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治本——俄罗斯的资本外逃规模测算及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资本论文,因素论文,规模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资本外逃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这一问题，许多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也同样受到资本外逃的冲击。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因而完全有必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
近年来，在所有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俄罗斯的资本外逃问题一直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且成为国际经济界和金融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资本外逃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如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侵蚀税基、干扰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总量的有效控制、增大对国内公众的负担、影响政策的实施等等。同时，资本外逃既可能是非法活动的反映，也可能为非法活动创造条件，研究表明，俄罗斯的资本外逃行为可以说兼具这两个方面的特性。另外，俄罗斯的资本外逃之所以特别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关注，主要是由于俄罗斯近年来引入的外资中，有相当比例是国际金融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IFIs）提供的，而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发现，他们提供的资金常常被逐渐侵蚀，然后通过特定的管道转移到国外，有的甚至直接转换为俄罗斯一些个人境外帐户的私有财产。这种状况无疑会打击国际金融组织对于俄罗斯进行资金支持的信心。
导致俄罗斯大规模、持续资本外逃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因素大致包括：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相对较高而且随意性较大的税收体系、濒临破产的银行体系、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力等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俄罗斯资本的大幅外逃，其外逃的主要途径是：低报出口收入、伪造进口支付的单据、银行汇款等等。
在种种压力之下，俄罗斯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抑制日趋猖獗的资本外逃行为：一是推动经济改革，试图逐步澄清导致资本外逃的深层次原因，目前的改革方案大多是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下进行的；二是实施资本管制，试图通过资本管制来增大通过特定渠道外逃资本的流动成本。不过，从总体上看，取得的成效并不明显。
俄罗斯在转轨进程中所经历的资本外逃的冲击，与中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近年来的转轨进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改革进程形成鲜明对比。在中欧、波罗的海和拉美国家中，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改善和制度性改革的推进，资本外逃规模明显降低，有的还出现了资本回流的情形。俄罗斯的资本管制措施除了在1998年的危机阶段产生了一些短期性的效果外（当时资本控制产生成效，是与卢布贬值、财政状况改善综合作用的结果，至于单独的资本控制成效如何则难以判断），从中长期看并没有对资本外逃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从中期来看，为了有效抑制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必须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强化银行体系。由于资本控制实际上不仅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反而还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成本和经济体系的扭曲，因而国际经济界一般倾向于建议将放松资本管制纳入改革的范畴。
规模测算
在研究俄罗斯的资本外逃规模之前，有必要对其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界定。国际经济界在考察俄罗斯资本外逃时通常采用广义概念。从广义上说，除了一个国家正常的国际组合投资战略所包含的部分对外资本流动之外，资本外逃应当包括其他所有的资本外流。这一宽泛的定义至少应当包括：（1）从犯罪活动中得来的资金，（2）从正常经济活动中得来的资金但通过逃避管制等不正当途径外逃的部分；（3 ）合法的资本外流，但是外流的基本目的是为逃避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不稳定等不确定因素。在研究俄罗斯资本外逃时之所以采用如此宽泛的定义，是因为所有外逃的资本都会给俄罗斯的经济运行形成冲击；其次，从现有的数据很难区分哪些外流的资本是合法的、抑或是由犯罪得来的。当然，尽管国际上对于资本外逃始终未形成一个一致的定义，但是由不同测算方法测算出来的资本外逃的波动趋势则是基本一致的。
目前在测算俄罗斯的资本外逃中常见的方法包括三种：
（1）“热钱1”测算方法：其范围主要包括：净误差与遗漏；由货币当局、政府和银行之外的主体的不包括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在内行为导致的净资本流动；
