凝想录》和1720年出版的《鲁滨逊感想录》中，这种攻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借鲁滨逊的口说：“但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他们艺术上的技巧，而在乎他们在宗教事体里所表示的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顽，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了。”（注：转引自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19页。）这种态度在安逊的《环球航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所说的那样勤劳勇敢，富于智慧，而是“感觉迟钝”和“麻木不仁”。
这并非指18世纪的英国不再对中国事物有兴趣，而是其性质和程度与17世纪有重要的区别。英国“中国热”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分离。在日常生活层面，英国社会对中国时尚的追求一直在发展，并在18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人们竞相追逐和仿制中国风格的壁纸、青花瓷、刺绣、壁毯和髹漆家具，并按中国样式装饰房间。中国式园林也风靡一时，这种园林样式是中国文化影响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形成了“英－中式”花园，再通过英国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18世纪60年代初钱伯斯设计丘园时，以中国园林为蓝本，还造了一座中国式宝塔，成为丘园的象征。
在18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英国启蒙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主要表现在自然神论方面。廷达尔、科林斯、兰姆塞和博林布鲁克等自然神论者都借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来宣扬理性、攻击启示宗教。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利用中国材料进行社会批判的书信体文学。1757年5月，在伦敦的刊物上出现了旅居伦敦的中国人叔和与其北京的友人李安济之间的通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叔和通信》，作者是贺瑞思·沃尔波尔。这本书借中国人的口讽喻英国的时风和政党政治的一些怪现象。这一形式很快被哥尔斯密袭用。1760年1月，新创刊的《公簿报》上出现了一封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商人给他的英国同行的短信，附带介绍了一位新迁来自中国河南的哲学家。同期发表的另一封信就是初到伦敦的李安济给这位荷兰人的信。从此以后，类似的信接连不断，共达119封之多。这就是使哥尔斯密大名远扬的《中国信札》，它们在1762年结集出版时题名为《世界公民，或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学者寄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信中借中国人针砭英国时弊，同时也反映了英国人对中国评价不断降低的现状，例如第63封信中，他借李安济的口说，中国已是“今不如昔”，法律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金钱腐蚀，商贾比以前表现出更多的取巧，艺术和科学也不及以前活跃了。
18世纪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还可从其汉学研究看出。当时欧洲大陆已经有几个象样的汉学家，但在英国，除了琼斯还找不到第二个，而琼斯主要研究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中国学方面的成就有限。如在涉及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他化费很大的精力证明伏羲氏与印度古史中的菩提氏(Budha)是同一个人，中华民族是印度民族从4000年前分出来的支流。这位唯一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中国哲学处于原始状态，机械技术没有特色，艺术也只有形象而没有理念。
可见，到18世纪，知识界对中国的热情已经历了它的盛期。尽管也还有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但他们的评价往往贬誉参杂，亦庄亦谐，人们再也听不到象韦布和坦普尔那样对中国文化满怀崇敬的赞美之声。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无论和17世纪的英国相比，还是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都显得较为平淡，不曾出现法国那样从“仰慕到排斥”的戏剧性变化。19世纪偶尔还会有一小阵“中国热”的余波出现。英国南部布赖顿市建造的皇家东方宫于1821年竣工，“中国风格”的克莱穆恩乐园露天音乐厅则在1836年揭幕，它被看作欧洲“中国热”最后一座公共纪念物。（注：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p.110.）
英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
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文化对英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如法国和德国的事实。朱谦之写道：“然而从大体上来看，中国思想在英国的影响，比较大陆方面，不无有相形见绌之感。”（注：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的确，在英国没有出现法国人那种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关注，更不要说以中国为楷模了。法国学者最热衷的中国政治体制恰恰是英国人很少谈及的。许明龙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英国人则不但早已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政治理论，而且在17世纪革命后建立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法国人尚在上下求索的问题。”（注：许明龙：《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乔治三世时代布莱克斯通就觉得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在当时人们的天性与教育许可下最完善的，在英国宪法中，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和谐与快乐的结合着。”
如同我们一般，由于法律的行使权操于一人之手，所以法律能发挥在最独裁的君主专制政体才能具有的力量及迅速等益处。又由于王国的立法权系委由三种彼此完全独立的不同权力所操纵；第一个权力属国王；第二个属于居神职或不居神职的上议院议员，他们是因其虔诚、出身、智慧、英勇、或财富而被选，组成贵族会议；第三个是下议院，由人民自由选出的平民代表组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民主政治；因为这个集合体系由于不同的动机而产生，且又分别关切不同的利益……对一切事物具有绝对控制权，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任何一个都不致于造成任何不便，但是三者却可以互相制衡；每一个都具有否决权，足可拒斥集体它认为不利或具危险性的改革。因此英国君主立宪的统治权即存在于此，而且是尽可能有益于社会的存在于此。（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页。）
这种观点在英国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和法国人热衷于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参照的做法相反，他们习惯于用英国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例如，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就写道：“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和监督皇权。”（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传的中国文化对英国政坛毫无影响。18世纪英国政坛已经出现首相制和政党政治的雏形，30年代，辉格党出现分化，一部分跟着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称为“在朝党”，另一部分与托利党合并成为“在野党”，双方利用各种媒介互相攻击，中国材料则成了政党间斗争的例证和武器。所以，政治影射成了这一时期利用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与在法国有很大的区别。在法国，人们关心的是按中国的模式来改造社会，而在英国，中国文化只是一些可用于批判的“有用的”或“有趣的”材料而已。比如，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不断在《轻雾报》、《浓雾报》、《工匠报》等杂志上讲一些幽默精致的中国故事讽刺嘲笑把他挤出在朝党的沃尔波尔，政府方面也利用《每日公报》进行反击。
