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史论文,年中论文,学术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热点
在对与晚清政治史有关的近200篇文章作了检索之后，一个总的感觉是1999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明显的研究热点。比较而言，下面几个方面的研究值得重视。
戊戌变法100周年过后，戊戌维新运动继续成为本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据不完全的统计，本年度发表的与戊戌维新运动相关的论文不下80篇，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个领域。
戴逸在认真解读相关史料后，对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和袁与维新派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袁世凯在戊戌期间一度的确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但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在告密问题上，袁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并未告密，只是到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后，袁以为事情泄露，才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后的密谋，由此导致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六君子被杀。（注：《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焦润明的《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与思想启蒙》一文对维新派所办的文化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维新派借以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舆论宣传阵地（如新闻报馆和出版业）是按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方式经营的，理由是：商股在其资本来源中占有不少份额；企业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有董事，有经理，有雇员，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的劳资合同关系，并实行成本核算，自负盈亏，兼以盈利为目的；此外，维新派所办的著名文化企业都有一定的再生产规模。同时，文章认为，维新派自觉地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宣传其思想主张，不但扩大了他们在全国的影响力，从而掀起戊戌思想解放和新的文化运动，而且也因此奠定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地位。（注：《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与思想启蒙》，《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
在戊戌维新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对谭嗣同的研究较为集中。罗福惠在《解读谭嗣同》一文中以语境、内证和“秘钥”为立足点，对谭氏的为学、谭氏与康梁的同异、谭氏在中西对比中的全盘自省、谭氏的民本位论和国家观、谭氏维新主张的可行性、谭氏的生死观等6个问题，逐一加以解读，指出谭氏思想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幽挚”、“精锐”，非“单面”、“直线”式的解释所能言尽，而正与其复杂、矛盾息息相关，他的偏颇除了深思熟虑不够之外，还有有意为之的因素。（注：《解读谭嗣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贾维对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与盛宣怀围绕开发湖南煤矿问题所发生的一段交往历史作了深入的考察，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揭示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指出盛宣怀邀请谭嗣同协助办矿，是想利用后者在湖南的关系和影响，为其汉阳铁厂服务，而谭主动承担赴湘开矿之责，则是想藉此机会，返湘参加维新活动，并与梁启超赴湘讲学相配合，积极推动湖南的维新变法，但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聘请外国矿师及成立商办矿务公司存在顾虑，也由于湘煤当时的状况难以满足汉阳铁厂的需要，促使盛宣怀决定舍湘煤而用赣煤，最后致使谭嗣同的湖南之行无功而返。（注：《谭嗣同与盛宣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苑书义对张謇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张謇与维新运动的关系用“若即若离”较为客观公允，即一方面同情，甚至支持或者直接介入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对维新又有微词而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造成，内因是张氏的阶级地位和思想状况，及其与维新派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外因是当时政坛上的几支活跃派别的制约，如翁同龢的帝党，张之洞、刘坤一的洋务派等，张謇与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具有改革精神，他们与维新派有同有异。张氏“若即若离”的态度，有利于维新运动的开始兴起，但不利于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注：《张謇与维新运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太平天国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朱东安在《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一文中具体考察了太平天国对咸同政局的影响，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被迫调整了满汉关系和自身的权力结构，地方行以汉制汉、放权督抚之策，中央则恢复相权，使宰相成为新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其结果造成皇权流失和国家权力重心下移；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基本结束后，那拉氏虽夺回相权，使中央政权归复旧制，但始终无法收回失落于地方的军政大权，督抚专权终成定局，乃至影响民国一代。（注：《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继平则对湘军集团的崛起与晚清政局的关系作了考察，认为作为地方势力的湘军集团的崛起没有导致清朝的崩溃，反而出现“同治中兴”的新气象，使清王朝的统治延续半个世纪，这与湘军集团与朝廷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清政府方面来说，它一方面利用湘军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稳固其统治，但同时又始终加以防范、牵制，从而使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再从湘军方面来说，他们以经世派士人为主，始终保持儒将风格，对清政府忠诚不贰，在处理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始终以忠诚为基础，以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为原则，从而导引出中兴的“大业”。（注：《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本年对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及其提督丁汝昌的研究有所深入。如马骏杰对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没有积极援旅问题提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看法。（注：《甲午北洋舰队援旅问题新探》，《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苏小东就丁汝昌提督北洋海军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直至全军覆没，提督丁汝昌固然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更主要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注：《丁汝昌与北洋海军》，《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苏小东进一步从北洋海军管带群体的素质探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指出北洋海军管带群体的军事素质与旧式水师军官相比已有质的进步，但横向与同期先进国家的海军军官相比，则其素质显然不高，远未达到近代海军舰长所要求的水平；而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日本海军舰长在军事素质上存在的差距，又正是北洋海军屡战屡败直至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北洋海军管带群体与甲午战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一文对清廷1888年10月颁布《北洋海军章程》的经过和基本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并对其在晚清军事思想史上的学术价值作了简要的分析，指出：“《北洋海军章程》是中国第一个有关近代海军的典籍，与原来绿营水师、湘军水师的一些典章制度迥异，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它的制订不但是晚清军制改革的先声，而且是中西军事文化相融合的第一个成果。它的不足之处在于有关海军对敌作战及其战略战术问题被严重忽视，这也是导致后来北洋海军覆灭的原因之一。（注：《〈北洋海军章程〉及其军事学术价值》，《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李坚的《甲午战争时期的新闻舆论》一文则根据创行于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等三份中文报纸，对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公众舆论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战前沪上三份中文报纸所载有关朝鲜局势的舆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公众坚决抗击外侮，殷盼中国得胜的心声，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但同时也存在局限性，明显表现出一种忽视轻蔑日本、盲目虚骄自大的心理；而舆论界对战争进程所作的反应和评论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公众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深切的忧患意识，然其有关制敌之术和战局的分析又往往流于书生纸上空谈，有失偏颇片面；舆论界对《马关条约》之后局势所作的反应则明显少了一些敌忾之气，多了一些冷静思考，对日本的崛起开始有了更为理智的认识，从而为甲午战后民众对日观由“仇日轻日”到“警日师日”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并为变法维新运动营造了舆论氛围。（注：《甲午战争时期的新闻舆论》，《河北学刊》1999年第1期。）
二、民国史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受到关注
1999年的民国史研究在平稳中发展，学界关注的重点仍在民国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黄道炫从军事形势及蒋的个人关系等诸多方面，探讨了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原因，指出蒋介石的下野与军事实力的消长、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利益关系的微妙变化紧密相关，同时也和蒋介石的个性及政治能力密切相关，退避下野，窥测风向，虽是无奈，却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注：《关于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敖文蔚认为，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有所变化发展。在战略方面，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因而，其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积极防御特点较为明显，这是武汉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注：《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关于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有人提出新的评析。关志钢认为，“把新生活运动简单定性‘复古逆流’和‘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是说不通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尽管其中有不少最后未能真正贯彻，但其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的作用，无疑应当肯定”。（注：《新生活运动“复古析”》，《江汉论坛》1998年第11期。）曹艺比较了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和1939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认为蒋介石发起的这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进行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这两个运动无论在基本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注：《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任宪雨考察了40年代末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过程，指出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主要是肯定其进步性、前进性、上升性，强调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9月会议上，毛泽东修改了对资本主义的看法，首次批评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资本主义”的说法，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要与资本家进行斗争。9月会议是毛泽东改变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重要起点。（注：《1948年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6期。）
