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中国涉外经济政策——兼论中国赴东南亚收购的时机与紧迫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紧迫性论文,东南亚论文,经济政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危机下一步走向的焦点集中到了中国大陆身上，如果人民币也贬值，无疑会在本地区引发新一轮危机。本文主要分析这次金融危机与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关系，分析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由于问题的核心在人民币汇率，而人民币的汇率又取决于1998年中国出口的表现和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高低，因此，本文从中国出口开始谈起。
一.中国外贸依然会表现良好
目前，国际金融界对人民币贬值的猜测多来自对今后中国出口增长率将下降的预期。一般认为，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对外贬值会对中国出口造成压力，导致大陆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逆转，从而在主客观两方面引发人民币贬值。主观方面是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主动实行竞争性贬值；客观方面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增加，在各种市场因素的左右下，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的贬值。与这种预期相对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绝迹多年的外汇“黄牛党”又纷纷出现，有意压低人民币的汇率，企图从中牟利，加上国际金融界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种种预期，似乎要形成一种左右市场的心理预期，令人们对人民币的前景和信心渐失。然而，从经济的基本层面看，中国出口会表现良好，人民币在中期内似乎没有贬值的必要和压力。
1.中国国内的供给条件宽松，处于低通货膨胀和（至少名义上的）高增长状态，为1998年中国出口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从1997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经济中的过剩现象越来越严重，投资和消费不畅，凸显出出口日益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1997年，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从上年的1.64 %一举上升到20.9%，在周边地区低迷的出口表现中一枝独秀。其原因主要应归功于内部因素。
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增加出口是非常有利的，从总量上看目前国内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产品供应能力过剩，需要出口消化；从结构上看国有工业和外贸企业在过去两年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许多外贸企业和国有工业企业实现了联合和兼并，大大降低了成本和重复建设费用），由此也带动乡镇企业等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调整，工资、福利等内部成本急速下降；而生产过剩与几乎是零的通货膨胀率带动出口收购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许多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20%），有效地抵消了国外同类产品贬值带来的负面因素。而且，如今这种企业重组和价格下降还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1998年上半年中国的相对过剩的宏观经济环境不会有突变（即使放松宏观经济政策，内需和投资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出现明显效果），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出口依然是最现实和见效最快的手段，中国政府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推进出口。可以预见，中国政府将会在出口退税（如即报即退、在财政状况许可的条件下甚至可以将增值税出口退税率提高1～2%）、银行贷款（如提供优惠利率）、减免重点出口企业税收和其他负担等方面下功夫，以切实抓好今年的出口增长。
应当说，1997年出口20.9%的高增长是不正常的，多少带有从1996年1.64%低增长的恢复性质。1998年中国出口增长如果能够达到8 ～10%则是正常的，可以说，现在中国对出口的刺激政策还没有完全到位，如果加以努力，应该能实现上述目标。
2.东南亚出口在短期内不会与中国直接竞争
东南亚地区货币出现的大幅度贬值，是金融危机中的被动贬值。从对出口和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看，主动贬值和被运贬值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从供给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被动贬值实质上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体系。而且，东南亚经济都属于出口导向的“飞地式产业”，一旦出现危机便是出口能力和经济体制的双重破坏，同时，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龙头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出现问题，进而引起一连串后果。这种危机一旦发生，短期内很难恢复。
由于汇率大幅度波动、利率飙升、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股价狂跌，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丧失，在倒闭风潮之下，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短期内基本没有办法利用汇率贬值的优势扩大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例如，到1997年底，尽管印尼盾贬值了60%，但印尼对外出口商品的报价只降低了6%，年底印尼出口增长率3%都不到；即使表现较好的韩国，1998年1月的出口增长率也只有1.2%，尚未见到贬值的好处。虽然从去年11月开始，泰国等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相继恢复经常帐户顺差，但其代价无不是大幅度降低进口（如韩国1 月份的进口下降了40%），从汇率贬值中获得的正面效果很难评估。
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多属于外资加工性质，即“两头在外”型出口，有很强烈的外发分包（SUBCONTRACTING）和OEM加工性质， 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极其依赖进口，汇率贬值同时带来了进口成本上升，对降低出口商品报价没有明显的帮助。进口成本上升，带来物价高速上升（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发生的情况），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劳动力价格和其他成本也急速上升，吞食了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
