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势群体”和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力量论文,时代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3-0004-10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四势群体”的形成。本文从“四势群体”的视角分析了当前国际力量的重组及其影响，从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角度研究了当代和平发展的扩展性内涵。同时，笔者认为，地区合作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国际体系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转型，新兴大国应当成为中国强国之路的战略新依托。
一 “四势群体”：分析国际力量重组的新视角
把握形势发展和力量对比是研究国际关系重要的和有效的切入点。自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以及诸多国际关系战略家都非常重视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力量的变化趋势：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大国主张多极化；欧洲国家则因时因国或赞同或反对多极化；在难以维持“单超独大”的情况下，美国仍希望维护其对世界的领导。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认为“世界重心将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①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认为，美国、俄罗斯、中国、伊斯兰国家、黑非洲、印度和欧盟等是当前世界的重心并影响着国际形势发展的方向。②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在今后20年里仍是一种美国一超下的不对称多极格局。③美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则把当前新兴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称为“后美国时期”之“他者”的崛起，构成了500年来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力量转移。④
笔者赞同国际格局多极化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我们应从国际力量重组的时代特点上对其重新加以审视。在九一一事件和金融危机的催化作用下，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四势群体”，即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这“四势群体”。“得势群体”主要指新兴大国以及富有进取性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它们在发展中积聚了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提升了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并取得了在国际体系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中相对平等的参与权。“守势群体”既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行为体，也有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冷战结束后，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其在世界事务中的“独大”地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论是在总体能力，还是在实际的影响力方面都已经今非昔比。“失势群体”是指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独联体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欧盟逐渐失去了其在世界上“老二”的地位，成为国际机制改革的对象，即它既要接受“让渡”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部分权益的现实，还要承受发展中国家要求英法两国“共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压力。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出现了朝不保夕的态势，其国际影响继续下降。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同时它也未能从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改革中获得实质利益。“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处境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的地区性组织，它们在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革中进一步被边缘化，处于弱势地位。
笔者试图借助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势”来分析当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希望用“群体(group)”而不是“集团(bloc)”的概念作为分析当前国际力量重组的切入点。国家间的组合历来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在近现代史中，以军事同盟为代表的国家集团化长期盛行，直至今天还存在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等国家集团性的组织。排他性的军事同盟集团和经济集团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21世纪日益显露出它们的历史局限性。美国在“反恐”和“防扩散”等议题中主张的“志愿者联盟”以及它在伊朗核问题中采取的方式都是对其军事同盟体系的补充。一些地区经济集团也在通过“开放性”或跨地区合作等方式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当代的“群体”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目标导向、议题组合、危机应对或利益驱动等特点，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和可塑性，适应于国际体系和平转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四势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具有五大时代性特点：
第一，“四势群体”的出现推动了国际格局趋向均衡化。⑤经济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亮点正在从“硬实力”积聚向“软实力”的提升方向发展，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模式选择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政治上，当前国际力量的重组推进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正在相对平等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建章立制”进程。与此同时，非西方的政治理念日益与国际主流思想汇合，例如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印度的平等独立主张、伊斯兰文化对公正的追求等。需要指出的是，同国际格局均衡化背道而行的一些因素也存在，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弱势群体”可能会对世界和平发展提出挑战，如索马里、也门、阿富汗等国家出现的动荡和冲突将会对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扩散效应。
第二，“四势群体”的初步形成反映了大国间合作加竞争关系的基本特点。面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再是大国间进行组合的唯一标准，而及时有效、务实规范的合作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时代性挑战的指导思想。新的力量组合从应对最紧迫和最危险的问题着手，日益形成了调整相互关系→确认规则规范→实现制度安排这一规范性合作流程。但是，由于大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互有异同，所处的内外形势也不断变化，大国在不同议题上形成了众多的排列组合，时而会突出合作面、时而会增加竞争点，这些都体现了当代大国合作的复杂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
第三，“四势群体”各自和相互间的矛盾呈现出复杂和多元性的特点。作为“守势群体”代表之一的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新政”困难重重，其外交“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阿富汗战争的前景暗淡，美国在世界上呈现出颓势的状态。在“得势群体”方面，新兴大国在其群体内既要协调不尽一致的各自权益诉求，还要在新形势下推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以及处理好同发达国家的“南北关系”。“失势群体”中的欧洲和日本，它们既要在发达国家内部要求与美平等，又要同新兴大国之间进行交往时维护既得利益。俄罗斯则更多的是从地缘战略出发，在同美、欧、日、中等国家和组织的关系中寻求均衡，以便服务其国内大局。“弱势群体”的内部问题成堆，对外难以形成独立和整体的力量。