（2）“热钱2”测算方法：其范围在“热钱1 ”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扩大到包括银行的不包括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在内的行为导致的净资本流动；
（3）“广义”测算方法：其范围在“热钱2”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加上以债券形式的证券组合投资推动的净资本流动。由于以债券行为的证券组合投资可能是负值，因而用所谓广义测算方法得出的资本外逃规模可能还会小于用热钱测算方法得出的结果。
尽管用不同范围的测算方法得出的俄罗斯资本外逃规模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大致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俄罗斯的资本外逃规模迅速扩大，用热钱测算方法测算，大约是每年200亿美元（大约人均150美元）；用广义测算方法测算，大约是每年150亿美元（大约人均100美元）。俄罗斯政府自己的估计是，在1994年—1998年之间，俄罗斯每年的资本外逃规模大约在110亿美元。1996年—1997年间， 俄罗斯的资本外逃行为还有加剧的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转轨过程中，由于采用了适当的改革措施，中东欧国家（包括克罗地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的资本外逃行为的变动基本是平稳的，而且是逐步收缩的。在转轨初期，这些中东欧国家用“热钱1 ”测算方法测算的资本外逃规模每年在150亿美元左右，比俄罗斯的温和得多；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这些国家在1993年恢复增长，资本外逃开始逆转，据测算，在1993年—1998年期间，流入的资本规模人均达到75美元。如果运用“热钱2”测算方法，这种资本逆转的势头更为迅猛， 从早期的外逃规模人均60美元迅速逆转到流入的资本规模人均达到90美元。波罗的海国家的资本外逃变动情况也与中东欧国家的积极变化类似。事实上，国际经济学界的比较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考察转轨国家的资本流动情况，只有俄罗斯是唯一一个一直保持资本净流出格局的国家。
渠道
俄罗斯开始推进经济转轨时，有许多因素促使居民将其储蓄从国内转移到国外。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主要由于政治不稳定导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使得在俄罗斯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增大；相对较高的税率、以及税收征管中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增大了俄罗斯居民逃税的动机；事实上，俄罗斯许多外逃的资本就是为了躲避国内的税收的。俄罗斯的银行体系十分脆弱，使得居民对于其信心不足，促使其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广泛的腐败、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抑制了居民在俄罗斯境内积累财富；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一些经理人员将自己手中控制的资产化公为私，并转移到国外。另外，俄罗斯推进的经济改革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改革方案起伏变动剧烈，打击了居民的信心。
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渠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谎报出口收入 特别是俄罗斯能源部门的谎报更为突出。谎报出口收入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1）低报出口收入；（2）进行走私活动，并将所获得的外汇收入存放到外国公司的帐户上；（3 ）通过一个离岸的分支机构进行出口，同时在总公司与离岸子公司之间确定很低的内部转移价格，然后将转移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存放到离岸的金融机构中。
俄罗斯的出口收入主要依赖能源部门，使得其能源部门成为俄罗斯资本外逃的一个主要渠道。国际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的能源部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解释和反映俄罗斯的改革为何推进缓慢、腐败丛生以及资本大量外逃。事实上，俄罗斯资本外逃的规模变动趋势与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油价变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俄罗斯能源部门获取的、没有汇回国内的外汇收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俄罗斯资本外逃的状况。
为了证实上述观点，有研究表明，在1995年，俄罗斯的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都与世界市场的价格存在明显的差距， 如原油的价格差距是7%，石油产品的价格差距是29%，煤炭的价格差距是15%，天然气的价格差距是11%，铝的价格差距是21%。铜的价格差距是13%。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商品占到俄罗斯出口商品的一半左右。
2 高报进口支出 包括伪造进口合同等；测算通过进口外逃的资本规模比测算俄罗斯通过出口渠道外逃的资本规模要困难得多，因为俄罗斯的出口结构相对比较简单，而其进口结构则相对多元化。据测算，在俄罗斯的一些主要的食品类进口中，小麦和食用油类的进口价格近年来一般比同期的国际市场价格高出40%。