而且，东南亚这种外资加工性质的出口，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跨国企业的产业内分工范畴，跨国公司从全球经营的角度考虑东南亚的地位，东南亚地区也与跨国投资企业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相配合，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生产。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与它们的出口有交叉，但更多的是差距。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40%左右东南亚国家并不生产。与韩国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在档次上又有一定的差距。在主要的出口产品中，服装和纺织品有配额限制，汇率贬值在短期内无法起到迅速扩大出口的作用。同时，在中国的出口中，47%属于加工贸易，基本不受人民币汇率高低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是一种综合实力，不仅仅是由汇率体现的价格决定，贬值不能说明一切。1994 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和贬值时， 80%的外汇交易已经是市场调剂，当时的调剂价是9～10元，1∶8.7 的统一汇率实质是升值而非贬值；1994年至今，由于中国的利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下降等因素，人民币实际汇率大约上升了40%。即使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出口仍然在发展，1995年增长率达到22.9%，1996年下降到1.64%，1997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0.9%的高水平，显然价格因素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在的竞争力。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大致包含三方面因素：
第一是劳动力价格。直到今天，与东南亚地区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属于价格低而素质高。泰国铢在贬值50%之后，其劳动成本依然高于中国。由于中国内陆省区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给沿海的出口加工地区，这一优势会在长时间内维持下去。据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的调查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外来体力劳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中基本没有增长。
第二是产业优势。与东南亚地区的飞地式经济不同，依托庞大的劳动力优势，结合本身的综合工业基础和广大的内部市场，在过去10多年中中国已经发展出了从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到机电产品的出口产品系列，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综合出口体系。反观东南亚，这次外商直接投资的撤退和减少，已对过去依赖外资建立起来的区域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中国的出口与香港和台湾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网络形成了地区整合的优势，短时间内其他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组合基本无法替代。同时，华东一带企业与日本企业形成的合资和加工关系也比较牢固，对开拓日本市场和巩固中国出口竞争力大有帮助。
3.从进口方面看，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不振，进口需求短期内不会出现明显上升
国内大宗消费品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如空调大战、彩电大战、微波炉大战、冰箱大战、VCD大战， 乃至今年可能发生的轿车大战等），进口商品纷纷被排挤出主要消费市场和领域，为国产货和国产成份含量越来越大的合资产品所取代，其中最明显的是在东南亚地区生产的日本家用电器基本从中国市场上被淘汰出去了。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呈现出了很强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从投资看，中国国内的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中西部开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不象80年代的引进生产线那么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可能放缓，外资带来的设备、零部件等投资产品进口也增长幅度不大。
因此，如果1998年中国的出口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进口方面不出现特殊的情况，中国的外贸应当不会出现逆差。根据已有的资料，1998年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13.7亿美元，其中出口126.8 亿美元，进口86.9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增长8.8%，考虑到去年1月份比1996年同期增长27%的较高基数，看来今年中国出口增长的势头并未有太大减缓（1月份还包括4天的春节假期在内）。
当然，中国出口也会受到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影响最大的因素在于东亚市场，中国50%的出口市场在东亚，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都是前十位的市场，金融风波导致它们的购买力下降，对中国出口非常不利。不过，由于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这些地区的外商在华投资的企业生产的，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不利因素。在第三国市场，中国产品也会与贬值后的其他国家商品竞争，尤其跟韩国在钢铁、造船、电子等方面有竞争。
总的说来，如果1998年中国出口出现下降，更大的可能是国际市场收缩和国内出口体制的问题，短期内受东南亚贬值冲击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从长期（三年左右）看可能需要另作考虑。
二.中国应调整吸引外资政策
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生产性直接投资的能力。如果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同样会对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带来沉重的压力。应当看到，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50%以上来自港澳台地区，加上东南亚则超过60%，再加上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则已超过70%。由于这些地区股市大跌，金融体系运作不灵，企业倒闭成风，1998～1999年当地资本肯定没有大规模资金输出的能力，从而使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面临很大的困境。