第四，各种力量和势力集团纷纷提出自己的战略理念和目标，加快了自身的战略调整以便在国际权益重新配置中抢占有利地位。例如，处于“守势群体”中的美国，其基本策略是采取守中有攻的态势，提出了与大国建立“多元合作伙伴关系”的概念，以便在多边合作中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在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改革、气候变化、“反恐”及核裁军等领域继续拥有主导权。“得势群体”中的新兴大国则以制度安排和巩固现有和未来权益为重点，继续加强对其群体内的机制性和常态性关系的协调。“失势群体”国家也在进行战略调整以便维护其主要力量地位。欧洲在强调规范性力量的同时，也期望通过一体化为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成为国际体系的一极。日本的鸠山政府则试图通过“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而获取新的发展支点。俄罗斯通过调整俄美关系和加强俄中关系等战略手段来争取在大国关系中更大的主动权。相比之下，“弱势群体”国家虽无完整的战略思维和目标，但一些中小国家正在通过合作和自强的方式以求改变当前的被动境地。
第五，“四势群体”仍处于动态发展阶段，其内部以及相互间会因时因事而做调整和相应的排列组合。国际社会继续看好“得势群体”中的新兴大国，认为其在经济上还有发展的空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进步还刚起步。但是，“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力量的消长具有非常规性的催化作用，新兴大国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其常态的发展将面临长期和艰巨的历史性考验。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美国的超强实力和西方的总体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们还试图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继续利用这一总体优势“回复”到危机之前对世界事务的垄断权和主导权。
二 全球问题：当代和平发展的扩充性内涵
中国关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判断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乃至认同。但同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当前的和平与发展增加了新的重要内涵，即全球性问题的凸现。
全球性问题通常是指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复杂性、涉及全人类利益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南北关系、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防疫救灾、海盗走私、贫困、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由此可见，全球性问题中包含了诸如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和“硬政治”，但更多的是“低政治”和“软政治”问题。
国际社会面临着“防战维和”的新挑战。世界各国以往主要从世界大战和大国冲突（例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各国对美苏两国核战争的担忧）等角度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问题，领土主权在传统战争观中占据核心地位，成为战争的主要标志性尺度。面对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挑战，国际社会的战争观正在“泛化”，不仅重视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硬战争”，而且还重视金融战、贸易战、环境战、网络战和舆论战等“软战争”。和平也不再是“没有战争”的状态，而是全面和综合性的制约、平衡与和谐。
发展的内涵也远比以往更加丰富，任务也更加艰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举行的各次历史性会议和首脑会议日益形成了全球共识和共同的发展理念。在《千年发展目标》和“更广泛的发展议程”的大框架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平等发展、发展管理、两性平等、社会融合、保健、就业、教育、环境与人口以及人权、金融和施政等问题。⑥全球性问题改变了国际力量在热战和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集团性组合，各行为体根据其利益和价值观自主选择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分合。美国和欧盟虽然在气候变化主导权方面意见相左，但在对待发展中国家方面却注意协调；二十国集团成员虽然都希望能主导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但其中存在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深刻；“金砖四国”虽然都主张进行机制性和战略性合作，但其中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虽然中美两国在人权、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争取世界经济早日复苏方面不仅密切合作，而且在其他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合作。
全球性问题具有既加强各国相互依存又促使它们抢占规制权的两重性。一方面，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从而达成了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基本共识。例如，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吸取了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发扬“风雨同舟”精神，较早地走出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的低谷。另一方面，各行为体在制定规范和规则的过程中，都积极采取“下先手棋”的策略来占据有利地位。新兴大国正努力将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被迫做出的让步通过建章立制的方法对其加以确立和巩固；发达国家则试图运用其在规制权方面尚存的优势而把气候问题转化为低碳政治和低碳经济问题，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博弈。这种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将伴随着全球性问题而长期存在。
全球性问题既改变了国际力量的评判标准，也增加了力量投放和效应的难度。主权国家行为体虽然还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有效单元，但国际组织、公民社会、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迅速提升。传统大国、特别是霸权大国的超强军事实力虽然仍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和战争能力，但这种军事能力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传统的国家同盟关系虽然还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因其功能赤字而需要取得与各种战略伙伴和志愿者联盟建立共存和互补的利益关系。
三 地区合作：建构国际新体系的重要途径
由于当前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具有长期性、领域性、地区性等特点，地区合作、次区域合作和建构地区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近年来日益趋向机制化和全面化的地区合作部分地克服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例如，2008年12月生效的《东盟宪章》使东盟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也使得中、日、韩三国合作进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个十年发展规划。于2009年底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也使欧盟从法律和机制上加强了各成员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整合速度和力度。非洲联盟也正在试图强化其功能。其次，地区分体系的建设在弥补全球性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缺失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地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久拖不决且对世界贸易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且这些地区合作机制在设计、建构、运行和改进的进程中相互借鉴，并为全球性机制建设提供了多种选择。再次，地区合作为中小国家提供了合作自强的平台，同时也为跨地区合作创造了条件。