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辉[1]2004年在《英汉宾语移位现象对比》文中研究指明移位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英汉两种语言中也不例外。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宾语向前移位的现象，具体包括由NP短语充当宾语的移位现象(被动结构、中动结构和主题结构转换生成过程中的NP移位现象)和由WH-词充当宾语的移位现象。从认知的角度讲，宾语前移是为了突出焦点，突出信息。因此，两种语言中宾语移位的句式都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和特点。特别是英汉两种语言的宾语移位过程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本文以此为对比基础，以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结合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理论和普遍语法理论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宾语移位现象进行对比分析，解释移位前后结构的转换生成过程。本文通过对比，寻求两种语言在移位现象上的共同特征，以期为普遍语法理论提供一些证据。移位现象虽然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但决不是说移位是自由的、绝对的，本文也列举了英汉两种语言中都不能移位的现象及仅英语中和仅汉语中不能移位的现象，说明其移位的限制条件，给予解释。 本文的正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英汉两种语言中宾语移位的过程进行对比。具体包括由NP短语充当宾语的移位过程(即被动结构、中动结构、主题结构转换生成过程中NP移位现象)和由WH-词充当宾语移位过程的对比。从动态的角度描述并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宾语移位的转换生成过程，寻找其共性特征。同时也对移位后形成的结构进行对比，归纳其异同。 第二部分对英汉两种语言中不能移位的现象进行对比。分别从英汉两种语言中都不能移位的现象及仅英语中和仅汉语中不能移位的现象叁个方面进行描述，提出移位限制条件，并给予解释。
曹彬[2]2015年在《主格优先原则与汉语相关句式研究》文中指出句子通常有一个主语,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汉语中存在一些反常规句式:领主属宾句原本是天生的无主句,被动句原本是派生的无主句,它们的主语从何而来?主谓谓语句存在两个主语,而无主句没有主语,这又如何解释?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然而各种解释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难题,而且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将这四类句式统一解释的尝试。本论文认为格理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目前的格理论研究成果尚不足以解释这些特殊的汉语现象。本论文针对Chomsky(1986a)关于结构格、内在格与赋格成分的主张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重点关注动词、名词和介词指派的格类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赋格成分的语类特征与格类之间存在一种整齐的对应关系,而且不同格类在被指派时总遵循主格优先原则。运用主格优先原则及相关研究发现,本论文对领主属宾句、被动句、主谓谓语句、无主句这四类汉语句式的生成过程分别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所有功能语类中心语都是结构格赋格者,所有词汇语类中心语都是内在格赋格者:动词兼有指派结构格和内在格的能力实际上由动词的功能成分v和词汇成分V分别承担;名词兼有指派结构格和内在格的能力实际上由名词的功能成分D和词汇成分N分别承担;内在格的实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无语义的介词of,介词既是内在格赋格者也是内在格实现形式;标句词C可以给时态从句指派从句格(结构格)。名词短语获格时遵循主格优先原则:当面临结构格和内在格的选择时,名词短语总是优先获得结构格,其中主格是结构格内部的第一选择,宾格为第二选择;名词短语无法获得结构格时才会选择获得内在格。2.领主属宾句的谓语为非宾格动词,该句式的深层结构是天生的无主句,句子中心语指派的主格空闲。生成表层结构时,宾语名词面临内在格(非宾格动词指派)和主格(句子中心语指派)的选择,在主格优先原则的驱动下选择整体移至句首获得主格;如果语用上要求宾语作为焦点留在句末,领有名词尽管已经获得了所有格,也会在主格优先原则的驱动下选择移至句首获得主格,保留宾语获得非宾格动词指派的内在格。山于汉语不需要遵守左向分叉条件(Ross 1967),领有名词的移位操作不存在理论障碍;移位是为了获得主格,符合利己原则;移位时放弃了所有格,没有造成重复赋格问题,所有格标记被自然收回。3.短被动句的"被"是被动标记,其被动语义添加给轻动词后,轻动词丧失指派宾格的能力,成为派生的非宾格动词。与领主属宾句一样,被动句的深层结构是无主句,主格空闲。宾语名词在主格和内在格中选择前者,并通过移位操作生成直接短被动句;宾语名词如果包含领有成分且语用上要求其作为句末焦点,领有成分在主格和所有格中选择主格,并通过移位操作生成间接短被动句,保留宾语获得被动化后的动词指派的内在格。长被动句中原本有两个"被",介词"被"引导的介词短语嫁接于被动标记"被"引导的被动短语之上。两个"被"均包含被动语义,被动标记"被"的功能被介词"被"的功能包含,根据经济原则被删除。