同时，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萧条，造成东亚地区进口能力大幅度下降（各国普遍下降了20%以上），造成原来投资中国的返销型企业销路不畅。这方面，韩国是一个典型。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和韩元大幅度贬值后，韩国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设立的返销型企业纷纷停工，预计这种局面在短期内不会好转。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疲软，过剩经济逐渐形成，市场竞争激烈，使得原来看好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却步，大部分内销型的外资也可能出现缓行的趋势（当然，电子电信等行业可能是例外）。因此，在中期内，中国的外销型外资和内销型外资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减缓、甚至衰退的局面。外资投入的主力，会从港台、海外华侨为主，转为以跨国公司（欧美和日本）为主，其市场对象是中国全国性的市场和东亚的区域市场，规模较大，但数量较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无法重施过去几年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填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的经验，原来依靠外资投入增加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模式恐怕会落空，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依靠外资的想法会越来越不现实。
不过，东南亚地区动荡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当地推行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可能会促使国际资金继续流向经营环境比较稳定的中国。其他如东欧和拉丁美洲地区，与中国相比在吸引外资方面仍有相对的弱点。而东南亚地区由于本地经营环境逆转，可能会出现自身资本外逃的现象。这些外逃的资本除了选择美国的金融资产投资外，如果要进行实业性投资（主要是由华侨控制的资本），首选地可能还是中国大陆。当然，能否实现上述设想，还需要中国自己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
应当看到，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是决定东南亚和中国出口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90年代中期东南亚出口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失利，一定程度上是1992年以后东南亚失去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大陆造成的。
表1 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
金额(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比重
1985～1990年平均 26.5410.73%
1991 43.6610.47%
1992 111.5622.48%
1993 275.1537.67%
1994 333.8736.91%
1995 358.4937.21%
1996 423.0032.86%
出处：《世界投资报告》，1997
表2 东盟国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1985～1990年平均
10.5410.17
5.514.13
1991
39.9820.14 14.825.44
1992
51.8321.14 17.772.28
1993
50.0617.30 20.04
12.38
1994
43.4213.22 21.09
15.91
1995
41.3220.03 43.48
14.78
1996
53.0024.26 79.60
14.08
出处：《世界投资报告》，1997
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1992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90年的10.54%翻了一倍，达到22.8%，1993 年进一步增长到37.67%，之后一直保持1/3左右的比重。 而东南亚四国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2～14%之间，与中国的飞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就绝对数而言，1992～1994年基本没有明显增加，1996年的增长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进一步开放。而同期，中国实际利用的外资数目一直在高速增长之中。
利用外资形势的此消彼长，配合以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使得全世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基地集中到中国大陆。而东南亚国家因为本国劳动成本上升、地价上涨、经济泡沫化等因素的影响，吸引的外资逐渐集中到电子、电器和汽车零部件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方面。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劳动成本上升、配额限制等因素，或停止生产，或转移到柬埔寨、老挝等地。当然，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使产业发展范围越来越窄，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容易出问题。1996年，国际半导体产品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有的产品高达80%），东南亚国家原来生产的监视器、鼠标、键盘、电源等电脑周边产品又受到中国大陆的激烈竞争压力；与日本合作进行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在日本轿车销售衰退的背景下无所作为；而日本在这里建立的家用电器工厂质量不过关，明显无法应付中国大陆的减价战，在中国市场被排挤出来，由此导致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局面逆转，终于被国际投资者炒作，引发汇率大幅度波动。东南亚地区出现的问题，固然与本国经济基础过于单薄、开放速度过快有关，但从国际大背景看，它们吸收生产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降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可以预计的是，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1998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势头会出现减缓甚至下降的局面。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政策建议，在今后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对外资的作用不可低估。今明两年，中国虽然可能会失去部份外商直接投资，但如果工作做的好的话，也是一个机会，完全可以用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加强宣传，稳定外来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适当程度上恢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保持中国在国际上吸引外资的优势地位。