例如，东盟在推动亚欧会议和东亚—拉美合作论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南方共同体市场先后启动了与安第斯共同体、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还同中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建立了对话或合作机制。最后，大国的关注更加突现了地区合作的重要性。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强调“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全新的开端”，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代表美国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时高调宣布“美国现在要回到东南亚”。⑧欧盟也在积极谋求建立欧盟与亚洲全面伙伴关系。欧盟与非洲、欧盟与巴西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此外，欧盟还于2008年与地中海沿岸16国成立了地中海联盟。日本的鸠山政府也表示“宣告重视亚洲外交”，以东亚共同体构想为“亚洲外交的支柱”，将基于“开放的地区合作”原则推进东亚在经济、环保、救灾、医疗和海事领域的合作。⑨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家也加强了对本地区的投入力度并和邻近地区加强了合作。
与此同时，地区合作在全球性体系建构中也受到诸多因素的严重制约。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历史和现实的消极因素严重阻碍着地区合作。在欧洲以及欧亚地区，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矛盾呈上升趋势。在南亚地区，不仅存在原有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现又增加了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战略新因素，使得政治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在拉丁美洲，事实上存在“亲美”和“反美”两大群体、南方共同体市场接纳委内瑞拉的法律手续至今尚未完成，等等。在非洲，地区政治认同与稳定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依然面临巨大阻力。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直接冲突更使该地区的合作遥不可及。
在经济方面，地区合作虽然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协调和发展，但它不能替代全球经济治理。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地区都不可能脱离全球经济的发展而单兵独进。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里，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一些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受阻。多哈回合的逡巡不前使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受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难以使本组织内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10年和2020年分别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计划。
在文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全球因素对地区的影响更加明显。西方价值观和非西方价值观的碰撞具有超越地域的特点，西方国家力图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间扩大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非西方国家也在探索增加其在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此外，极端宗教思潮、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有所抬头。同时，国际社会还在努力创造更多的人类共有价值观，从新的角度诠释和平发展、民生民本、相互依存、利益共生等价值和理念。
四 新兴大国：中国强国之路的战略新依托
总的来说，新兴大国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明显优于工业化国家。在2007～2009年的危机期间，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俄罗斯五国经济平均仍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与印度年增速分别达到8.76%和6.35%，只有俄罗斯出现-1.19%的负增长；相比之下，七国集团的成员国则全部陷入衰退，年均下降率为-1.91%。⑩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复苏仍将呈所谓“LUV”型的不均衡特征，其中呈“V”型复苏最快的便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11)而在今后40年内，据最新研究预测，“金砖四国+墨西哥”这五国将有望以年均6.1%的速度增长，而七国集团的年均增速则将低于2.1%。2009年，上述新旧两大阵营的经济总量在二十国集团中的比重分别为两成不到和超过七成；至2050年时，前者将升至约五成，而后者则降至四成左右。(12)
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进程中需要多重战略依托，也需要新兴大国的政治依托。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大国都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也主张基于主权国家的多边主义。进入21世纪，新兴大国群体在同八国集团对话的进程中围绕全球性问题进行合作与竞争，逐步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新兴大国群体还面临着在复杂多变国际形势中改组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重大历史性任务。
中国需要新兴大国的经济和能源依托。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两头在外”，当中国刺激内需难以一蹴而就、美欧深陷金融危机泥潭之时，相对活跃的新兴大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支撑就显得非常重要。要想真正实现与西方国家的“脱钩”，我们也需要俄罗斯、巴西等这些大国为我国提供更为多元化的能源和资源供应，也需要与印度等国在维护能源消费国的利益方面进行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从近20年发展来看，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之间的经济周期走势更趋一致，而与美欧之间“跳着不同的曲子，”(13)由此可见，新兴大国之间经济协同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
中国需要同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的改革进程中相互支持。“当今国际秩序实力与制度层面出现的重大变化，是把新兴经济群体往国际舞台中心推进。”(14)特别是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新兴大国具有相同和相似的立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开始改组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新兴大国拥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外汇储备能力，正在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投票权、管理层的选举等改革。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必须实行与其他新兴大国一起协同作战的战略而不是孤军奋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在人民币国际化之路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的背景下，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需要还有赖于具有共同诉求的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的共同推进。中国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比例分别只有3.72%和3.66%，(15)即便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承诺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5%的投票权全部给中国，但离15%的重大问题一票否决权要求亦相去甚远，难以与美国和欧元区相抗衡，(16)只有与其他新兴大国团结一致，中国方能有所作为。此外，新兴大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其影响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印度、巴西、中国成为非正式谈判机制的“七国”成员。