介词"被"的被动语义添加给轻动词后,轻动词失去指派宾格能力,句子变成派生的无主句。接下来生成直接长被动句和间接长被动句的过程完全与生成直接短被动句和间接短被动句一样。4.汉语主谓谓语句是一般主谓句派生而来,句首名词实际上是携带语用特征的主语。语用信息会发生句法化:不同的语用信息产生不同编码,并被添加给对应的中心语,影响中心语的功能。尽管如此,语用和句法是两个独立的步骤,语用编码一旦被添加便不再干涉句法操作。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都是句中其他成分移位而来:特殊的语用信息无法被现有的中心语接纳,为了顺利接纳该语用信息需要嫁接生成一个句子中心语,该中心语主格指派能力空闲,其他成分为了主格移至句首。5.省略主语句其实是隐身主语句:句中主语由于经济原则没有显现,但该主语真实存在并可接受主格;祈使无主句的句首位置省略的不是附加语而是主语,该主语可以接受主格,也是隐性主语;典型无主句是天生的无主句,但表层结构中宾语名词获得主格,该句末位置也是表层结构的主语位置。总之,所谓的汉语无主句都是假无主句,没有违反扩充的投射原则:扩充的投射原则规定每个表层句子都要有主语,但并没有规定主语一定是显性的,也没有规定主语一定出现在句首。本论文用主格优先原则对四类汉语相关句式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也验证了主格优先原则作为一条句法原则的真实存在。
于辉[3]2006年在《英汉主动变被动结构中的宾语移位对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分析英语和汉语被动结构转换生成过程中的宾语移位现象,对两种语言中的宾语移位过程进行对比分析,寻求两种语言在移位的过程中的共性,以期为普遍语法理论提供一些证据。
余承法[4]2013年在《全译求化机制论》文中认为全译求化机制论,以考察全译及其属性为起点,以解读钱钟书的“化(境)”为切入点,以小句中枢说和小句中枢全译说为理论基点,以汉英对比为参照点,以几个大型语料库和自建的全译语料库中为支撑点,尝试建立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全文遵循“叁个充分”(观察充分、描述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叁角(“表—里—值”小叁角和“语—思—文”大叁角)的研究思路,通过论证全译的本质——化,揭示全译的核心——求化,探究全译求化的关键——求化机制,着重阐述7种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类型及其组合能力和概率,挖掘57种组合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性规律。全译求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将丰富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思想,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化翻译共性问题的探讨,指导译学方法论建设,为全译实践、全译教学(包括外语专业的汉外互译教学和对外汉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译文评估、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帮助和语料支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四章为正文,第二章为第叁、四章作铺垫,第叁章为全文的核心,第四章为次重点,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对国内“化(境)”研究、国内外全译转换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意义,并对整个研究框架作出说明。第二章阐述全译的本质及核心。先从全译的定义入手,在阐明全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工具、目的和属性之后,指出全译求似律决定全译行为必须遵循的叁大原则,即：语用价值第一、语里意义第二、语表形式第叁。然后考察全译微观活动的叁个阶段,即：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提出全译活动操作于以小句为中轴,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全译单位体系。通过“化”的文字学原解、哲学通解、美学专解和钱钟书自解,赋予译学新解,详论“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进而指出全译的核心是求化,求化的关键是建立求化机制体系。第叁章考察全译求化7种单一机制。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必须遵循全译的叁大原则,以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和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表形式。全章七节在逐一考察7种求化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之后,以语料库中的全译事实为依据,着重阐述每种机制及其次类的操作过程和方式。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主要是：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原语和译语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顺序与思维顺序同构,符合语言表达中的像似性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对形等义同值,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主要包括五种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和句群等化。