然而，在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英国的议会制能有效约束王权，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政府官员的选拔方面采用的还是受门第或财富影响的委任制。这种制度与中国悠久的文官考试制度相比，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介绍和鼓吹中国科举制的声音不绝如缕。艾德蒙·莱特指出：“中国吸引了那些反对英国政治中的金钱统治者。因为他们把中国视为一种理想国，即经过有关伦理知识的严格考试之后，根据每个人的品德而选择官员来行使政府职权。为什么英国就不能这么做呢？”（注：艾德·蒙莱特：《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载《国际汉学》第1辑，第165页。）巴杰尔也认为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功德选拔人才，不可避免会带来偏见和导致腐败，所以要用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改变英国出卖公职和把公职当作对政治服务的报偿的做法。他在给克莱奥梅尼的信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治理得法的政府中都应遵守一种准则，即每种会在一团体内部产生荣誉或利益的职位都应成为一种真正功德的犒赏。……我要求大家允许这位政治家注意，这一发出了异彩的格言现时正在全世界最辽阔、居民最多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落实并受到了尊重，我这里是指中国。”（注：艾德·蒙莱特：《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载《国际汉学》第1辑，第171页。）当时有几种著名的杂志也纷纷倡导采取中国的考试制度。在这种倡导下，1832年，竞争考试制度首先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法案》中得以实现，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考试制度。到1870年，这一制度成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常规途径。
法国学者竭力赞美的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在英国却成为批评的对象，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法国学者魁奈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中国农业政策的不同评价就能清晰地看到。魁奈欣赏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在《中国专制主义》一书中他写道：“康熙皇帝的继位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注：L.A.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Texas,1946.p.206.）对此，亚当·斯密如何看呢？他也承认中国政府重视农民，他写道：“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优于技工。”（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246页，上卷第65页。）但亚当·斯密认为过分关注农业并不是中国的优点。他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他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246页，上卷第65页。）而造成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政府过度重视农业，轻视工业和商业，违反了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农业—工业—国外贸易。在对外贸易方面，魁奈对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的做法不仅表示充分的理解，甚至抱着欣赏的态度。在他看来，“对外贸易除了对在很大程度上靠损害同胞利益发财致富的商人有益外，对从事外贸各国的繁荣而言则是弊大于利。人们跑到遥远地方去寻求的各种商品，不外乎是些昂贵的无聊之物，用以维系有害的侈靡生活。”（注：L.A.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Texas,1946.p.211.）然而中国的外贸政策在亚当·斯密那里受到了批评指出，正是由于轻视国外贸易，妨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魁奈的观点在法国是具有代表性的，甚至一些反对重农学派的人也站在这一立场上。相反，亚当·斯密来自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的苏格兰（注：当时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农业方面的区别可从一件事上体现出来：1740年6月，斯密由苏格兰出发，全程骑马前往牛津，他一越过两地界的边区，就被英格兰富饶肥沃的土地和极其发达的农业惊呆了。参见约翰·雷(John Rae)著，胡企林、陈应年译：《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在思维方式上不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而是兼具大陆人那种理性主义的色彩，在经济观上也算不上重商主义者。所以，在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最接近法国重农学派的（注：亚当·斯密于1764年到巴黎旅游时，曾同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的杜尔哥有过亲密往来。他虽不同意重农学派把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的观点，但在一些方面还是同意重农学派的观点，他说：“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上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真理。”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244页。）。他与一些重农学派思想家有密切交往，甚至想把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献给魁奈。即使这样，他和法国重农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在其他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虽然英国人对中国的经济学说和农业政策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在争夺和占领中国的市场方面，英国政府和商人们却跑到了最前端。恰恰是这一点，成为英国关注中国、利用中国文化的直接出发点。蒋孟引先生在《英国史》中曾引用了“国旗跟着贸易”的名言，言简意赅地揭示出这个处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国家的本性。处于世界范围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一方面有太多的呢绒和棉布等待出售，另一方面渴求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早在伊利莎白一世时代，女王就派遣船队寻求对中国的贸易，在1576年到1578年间，英国执行一个名为“契丹探险”的计划，探寻通往中国的“西北航路”。东印度公司建立后，英国不失时机地发展与中国的贸易。该公司自17世纪初开始经营茶叶，从1684年至1755年，70年间茶叶进口增加了大约473倍。英国学者格林堡曾生动地说，东印度公司“它的成熟期又是靠茶叶喂养的。”（注：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英国来华的商船在欧洲各国中是最多的。法国大革命的前两年，广东口岸共泊有73艘欧洲商船，其中英国商船就占了52艘。（注：Jerome Ch'en,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Hutchinson of London,1979.P.25.）