9月会议毛泽东认识的改变和党内领导集体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有联系的。王双梅考察了刘少奇9月会议前后的活动，认为刘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会议前后开始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并在中共领导集体中，较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刘的这一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看法一致，并对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发生影响。不过，随着实践的发展，刘少奇并没有为当时的结论所限制，接收平、津后，他经过调查研究，修正了9月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是团结对象，这一看法当时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肯定。（注：《建国前后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发展变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6期。）后来，由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发生变化，刘少奇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研究成为热点。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对陈独秀在中共创建时期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结论，对陈独秀和大革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说。杨奎松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文，根据共产国际有关资料指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难以避免的产物，是探索中的问题。而陈在少数情况下表现出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给陈独秀戴上“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是共产国际出于政治目的和现实需要的做法，和历史的真相有很大距离。（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这些论述与传统说法不同，可能引起研究者注意。看来，继续发掘、全面利用资料，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
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如统计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研究人物群体，可以打开一个新视点。汪朝光通过对抗战时期伪满政权、华中、华北伪政权、汪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结论为，就派别而言，伪政权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员、原北洋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内汪派官员；从地域分析，籍贯为辽宁、浙江、江苏、河北4省者占被统计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西南各省人数极少，西北各省则无一人，这一方面显示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在地域和派别方面的不平衡性以及浓厚的分裂色彩，另一方面则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对其下属仍然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从教育背景而言，有留日经历和接受过军事教育的伪官员占相当比例，既反映出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注：《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王奇生运用政治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的县长群体为标本，以传统吏治为参照，认为国民党执政以后，县长的选任、资格、待遇、出路、职责等，都较帝政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国家不断向社会基层扩张、渗透，县不再是国家对地方控制和统治的终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从而反映出在从封建王朝国家体制向近代政党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注：《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薄弱，孔庆泰讨论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的新著可谓填补空白之作。该书以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为对象，将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的历史时期，依历史发展之客观时序，分为初建、展建、抗战、溃败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成一编，于编内分章叙述中央政府机构之设置与运行特点，基本制度之确立与内容演变，及地方政府机构之组建与行政制度之演变。该书不仅叙述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中公开的、一般的、于法有据的常设行政机构的建制、职能分工、职官设置、主官更迭，更注意非公开面的史料搜集，记述和揭示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中暗藏的、隐蔽的、于法无据的、非常设的、特殊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功能、性质及实际运作，是近年民国史研究领域内一部比较翔实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专著。（注：《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地方主义和地方党政纠纷一直是民国政治中的顽疾。钟声、唐森树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的地方党政纠纷，指出国民党实施的地方党政互不统属、相互监督的体制，国民党的派系和个人间的争权夺利是党政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地方党政纠纷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及影响，是国民党一党统治的致命弱点之一。（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前期(1928-1937)的地方党政纠纷》，《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王续添分析了民国地方主义的成因，认为在经济上，农业经济畸形商品化形成的市场的有限扩大，成为民国地方主义的有力基础；在经济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方官僚资本本身则是地方主义的另一基础，地方民族资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地方主义虽有所冲击，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方政治的维系；在文化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中地方本位的价值取向、“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和地域文化，应是地方主义的本原和底蕴，西方文化中的联邦论、地方自治论和实用主义哲学，则为地方主义提供了适乎时代的世界观、行为指南及其外包装。因此作者认为，民国地方主义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时代的产物，是民国时期国内外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注：《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
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农村的控制是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统治的重要环节，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此当然也有自己的体认。邱松庆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农业政策，认为尽管这些政策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较前一时期呈现更为活跃的态势，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注：《简评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农业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田建军分析了国民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举措失败的原因，认为其一，没有打破造成农民负担沉重的总根源——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关系，其二，国民党的阶级局限使南京政府陷入两难困境，其三，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之间名统实散，因此，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根本无法得到贯彻。最后，长期的战争使得政府减负的举措大多流于形式，甚至最终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即通过不断加赋以维持巨额军费的支出。（注：《试析国民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举措失败的原因》，《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三、日本侵华暴行与战争遗留问题仍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热点
随着日本右翼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活动的日益猖獗，关于日本侵华罪行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继续成为热点。一年来出版的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图书中，无论是研究专著还是资料图书，涉及这一课题内容的占了多数。其中一类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主要包括《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版）、《东史郎日记》（东史郎日记编译组编译，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李恩涵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版）、《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步平、高晓燕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慰安妇研究》（苏智良著，上海书店版）、《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陈景彦著，吉林人民出版社版）；另一类是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主要有《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袁成毅著，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浙江省崇山村侵化日军细菌战实录——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张世欣编，浙江教育出版社版）。还有一类涉及对战争历史的认识，主要有《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步平、王希亮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日本的战争责任》（若槻泰雄著，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可称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慰安妇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利用中日文文献资料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从发韧、建立、推广、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披露了一些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新史料。作者对慰安妇人数的推断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他提出，慰安妇总人数约40万人，其中中国人占了半数。但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这个目前尚存在争论的推断数字，似还缺少充分的证据。与数字统计相关的是慰安妇的界定问题。与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刘萍在《关于日军强征山西“慰安妇”的调查报告》里提出：“战时被日军强征的中国妇女其身份较为复杂，除一部分在较为固定的、正式的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服务’外，大部分是被日军以掳掠、抓捕的方式带到其驻扎地、据点、炮楼内为日军充当性工具的受害妇女，这种妇女较为普遍，人数也较多。虽然她们不是在慰安所内为日军提供‘服务’，但她们被征集的目的与其前述（即在慰安所内的）妇女一样，因此，她们应当算作‘慰安妇’。”（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她强调在研究与调查中，不能忽略大量被迫害的中国农村“慰安妇”。
关于日军生化武器的研制、施用与遗害问题，步平编著的《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除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军开发化学武器的过程和在中国战场的施用情况，还调查了毒气弹在吉林敦化的遗存现状及其对中国人民至今仍然存在着的危害，强调解决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急迫性。他在日本召开的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还分析，这一战争遗留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与日本当年对化学战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和战后美国的包庇都有很大关系。关于日军细菌战问题，《近代史资料》第96号上刊布的日本军部于1946年致七三一部队长北野中将的秘令引人注意。该史料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印证了七三一部队利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的罪行，还暴露了战后日本确有掩盖细菌战罪行的举措。
袁成毅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学术专著。该书追溯了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各次战争赔偿的历史，并重点论述了二战后有关日本向中国赔偿问题引起的纷争与中国最终放弃政府赔偿要求的过程。他提出应该总结的教训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不利于日本全民族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日本的任何非分之想无疑首当其冲将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注：《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217页。）这个观点在学术界颇具代表性。