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后者又体现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传达语里意义的差异,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增添,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和小句繁化。简化机制的理据跟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删减,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简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和小句简化。移化机制是因译语结构和表达规范之需而对原语单位进行位置移动,其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意不变值,主要包括叁种类型：原形移化即零翻译,主要是指原语中词和缩略语的移化；有形移化即移位,其理据是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语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包括语素移位、词移位、成分移位、复句的分句移位四个次类；无形移化即引中,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原语和译语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中。换化机制是应语值再现和语里传达之需而进行的双语语表形式的互相交换,操作原则是换形不改意不动值,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可分为六种类型：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和主被换化。每种换化类型的内涵、外延和理据不同,在次级类型上有所不同,有时存在交叉或重迭,如词类换化和成分换化、动静换化和主被换化。分化机制的理据在于：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汉民族与英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分形不断义不损值,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和复句分化。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第四章考察全译求化组合机制。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四篇公共演讲稿口译实例的调查和统计,逐一阐述57种组合机制的具体操作。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1)五类组合机制按照类型数量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20种)>二合机制=四合机制(15种)>五合机制(6种)>六合机制(1种),按照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148例)>四合机制(122例)>二合机制(73例)>五合机制(53例)>六合机制(18例)。可见,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要求越高,难度越大,频率就低；2)由于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频率和组合能力不同,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有别,各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呈现不平衡性。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的五个基本观点,指出现存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周振峰[5]2016年在《汉英介词悬空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介词悬空是语言学中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问题,与多种语言现象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介词悬空研究源于西方,在西方介词悬空通常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较少有对英语介词悬空的专门研究；汉语介词悬空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问题还有待分析；对二者的比较研究目前尚未见到。然而英语是典型的介词悬空语言,汉语则是极具类型学意义的语言,对汉英介词悬空现象进行对比分析不仅是理清相关语言事实的需要,更是验证相关理论原则的要求。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汉英介词悬空的形成都与移位、删除和重迭叁种句法操作有关,其中又包括“wh-移位”、“NP移位”、“并列删除”、“照应删除”、“正反重迭”以及“正正重迭”。首先,汉英都有wh-移位造成的介词悬空。①出现环境：二者都可以出现在直接wh-问句、间接wh-问句、关系从句以及截省句等四种句式中,但汉语截省句中的介词悬空不典型；英语还可以出现在感叹句中,汉语不能。