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岛冠山编译《通俗忠义水浒传》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忠义论文,水浒传论文,通俗论文,冈岛冠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通俗忠义水浒传》的出版前后
冠山冈岛璞玉成先生编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上部15卷20册于宝历7年（1757）秋9月在京都刊行。在该书刊行的前后，宽保3年（1743），有冈白驹训点的《小说精言》4卷本刊行，宝历3年（1753），有冈白驹训点的另一本《小说奇言》4卷本刊行；宝历8年（1758），有泽田一斋训点的《小说粹言》5卷本刊行。这几部书都是从江户时代经长崎传入的中国俗语小说集《三言二拍》中选出数篇作品加以训点的，总称为《小说三言》。由于这些书仅给白语文作了训点，因而严密地讲不能称之为译作。然而，它们却刺激了当时剧作家的创作欲，给自近松、西鹤谢世后多少有些沉寂的京阪剧作界带来了新的气息，并构成了其后读本繁荣的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于是，读本的先驱者都贺庭钟的《英草子》5卷于宽延2年（1749），《繁野话》5卷于明和3年（1766），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5卷于明和5年（1768），建部绫足的《本朝水浒传》初编10卷于安永2年（1773），便分别面世了。
由是观之，冠山编译《通俗忠义水浒传》面世之时，正当所谓《小说三言》的刊行之中，就是说，它比受最初训点本《小说精言》影响的《英草子》晚8年，比《繁野话》早9年，比更受前书影响的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早11年。这一时期，恰是产生于京阪地区、作为中国俗语文学改编物的读本，逐渐走向繁荣的时期。而且其后，及至建部绫足的《本朝水浒传》问世，又相继出现了仇鼎山人的《日本水浒传》、振鹭亭的《简本水浒传》等作品，形成了所谓水浒热。不久后，又出现了龙泽马琴与高井兰山泽的《新编水浒画传》，进而则是马琴之大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最终诞生。
二、关于译者的疑问
当《通俗忠义水浒传》面世的时候，编译者冠山已亡故30年。对于这30年的空白产生种种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原稿成于何时？其所依据原著究竟是哪一种？所有这些都是不清楚的。而且，译文是否果真出自冠山之手亦无从确认。[①]迄今，泷泽马琴，以及青木正儿、石崎又造等人虽一直深信系为冠山所译，然对此提出疑义的学者也有人在。白木直也在其论文《通俗忠义水浒的编者是谁》[②]中，在将该译著与大体明确为冠山训点的《忠义水浒传》[③]之异同点作过研究之后，以前者存在明显的与冠山不相称的幼稚的错误为由，全面地否定了冠山译说，而推断全系一个叫做丢甩道人的人所译。丢甩道人以前曾根据120回本，为冠山据百回本所成的译著做过增补，将百回本中所没有的田虎、王庆部分作为拾遗，于宽政2年（1790）刊出。然这个丢甩道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却至今不详。白木氏认定所谓冠山编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全部都是名为丢甩道人的人所为，但此说也并未被全面接受。高岛俊男氏在《水浒传与日本人》中，虽以大致相同的论据全面地支持了白木氏的伪作说，但对于丢甩道人，他却说：“至于是否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丢甩道人所译，这还难以判断，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恐怕也不是冠山的译作”。
另外，将《通俗忠义水浒传》上、中、下三篇与“拾遗”汇总在一起，交由汲古书院复刻刊行的中村幸颜，他在解题中以“全部是丢甩道人所译一说尚不确定”为前提，推测“即使冠山所译尚有何残留，但就如今的样子看来，也只是一种多处经后人之手改动过了的东西。”
中村氏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援引江户时代杉野恒编著的《典籍作者便览》，绍介了上、中篇是冠山所译，其余系他人所译的说法。上篇的刊行时间如前所述，是在宝历7年（1757），而中篇则是在安永元年（1772），下篇是在天明4年（1784），都是以冠山冈岛璞玉成先生编译的名义刊行的。下篇之刊行，从冠山去世之时算起，已是56年后的事了。