关于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问题，日本学者藤原彰的《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新华文摘》和《中国日报》分别转载。），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战争历史的错误认识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文章提出：由于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使之模糊了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线，进而导致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出现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日本学者津田道夫的《对自由主义史观和司马史观的批判》（注：《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分析了“右翼理论家”“把误认的事实作为论战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指出司马辽太郎历史观的根本缺陷是回避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不承认日本对亚洲邻国有攫取领土的野心；藤冈信胜否定战争侵略性质的理由则是借口“美国的挑衅”和“美国的意图”。步平、王希亮的《战后50年日本人的战争观》，在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同时，介绍了日本的和平反战运动，用比较的方法展示了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历史和战争责任的两种认识的严重对立。这些围绕着历史认识方面的研究，表明了一些学者已经注意探讨战争遗留问题的形成与其至今难以解决的较深层次的原因。
关于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研究，也受到注意。《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的一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关于汪伪集团的“和平运动”，大陆学者和海外学者有明显的观点分歧。针对王克文关于汪伪集团的和平努力“不应该被否定”的观点，曾业英提出：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同样，和平也有中国所需的和平与日本所需的和平，在这个问题上，否定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是不恰当的。杨天石和邵铭煌的文章，评析了重庆国民党在上海汪伪政权中的地下工作，从而打开了汪伪政权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注：曾业英：《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杨天石：《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邵铭煌：《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为例》，以上各篇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关于抗战初期的战略作战重心转移问题，尚存在不同观点间的争论。余子道提出：“淞沪会战开始之初，南京统帅机关并无将全国战略作战重心由华北转移至华东的决策和计划。淞沪战场后来成为全国的主战场，是由战役进程中诸种因素作用下战局演变的结果；而正是在这个进程中，淞沪会战在实际上成为对日战争作战主要方向变换的枢纽。”他还提出，把正面战场初期作战方向的转移说成是蒋介石“战略谋算”的说法缺乏史实依据。他考证了持相反意见学者主要依据的何应钦1955年出版的《八年抗战》，指出该书比之作者1946年出版的《八年抗战之经过》增补了关于作战方针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是事后的总结，不能作为论证战时决策的依据。他还提出，大量兵力集中淞沪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且结果并未保住京沪杭地区，造成日军对华中腹地的极大威胁，这在战略上也不能被视为是成功的。（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关于花园口决堤，从抗日军事角度来看，多数人认为决堤对阻滞日军进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马仲廉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第一，日军停止西进是在决堤前就已经决定了的；第二，日军进攻武汉计划的实施未因决堤而改变或推迟；第三，日军进攻武汉路线未因决堤而全部改变；第四，中日两军夹黄泛区对峙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因此，与决堤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相比，决堤的军事价值不足称道。（注：《花园口决堤的军事意义》，《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余子道和马仲廉的研究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对于国民党抗战作用的评价，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要有充分的史料作为依据。
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王向远撰写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第一部系统论述日本侵华文学的专著。该书剖析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坛出现的侵略文学对日本扩张国策的影响，评介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期间，日本侵华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对侵略战争的影响。该书还对战后日本文坛进行了分析，认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作品多是描述日本人的“受害”，并且还有一些作品发泄对战败的不满，甚至为侵略辩护。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即战时日本并不存在“反战文学”，战前反战的“无产阶级作家”在战时大都“转向”。一些学者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注：1999年9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该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四、中外关系研究突出了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
1999年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关于中葡关系（集中于澳门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其成果数量之多，前所罕见，使这一此前还相当薄弱的研究领域，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本年内集中出版了一批有关澳门历史的著作，其中黄鸿钊著《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戴裔煊、钟国豪著《澳门历史纲要》（知识出版社版），邓开颂、谢后和著《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版）及黄启臣著《澳门通史》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对于中葡澳门交涉史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完整地勾画出了澳门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中葡关系或者澳门历史研究的资料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张海鹏主编的《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继问世，标志着对澳门史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有关澳门问题的研究并不只是在以往比较薄弱的基础上搭建体系并填充以往不曾述及的基本事实，一些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有的还展开了观点上的论争。吴志良博士在其近著《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一书中提出了澳门议事会长期奉行“双重效忠”原则的观点，张海鹏对此提出质疑。他指出，澳门议事会是未经中国官方同意而擅自在中国的土地上组织起来的政府，它与唐宋时期的蕃坊从形式到实质都有区别；它并非“自发”建立，而是适应了葡政府扩大在华利益的需要。明清政府在澳门享有主权并掌握着治权，但这两种权力都受到澳葡当局侵蚀；澳门议事会始终致力于侵夺中国的主权、组建军队、为葡萄牙国王征税等，它实际效忠的是葡萄牙政府。（注：《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平议》，《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吕一燃《葡萄牙强占澳门与清政府拒绝批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揭露了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利用中国的虚弱地位乘机强占澳门的种种行为，并对曾经中葡双方谈判代表签字的《和好贸易条约》进行了研究，指出清政府拒绝批准的原因，是发现条约中有中方谈判代表未能觉察到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黄庆华《有关1862年中葡条约的几个问题》对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这一条约的中文本和葡文本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认为葡方在订约过程中采取了欺诈蒙骗手段，后为中方所发觉。（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还有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对1887年中葡条约进行了法理分析。柳华文指出，尽管该约给予葡人“永居”权，但其法律地位仍为租借，而非割让，澳门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地。有一些学者认为，勘界条款是永租条款生效的附加条件，由于中葡未就勘界订约，葡萄牙对澳门的管理权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柳华文指出，勘界条款并非附加条件，勘界之争并不影响条约效力。作者还指出，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废除此约，葡萄牙此后的继续统治，在法律上没有依据。（注：《从国际法角度评析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
研究者充分利用了90年代以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澳门专档》，澄清了一些以往模糊不清的史实。吕一燃对民国时期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斗争进行了专题研究。他重点论述了1922年、北伐前后及抗战胜利后三次高潮，指出中国民众对收回澳门表现出了坚强决心，民国历届政府中也不乏主张收回澳门者，但决策者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其统治，结果，澳门问题被一再搁置。（注：《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斗争与中国政府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黄鸿钊对民国时期有关澳门交涉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长期延续的界务问题、1922年的澳门惨案、1928年的“革命外交”时期的中葡谈判，及抗战后期收回澳门方案的提出和收回计划的搁置，比较清楚地勾画出了民国时期有关澳门问题交涉的大致发展线索。（注：《民国时期的澳门问题交涉》，《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左双文发掘台湾未刊档案，对抗战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当时外交部系统对收回之事主张“缓进”，广东地方当局则较为“激进”，蒋介石最终倾向于外交部方面的意见。由于国民政府过于谨慎，错失收回良机。（注：《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比较起来，有关香港史的研究已从前两年的热潮归于平静。张丽指出，由于英国在香港的投资侧重于与转口贸易有关的金融、航运、公用事业、海港建设等方面，香港的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华资工业的一统天下。她对1937-1941年间香港华资工业的快速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形成这一空前发展的各方面的原因，并认为这一发展构成了5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先声。（注：《1937-1941年香港华资企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
有关不平等条约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讹误不少。张振鹍指出，不应将那些平等的条约、未成为条约的“条约”以及不属于条约范畴的章程、合同及其他各种文件归于不平等条约之列，并对《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一书将“二十一条”视为条约提出商榷。（注：《“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他估算，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数目大约有三四百个。在这个问题上，高放认为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以及官办企业）与外国政府（以及受政府支持的企业）签定的条约（包括协定、合同、章程等）都应列入条约范围。并根据这一标准统计出中国历届政府共订立了745个不平等条约。（注：《近现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来龙去脉》，《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张振鹍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对这一标准提出质疑。）