②移位终点：汉语是轻动词短语的标志语位置,英语则是标句词短语的标志语位置。③移位动因：二者都是为了焦点的表达。④PP的句法位置：二者发生介词悬空的PP都处于补足语位置。⑤含介短语的固化程度：介词居末的短语,英语是由于其固化程度高而导致介词悬空,汉语则是由于介词悬空后才导致短语的固化；非介词居末的短语,二者出现介词悬空的概率都与含介短语的固化程度成反比。⑥间接wh-问句的分布：英语比汉语更广。⑦关系从句中wh-成分的隐现：英语可隐可现,汉语只有隐性的。其次,汉英都有NP移位造成的介词悬空。①出现环境：二者都能出现在焦点化和话题化结构中；英语还能出现在被动结构中,汉语不能。②焦点化方式的选择：现代汉语是“加标”,古代汉语是“前置”；英语是两种方式并用。③话题化方式的选择：二者都是“前置”和“加标”。④移位终点：英语被动化是屈折词短语的标志语位置；英语焦点化是主语之前,汉语是轻动词短语的标志语位置；汉英话题化都是句首的主语位置。⑤移位动因：二者都分别是焦点化与话题化。再者,汉英也都有删除造成的介词悬空。①删除方式：二者都有并列删除造成的介词悬空,汉语还有照应删除造成的介词悬空,英语没有。②删除动因：二者都是为了避免重复。③PP的句法位置：二者因删除发生悬空的PP都可以在多种句法位置上出现,但英语中发生悬空的PP可以居于表语位置,汉语不能。④主语的同指性：英语两个并列分句的主语可同指可不同指,汉语没有不同指的情况。⑤与其它悬空方式的组合：英语可以和其它悬空方式组合使用,汉语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句。最后,汉语各类介词都可以因正反重迭造成介词悬空,汉语某些方言介词还可以因正正重迭造成介词悬空,英语没有因重迭造成的介词悬空。总体来看,汉英两种语言在介词悬空问题上同大于异。其共性就是普遍语法原则的内容,其差异则主要是在某些参数上进行不同赋值的结果,例如对焦点化方式的不同选择、对话题化方式的不同选择、对被动化方式的不同选择、对感叹句式的不同选择、对反复问句的不同选择。本文在对汉英介词悬空进行系统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包括禁止介词悬空的理据、避免介词悬空的手段以及出现介词悬空的原因。由于本身词性的原因,介词必须引进一个成分并给其赋格,所以介词是必选性格位指派者。依据“扩充的格位过滤器”假设,如果其引介对象不出现,其格位指派能量就无法释放,句子就不合法。因此为了避免介词悬空,就需要选择某些替代性手段,主要包括介词并移、代词复指和介词删除。但是汉英两种语言中的介词悬空又是客观存在的,汉英介词悬空出现的句法环境有个共同点：介词的宾语虽然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但仍然是有迹可循的。例如,发生移位的句式中,可以沿着语链找到其落脚点；发生删除的句式中,可以承前找到其同指成分；发生重迭的句式中,也可以蒙后找到其同指成分。因此所谓“介词悬空”中的介词并不是绝对的悬空,而这也正是这些“悬空”得以出现的原因。
向二兰[6]2011年在《汉英助动词句法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对比语言学的目的是通过对比寻找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寻找语言间的共性和差异能更深入地了解某种语言。汉语助动词的研究从其名称引进的那一天起就同英语语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汉英助动词的比较研究能使我们从更高角度俯瞰汉语助动词的普遍性特征和个性特征。与其他范畴相比,句法范畴的研究对汉英助动词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汉语助动词词类的建立是在比照英语助动词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英语助动词之所以能被从整个动词领域中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下位小类,就是因为助动词有着独特的句法特征——“NICE”特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汉英比较的方式着重研究汉英助动词在句法领域的共性与差异,以期更透彻地阐释汉语助动词的本质特征。通过比较,关于汉英助动词句法的共性与差异,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共性1.通过考察汉英助动词在各自词类系统中的语法地位发现：汉英助动词均为各自动词系统中动词的一个下位分类。2.汉语“有VP”句式中的“有”同英语的基本助动词一样：自身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3.在生成语法提升动词与控制动词的框架下,汉英助动词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汉语和英语的认识情态动词和道义情态动词都属于提升动词；汉英语的动力情态动词都属于控制动词。4.通过比较汉英助动词与后续动词的完成体同现时的特征发现：两种语言的“助+动”结构中后续动词完成体都对助动词所表达的语义有分化限制作用。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中,多义情态助动词与完成体共现时,完成体会首先挑选多义情态动词中的认知情态与其匹配。5.通过比较汉英助动词的句法位置发现：如果忽略一些特定句式、固定句型中出现的助动词,英汉助动词均处于各类句子(单句、主句、从句、包孕句)的谓头位置。6.从汉英助动词与周围成分的融合方面看,汉英助动词在句中不约而同都表现出能与周围成分融合的特点。汉语助动词能与否定标记“不”发生粘合融合或完全融合,还能与疑问代词“怎么”发生融合。英语助动词能与否定词“not”发生缩略式融合也能与人称代词融合。(二)差异1.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下,汉英助动词属于不同的语类：英语助动词是功能语类,处在句子中心IP下；汉语助动词属于词汇语类,处在离句子中心最近的VP下。2.汉英“助+动”结构的性质大不相同。