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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5)04-0005-08
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因为其严峻性和复杂性，相关研究一直比较活 跃。本文尝试运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对三农问题从 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解析。当然，这种解析只是初步的和抛砖引玉式的。
一、农业收益为什么低
农业收益低是世界性的现象。由于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小，该现象更为突出。
农产品一般属于生活必需品，其需求收入弹性明显小于1。以食品为例，恩格尔定律揭 示，随着收入的增加，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农产品的这一特性导致农 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及务农收入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增长。因此，从总体上看， 农业必然是一个收益率偏低的产业。
同样，作为生活必需品，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或者说农产品的需求曲线是 陡峭的。相反，由于农业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量对农产品价格变动比较敏 感，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大，即供给曲线相对平缓。
相对平缓的农产品供给曲线意味着，价格提高和成本下降——原因可以是政策刺激、 自然灾害或技术进步，很容易引起下一个生产周期农产品供给急剧扩大，使供给远远超 过均衡产量。陡峭的农产品需求曲线意味着，农产品一定幅度的增产会引起价格更大幅 度的下降，到头来增产不增收。低价格会反过来作用于供给曲线，引起下期产量大减， 使之明显低于均衡水平；产量的变化又会作用于需求曲线，从而引起价格再次上升，然 后开始下一个循环。总之，农产品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是，农产品产 量经常偏离均衡产量——尽管事实并不象蛛网理论阐明的那样越来越偏离均衡状态，而 每一次这样的偏离都意味着农民的损失。农业被公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的产业之一， 众多而分散的生产者作为价格接受者，只能被动地对市场做出反应，可是市场对他们来 讲却总是无情的。这或许是农业普遍被视为弱质产业而受到各国政府保护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农民人均耕地少，家庭平均耕种土地面积约6亩左右，相当于 0.4公顷。狭小的土地上投入了过多的劳动，资本投入水平很低，这对农民收入水平产 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微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边际要素创造的产出是下降的 ，而要素报酬是由其边际要素创造的产出的价值决定的；劳动与资本作为两大基本要素 存在互相替代的关系，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程度用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LK)表示，它等于 边际劳动的产出(MPL)与边际资本的产出(MPK)之比，即MRTSLK = MPL/MPK。劳动对资本 的替代程度应当受制于劳动与资本的价格比PL/PK，只有当MRTSLK = MPL/MPK = PL/PK 时，生产成本才能降到最小——否则就存在通过改变要素配置比例而降低成本的可能。 也就是说，劳动的价格越低，越应该多使用劳动，少使用资本。
根据以上理论，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农业使用了过多的劳动，其后果 必然是，边际农业劳动创造的产品很少、价值很低，农业劳动的报酬——农业劳动的价 格因而也很低；很低的劳动成本导致劳动大量替代资本，甚至使农业的资本水平降低到 技术上可能的底线。在土地经营规模难以改变以及现有的劳动价格和资本价格下，以上 要素投入比例是符合效率要求的，或者说农民是理性的。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低水 平的、局部的均衡。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劳动的边际报酬低，资本水平低导致的资本总 报酬也低，所以我国农业报酬率低下的状况特别严重。耕作规模小导致农业收益低，在 日本、韩国和台湾也同样存在。但由于政府支持力度大以及兼业机会多，以上国家或地 区的农民还是能够大体上取得社会平均收益。
二、农民负担为什么重
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不是表现在负担的绝对水平上，而是表现在负担的相对水平上 ，即农民负担占其收入的比例上。在农民收入已经很低的情况下，过高的相对负担水平 将务农的纯收益剥夺殆尽，使主要以务农为生的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
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是必要 的，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于税收；公共产品的提供量从而税收的数量只有遵 循“等边际原则”——纳税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MUP)等于税收使纳税人损 失的私人产品的边际效用(MUL)，纳税人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中获得的总效用才能最 大化。例如，当MUP＜MUL时，如果减少公共产品的消费，相应地增加私人产品的消费， 在总花费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会提高，因此减少税收和公共产品就是恰当 的。反之，则应增加公共产品和税收。