早期驻外公使这一群体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夏泉探讨了早期公使对国际法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先认识到国际法重要性的一群，并在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国际法这一武器与列强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斗争，为中国挽回了某些权益，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注：《试论晚清早期驻外公使的国际法意识》，《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0期。）祖金玉指出，早期驻外使节在晚清经济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提出了涉及面极广的振兴商务的思想，并提出了改革税制、企业商办等具有新色彩的见解，成为维新派思想的先声。他们还为民用企业引起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做出了特殊贡献。（注：《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郭双林《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则对驻外使领参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这一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作为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不仅对西学东渐起了重要作用，还都曾自觉不自觉地与运动发生了直接联系。他们对推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注：《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中日关系史研究有新的成果。1862年，日本幕府派遣使团访问上海，冯天瑜《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对此事进行了解析。（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作者指出，这一使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局势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提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动画卷。作者并由此分析了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指出在日本藩士们的观感中，已不时跃动着追步西方列强，走对外扩张道路的理念。米庆余《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1874)》，对近代日本侵华史的第一案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对日本如何利用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出兵台湾，在谈判中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染指台湾东部、割断琉球与中国的联系，以及英国如何助日促成对日有利的台事专条的签订作了比以往更为深入的研究。（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荣维木认真地考察了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对日本与华北地方当局之间先后3次达成的协议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华北当局的妥协一次比一次严重。在对华北当局为何会中日本“缓兵之计”的分析中，作者着重讨论了华北当局与南京中央的关系，指出宋哲元对蒋介石心存戒虑，不仅不信蒋能真下抗日决心，还惧怕蒋以抗日名义剪灭异己。这一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了华北当局应变卢沟桥事变的失策。（注：《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桑兵《近代日本留学生》研究了这一以往被中国学者所忽略的问题。他指出，从1871年起，日本便陆续派人来华留学。这些人的活动大体分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后，“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战后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彭敦文认为，它不是蒋介石个人决策的产物。通过对此前数年间国民政府的外交倾向的分析，作者指出，联合欧美来抑制日本是“济南惨案”后逐步形成的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已与国联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求助于国联乃自然之举。而国联对中国的申诉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从而使依赖国联成为国民政府的更为稳定的政策。（注：《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对于1932年的中苏复交谈判，以往只注意到颜惠庆和王曾思这两条渠道。金光耀利用现藏于美国的未刊档案，指出还存在着一条利用加拿大人何士进行沟通的渠道。尽管这一由顾维钧所建议的渠道未获成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顾氏提出的重在双方达成谅解的方针要比当时外交部所坚持的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更切实可行。（注：《1932年中苏复交谈判中的何士渠道》，《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沈志华综合利用俄国档案、新疆地方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对1944-1950年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期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表面上看变化无常，尤其是在与地方政府及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在鼓动独立及强调自治方面屡有重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标是保持战后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注：《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对4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台湾问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研究。在对近代部分的研究中，作者对战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起源、“等待尘埃落定”政策与考虑放弃台湾，以及打出遏制新中国的“台湾牌”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论析，清楚地勾画出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发展过程。杨彪充分利用美国方面所藏档案，分析了建国初期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1950年1月的杜鲁门声明和艾奇逊谈话曾将台湾排除于美国的安全防线之外，但国会反对派和军中保守派强烈反对放弃台湾。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契机，以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为由，美国重新将台湾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注：《美国对台湾战略决策的历史转折(1949-1950)》，《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转变相类似，从抗战后期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李晔指出，它经历了一个从侧重“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转变到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秘密参与谋划制造“西藏独立”的过程。在1949年前虽不乏干涉西藏的意图，但支持国民政府更具战略意义，因此支持西藏独立未形成主要政策。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便正式出台。（注：《1942-1951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转变》，《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有所加强。哈佛燕京学社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一直缺少研究。樊书华利用哈佛大学新近公开的档案，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已发表的《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和《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对燕京学社的缘起和建立过程作了清楚的描述。（注：分别见《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曹增友系统地研究了传教士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学、火器制造、地理学、地矿学、气象学、生物学、农学及医学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他们把西方的科学成就介绍到中国，诱发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变革。作者同时指出，传教士保守的宗教观念和强烈的传教目的，也影响了他们对科学的把握，一些人甚至成为殖民主义侵略活动的工具。（注：《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胡卫清《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848-1911年）研究了监理会教育政策的发展。作者指出它的教育对象有一个从社会边缘人物向主流社会发展的过程，它在建立三级教育体制、实现教育的专业化上取得了成功，但它在教育体制、方针和世俗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新式教育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只能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监理会在华教育的成功与失败彰显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以往关于外国在华传教的研究，对日本的传教活动甚少涉及。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填补了这一空缺。作者指出，以净土真宗为首的佛教各宗派曾在近代中国获得广泛的发展。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传教对象、传教方式、传教组织方面与西方诸教不同，且其教义的“入世”性质也与中国佛教相异，其本质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敌视中国。（注：胡卫清和忻平二文，均见《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五、跨学科研究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凸显了边缘学科的特色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现质量提升的态势。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全年论文约400篇，比上年有较大增加。
经济史研究中的第一个特点是加强了跨学科研究。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计量学、生态学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备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严立贤的《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注：《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是一篇运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关系的力作。该文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如果不是一种出口导向或者说以国外市场为引导力；而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国内消费需求为引导力的话，它应当是以国内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条件的。中国近代的农业生产是衰退的，这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建立在剥夺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由于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近代工业化难以发展，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砧上肉。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能不进行，但又难以实现，不能不剥夺农村，但农村又过于脆弱，难以为近代工业化提供基础条件，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两难困境。
刘佛丁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认为古典经济学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制度研究作为系统外的非经济因素加以排斥，与历史实际运动不符，而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近代经济制度需求的不足，固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其内部产生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有些社会经济史著作阐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并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将这些法规统统归入“反动政策”的错误观念。但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简单罗列排比历史资料的方法，因此其认识和分析难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近代经济史研究引入政治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有助于理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引人注目。马宝成引用亨廷顿“强政府”的观点，指出，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胡永佳则从改革背景及时机选择、改革重点与方式选择、改革措施与策略选择、改革成本与利益选择四个方面探讨清末新政的历史经验，从中抽象出关于改革战略与政策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注：《清末新政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从现代化的基点和改革战略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宋美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使用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反应：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商会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反应方式，即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过渡形式。就团体来讲，两种反应时有变迁；就个体来讲，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反应。