汉语“助+动”结构是动宾关系,英语“助+动”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句中作合成谓语。3.通过考察汉英“助”与“动”之间的地带,发现：汉英“助”与“动”之间可容纳的成分内容大不相同。汉语“助”与“动”之间能容纳包括介词短语、时间名词、副词、“把”+名词、“被+名词”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内容。英语“助”与“动”之间只能容纳单个的副词。4.关于助动词的重迭,英语助动词不能重迭。汉语的动词可以正正重迭或正反重迭表达疑问,而且,汉语的动词重迭表达疑问时,助动词具有优先权。5.关于助动词的移位,英语表达疑问范畴离不开助动词的移位,助动词的移位在英语疑问范畴的表达中是强制性的。汉语助动词的移位则无关疑问范畴。6.汉英助动词在连用方面更多地是表现出差异,助动词的连用在汉语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且汉语助动词的连用遵循一定的连用序列规则,即EDD规则；汉语助动词的连用具有一定的能产性,连用只要符合规则并且语义上允许,一般都能成立。英语情态助动词的连用在标准英语中不能成立,只是在某些方言中才有出现。并且,即便方言中的情态助动词能连用也不具备能产性,而只具有单词汇性。汉英助动词在语法特征、句法位置、句法操作、连用与融合等各方面表现出共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个性。汉英助动词在各个方面表现出的共性大于个性,汉英助动词表面看似纷繁复杂的个性,大都是由汉英语法系统自身的一些个性差异所决定,属于汉英助动词自身的差异特征相当有限。汉英助动词之间本质的差异只有一条,那就是：英语助动词属于功能语类,汉语助动词属于词汇语类。
杨坤[7]2013年在《定指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及其产生理据》文中研究指明认定构式是人类语言中一个比较普遍的句法范畴,它通常由一个系动词引起,表达一种认定或断定关系。本研究主要讨论认定构式的一个重要类型：定指构式(specificational construction),研究主要涉及英语、汉语两种语言。英汉定指构式的句法形式可以概括为：XP be/是YP,表达的语义功能是“为XP所涉及的‘变量’穷尽性地指定一个‘值’(YP)”。根据定指构式的复杂性,本研究把它们笼统地分为“简单型”和“复合型”两种类型。前者的句法形式为"NP1be/是NP2”,其系动词前、后段均为名词短语,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分裂构式和假拟分裂构式。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研究立足英语定指构式的研究,但也讨论了汉语定指构式,不仅注重二者的比较,而且把汉语定指构式作为支持本研究基本理论假设的跨语言证据。本研究主要关注叁个问题：(ⅰ)指构式具有哪些典型的句法语义特征?(ⅱ)定指构式的形式和意义是如何而来的?(ⅲ)英汉定指构式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简单定指构式和复合定指构式都具有“认定”或“断定”的语义功能,它们都属于认定构式或断定构式的句法范畴。定指构式具有叁个典型的句法语义特征：(1)系动词的前段和后段具有“变量”和“赋值”关系。由于定指构式系动词的前段所涉及的“变量”通常是或类似一个限定摹状词,因此其指称是“唯一”的。此时,根据Grice“合作原则”中的“量原则”,在定指行为中与“变量”对应的“赋值”也具有“唯一性”的蕴含。(2)定指构式具有“强制性的存在预设”。由于定指构式的前段具有限定摹状词的特征,同限定摹状词一样,具有“存在的预设”,即某事件已确实发生,所谓“定指”只是对该事件的某一方面进行认定；(3)定指构式具有“穷尽性认定”的构式义。这一整体意义不是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由NP1、NP2和系动词be进行语义整合的结果。第二,就句法形式而言,简单定指构式可能源于对认定构式构式图式的继承。这一过程也可能涉及“实例类比连接”,即对等同构式或述谓构式的类比参照。对英汉分裂和假拟分裂构式来说,它们主要源于对定指构式的最上层图式或核心图式"NP1be／是NP2”的垂直继承,同时还继承了名物化构式、主谓构式、系动词构式以及若干词汇构式的句法语义特征。就意义而言,由于定指构式的“变量”部分通常是或类似一个限定摹状词,而其“赋值”又是一个具有“指称性”的成分,这些特征与系动词be的认定功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定指构式“穷尽性认定”的构式义。英汉分裂和假拟分裂构式通过构式图式的垂直继承获得了定指构式的“穷尽性认定义”。此外,由于英汉分裂和假拟分裂构式通常标记“对比焦点”,这使其“焦点”具有“排他性”的蕴含。因此,定指分裂和假拟分裂构式的构式义可以进一步概括为“排他性认定义”。第叁,英汉语的简单定指构式和复合定指构式具有类似的功能。汉语界很少有人关注简单定指构式,对基本断定构式“NP1是NP2”的分类,王力(1957)“等同”和“归属”的二分法仍占主流。研究发现,关于英语简单定指构式“定指”、“述谓”和“等同”的划分同样适用于汉语简单定指构式。此外,由“是”和“的”构成汉语分裂和假拟分裂构式同样具有英语定指分裂和假拟分裂构式的典型句法语义特征,包括“强制性的存在预设”、“排他性”蕴含、“变量一赋值”关系等。总的说来,同英语定指构式相比,汉语定指构式的形式更为复杂,表达的意义也更加丰富。需要注意的是,英汉分裂构式和假拟分裂构式并不是总是对应的。有时,一个英语分裂构式译成汉语只能以假拟分裂构式的形式出现。这也可以看出,在汉语中分裂构式和假拟分裂构式的区分并不明显。本文认为,定指构式所表征的定指行为是一种普遍的语义行为。本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英汉定指构式的句法语义特征,并通过构式语法理论所倡导的“图式继承性”和“语义整合原则”来解释定指构式的形式和意义的产生理据。本研究不仅为定指构式的形式和意义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构式的图式层级理论,拓展了构式语法的研究视野。