顺便提一下，上篇是据百回本的第1回至第3回“武行者夜定蜈蚣岭”；中篇是从32回“武行者醉打孔亮”至67回“关胜降水火二将”。有人称截止到这里是出自冠山之手，但这也只能有待于再考证。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的石崎又造氏，在《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中指出：“该书原本是在冠山死后刊行的，大概是后人趁宝历年间支那文学流行之机，任意整理了他生前未整理的书稿，在编纂上杜撰之处很多。象目次与正文不符，目录缺失，顺序颠倒等问题，处处可见。”以笔者所见，这也不过是一种推测。也许是冠山的整套译稿经人之手，在以某些方式留传过程中，出现了散夫、破损，或判读不明的地方，又经由出版者的任意增补，就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或许特意称其为“编译”，其意也就在这里。
三、《水浒传》翻译的意义
所谓通俗小说的翻译，在此之前有湖南文山（僧义辙、月堂兄弟）的《通俗三国志》，书中有作于元禄2年（1689）的序文，这被看作是此类“军谈物”的嚆矢。其后，元禄8年，梦梅轩章峰译成《通俗汉楚军谈》（原著《西汉演义传》）；元禄16年，清地以立译成了《通俗吴越军谈》（原著《春秋列国志》）；宝永元年，他又译成了《通俗周武王军谈》（原著同前）。冠山受此影响，宝永2年（1703），他也翻译了《通俗皇明英烈传》（原著是徐渭的《云合奇踪》，又名《英烈传》，译作加了《通俗元明军谈的题目》）。这一系列的军谈物很难称之为俗语体小说。因为这类书虽被冠以“通俗”字样，但从原文方面看，文体多属文言性质，在翻译上并不怎么需要白话的知识。
而说到《水浒传》，则与这些“军谈物”不同，其俗语表现极为丰富，不具备所谓“唐话”的知识，它就是一种不能译的东西。从这一点看，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俗语体小说翻译，是从《通俗忠义水浒传》开始的。关于这一点，青木正儿氏在《冈岛冠山与支那白话文学》中指出：“冈白驹一派训点刊行《小说粹言》、《小说精言》、《小说奇言》之类，无不被冠山对李卓吾本《忠义水浒传》的翻刻着了先鞭。单从军谈物来看，比冠山早着手于此的尚有几人。如前述义辙的《通俗三国志》、《西汉演义》的译本《汉楚军谈》等，比冠山的《元明军谈》更早，从元禄时代开始，演义物的翻译就已出现。当然，军谈物不仅是演义小说的翻译，取材于正史的创作也不少。可是与普通小说相比，演义小说中俗语较少，比较易懂。正因为如此，译者往往只要具备古文的读解力，并掌握语录之类的俗语知识，就可以着手翻译，所以先于冠山，从较易理解的部分入手的译者出现了。由此可见，真正的俗语文学广为流布，冠山实是功不可没。”[④]这样，他就肯定了冠山译作的特殊意义。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向表现形式与文化背景都不同的另一种语言的转化。既然表现形式与文化背景不同，两者就不可能完全等价交换。文学作品尤其如此。从何入手，怎样处理这种分歧呢？在这里，便产生了译者个性介入的余地和文体上的冲突。这也正是翻译被称为反译的原因所在。就原文与译文的分歧而言，以《源氏物语》的英文翻译为例，既有象塞依德恩斯蒂克那样的比较尊重原文主旨与文化背景的译本，也有象阿瑟·威依利那样的与其说是翻译，莫如说是创作的译本，差异是存在的。
对此，传说的汉文训读是完全切合原文的，表现形式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被日语的完全让步所克服；也就是说，日语的表现形式为切合原文而被破坏是允许的。至于文化背景，则更无需提及了。即使由于训点的方法而产生了不同的解释，那也始终是解释学上的问题，而并非在汉语和日语的分歧点上表现出了译者的个性。这种方法，作为单向接受中国文化之手段，是有效的。与此同时，它在另一方面还造就了日语文体的训读体，扩大了日语的表现范围，丰富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对再构筑日本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训读法与近代意义上的翻译，是不同种类的东西。
以《通俗三国志》为代表的“军谈物”，虽然并非是完全按原文加以训点的，译者依据所好增删之处多有所见，但基本还是训读文体。与此相反，《通俗忠义水浒传》虽系掺有片假名的、稍为生硬的训读调文体，但其为译文却并非是对原文作训读的东西，二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示例如下：