一般地说，因应反应方式对问题解决的取向较强，它的理性化与弹性化的程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只有采取因应性的适应方式，才能挣脱百多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上加诸中国资产阶级的羁绊，在心灵上获得足够的自由分析与裁量的空间，才能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才能“逼真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而依据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从事本土化之文化的“生根创造”活动，使它能较好地适应商战时代的要求。（注：《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和行为(1903-1927)》，《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计量学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在本年又有新的进展。刘巍、徐颖对近代中国（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其主要内容包括：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理论抽象；建立了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用Beta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注：《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赵新安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即1927-1936年的宏观税负并不是很高。（注：《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王建革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过密化”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低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高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注：《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必要，它有助于解决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把研究引向深入。但有些研究实证分析不足，带有模式化的倾向，则是不能提倡的。
经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特点，是与现实相结合的倾向。李定比较了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产生的具体背景、过程、内在联系以及特点和发展前景，指出，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旧社会制度的制约，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强制的特征。目前的私营经济与过去不同。在政治上雇主与工人是平等的，国家依法保护企业主和工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大部分工人不是破产的农民，而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农民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企业的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缴纳税收，余下的部分实行按资按劳再分配。企业利润的增加不仅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且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和创造显得越来越重要。私营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从开始为了谋生、赚钱，发展到追求事业发展，一些人还逐渐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自强的信念。（注：《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改革》1999年第3期。）
胡赤弟、孙善根认为，当前的经济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道德滑坡现象。而在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宁波帮企业家十分重视商业道德，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出现了许多具有传统美德的现代企业家。认真总结宁波帮企业家有关商业道德的认识及其实践，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商业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注：《简论宁波帮企业家的商业道德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贺水金通过研究近代银贵银贱的规律对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他指出，银贱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很多，在1931年以前，中国的出口贸易能不断地价量齐增，国际贸易有逆差，但尚可控制，就是得银贱之赐，银价与出口贸易呈反向变动趋势，银价跌，出口增，银价涨，出口减。银贵银贱各有利弊。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银贱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证诸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以贬低汇率作为摆脱困境、复苏经济的良策。这是不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随时调整本国汇率，制定适宜的汇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注：《论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7期。）
六、近代社会史突出了市政和市民社会的研究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主要涉及城市的近代化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步以来至今约10年，在已经发表的成果中，以城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功能最为突出，而市民社会和市政建设则是一个薄弱的环节。1999年初，辽宁大学的部分研究专家围绕“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这一主题，从“城市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化的生成”、“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互动”、“近代市民文化的当代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中国近代城市与市民社会诞生的特点、市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的异同、市民文化的两重性、近代市民文化的重估与借鉴，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尝试。关于上海市政的研究也开始起步。
熊月之、罗苏文、周武考察了近代上海市政的沿革，指出：晚清时期，随着路政的创办，近代交通工具的引进，城市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的建立，上海已经成为各种市政设施一应俱全的近代化大都市。经过民国初期的稳步发展，到本世纪30年代，上海的市政设施和管理已位居世界先进城市之列。新的市政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上海的外观和空间格局，市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整体性的改善。上海的近代市政建设是租界创始于前，华界继踵于后，从道路、自来水乃至汽车、电话的创设莫不如此，租界的影响，既是一种示范效应，也造成了市政建设在租界、华界各自范围里的有序和上海全城总体布局的无序。（注：《略论上海市政》，《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周武另文考察了晚清时期上海城市照明系统的演进、供水网络的创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市民新旧观念的冲突。他指出：上海租界当局率先引进欧美国家的市政设施以改造旧城，其中煤油灯取代油盏灯，煤气灯取代油盏灯，电灯取代煤油灯，以及自来水取代河水作为饮用水，此乃与市民生活关系极其密切的两大市政系统，但是在华界推广的过程中，遇到了民众观念的很大阻力。尽管如此，这些西方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显示的自身优越性，使上海人从排拒逐渐转向认同。（注：《晚清上海市政演进与新旧冲突——以城市照明系统和供水网络为中心的分析》，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罗苏文还探讨了影响长江沿岸城市市政建设的因素，主要有：传统商埠的贡献，条约口岸制度的影响，长江航运业的刺激，民国政府对市政建设的规划。（注：《近代长江沿岸城市市政建设拓展的背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
食品卫生管理制度是现代城市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近代的饮食卫生，过去几乎没有像样的成果。陆文雪发表文章指出：上海在19世纪中期已经产生了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萌芽，1898年上海租界工商局成立公共卫生处后，此项工作步入正规，至20世纪20-30年代，租界各项法规形成系统并推广实施，同时华界当局也开始将食品卫生管理作为一项重要日常工作，从而提高了上海卫生管理的整体水平。（注：《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
刘增合认为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意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他考察了晚清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后指出：晚清时期创办了数百种报刊，信息内容体现了非官方的色彩，意味着当时的大众媒介已经具备了相对独立、冷眼观政、贴近市民生活的公共品格，基本上是一种游离于皇权国家之外的“舆论环境”，属于民间与官方的对话场所。尽管各报的宗旨不尽相同，但大都以进化、自由、民主、个性等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准，排挤封建国家所固守的舆论空间，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注：《试论晚清时期公共舆论的扩张——立足于大众媒介的考察》，《江海学刊》1999年第2期。）杨志刚也认为，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研究，不应过于集中在新式工商社团上。他在考察了中国近代博物馆的产生和培育后指出，在清末，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清政府，都把设立博物馆视为开启民智的四大公共文化设施之一；中国近代的博物馆，将国家、皇室和私人收藏向社会公众开放，使鉴赏文物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广大社会成员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了民主的气息和公共的意识。中国近代的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公共的“空间”。（注：《博物馆与中国近代以来公共意识的拓展》，《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
马敏考察了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后指出，晚清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直接受惠于通商口岸地区的商业革命，新的市场、新的产权和契约关系为市民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在社会等级意义上，绅商是这种市民社会的直接缔造者和操纵者。商会不仅是以绅商为主体创办的，而且也是绅商阶层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绅商以商会为中心，建立各类新式社会社团，拥有不同程度的市政建设权、商事裁判权、地方自治权，填补封建官府留下的权力空间，并日益扩大各种权力，成为一种潜在的地方性的“自治政府”。（注：《试论晚清绅商与商会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朱英探讨了中国的商人家族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认为主要特点是家族的规模由大变小，封闭性减弱，流动性渐强；近代商人家族虽然继续保留着宗谱、族规、祠堂等传统宗族的象征性标志，以尊祖敬宗等观念作为维系本宗族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是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内容，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愈益明显。（注：《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忻平利用年鉴、上海市政报告、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和20-30年代文艺作品等资料，揭示出在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上海发生的以抗拒社会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如自杀频繁、离婚率不断上升、犯罪案发率持续攀升和丐帮、娼妓、黑社会猖狂等，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不和谐的音符，它表明了社会未能有效地带领全体成员有序地步入现代化轨道之中。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种不安定因素已经成为上海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注：《无奈与抗拒：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学术月刊》1998年12月。）
1999年9月，“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与会学者对近代社会思潮与观念、近代社会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李长莉的《从“杨月楼案”看晚清上海士商观念的变动》、班玮的《“自由”“权利”等观念在晚清社会的形成》、鄂世镛的《晚清社会意识形态之演变》、温瑞的《20世纪农民观念的变迁》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晚清社会民众思想观念的演变，对人们认识近代社会文化的变迁有启发意义。