如果农村不同地区的税费征收量是根据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的需要确定的，目标是保 证各地农村具有大体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那么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地区的农民就要消 费大体等量的公共产品，这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民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边际替代率(
MRS)不相等，而这肯定是非效率的。在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等时，如果相对富裕 的农村地区的农民的MUP = MUL，那么相对贫穷地区的农民的MUP必然小于MUL。也就是 说，相对贫穷地区的农民消费的私人产品太少，而其消费的公共产品太多，因此应该压 缩当地的政府规模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农民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艰难度 日，他们因税费而损失的私人产品的边际效用(MUL)极高，而其从对应的公共产品中获 得的边际效用(MUP)则低得多。这种情况说明他们的负担水平的确过高。因此，减轻农 民负担，对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
农民负担为什么沉重?人们一般认为原因在于农村公共权力机构过于庞大。但这种认识 只触及到问题的表面。应当继续追问的是，农村公共权力过度扩张的根源是什么?或者 更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农村公共权力扩张到民不聊生时仍然得不到遏止?
以上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寻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的 参与者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互相进行讨价还价和政治交换，通过公 共选择过程，共同参与公共产品的决策。由于公共产品成本与收益货币化计量的困难和 缺乏竞争，公共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难以避免，因此政府公共服务的成本总是高于应 有水平。在公共选择过程中，政府官员以预算最大化为目标，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影 响力，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导致公共产品规模和官僚队伍过度膨胀，同时导 致税收负担增加和财政赤字恶化。
诚然，公共选择过程中公共资金的浪费以及政府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冲动，都属于我国 农民负担重的成因。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毕竟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下的政治过程 ，所以其对我国农民负担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它的最值得称道和最 为可取之处在于，它视经济挑战为政治的和制度的挑战并主张从政治方面寻找经济问题 的根源。
农村公共权力扩张到民不聊生时仍然得不到遏止，这种现象不是公共选择理论可以解 释的，因为公共选择的民主机制和政治交换性质能够将政府过度扩张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细究以后可以发现，农民负担重的主因恰恰在于农村权力体系的公共性不足：高额税 费不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高额税费使农民无法忍受以至遭 到农民的普遍反对，却可以照收不误；公共资金低效使用的状况触目惊心，农民却无可 奈何。这些现象只能说明农村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不是一种民主化的农民广泛参与的公 共选择的过程。在这种政治过程中，政府能够不理睬农民的意愿而只根据自身的需要来 汲取收入；在这种政治过程中，没有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农民愿望表达的渠 道极不通畅；在这种政治过程中，政府一直以公共需要的名义筹集资金，但是公共资金 基本脱离了公共控制，大量流失于非公共用途。
当今中国农村的县、乡级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公共性日益淡薄，越来越显示出贪婪性和 掠夺性。脱离农村的政治现实，忽视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解决是农民为政府服务还 是政府为农民服务的问题，农民负担很难彻底降下来。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多重要
我国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形成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农村人多耕地少，而在于农业 劳动力转移渠道不畅。这样讲的理由是，所谓农业剩余劳动力意味着边际农业劳动创造 的产出的价值小于劳动的价格——该价格是边际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在边际收益小于 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力可以自由转移，劳动力会流出农业部门，直到边际农业 劳动创造的产出的价值等于劳动的价格为止，而此时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消失了。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既表现在就地转移存在困难，更表现在向城市转移的巨大 制度障碍上。农业劳动力难以向城市顺利转移，不仅直接造就了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而且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和国民经济发展潜力。