实际上，此时提出恢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绝对不是原来政策的反复，而是充分兼顾到中国国内经济状况和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能力提高和经营环境改善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因为在经历了对外资政策的争论之后，目前中国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经营环境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中国本土企业（国有企业、上市企业乃至民营企业等）、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政策环境较以往有利得多，无论是贷款、集资、还是税收减免都获得照顾，过去那种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状况已大大改变了，甚至出现了逆转的势头，具体说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效益好的本土企业非常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在各级政府“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那些市场份额大的本土企业往往成为银行主动找上门来贷款的对象，好企业根本不用担心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贷款的来源。
第二，企业通过上市集资，获得了大量资本金。这两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得很快，一些效益好的企业被地方政府推荐上市，由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金。由于经营状况良好，这些企业自有资金充足。1997年，中国企业存款有两万六千亿元，大多属于这些绩效非常好的企业。
第三，地方政府给予税收优惠。过去，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状况十分严重，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多种政策优惠，内资企业却要承担种种包袱和额外负担。近一两年来，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企业留在本地，帮助企业走向全国市场，大大加强了对企业的扶持。例如，北京的燕京啤酒就一直得到所在的北京顺义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原来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山东秦池酒，也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投标成功。
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改善也使中国国内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突出。近一两年来，中国过剩经济的特征十分明显，企业的市场争夺战进入白热化，各地区、各种产品都掀起一轮轮的价格大战，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各路商家绞尽脑汁，力图先拔头筹。经过两年的市场竞争、兼并和整合，中国市场上优胜劣汰的形势十分明显。一大批企业和名牌在市场竞争中（而非计划安排下）涌现，它们形象新颖，市场份额急速扩大，往往成为同行业的带头者。例如，各类家用电器都涌现出了一两家“巨无霸”型企业。微波炉的格兰仕几番降价之后，目前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只有600～1200元，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市场份额到了50 %左右；彩色电视机中的长虹、康佳、TCL王牌经过去年的价格大战， 也占了将近50%的市场，而且在大屏幕彩电等原来不具优势的领域，以低价格向进口产品发起猛攻；洗衣机如小天鹅、海尔、荣事达等，电冰箱如海尔、美菱、新飞、上菱等，基本已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不但淘汰了中小型的杂牌产品，也将一向受国人信任的日本和韩国进口家用电器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其他产品亦是如此，无论价格还是质量都极具竞争力。例如，三年前人们一直担心的啤酒合资热并没有让外资和外国品牌占据中国市场，反而是燕京啤酒异军突起，1997年产量突破70万吨，正在向100万吨的规模发展。
可以预计，在降价和大规模广告等促销手段下，以中国的市场容量，这些大企业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它们中许多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单一产品生产地。而且，青岛海尔等一些企业还在走集团化的扩张道路，力图成为中国的“松下”和“三星”。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成绩，令人们对外资企业和进口产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外资不是洪水猛兽，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它们照样输给了中国本地的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也不是一盘散沙，只要策略得当，照样可以打败外资。同样以家用电器为例，天津与韩国三星合资生产的家用电器并未受到中国消费者的特别青睐，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在东南亚生产的进口家用电器柜台前，则可以说是门可罗雀。如今中国的消费者根本看不上在东南亚生产的日本电器，反而是对自己的国产货充满信心。因此，从全新的角度考察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促进中国经济的结构转换和持续发展，可以说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基础。
另一方面，今年一月份的统计数据也给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敲响了警钟。一月份进口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12.9%（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一方面反映出加工贸易进口量减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设备进口减少。如果不在政策上有所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很可能会继续下去。