严昌洪对“五四”运动对社会风俗转移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五四”时期社会风俗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主要缘起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近代化运动在民国初年出现了强劲势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也为社会风俗的演变提供了条件，并提出了批判和摈弃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建设一种新生活的时代要求；二是一批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目光下移，用各种方式向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移。“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五四”时期对封建旧道德伦理、家族制度、鬼神迷信、封建礼教、恶风陋俗等旧风俗的批判、揭露和反叛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对“五四”以后中国社会风俗的变革方面。“五四”后中国社会风俗的变革，既表现在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上，又体现在婚姻、丧葬习俗的变革上；既表现在破除迷信在观念上为许多人接受、封建迷信有所减杀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的开放和进步。尽管当时的移风易俗思潮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那种对旧道德、旧礼俗的彻底清算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注：《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晚清的各种报章言论中，“省”字使用率极高，“本省”是一种十分鲜明的群体心理和权利观念，以至于许多社会运动，尤其是收回利权运动，主要是以省为单位发生的。刘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探讨，认为“省”的观念的突出，主要源于省的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清中央财权、军权的下移督抚外，更由于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允许各省可以“就地筹款”举办各种新兴事业，造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的瓦解；更兼清末新政中，各省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以省为单位举办的，从而促成了省意识的强化。（注：《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王续添探讨了民国时期以家乡观念、地界观念、同乡观念为代表的地方心理。他指出，这种心理，表现为一源两个格局，即：家乡观念为本源，在此基础上产生两极，一极是同一地域的认同和内聚的同乡观念，另一极则是不同地域的区分和排拒的地界观念。这种地方心理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相对较强，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的上升而渐趋式微。（注：《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张敏认为，晚清眩人眼目的的妓女着装成为引导上海女子服饰变化的潮流，是因为妓女的特殊地位使社会上层对她们给予了对常人所没有的宽容，而上海各界又允许妇女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出入剧场以及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出于爱美天性以及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需要，良家妇女纷纷效仿妓女服饰，形成推陈出新的、日新月异的女子上海服饰。（注：《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史林》1999年第1期。）
对于中国近代自然灾害的研究，近年来成果不少，集中于灾害的规模、特点以及规律；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论述较多的是对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破坏。夏明方考察了19世纪中期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影响。他指出，由于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特别严重，造成田赋的剧减，加以清政府不得不拨款救灾，更加剧了财政困难。（注：《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自然灾害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华林甫考察了清代以来300年间长江三峡地区的水旱灾害。他指出三峡地区是中国水旱多发地区，但是水灾明显多于旱灾。水灾高发于三个时期：1668-1700年，共发生水灾42次，平均每8.4年一次；1745-1833年，共发生水灾25次，平均每3.3年一次；1858-1905年共发生25次，平均每1.9年一次；因此三峡地区的水灾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而且规模越来越大，1860年、1870年的特大水灾，是清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水灾，超过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1981年水灾。三峡工程峻工后，将大大增强吸纳洪水的能力，缓解三峡地区的水旱灾情，但是对于1860、1870年那样的特大水灾，决不可掉以轻心。（注：《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达600多个，建立了1000多处各种实验区，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还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著作。作者依据大量的资料，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进行了考察，并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等地的实验活动，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内容，评估了其成败得失，对该运动的历史定位作了总检讨。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复兴农村经济的努力是失败的，但乡建工作者“深入民间”的行为，对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却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七、近代思想史着重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思潮研究
（一）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五四”研究专家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一书，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主要选录了1840-1949年间在中国启蒙思潮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文章，并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研究分析，勾画出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近代启蒙思潮的历史走向和特点，比较客观地评述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丁守和在全书“绪论”中指出：启蒙思想是与近代的民主和科学紧密相联的，民主和科学是近代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五四”前的早期启蒙运动，表现出了与西方启蒙运动不同的特点：一是为救国的需要而启蒙，视启蒙为救亡的手段，强调的是国家独立自由和开议会等政治变革，而不是强调个性自由和解放，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认识不够；二是当时提出的民主都与传统的“治国策”相联系，采取的是借古喻今、以今附古的做法。“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才真正成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不仅强调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且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儒家的尊卑贵贱、纲常伦理、宗法制度及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这种启蒙思潮影响巨大，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新文化运动很快转为救亡运动。“五四”后的启蒙运动始终与革命的主体相伴，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仍然在不同领域宣传民主与科学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也强调：“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实际上仍在进行着思想启蒙工作。（注：参见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绪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五四”运动后启蒙运动的历史走向，是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的问题。左玉河对“五四”后的启蒙运动作了总体上的考察后认为，“五四”后的启蒙运动，呈现出低潮、复兴、高涨、消寂、再复苏直到终结的演变历程。从总体上说，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以后的启蒙思潮，是“五四”启蒙高潮的继续和发展，是沿着“五四”的历史惯性演进着。由于“五四”后中国社会的主题已经不是思想启蒙，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旧制度旧政府，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武装革命与民族救亡，是历史的主旋律，启蒙只是历史的次流，是从属于革命与救亡需要的。他通过对“五四”后启蒙思潮的分析和总体考察，认为“五四”后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明显特点，一是始终与现实的政治情况相联系，是受现实政治及社会上诸多复古逆流刺激而成的；二是受现实环境影响颇大，受到民族危机、救亡运动的冲击明显，启蒙的呼声往往被更强劲的救亡浪潮淹没。“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的现状，决定了“五四”后中国启蒙运动必然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命运。（注：《“五四”后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走向及命运》，《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前言”。）
有人从分析思想的“典范形式”入手，对20世纪上半期大众启蒙运动作了分析。周训芳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启蒙运动中有三种思想的“典范形式”，即封建主义、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三种社会制度取向，即封建主义取向、资本主义取向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是当时中国大众在社会制度取向上的思想文化特征。20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的功绩在于：使大众初步认清了实践于中国现代社会中传统观念及各种外来观念的面目，最终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带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注：《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与社会制度取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二）重新估价“社会主义论战”
对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近年来人们对这场论战进行了重新认识，观点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胡绳早在1997年就在《百年潮》上著文指出，应该对社会主义论战中梁、张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进行重新认识。左玉河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走社会主义，坚持建立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也暴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如对中国国情问题认识的普遍忽视，如对于张东荪提出的“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反驳不力、论证不足等。二、张东荪等人在世界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时代，仍然要走资本主义，仍坚持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背向于当时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趋势。然而，应该看到，张东荪等人的见解虽然从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其中包含着许多合理和精辟的见解，如发展实业的观点，对中国国情的某些分析和判断等。更重要的是，张东荪向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论价值的理论问题：中国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能否越过“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实际上整整困扰了中国此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三、从其实际影响上看，论战双方多少都接受了对方的一些观点，认识到自己理论和主张上的某些不足，此后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某些修正和补充，使自身的观点更合乎实际、更严密、更“圆满”。论战的双方各自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信仰，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这自然造成了此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以陈、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走“俄国人的路”，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肇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梁、张为代表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坚定地走“德国式”道路，接受并信仰温和的社会主义，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鼓吹者和践行者。（注：《张东荪传》第四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丁伟志通过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总体考察，也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观点的新见解。他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等所提出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实业、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只是他们不懂得只有谋取到国家的独立主权，中国资本主义才可能得到发展。他们又极为惧怕民主革命的爆发，所以他们消极企盼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主张，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取得任何实效。至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认定在当时的中国就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则是不合当时中国国情实际的、无法实行的主张。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个答案只能逐步在革命的实践中寻找；而最后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的，不是拒绝革命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而是全力以赴投身于新的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这些当年看似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校正了早年的误识，找到了新民主主义这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注：《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三）关于“民粹主义”的讨论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曾花大力气对它进行严厉批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一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