如果农业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就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城乡劳动价格 将是相同的，假设其为PCL。如前所述，要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要素的边际替代率 ——边际技术替代率必须等于要素的价格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和城市非农产业， 将按照帕累托效率的要求安排要素投入，即按照MRTS[,LK] = P[,CL]/P[,K]原则使用资 源。当农业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时，城乡劳动力市场就是分割的。假设此时城市的劳动 价格为P[,UL]，农村的劳动价格为PRL，此时农业要素有效率使用的条件是：MRTS[,LK] = P[,RL]/P[,K]；而城市非农产业要素使用达到效率状态的条件是：MRTS[,LK] = P[,UL]/P[,K]。因为P[,UL]＞P[,CL]＞P[,RL]，所以P[,UL]/P[,K]＞P[,CL]/P[,K]＞P[,RL ]/P[,K]。也就是说，农业和城市非农产业的要素的边际替代率是不等的。对照帕累托 效率条件——生产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是 以巨大的效率牺牲为代价的，因为城市非农产业使用的劳动太少，同时其使用的资本太 多；农业的情况则刚好与之相反。
只要打通城乡劳动力市场，农业和城市非农产业的要素配置比例自然会向帕累托效率 状态和一般均衡状态逼近。因此，有理由认为，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抑制了我国劳动力 资源优势的发挥，提高了农业和城市非农产业的成本，削弱了它们的竞争力，导致我国 经济远离生产可能性边界。事实上，对于国家兴旺和民族复兴而言，消除农业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的制度障碍，其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的。
四、什么是真正的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在连续几年出现供求缺口后，粮食价格终于在去年下半年明显上扬。于是不 少人开始担心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甚 至强制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其实，政策推动下的粮食增产并不等于粮食安全，而且农民 增收问题又会因此变得严峻起来。
树立正确的粮食安全观是十分必要的。粮食安全首先要求粮食储备达到一定的水平。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为世界粮食安全确立过这样一个标准：粮食储备至少达到全年消费 量的17—18%。不过该组织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对粮食安全进行了重新定义：保证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和买得到基本食品。按照新定义，粮食安全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 储备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粮食的流动性和粮食救济体系的效率高度 相关的问题。实际上，粮食安全对于单个国家而言，还包括一定程度的粮食自给率的含 义，尽管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世界粮农组织未提及这一点。以上三条粮食安全标准中， 最重要的无疑是粮农组织新定义的标准。
无论根据粮食安全的哪一种定义判断，都不能得出我国当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的结论 。我国粮食的专项储备加上周转储备的水平，远远超出17—18%的水平；我国粮食的外 贸依存度也明显低于10%这一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注：朱泽：《中国工业化进程中 的粮食安全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很好满 足粮食安全新定义所暗含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提高很快，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内粮食市场目前已放开，粮食在省区间基 本上可以自由流动，而且从世界市场进口粮食的渠道也是畅通的；由于政府仍然具有强 大的动员力量，粮食救济体系的效率不成问题。
从长远来看，由于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直接和间接需求会上升；由于 工业化会进一步引起耕地减少和种粮机会成本的上升，如果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的进步 ，粮食产量会下降。也就是说，未来我国的粮食缺口会增大，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更多 的粮食。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它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我们应当为此做些什么?