3 伪造进口的提前付款 这已经成为俄罗斯资本外逃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渠道之一。有的投资者为了实现资本外逃，常常会专门设立一个公司，由该公司向银行提交需要进行较大额度的提前付款的合同，从而向银行提出购汇并提前汇出的要求。在这些资金汇出境外后，这个公司就常常会宣布解散。
4 规避当前资本管制措施 这些交易常常通过俄罗斯的银行和外国银行之间开设的代理帐户进行。从俄罗斯的现实情况看，许多俄罗斯居民通过一些监管比较松散的国家的离岸银行与本国银行开设代理帐户，因为这些帐户较少受到俄罗斯监管当局的监管，因而常常被俄罗斯居民用作资本外逃的渠道。
影响因素
国际经验表明，只要经济政治环境改善了，资本外逃规模就会降低，在适当条件下还有可能回流。
首先，通过对中欧、波罗的海国家和拉美国家的资本外逃行为的研究，国际经济学界发现，在通胀率、财政状况、改革的方向和力度等因素与外逃的资本规模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中欧国家，外逃资本回流是在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明显下降、改革力度明显加强的背景下出现的；波罗的海国家为了改善资本流动状况，不仅在控制通胀、推进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财政平衡上取得了明显成效。显然，只要一个国家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改善了，外逃的资本就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
其次，在转轨经济中，经济增长状况与资本外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Fisher（1999）等的研究表明，在转轨经济中，严厉的反通胀措施、结构改革政策常常是与高增长相伴而行的，而高增长则常常伴随着低资本外逃。因此，考虑到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些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根据Fisher的测算，
资本外逃＝－19.4－12.7INFLA－TION+ 22.2 FISCAL+ 124.8REFORMS
这个等式观察的起始年限是各个国家开始推进经济转轨的年度，截止年限为1998年。当资本是净流出的时候，资本外逃值为负。FISCAL是指财政收支差额占GDP的比率；REFORMS是世界银行编制的衡量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状况的指数。
当然，在分析资本外逃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应当注意的是，资本外逃实际上既是抑制经济增长的原因，又是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反映，因而对资本外逃行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需要考虑到更为广泛的经济背景。
事实上，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高通胀、高预算赤字、快速的货币贬值、实际利率偏低等因素都与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对俄罗斯的研究表明，许多阻碍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俄罗斯的因素，实际上也就是推动俄罗斯资本外逃的因素。因此，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来抵销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
政策措施及效果
尽管资本外逃行为不可能在短期内很快解决，但是，一些转轨国家的经验表明，只要俄罗斯采取坚定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强化银行体系、改善税制、提高政府运作效率、加强对能源部门的监控，俄罗斯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善资本外逃的问题。当然，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进和取得明显成效将需要一个过程，在导致资本外逃的基本原因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条件下，资本外逃的行为显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为了阻止资本外逃，俄罗斯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相关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覆盖对于经济金融往来的各个方面，其中大致包括：
外贸领域的管制。历史地看，尽管俄罗斯在1993年就取消了多重汇率制度，在不同阶段俄罗斯依然以不同形式加强了对贸易领域的外汇管制。例如，1992年—1993年，俄罗斯建立了对出口战略性原材料的许可证制度；1993年—1994年，俄罗斯建立了交易许可制度，要求外贸商提供详细的商业交易合同和相关资料。直到1995年俄罗斯开始推进贸易自由化，并在1996年宣布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上述管制措施才逐步消除。
资本管制。俄罗斯原来也一直保持严格的资本控制。从1997年开始，资本控制逐步放松；1998年中，非居民已经可以投资俄罗斯的国内证券。但是，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为了应付紧急局面， 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强化了原有的资本控制措施。
外汇管制。与上述各种管制措施相连的是，俄罗斯也相应采取了外汇方面的配套管制措施。为了配合在对外贸易领域的管制，从1993 年7月起，俄罗斯规定其所有出口商应当将其获得的硬货币收入的50%结转为卢布；这一比率在1999年1月上升到75%，并正在考虑是否上调到100%。