总之，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的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通过中国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正面交锋，在消除了对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心理阴影后，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放宽，需要陆续出台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而且，这种优惠政策的恢复可能还应属于长期性质。当然，中国在提出新的优惠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等多方面的因素。
三.人民币汇率不能变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根据目前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报告，普遍认为在充足的外汇储备下，以中国不开放的资本帐户，短期内人民币不存在贬值的条件。但国外投资银行的报告则担心中国出口能力下降，会主动实行竞争性贬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1.从外汇市场供求看，1997年中国获得了403亿美元顺差，1998 年1月又获得了20多亿美元的顺差；从进口疲软的局面看， 人民币不但没有贬值的压力，反而有升值的压力。如果中国的外汇管理当局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打击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外汇黑市，稳定居民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避免外汇抢购风潮的出现，单从外汇市场的供求看，人民币的汇率完全可以维持到1998年年底。
由于中国对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此时人民币再主动实行竞争性贬值，难免会给中美贸易争端带来新的摩擦；同样，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1997年中国对日本也有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作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的日本（如包括转口因素在内，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也不希望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单从贸易角度看，美国、日本都不希望中国贬值；不仅如此，由于人民币贬值会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汇率稳定，正如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日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的，美国严重关切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否。因此，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没有贬值的外部政治压力，反而有强大的压力要求稳定。即使从推动出口的角度出发，策略上似乎也应以调整国内政策（如微调出口退税率）为主，而不应贸然改变人民币汇率。
2.人民币汇率稳定甚至略有上升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其汇率水平会呈现由高估变低估到平稳的发展过程，高估阶段主要是因为经济落后，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的各种利益而实行；低估阶段则是要加强出口竞争力；平稳阶段则是因为经济实力增强，汇率主要由比较成熟的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由于经济发达到了一定程度，政府的调控能力也有所增强，市场关系一般不会出现太剧烈的波动（当然，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市场的波动幅度可能会超出基本经济因素之外），外汇市场会相对平稳。
按照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水平和规模，特别是出口产业的水平，与政府的调控能力相配合，人民币汇率应该已经达到了稳定的阶段。事实上，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过渡到了市场决定阶段，任何时候违背市场供求以实现人为贬值，虽然暂时会奏效，但将来都会通过通货膨胀等因素回归到原来的实际汇率水平。所以，今后中国的出口增长不可能长期依靠贬值刺激，而应该转换结构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3.从非市场因素看，当前绝对不是人民币贬值的时机。从决策者的角度看，汇率贬值的时机，应该符合市场供求走势和人们的预期，如果时机不对，在前景不明时贸然实行贬值，很容易触发外汇市场信心崩溃，如果加上外围因素兴风作浪，则可能在长时间内失去汇率的稳定。目前的周边环境，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动为上，有关人民币浮动的决策，应当在风平浪静时作出。
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与否，对香港有巨大的影响。人民币大幅度波动，无疑会影响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打击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再有，人民币贬值，肯定会冲击东亚其他地区的货币，有可能在全地区导致新的一轮经济和金融危机。
现在， 许多媒体已经在讨论这次东南亚危机的中国竞争因素； 在1994年实现贬值之后，单从政治角度考虑，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决策，中国还是不要再制造新的争议为妙。
当然，人民币贬否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实际和需要，也取决于国际周边环境的变化和转折。如果种种意外情况出现，人民币真的需要贬值，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既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去稳定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应当说，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为东亚经济稳定做了贡献，但中国绝对没有义务为维持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严重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
四.中国应抓紧时机尽快赴东南亚收购廉价资产