中国需要同新兴大国共同推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机制建设。新兴大国群体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进程中积极推动了非传统安全国际体系的改组。新兴大国群体坚持《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巴厘岛会议路线图和哥本哈根会议上，新兴大国群体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垄断权，为探索非传统安全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此外，新兴大国和西方国家还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军备竞赛、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威胁等方面进行了磋商和协调。
新兴大国还要共同面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和分化。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是极力维护其对全球性问题的议程设置权，同时对新兴大国群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同时，新兴大国群体也正进行着内部整合，努力规划着各自的通盘战略，考量着如何实现彼此间的协调关系等议题，积极为自身营造有利环境。但是，新兴大国群体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矛盾。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间以及各自内部间的矛盾。同时，新兴大国内部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例如，由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于2005年组成的“四国争常集团”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矛盾。非洲国家坚持要求增加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两席地位并且拥有否决权。印度、巴西和南非以“民主国家”为由排斥中国而成立了“印巴南俱乐部”。而且，新兴大国群体是发展中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如何处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组织的关系也是新兴大国（包括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五 结论
当前的国际力量重组正在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来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四势群体”都从各自利益以及某些共同立场来应对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全球性议题，这极大地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当代内涵，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共同价值观方面的共识。“四势群体”的形成还赋予地区合作和次区域合作以建设国际体系的历史使命，即当前国际社会不仅以全球体系的方式（从上至下的方式）进行建构，而且还以地区分体系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方式）相向而行进行建构，共同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革。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发展趋势，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需要将新兴大国群体作为其战略依托，争取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当前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国际体系转型都是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的，因而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多极世界的形成大约还需要15～20年的时间。但是，展望2010年之后新的10年以及在今后更长的岁月里，世界多极化前景将更加明朗，(17)全球的和平、发展、合作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
［收稿日期：2010-01-20］
［修回日期：2010-02-28］
注释：
①Henry A.Kissinger,"The Three Revolu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7,2008.
②Helmut Schmidt,The Powers of the Future:Winners and Losers in Tomorrow's World,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Siedler,2004.
③Lee Kuan Yew's Speech at US-ASEAN Business Council 2009,Washington,D.C.,October 27,2009,http://www.news.gov.sg/public/sgpc/en/media_releases/agencies/mica/speech/S-20091027-1.print.html.
④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8,pp.1-5.
⑤钱文荣：《新世纪多极化趋势的主要特征》，载《亚非纵横》，2008年第5期，第25页。
⑥《联合国发展议程》概述，http://www.un.org/chinese/esa/devagenda/index.html.
⑦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6月4日在埃及开罗大学的演讲：“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a New Beginning,”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the-President-at-Cairo-University-6-04-09.
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09年7月22日在泰国普吉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Press Availability at the ASEAN Summi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320.htm.
⑨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年11月15日在新加坡就日本的亚洲政策所发表的演说，http://www.kantei.go.jp/foreign/hatoyama/statement/200911/15singapore_e.html.
⑩Uri Dadush,Bennett Stancil,"The G20 in 2050,"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ulletin,November 2009,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 fa=view&id=24195.
(11)该说法源自路透社记者斯特拉·道森(Stella Dawson)，参见Stella Dawson，“The Shape of the Recovery,LUV,Actually,”The Economist,November 11,2009,http://www.ecoaomist.com/blogs/theworldin2010/2009/11/luv_actually.
(12)Uri Dadush,Bennett Stancil,"The G20 in 2050,"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 fa=view&id=24195（注：此处引用的预测数据是按汇率法计算的，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新兴大国阵营赶超七国集团的速度会更快）。
(13)"Not just Straw Men,BRICs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Economist,June 18,2009; M.Ayhan Kose,Christopher Otrok,and Eswar S.Prasad,"Global Business Cycles:Convergence or Decoupling?" IMF Working Paper,June 2008.
(14)蔡拓：《国际秩序的转型与塑造》，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2页。
(15)"IMF Memben' Quotas and Voting Power,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htm,updated January 15,2010.
(16)根据IMF网站数据计算“金砖四国”当前拥有的总投票权为10.47%，参见网址：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htm.
(17)《第十一次使节会议在京召开》，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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