从现实情况看，俄罗斯采取这些管制措施确实在短期内降低了资本外逃的速度，但是，同时也带来相当大的成本，其中主要表现为腐败丛生、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俄罗斯的种种管制措施事实上创造了“经济租”（economic rents），实施这些管制措施就为俄罗斯官僚体系的腐败创造了机会。具体来说，人为审批的管制措施增大了俄罗斯官僚体系工作的随意性，导致不同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管制首先导致官僚体系的腐败丛生；随后，由于管制中需要向银行体系提交一系列单据，这又将腐败行为由俄罗斯的官僚体系扩展到银行体系。
国际经济界的研究表明，外汇控制强度与腐败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尽管有学者认为，并不仅仅是外汇控制导致了腐败，同时，现实中也有可能是腐败导致了外汇控制；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同时导致了腐败和外汇控制，但是，从总体上说，消除外汇控制能够降低其相应产生的经济租，减少腐败的动机和寻租行为。
有学者考察了75个地区在1982年—1994年期间腐败与相关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依存关系：
CORRUPT＝7.23－0.58 GDP－ 0.74 DEMOCR－0.07 OPEN+0.33CONTROLS
其中，CORRUPT 用一家公司（政治风险服务公司）提供的腐败系数来衡量，系数在0到6之间波动，数值越高，腐败越严重。GDP 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状况。DEMOCR表明经济政治运行的民主程度；OPEN衡量的是经济开放程度，也就是外国市场的竞争对国内公司的影响程度。CONTROLS衡量的是外汇控制的严厉程度，其数值在0-4之间波动，分别描述以下几种汇率制度：（1）多重汇率制度；（2）经常项目管制；（3）资本项目管制；（4）只对少数交易进行控制。显然，这些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外汇控制与腐败之间的依存关系。
当然，要准确地对外汇控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例如，控制的成本——腐败事实上是很难量化的，控制可能带来的收益——降低资本外逃也是不清晰的，因为在现实中很难区分如果取消了外汇管制，哪些种类的资本的外逃速度会加快。不过，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俄罗斯的现实都可以证明，俄罗斯的外汇控制的效果越来越差。
因此，从俄罗斯的中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应当取消，但是在具体取消的步骤上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俄罗斯现行的一些管制措施尽管效果下降，但是其中的一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减少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卢布的汇价和俄罗斯脆弱的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同时也可能使投机力量更易于对外汇市场发起冲击。因此，在俄罗斯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必须同时强化银行体系、改善企业运营环境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些专家建议，在近期俄罗斯可以采取一些冲击不大的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俄罗斯现存的外汇管制条例十分繁琐难懂，如果对这些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归类整理、进而进行适当的清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现有体系的运转效率；
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控。俄罗斯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已经相当多，许多银行事实上在协助客户进行逃避外汇管制的行为，因此，俄罗斯应当对现有的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进行全面审查，不合格者应取消其经营资格。同时，对于那些在监管不力的离岸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开立大量代理帐户、而且往来频繁的俄罗斯银行应当加强监控。
改善对提前付款行为的监控。俄罗斯中央银行目前对提前付款行为进行审批，但是这对一些合规的外贸商来说严重延误了经营期限。因此，俄罗斯可以放开对正常贸易的审批，只对大额的提前付款行为进行重点监控。
从中期来看，需要首先放松管制的领域，应当是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给官僚机构带来腐败机会的领域。同时，对于一些只需要提供简单信息的管制措施还可以继续保留，以在转轨时期继续对真正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赃款逃到国外的行为进行控制。
总之，导致俄罗斯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改革措施的不坚决、腐败等制度性的缺陷、银行体系的虚弱等等。从各个经济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只有努力消除这些因素，才能逐步减少外逃资本规模，甚至可以推动外逃资本的回流。资本控制可以在短期内降低资本流动的波动程度，但是在中期内基本上是难以真正影响资本外逃行为的，在许多情况下还会产生腐败等制度性成本，因此，俄罗斯外汇体系改革的方向，应当坚持取消资本控制，同时与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维持政治经济稳定、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强化银行体系等措施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