刘春光[8]2014年在《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语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形式入手，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与现代汉语语序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描写，探求语序灵活的动因和机制，注重语法、语义和语用叁个平面语序之间的关联性，认为语序变动的结果不是临时性的，语序的灵活性是从一种临时的语用现象到凝固为语法规则的过程，语用表达在一定限度内突破语法规则的同时又对语法规则有一定的反作用。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对国内外的语序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认为固定和灵活是现代汉语语序的两个侧面。二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语序的灵活性体现了语言的主观功能，是认知规律在语言中的客观反映，因此，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语序的灵活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尤为必要。以下第二章至第七章是在认知理论的框架下对与现代汉语语序相关问题的六个专题研究，主要涉及句法结构、句子结构和复句的语序问题。第二章，标记理论和语序研究的叁个平面。本章从标记理论出发，对“把”字句的标记等级进行研究，认为汉语的叁个平面之间是关联关联的。通过对“把”字句的重新审视，发现“标记度”和语序之间对应关系的连续统是：句法语序＞语义语序＞语用语序（标记度强）。并用“被”字句来验证这一结论，证明标记度越高，越倾向于语用语序的解读。第叁章，可及性理论和“限定性成分+NP”结构研究。本章从可及性理论出发，以“人称代词+数量/指量成分+指人NP”结构为例，通过描写和解释人称代词和数量/指量结构共现时的语序特点及理据，阐释“人称代词+数量/指量成分+指人NP”结构的可及性和对句法、语用语序的选择差异，探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语序研究叁个平面的标记模式。第四章，构式理论与现代汉语可离析结构研究。本章从构式理论出发，对现代汉语中可以离析的两种特殊结构进行考察，即可隔开双音节动结式和表约量的数量结构（“N+多+M”和“N+M+多”），认为构式也存在语序的灵活性问题，指出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还要注重汉语的语言事实。第五章，焦点理论和现代汉语焦点表达的游移。本文从焦点理论出发，对与现代汉语强调句有关的问题进行考察，认为焦点标记“是……的”对句法成份的强调是有层次和程度差别的；“是”和“的”位置的不同会导致句子是否合法以及造成表义上的差异的同时，存在功能上的中和。第六章，信息理论和现代汉语移位现象的语法后果。本文从信息理论出发，重新审视现代汉语“移位”现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移位现象从语用层面对句法规则也产生影响，即移位造成的语法后果是形成句末话题焦点、句末话语标记和句末语气焦点。第七章，“图形—背景”理论和汉语复句变异语序研究。本章从“图形—背景”理论出发，考察现代汉语复句语序的变异情况。发现语序的变异是有选择性的，“图形—背景”的相互转换是复句语序变异的认知心理基础，标记的增减是语序变异的句法手段。语序的变异是说话人的刻意安排，既体现了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又体现了语序选择是语言表达功能上的具体分工。第八章，结语。概括语序研究的认知观，指出可能的创新点和以后努力方向。
安丰存[9]2003年在《英语SVOC句式与汉语兼语式对比》文中指出英语SVOC句式与汉语兼语式是英、汉语言中的常见句式结构，它们都表述了“使(让)其他的人或事物处于某种状态或表现某种行为”这样的概念。这种概念的表达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说”这一共同认知基础之上的。英语SVOC句式与汉语兼语式不但表述了同样的概念，而且在语言结构上也体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表层线性成分排列上的对应关系及深层结构各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及语义表达上。本文以此为对比基础，以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以结构主义理论作为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语言学相关理论对英语SVOC句式与汉语兼语式的语法结构及逻辑语义关系进行共时对比。 以往关于SVOC句式与兼语式的对比研究，都只停留在寻找句子成分的对应问题上，没有深入地分析两种句式共性及差异产生的原因及规律。本文不但继续深入探讨了句子成分的对应问题，深入分析了这两种句式结构共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及规律，而且还进行了SVOC句式和兼语式句子层面上的对比。通过研究发现，动词是构成这种句式结构的关键，本文对动词类别进行了划分并进行英汉对比，发现构成SVOC句式和兼语式的动词都遵循了一致的语言演变规律，并具有语义层级性，这些都为解释说明两种句式的共性和差异提供了证据。文章还围绕动词描述了英、汉此类句式结构在句子层面的交叉问题，并简要分析了原因。 本文的正文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依据句式概念和结构阐明了对比基础；第二部分描述分析了句式各成分的对应问题；第叁部分围绕动词描述分析了句子层面的对应问题。