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关注较少的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问题。由于中国（包括地方政府和产业部门）在香港有大量的投资，香港股市下跌，金融市场动荡，红筹股和H股指数下降， 肯定会使中国大陆在香港的金融资产缩水，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统计，香港市场大约占了中国海外资产的1/3，新加坡的比重也不小。因此，认为中国企业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从中得到的仅仅是警示性作用的观点是不确切的。如今，基本没有专家探讨中国海外投资的损失。在实际工作中，在短时间内尽快了解中国企业的实质损失，建立清楚的帐目，应该是经贸部、外汇管理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等机构的重点工作之一。同样，东亚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也对国内有关部门如何兼顾中国的海外资产，如何对这些企业进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应特别要求这些企业不能光炒股票和房地产，必须深入其他市场和实业发展。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企业海外筹资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短期内无法继续下去，如在香港发行H股、发行红筹股、 红筹股注资等方面，就可能会面临一个一年左右的熊市。而单在1997年，中国就通过红筹股的方式，从香港市场筹集了900亿港元的资金， 其中单是中国电信一家就得到了300亿港元。在股市低迷的情况下， 这种好景气短期内难以再现。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和韩国股市大跌，资产大幅度贬值，也给中国企业进一步对外投资和购买外国资产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目前，东南亚地区许多资产已经跌到了原来价格的10%左右，远远低于其应有的市场价值。看中这一点，美国企业已经进军韩国收购当地大企业（如传说中的通用收购韩国大宇汽车50%的股权），美国金融企业开始大肆收购这一地区的金融机构；连台湾当局也利用这次危机，再次推动南向政策，鼓励台湾企业四处活动，力图在今后的东南亚廉价资产抢购战中先行一步。按照台湾企业的兴趣，它们不仅收购当地一些金融机构（如京华收购泰国一家商业银行、香港山一证券的一家分公司），还把目光投向产业，如京华也准备收购韩国半导体工厂，其他一些企业则准备成立投资基金和股份公司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集体收购当地的能源工业、外向型企业和旅游业等资源。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准备，台湾的各项工作和各路人马已大致就绪。以经贸为实力，台湾朝野政治人物也纷纷出访。
应当看到，在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汇率巍然不动，虽然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但也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在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市场恢复之前，是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大好时机，中国必须尽快考虑进入当地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可以结合不同国家和产业的特点，从以下方面考虑：
第一，从外交和政治关系等方面考虑，对外投资的对象以泰国为主，在马来西亚的收购行为可略为谨慎，在排华声浪中需要回避印度尼西亚，对韩国则可考虑购买其大企业在海外的资产。香港和新加坡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应是投资的重点。而且，东南亚国家许多企业都由香港和新加坡的上市公司控股，因此，除了直接的收购行为外，通过香港和新加坡的上市公司的身份去控股，既可以避开政治和外交的冲突，又可以有效获得香港和新加坡的法律保护，应该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
第二，从投资的产业看，首先，可以考虑能否利用东南亚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等产品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配额，将中国过剩的纺织品生产能力转移到这里。其次，可以考虑收购当地一些电子工业，特别是微电子工业，目标以获得生产能力和技术为主；或者与中国日益成长的家用电器产业相结合，目标以占领当地市场为主。再次，除了工业设施之外，还有旅游业等服务行业，东南亚地区的部分高速公路、度假胜地、饭店，都可以考虑收购。收购的行为可以与中国国内日益兴起的出国旅游相结合，重点考虑今后3～10年中国大陆游客可能利用的旅游饭店、 高速公路、度假胜地。最后，由于东南亚地区多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在当地及海外均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这些销售网络也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考虑对象。
第三，从投资主体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可以从国家层面出发，由国家组织经贸考察团和投资基金，协调行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可以显示中国帮助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渡过经济危机的姿态；二可以对投资提供政治和外交的保护；三可以由国家对这些投资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如保险、奖励等），减少企业的投资风险。
其次可以从企业层面出发，既可以是有实力、同时又需要在东南亚地区实行战略性发展的国有大型、甚至特大型企业，又可以是机制灵活、迫切需要拥有开拓海外市场经验的民营和乡镇企业。当然，这些企业，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结合各自的优势，甚至与香港和新加坡的企业结合起来共同投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金融危机过去，东南亚地区的资产将会迅速升值，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和利益。在现阶段，要果断利用香港中资机构的资源和灵活机制，在做好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迅速进入东南亚地区的资产收购市场，挑选适当的资产进行收购。
应该说，如果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能够在此时有所作为，无疑会大大加强中国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扩大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壮大中国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经历的必然过程。
从上述分析中看到，东亚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决不仅仅是挑战，其中包含着更多的机遇。或许，我们可以重温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后，东亚经济抓住国际市场空间而迅速发展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在东亚其他经济未恢复元气之前，稳住阵脚，积极进取，无疑会为下个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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