经济学理论认为，与别的国家比，如果一国生产A产品比生产B产品能够更有效地利用 资源，那么A产品就具有比较优势。该国家应当多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A产品，少生产不 具有比较优势的B产品，然后出口多余的A产品，进口国内短缺的B产品。这样就可以在 资源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更大的消费满足。经济学理论还认为，与别的 国家比，一国总有某些要素是相对丰富的，因此其相对价格低。该国应当多生产那些较 多使用本国相对便宜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较多使用本国相对昂贵的要素的产品。这 样做可以降低本国商品的生产成本，能够保证本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
目前，我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价相比，除稻谷价格总体上还具有微弱优势外， 其他粮食品种的价格都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其他农产品如畜禽产品、蔬菜、水果 等还具有较明显的价格优势(注：黄季、马恒运：《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国际比 较和差别》，《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至于具有价格优势的非农产品就更多了 。粮食价格劣势反映的是其成本劣势，而成本劣势反映的是资源利用效率的劣势。这说 明我国的粮食已经基本丧失比较优势，适当减少粮食生产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外 ，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紧缺的国家，而粮食是典型的土地密集型产品。按照要素禀赋理 论，我国应当少生产占用土地多的粮食，多生产相对节省土地和劳动密集的非粮食产品 。在通过国际市场进行转换后，国民的粮食需求和非粮食需求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
当然，少生产粮食，多生产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只能更好地解决“买得起”的 问题，并没有解决“买得到”的问题。实际上，不必过于担心“买得到”的问题。从上 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主要因为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增长 快于需求增长，因此，粮食价格除了70年代初的短暂上升之外一直呈现逐步走低的态势 。而且，目前主要粮食生产国国内还存在大量闲置生产能力。除非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 国的关系全面恶化而导致联合禁运——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中国可以买得到想买的粮 食。
粮食毕竟是一种关系重大的特殊商品，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所以中国追求较高 水平的粮食自给率是必要的。但这种较高水平的粮食自给率应当更多地体现在生产能力 上，而不是体现在实际产量上。耕地面积的大小是粮食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只要保有 足够的耕地规模，既使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平时没有用来种粮食，当“买得到”的问题或 “买得起”的问题变得严峻时，也可以方便地转变用途，用来生产必不可少的粮食。这 就是所谓的“藏粮于地”胜于“藏粮于库”的道理。因此，政府应当采取严格的耕地保 护政策，以抑制耕地减少过猛的势头。
近几年我国粮食产量减少，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生产能力的下降，而在于生产意愿的下 降，也就是说是市场起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的作用下，将来粮食产量还可能进一步下降 ，这是保证经济效率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会失去粮食安全。如果把粮食安全理解为粮食 自给或基本自给并努力争取之，不仅会损害粮食安全的根基，而且在国际粮食贸易自由 化的大趋势下根本行不通。
总之，真正的粮食安全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并严格保护耕 地基础上的粮食安全，而不是单纯以粮食自给或基本自给为目标的粮食安全。
五、农村经济增长之路在哪里
农村经济如何告别落后以及农民如何摆脱贫穷，是我们探讨三农问题的落脚点。毫无 疑问，只有农村经济(包括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出的增加持续超过农村人口的增加 ，农民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加，农民的生活富足才是可以期待的。
农村经济总量，尤其是农民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村经济增长的问 题。经济增长之不同于经济波动中的复苏与高涨，在于它体现的是经济在长期内的一种 向上的趋势。因此，反周期性波动的刺激性政策不是促进增长的政策。经济增长对于人 均收入有重大影响，年度增长率的微小差异会引起长期内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经济增 长不是必然的，它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创造这些条件去推动经济增 长。
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机制 ，同时为促进增长指明了方向。这两个增长理论对于探寻我国农村经济增长道路的指导 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总量增长的源泉有三个：投资的增加、劳动投入的增加和 技术进步；比经济总量增长更具有实际意义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短期内受储蓄率以及人 口增长率的影响，长期内只取决于技术进步。或者说，长期内人均收入的增长率等于技 术进步率，但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影响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率和长期的人均收入水平— —稳态收入(steady state of income)。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一国能够通过提高储蓄 率——投资率和降低人口增长率而达到更高的稳态收入。不过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 步作为外生变量，它认为技术进步是随机的，人类行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十分有限。