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随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和《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上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认为毛泽东在其最辉煌时期（1939-1949年）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是我们党内从理论到实践坚定、彻底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但在建国以后，他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参加过毛泽东著作整理的资深社会科学家，胡绳的观点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上发表了何秋耘的《清澈与幽深之交——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和温璋平的《岂能如此曲解》，《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发表了何诚的《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王也扬的《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黄如桐的《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等三篇文章，《百年潮》、《真理的追求》、《中流》等期刊也先后发表文章，对毛泽东是否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展开了讨论。
沙健孙认为，关于民粹主义提法“是一个至关重要，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要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认为毛泽东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则意味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把毛泽东视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和历史事实是有很大出入的。沙文认为，胡文提出毛泽东1949年前后对民粹主义认识发生变化，但对这一变化的内在脉络没有做出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注：参见《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3期）和《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中流》1999年第12期）两篇文章。）
范庥不同意胡绳对民粹主义基本特征的概括，认为民粹主义可概括为如下三个特点：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定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生产。在这三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是和民粹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反的。作者还认为将毛泽东“一穷二白”的有关论述看成民粹主义的反映缺乏根据。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说明穷与富、落后与先进等对立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以此提倡“要干、要革命”的精神，和民粹主义毫不相干。（注：《能够这样论证吗？》，《中流》1999年第4期。）
胡岩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同意“一穷二白”的说法和民粹主义不相干，但认为毛泽东民粹主义的最典型表现是：在论述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时，完全没有提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只是强调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和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沙健孙、范庥的有关论证不足以否定胡绳的说法。（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
何诚肯定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出民粹主义这样一个认识新视角。认为要揭示党内“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根源，要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不能不重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铲除民粹主义产生的温床。退一步说，民粹主义问题的提出至少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继续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课题。（注：《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胡绳文章引起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总结上。胡绳认为过渡时期在未改变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性工业生产只占国民经济中很小百分比的背景下，中共中央改变了“七大”及建国前后确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迅速推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出人意料”，并带来了不少问题，这一经验值得总结和反思。同时，胡绳也指出，研究这一问题，旨在总结历史经验，“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沙健孙撰文认为：新中国开篇的成就、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胡绳把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工业化这两个条件无条件等同，忘记了实现工业化可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两条道路，而对中国来说，必须首先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沙文提出要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注：《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中流》1999年第12期。）
王也扬等人认为，在建国前，毛泽东没有民粹主义思想。但在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还有待于讨论。他认为，由于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凭借以往革命斗争胜利的经验和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性质的不够了解，造成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简单化，致使毛泽东认为大工业可以用“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超越常规地建成。这就是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产生了避免走资本主义、搞所谓“穷过渡”的思想。这应该是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误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能不能就说毛泽东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再讨论。
（四）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
近年来，学术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注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流变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人们研究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的重点及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如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赵元任、陈寅恪等人）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二是清末民初的学术流派（如晚清经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进行专题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罗志田的《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等。
由戴逸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是1999年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引人瞩目的成果。这套丛书集合了国内30多位中青年研究者，对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30个著名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别研究，用以推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深入。经过多年的组织和研究，1999年先后出版了《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赵元任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陈垣学术思想评传》、《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等10多部，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套学术思想评传的特点在于：一是注意梳理学者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弄清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二是注意深入分析学者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界定其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如刘俐娜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研究，首先对顾氏一生的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作了宏观的概述，然后具体分析了其学术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来源，注意从整个中国现代学术演进的过程中，评判顾氏学术思想的贡献和价值，界定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力争将顾氏学术思想的真实面目呈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视角来研究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问题了。刘大年集10年精力，在去世前完成并发表的《评近代经学》一文，是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作者系统地考察并阐明了古文和今文经学在近代的传播、衰落直至末路的历史过程，指出近代经学的状况、地位和作用迅速演变，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孔子学说的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惟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主要发展”。（注：《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这是针对现实需要对近代经学做出的第一个透彻的研究，引起学术界注意。罗志田致力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等一组文章，这些文章以《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为名结集出版。在研究过程中，罗志田特别关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于揭示并说明“近代中国变的一面”，即：注意研究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错位，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等问题。（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朱汉国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考察“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转型问题，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其特征为“学术旨趣的多元化、学术分类的专门化、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学术形式的通俗化”，而这一新的学术范式的创建，迈开了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步伐，其成就影响了几代学人，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此外，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后中国学术的几个新趋向》（《浙江学刊》1999年第2期），桑兵的《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张岂之、方光华的《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的中西兼容》（《中州学刊》1999年第6期），胡逢祥的《“五四”开创的现代学术传统》（《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5期）等，也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近代学术史的重要文章。