扩张贸易的意识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关联，在1586年派克翻译出版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英文本时致甘迪什的信中，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他在信中写道：“阁下，自从年轻的、神圣的和精明的君主，已故爱德华六世国王着手探索契丹和中国以来，迄今已有约35年了。一半是因贤明年轻的国王希望扩大基督信仰，另一半则是希望在那些地区找到英国纺织品的充分出路，因为当时我们的商品在家里受到轻视，同时他的商人在英帝国、弗兰德尔、法国和西班牙受到阻止，产生种种损失所致。”（注：派克致甘迪什的信，载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页。）派克所表达的对中国的关注服务于不列颠贸易的自主意识，正是由这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寻求广阔的海外市场来推销本国工业产品，是任何一个具有经济优势的近代国家的本性，派克的表白正是这一本性的流露。
英国“中国热”若干特征之解释
如果把英国“中国热”的情形与它的两个邻国法国和德国作一个比较的话，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到18世纪，尽管民间的“中国热”还在持续，但知识界对中国的热情明显下降，呈现出“早退”的现象；虽然在英国政坛出现了利用中国材料进行政党间的攻击，出现了仿效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但在总体上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不高，更不要说像法国的伏尔泰和魁奈那样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视作楷模；广大的中国市场是英国竭力追逐的对象，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却多有批评，他们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关注并进行相关的研究，都是与开拓市场这一经济动机密切关联的；同样，英国也没有出现象莱布尼茨那样毕生热衷和宣传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
为什么英国知识界盛行于17世纪的“中国热”到了18世纪初就出现了降温？为什么英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评价不高？有人认为，英国的中国信息传递者主要是政府使节、海军军官和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但从当时有关中国的主要文献被译成英文的情况看，这种影响即便存在，也不会很大；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来探寻，这一传统使英国人更信赖和关注可观察的事实材料，而不是像大陆的理性主义者那样着迷于根据某些原则进行推理。然而，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或许会影响英国人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的程度或表达方式，却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利用的取向。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不如法国和德国，其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它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更准确地说，英国社会与当时的法国和德国具有重要区别，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如果说当时的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德国还停留在以地方分权为特色的封建状态，那么，这一时期的英国却已开始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社会性质不同，国内面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正是这种社会差异，导致了英国“中国热”的不同表现。
史景迁认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和英国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类同”的现象，他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特定的社会类型和经济发展有关。在他看来，明代的中国社会和伊利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都处在一种新型的、城市的、或许是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其文化当然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导致类同的。”（注：参见转引自张隆溪：《非我的神话》，载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30～31页。）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这一时期明代中国与都铎朝的英国在政治上也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波拉德指出，16世纪的人们需要一个“稳固而专擅的力量”，他们相信国王超过以前之信任议会，所以此时的议会所起的作用小于自它形成以来的任何时期（注：A.F.Pollard,Henry Ⅷ,London,1919,P.33-35.）。然而，这种类同并没有维持下来。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政治经济结构，即政治上的议会－政党制度和经济上的工厂制度。伴随着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些新的社会要素日渐明朗，并带动社会出现整体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说，到这一时期，英国开始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化，它与仍处于传统中的中国社会的差距不断扩大。当18世纪降临时，英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出进步和优越，这种地位的变化是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态度变化最深刻的原因。当然，英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如果说中国的模式对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的话，那么它对英国来说业已过时，中国经验在帮助英国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变得非常有限，这是导致18世纪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热情下降的关键因素。同样，随着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中国样式显得落后，使得英国学者在谈及中国时很自然地采取批评而非赞美的方式。上述中国政府的农业和外贸政策在英国和法国引起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正是由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的。抓住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及所欲解决的任务与外来文化利用的相关性，我们就能理解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利用方式及其变化，并合理解释英国社会在18世纪“中国热”中的种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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