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大扩展，它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资本积累 能够引起技术进步，从而能够引起经济增长，所以投资可以保证持续的增长。它还认为 ，由于知识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不递减，总量生产函数就具有规模收益递增 的性质，因此对专业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可以引起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经验事 实并不支持内生增长理论所声称的投资引起持续的增长以及更多的投资引起更快的增长 的结论，但是在该理论的启发下，以下看法已大体成为共识：人类对技术进步并非无能 为力，如果措施得当，人类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增长是可能的。
受增长事实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制度对于增长的重要性。它认 为，增长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制度不仅影响储蓄——投资、技术进步和人 口增长等增长要素，而且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良好的制度能够直接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进而改善增长绩效。在内生增长理论看来，合理的产权制度、自由企业、健全 的金融市场、法治和负责任的政府等，对于维系经济增长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揭示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四要素：储蓄率——投资率、 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率和制度，正是农村经济踏上增长道路的四个关键着力点。
储蓄决定投资，而投资(准确地讲是“净投资”或“资本积累”)决定人均资本存量的 变化，因而决定短期内人均收入的变化和长期内的人均收入稳态水平。由于人均收入低 ，而基本生活消费又具有刚性，所以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很低。低收入和低储蓄率，导致 低投资，以至投资扣除资本折旧后的净投资极少甚至为零。由于人均资本存量始终徘徊 在低水平，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自然难以提高。可见，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低 水平均衡状态：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收入。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需要外 力的作用，这种外力包括减轻农民负担、补贴农民和外来投资等。不过，根据新古典增 长理论，只有这种外力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和投资率时，才能达到既使外力消 失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仍能长久保持在较高的收入水平上。显然，要实现提高农村居民 的储蓄倾向和投资率的目标，外力的持续时间必须比较长而且力度必须足够大。这一点 是扶持农村经济发展时必须牢记的。
免除农业税和其他涉农收费以及直接补贴种粮农民的政策如果能够长期执行，不仅能 够明显增加农民收入和农民投资额，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因此， 除去对农民具有直接的增收效应外，以上政策还能够推动农民收入达到并维持一个更高 的水平——一个与更高的储蓄倾向和投资倾向相对应的稳态收入水平。单纯扶持农业对 农民致富的效果毕竟是有限的，农村经济振兴根本上还要依赖非农产业的发展。政府应 该同样重视扶持农村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运 销等行业。减轻以上行业的税费负担，并给予充分的信贷和市场信息的支持，能够刺激 投资的扩大和收入增长。
进入农村的外来投资，包括上级政府(县级以上政府)的投资和民间投资。政府负有进 行公共投资和扶贫项目投资的职责。由于农村各级政府自身的财力普遍薄弱，以上投资 责任自然应当主要由上级政府承担起来。政府对水利、道路、电力、自来水和通讯等公 用事业的投资，虽然不大可能直接提高农民收入，但它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特别 是它可以改善投资环境，能够提高内部投资率和吸引外部投资。政府应当在资源条件具 备的贫困地区兴办扶贫性开发项目。只要项目选择准确、投资足够大且农民能见到可观 的实效，农民的投资能力和投资倾向都有望改变，经济发展就有望进入良性循环。农村 资本匮乏，迫切需要引入外部民间资本。农村各级政府应当积极招商引资，并努力创造 一个亲商的软环境。
前面我们一直假设农村储蓄能够自动转化为农村投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现在 让我们把目光放在农村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障碍和农村储蓄外流上。宏观经济学中的“储 蓄”是指收入扣除消费后的剩余(也是本文的“储蓄”含义)——不同于“金融机构存款 ”，而该剩余无论是储蓄人自己留用还是借给别人使用，都被视为投资，所以宏观经济 学中的储蓄与投资自动相等。事实上，只有储蓄人不被迫持有自己投资以外的储蓄部分 ，且其多余的储蓄能够顺畅地转移到借款人手中时，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一个发达的金融 中介时，储蓄与投资才能自动相等。如果缺少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储蓄向投资转化必 然面临障碍，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制约，而这一切正是我国农村的真实写照。