当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成果与清末民初学术转型这一异常重要课题的学术价值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现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大多没有勾画出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历史轨迹，更没有对转型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加以研究，仍偏重于学者的个案研究和学派的专题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学术基础的差异（如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或宋学的学术流派不同），因而在融合中西、建立现代学术范式方面显然各具特色，乃至从经学、史学、诸子学不同学术路径演变而成的现代学术都会有所不同，因而这方面仍有许多领域需要开垦。
八、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领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关系到我们今后的发展道路。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加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和国情是十分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指导。
实际上，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一直是中国当代史学的传统和主流。唯物史观在我国取得如此高的指导地位，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奋斗的结果，是唯物史观科学性的证明。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史学界自觉地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史坛上也占据着不容轻视的重要地位。应该说，直到目前，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依然是史学界的主流思潮。唯心史观的影响在史学界一直存在，但不是主流。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对唯物史观的掌握已经完全成熟了，对唯物史观本身内部结构中的许多问题都不需要去探讨了。事实表明，进一步丰富、完善唯物史观的理论构架，依然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工作。然而，也不能因为唯物史观有需要完善以及还可探讨的地方就从整体上将其全盘否掉。
自80年代初以来，否定甚至摒弃唯物史观的思潮始终没有停止过。这种思潮，发展到世纪之末，又有新的表现和特点。有人甚至公开地对唯物史观予以抨击，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当代史学予以否定。这些抨击和否定不是局部的，是全盘的系统的。对这样的动向，有些史学家自觉地进行回应，发表过一些颇有理论深度的论文。但是，更多的史学家还是停留在消极抵制的范围里。仅仅进行消极抵制显然不够，因为那样就给其言论的泛滥无意中释放了空间和阵地，并给对方造成软弱甚至默许的错觉。1999年，从史学理论方面反对唯物史观的论文，以署名雷戈的文章最为典型。这位作者边续几年在国内的地方性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史学理论文章，不加掩饰地把唯物史观说成是“心腹之患”，要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史学进行“解构”。雷戈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旧史学”的一部分，要建立“克服”并“超越”这些“旧史学”的“新史学”，建立“本体论的”“新历史观和新史学观”，就需要从历史观到认识论，从史学概论到史学思想，从史学观念到史学史，对唯物史观和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和“批判”，以“理性”去“限制”和“规范”唯物史观，在历史观的领域实现“多元化”。他每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抨击。
雷戈非常反感用“历史理论”去“指导”历史研究。他质问说，理论只是一种工具，岂有在“某某工具指导下”的道理？其实，从来没有人否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工具。但“工具”与“指导”并不矛盾，“指导”与“贴标签”更不是一码事。按指南针辨别方向，此时指南针是工具，但有指导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唯物史观是一个工具，但也是理论指导。它为史学家指明了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方向。这何以是“天大的笑话”呢？这只说明了作者的思想混乱。没有任何理论指导的历史学，又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学呢？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存在过这种历史学吗？唯物史观开宗明义，首先就明确区分两种历史，一种是人类史，一种是自然史。只要是人类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必然以“普遍的理性”作“基础”，即便神话、传说、宗教史，也不能不以“人的理性”作为“基础”，不然就不能使人理解，不能让人接受或信仰。否定唯物的历史观，否定对“理性”的唯物主义的了解，必然是肯定唯心的历史观，肯定对“理性”的唯心主义的阐说。所谓“解构”唯物史观，从另一面说就是树立唯心史观。所以，在历史学研究中，试图摆脱理论指导，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当然不是要搞教条，当然不是要用唯物史观代替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任何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的解决，都要靠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光有唯物史观的教条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坚持的是，在唯物历史观指导下，研究历史，复原历史，阐释历史，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示方向，为我们今天正在创造历史的人们增加智慧。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争论问题很多，这是学术研究繁荣的象征，从另方面说，可能与不同的研究者掌握资料的多少与是否全面有关，与他们的社会阅历和视点有关，也可能与他们获取的理论指导有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相关的研究者应该冷静思考、倾听不同意见、尽可能全面占有资料、认真思考相同的或者不同的历史背景，修正或者坚持自己的论点。学术研究、学术传统、学术观点既要坚持，也要发展、创新。没有坚持，随风而动，恐怕不成学问。不追求发展、创新，学术停留在原有的基点上，也不能成为好的学问。
学术要发展、创新，需要借助各种研究方法。史无定法，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兼采众长，不拘一格。20年来，我们借助海外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理论，对于打开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领域，增加新的知识，提升研究水平，都大有好处。但是，在一些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新见解、新理念和新方法，而不愿做深入扎实研究的倾向，往往以呼应海外某些时髦理论为得意，套用国外的新方法和新理念进行研究，将历史学变成了个人阐述自己思想的窗口，并不能真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增益。因此，借助各种研究方法，也要防止食洋不化、囫囵吞枣。我们看到，有的研究论文，采用国外的某种模式，却丢弃了我国历史学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这是得不偿失的。我国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指出，实证主义是永远不能推翻的。历史不能套用模式。模式是历史过程终结才能概括出来的。（注：《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有的学者指出，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注：《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这样的见解值得重视。总之，理论分析必须结合实证研究，移植过来的理论方法若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也不能在中国近代史学园地生根，发展。有些域外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往往昙花一现，就是没有同中国的史学研究传统相结合的缘故。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有的学科是后起的，如近代社会史、近代社会文化史，开辟未久，前景广阔。像每一个新兴领域都存在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样，近代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学科，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但这样的学科，从总体上说还处于兴起阶段，研究者各自为政，还是一种无组织状态，也未形成公认的比较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对学科概念的认识歧义，缺乏资料建设，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因而缺乏代表学科高水平的著作，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训练。改进的办法，首先在于愿意投身于这些新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打好中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的知识基础，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知识，还要领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尽可能占有与论题相关的资料，在研究中细心求证，不急于成名。在学科建设上要加强组织性，有条件的单位要集中力量编纂代表学科方向的基础史料。
我们预测在近期内，近代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将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实社会的丰富多彩也提出了这种需要。我们不仅需要政治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也需要近代民众生活史和观念史、近代社会民众文化史。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能是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生长点。但在研究者的水平不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短期内学术界不会出现质量很高的研究著作。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
当前学术研究要注重学风，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要注重学风建设，要提倡执著精神、坐冷板凳精神。1999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的编辑部言论，同时刊登了若干知名学者在“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力提倡发展健康的、严肃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书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认为：近年来，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学术精品不能说没有，但平庸之作似乎更多，不仅“低水平的重复”现象在在皆是，更为严重的是抄袭、拼凑之作有之，胡编乱造之作亦有之。在此情况下，优秀书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然而，学术书评的现状却十分令人失望，各类传媒所发表的众多近代史书评，固然不乏严肃认真之作，但捧场应酬之作也不在少数。有些书评作者，既未认真研读所评之书，又无足够的相关知识，却要自充里手行家，动辄曰“填补空白”、“开辟了新领域”，是什么“力作”、“华章”，空话、套话连篇，几同街头招贴。这样的书评，对学术精品起不到推介作用，对伪劣之作也起不到揭露作用，而且本身还难免成为伪劣产品的一种。学术书评的落后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严重关注和忧患。（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编辑部言论和许多学者的发言，指出了当前书评界的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学风问题，是不踏实的学风与浮躁心态结合的产物。它暴露了书评中的问题，实际上暴露的是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问题。我们的出版界、各种学术杂志、大众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史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个专门的学术园地，大力呼吁、推动健康的学术书评，希望引起学者们注意，也希望产生好的效果。
1999年是新中国建立50周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为此组织学者撰写中国近代史领域各学科50年研究状况的回顾与评述的文章，出版了“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同时在此基础上予以扩大，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约60万字），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注意和好评。上述的专辑和书中的各评述文章，代表各位学者的观察，可能有不同见解，但是，对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各领域的状况做出一个回顾，还是有价值的。这对于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了解学界状况，确定今后研究方向，显然会起到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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