[译文]阮小七又曰。人间世ニアルコト。恰モ草头ノ露ノ如シ。然ルニ我辈三人ハ。一点ノ娱キコトモナク。只一业ノ舟ニ桌サシテ。乏キ业ニ身ヲ苦ムルノミ。セメテ朝ニ梁山泊ノ豪杰ヲ学ハ丶。タニ死ストモ。可ナラン。吴用カ曰这等ノ强盗ヲ学ンラ。何ノ益カアラン。今时强盗ヲナスノ徒ハ。都テ皆罪ヲ犯シタル干隔涝ノ类ナリ。万一官司ノ为ニ捕ハレナハ。后悔更ニ益アルマシ。（《通俗忠义水浒传》上篇卷之七）
这是吴用访阮氏三兄弟，巧言劝其入伙梁山的一段，而原文却是这样的。
[原文]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吴用道：“这等人学他做什么！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第15回）
将二者加以比较，最为明显的是，原文是典型的白话体，而与此相反，译文却是非常出色的汉文训读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这一俗语，译文相当模仿杜甫诗的训读体：“人间世ニアルコト。恰モ草头ノ露ノ如シ[⑤]”；“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这一白话体，译文相当于模仿论语的训读体：“セメテ朝ニ梁山伯の豪杰ヲ学ハ丶。タニ死ストモ可ナラン[⑥]”。以今天的观点看，这给人的感觉未免有点过于随心所欲，但从中却可以看出相对于翻译，而被称作冠山编译的这种文体的基本形态。青木正儿氏评价冠山译文说：“读其所译《水浒》和《元明军谈》，尽管不免要批评它的生硬，但也确实应该承认其闪现着才华。”[⑦]石崎又造氏也评论道：“这是位翻译态度细致，却不善笔墨的人，今天看来虽难免有被讥为生硬之处，然译作却是行云流水，深得要领，一气呵成的。〈中略〉其大胆而不加雕琢之处，实在是与冠山之风相称的笔致。”[⑧]二者在肯定译文特异性之后，都加上了“生硬”的评语。而这种生硬却并非是由直译原文而产生的，这只要把原文和译文加以对照，就会分明。即使说生硬这一评语是恰当的，那也是译文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生硬性。该译作由于受到从室町到江户时代既已建立起来的训读调日文体的驱使，它同中国的俗语大体是相对立的。[⑨]那里还飘溢着江户文人的谐谑趣味，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与先人所译之“军谈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且不谈是否可以断定这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翻译，而它至少是开创了与训点本和军谈物有本质差异的又一境地。这一点是确实的。
正德2年（1711），荻生徂徕在开展明代李于麟首创的古文辞学的同时，痛感有进行白话读解的必要性，成立了以旅日的黄檗僧、通辞等人为讲师，称作“译社”的中国语学习组织。这是因为已经意识到，将以汉文训读这种向来的方法所难以处理的明代白话文，改作一门外语重新学习的必要性，而并非由于其他。在这种学习唐话的潮流中，登场的是冈岛冠山其人。在他去世后至少30年里，再未发现有如他这般精通汉语者，或者说直到现代都未发现亦未尝不可。关于这一点，青木正儿氏评曰：“就精通于支那语的才学而言，恐怕只有他的密友卢草拙能与之比肩；而操支那语，精通小说者，却不可以说在译者中除他而外再无其人。然仅综上述诸点观之，开创翻译文学这一荣誉，理当为其所独领。〈中略〉他是一位真正把支那小说从译员手中夺过来，而将其还给汉学界及文学界的一只渡舟”[⑩]。《通俗忠义水浒传》尽管在冠山去世后30年才终于出版，却仍然被确信系冠山所译，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四、冠山与唐话学
冈岛冠山（1674～1728），长崎人。名明敬，后名璞。字玉成，又字援之，世称长左卫门、弥太夫、喜兵卫等。少年时代于长崎师从上野玄贞、清人王庶常学习唐话。元禄年间，以唐话翻译身份侍于长州萩藩主毛利吉就门下；后辞归长崎攻宋儒理学。宝永4年（1708），被户田大隅守忠囿聘至江户，与荻生徂徕结成莫逆之交。宝永5年秋至黄檗山，与赴日僧悦峰相会。其后在大阪讲学两年。宝永7年再赴江户；正德3年（1711）投林凤冈门下；同年成为徂徕主持的译社讲师。时年38岁。
正如林堂节在冠山著《唐话纂要》序中所称：“兹有冈岛玉成子者，精通华之音与语也。一开口，则铮铮然成于金玉之声；一下笔，则绵绵乎联于锦秀之句，乃以是鸣于当世。”冠山之名早已为世人所知。徂徕注意到了他的实力，那也理所当然。徂徕迅速将他与来日的黄檗僧聘为讲师，就是希望加强译社。在《译社约》中也有“延崎人冈生为讲师”的记载。