杨勇[10]2014年在《汉英格位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格位是语言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语法范畴,格位的数量、形式与功能等一直是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争论的焦点。本文研究的格位,是生成语法中的句法格(Chomsky1980,1986,1995,2005a等),不以是否有屈折变化为转移,抽象存在于所有语言当中,和传统语法讨论的“性、数、格”中的“格”既有联系,更有区别。格位指的是一个名词性成分在某个语法位置上所获得的一种语法属性和形态特性,是体现一定的句法和语义关系的形式手段。它是所有论元的固有的基本特征,是论元在句中出现的允准条件,是句子成活的过滤器,是移位的动因。只有在全面系统的对比研究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语言的特点和本质。本文用原则与参数理论去充分描写和解释汉英格位范畴上表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由格位串联起系列语言现象,验证、发展并完善普遍语法格位理论,预测格位形态的演变和发展趋势。用理论去解释语言现象,用实践去发展理论。通过从语言理论到语言现象,从历时到共时,从规则到例外,从描述到解释的详细梳理,发现汉英两种语言在格位范畴上存在一系列的异同,其一致性如下：第一,从历时层面观察,上古汉语和古英语都有格形态,后来慢慢被介词和语序等形式取代。上古汉语时期的格“形态”主要体现在代词的不同分布上,一些方言中(如青海循化方言、江西铅山方言等)至今还残存有变格化石；古英语名词、代词、形容词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变格,不同的格位有不同的词尾变化。第二,从共时层面看,汉英语都存在主格、宾格、旁格和属格等多种句法格。汉英结构格和内在格表现出诸多的不对称性,但是仔细分析后发现不对称的背后存在一致性,可以用空范畴理论以及格位指派中的策应成分等来解释。第叁,从语言的规则和变异角度看,汉英语都存在大量的非标准授格结构：论元增容、论元隐略和论元共享。我们提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格位指派中的策应成分”。这一新概念可以涵盖系列现象,解释一些格位指派中的非常规现象及相关句法问题。第四,从发展趋势看,汉英格位形态演变的趋势都是由繁到简,慢慢脱落。中古汉语时期,“原来人称代词的变格逐渐消失”；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时期,更是呈现出典型的综合语态势。英语的格位一直在简化的“长征”中,中古英语时期,格位系统大大简化,五格系统锐减为叁格。到早期现代英语时期,由主格、宾格、所有格构成的叁格系统基本定型。当然,汉英语隶属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英格位范畴之间除了共性以外,也存在一些差异：第一,格位形态丰富程度不等。从历时层面观察,古汉语格位体现在代词的不同分布上,而古英语的格位形态要丰富、复杂得多,体现在每一个名词、代词、形容词词尾上。第二,格位具体句法表现迥异。结构格中,汉语有空主语,而英语不允准；汉语有双主语和多主语现象,英语一个小句,一个主语,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英语中有虚主语,而汉语中没有；英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泾渭分明,但是在汉语中,及物动词可以不带宾语,不及物动词有时候可以带宾语；内在格方面,汉英旁格之间的差异较小,属格之间差异很多,差异主要体现在形式方面,而功能大同小异。第叁,非常规授格结构的运用频率不同。在论元增容和论元共享的使用频率上,汉语远远大于英语。汉语论元隐略很常见,而英语一般不可以省略论元。汉语和英语在格位范畴上的共性,是由人类大脑构造和语言机制等决定的,充分体现了普遍语法的原则性。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主要在于功能语类,而且结构的差异,往往是参数设置的两个不同方向,在不同语言当中的赋值不一样而已。研究汉英格位的异同,具有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英汉宾语移位现象对比[D]. 于辉. 延边大学. 2004
[2]. 主格优先原则与汉语相关句式研究[D]. 曹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英汉主动变被动结构中的宾语移位对比[J]. 于辉.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2006
[4]. 全译求化机制论[D]. 余承法.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5]. 汉英介词悬空比较研究[D]. 周振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6]. 汉英助动词句法比较研究[D]. 向二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7]. 定指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及其产生理据[D]. 杨坤. 西南大学. 2013
[8]. 认知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语序研究[D]. 刘春光.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9]. 英语SVOC句式与汉语兼语式对比[D]. 安丰存. 延边大学. 2003
[10]. 汉英格位比较研究[D]. 杨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