在我国农村，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网点稀少、利率僵硬、存取款服务不便利 ，因此吸纳存款的能力较弱。农村信用社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本质上已不是农民自己 的信用合作机构。由于官商习气和不恰当的政府干预，农民从信用社贷款极为困难。由 于农民贷款额度小和缺少可抵押财产，基于交易成本和贷款风险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 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也不情愿与农民打交道，而是倾向于将吸收来的存款投放到城市。农 村储蓄因此大量外流，农村资本匮乏因而雪上加霜。可见，现存的农村金融体系既不能 有效地汇聚资金，又不能真正地服务农民，已经严重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极大地 延缓了农村的增长步伐。
振兴农村金融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中之重。短期内的治标之策是，政府要求相关政策 性银行增加面向农民的小额投资性贷款，或者政府要求商业银行提供此类贷款，并由政 府提供贴息和担保。由于该类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且手续简便，自然会受到农民欢迎，农 民贷款难的问题有望因此得到缓解。要根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必须彻底改造农村信用 社以恢复其农民合作金融机构的本色，而且应当允许农民开办属于自己的股份合作式的 或者纯粹私人的金融机构。从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的实践看，农民自己创办、自己管理 的金融机构具有利率合理、服务便捷、存贷挂钩和信息对称等特点，具有极强的吸纳存 款和便利投资的能力，对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政府必须认识到，没有一个发 达的民间金融体系，就没有农村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因此政府有义务开放并呵护 农村民间金融。
技术进步缓慢是农村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当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先进农业技术 的研究和开发，并积极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适合农村的非农业先进技术。技术推广工作 是当前农村的一个薄弱环节。政府应该组织专家精心选择技术，然后积极宣传技术和提 供周到的技术指导。任何新技术都可能因为环境的差异或市场变化的原因而面临失败的 风险。鉴于农民承受新技术失败风险的能力弱，政府一定要替农民做好风险控制。政府 如果能为农民办理使用新技术保险，对于技术推广无疑会大有助益。对农村劳动力进行 教育和培训，既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又有利于其掌握和运用新技术，因 此它是推动农村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目前多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面临严重的经费困 难，职业技术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帮助农村教育度过难关。
农村人口增长率影响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长和长期内的人均收入稳态水平。农村人口增 长率受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农村人口转移率的影响。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于农村人 口出生率减去死亡率，目前该比率仍然偏高，原因是农村人口出生率偏高。根本解决农 村人口出生率偏高的问题，需要一个健全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民文化素质引发的生 育观念的改变，而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当前有必要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 策，但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强，政府应该更多利用经济诱导的办法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这 样可以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也能够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例如国家对西部部分地 区实行的对只生育独生子女的年满65岁以上农民按月发放生活补贴。农村人口转移率是 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这里的“转移”既包括户口迁出农村的人口 也包括农忙时节回乡耕作的人口，当然后一部分人口应当根据其回乡的天数进行折算。 农村人口转移率是农村人口增长率的减数，该比率的增加实际上引起农村人口增长率的 下降，因此有利于未转移农村人口的收入增加。政府应该尽量消除阻碍农村人口转移的 限制，并积极保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这样做时，它不仅是在保护进城农民工 ，也是在造福未转移农村人口。
制度创新，尤其是产权制度和政府制度创新，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产权的明 晰及其受保护的程度，直接决定交易成本和经济外部性的大小，决定人们创新、储蓄和 投资的热情，因而决定经济增长绩效。人民公社的瓦解、农村信用社的困境和“苏南模 式”的衰落，根源都在于产权的弊病。农村地区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应当加紧改制， “四荒”拍卖应该广泛推行，创办私人企业应该得到鼓励，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应该保持 长期稳定。政府对其他增长要素的影响是直接的、全方位的，它既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 的条件，也可能是导致衰落的源泉。一个合格的政府应该是遵守市场规则、履行公共职 能、保护私人产权的政府。一个以自我服务为宗旨、把主要精力放在征收税费上的政府 ，还不如没有政府。当前农村政府的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改造农村政府 应当从简化职能、压缩冗员开始，尽量减少政府对农民的盘剥、控制和干扰。政府应当 最大限度地放手让农民开展民主自治，并切实履行起码的公共职能。
收稿日期：200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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