那么，他做为一个学者，所受到的评价如何呢？这正如柳里恭在《独音》中所云：“冈岛援之于长崎，称长左卫门，以华音见奇。然即如服部元乔所言，称其为和中华客是得当的，而其才学却不甚高。”尽管对其华音评价很高，而在学问方面的评价似乎并不太高。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冠山的汉学素养并未满足以徂徕为中心的蘐园学派学者们所要求的水准，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冠山在白话文方面的深湛造诣，并未得到文人学者们公正的评价。徂徕对于唐话学习燃烧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为此，他在保持与众多黄檗僧交往的同时，还拜汉学素养远低于自己的冠山为师。而这未必是由于他正确地评价了兴于宋代、极盛于明代的俗语小说，且以之为研究对象的缘故。徂徕的目的在于研究兴起于明代的古文辞学，同时还要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宋学进行批判。在诗文方面，徂徕也是以拒绝宋诗，主张向盛唐诗复归的明诗复古主义为目标的。徂徕的着眼点在于，用当时的中国语音讲授这些复古的学问，以之在同时代的认识上确立综合性的中国学。他与众多赴日僧侣结交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冠山在蘐园门下讲解唐话的同时，似乎广泛地渔猎了做为教材的俗语小说。宝永2年，冠山翻译了《通俗皇明英烈传》，他在序中记载，出版该书的一家京都的书店，已委托他翻译水浒传。今天所流传的《通俗忠义水浒传》是否果真系当时所译虽不清楚，但却可以看出，他早已志于水浒传之翻译。另外，享保4年（1719），他将《太平记》译成了演义小说风格的《太平记演义》出版。《唐话纂要》中高濑学山序记载，他还有与《水浒》、《西游》相颉颃的《南木》、《太阁》二书问世。单从与《水浒》、《西游》相颉颃这一说法看，此二书似乎是将楠木正成与丰臣秀吉传记改编成演义小说风格的作品。此外他还有为汉诗注汉语读音的《唐音三体诗译读》、《华音唐诗选》、《辛丑元旦诗集》，以及为《大学》、《中庸》加注汉语读音的《唐音学庸》等等。但并未发现他有关于朱子学和古文辞方面的著作。从这样的经历可以看出，冠山在译社中的地位充其量是相当于一名客座讲师，与徂徕所面向的终极目标无缘。可以说，二者虽在手段上偶相一致，但目的却是大相径庭的。
五、在京阪地区时的冈岛冠山
冠山晚年别离徂徕，于享保10年移居京都，13年正月谢世于该地，享年55岁。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著作大半都是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唐话使用》、《经学字海便览》出版于享保10年，《唐音三体诗译读》、《唐音雅容语类》、《唐译便览》出版于11年，《唐音学庸》出版于12年。另外，训点本《忠义水浒传》1至10回，也在他去世后不久，于享保13年出版。其中除《经学字海便览》在大阪出版外，其余都是在京都出版的。这惊人的著作活动，乍看使人感到真是如鱼得水一般。
然而这些唐话实用著作未必都是他移居京都后执笔的，大概是他在译社时代授课时所用的教科书，或作参考书用的东西，经过加工整理的。但如此大量的唐话书，在短时间内能在京阪地区集中出版，这意味该地区业已筑下接受唐话学的根基。
京都临靠黄檗宗的总寺万福寺，赴日僧往来本来就很频繁，接受唐话学的条件比江户更为优越。而且这里没有呆板的古文辞学的桎梏，具有适于接受冠山最为擅长的白话通俗文学的土壤，大概也不必担心“才学不足”之类的人言。冠山移居京都后，江户的唐学衰落下来，其主流从江户转至京阪地区，这样，唐话学便也获得了从古文辞学之工具向国民文学活力源泉的转变。
对冠山说来不幸的是，他未能亲眼看到唐话学的繁荣便离开了人世；更大的不幸是，他所生活的元禄至享保时代，无论是在江户还是在京阪地区，让文艺界接受象《水浒传》这样的散发着庸俗气息的怪样小说，都有些为时过早。当时的情况如前所述，是以《通俗三国志》为代表的军谈物的鼎盛期，剧作界是以西鹤、近松为代表的世话物的全盛期，即使不依赖中国俗语小说提供素材，这也是一个充满创作活力的时期。江户初期，仅有浅井了意的假名草子《伽婢子》、《狗张子》作为改编中国作品的先驱在放射着异彩，余者都是从文言小说改编的，而并非来自俗语小说。对俗语小说的兴趣，是必须有待于元禄庶民文化衰退以后，冠山自己所开创的京阪唐话学达到繁荣之日的。由于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可以想象，即使冠山把《忠义水浒传》全部译完，在他生前出版也是有很大障碍的。冠山编译的《通俗忠义水浒传》于他死后30年不见天日也是难怪的。该译文全系伪作之说虽然不可完全否定，但即使如此，注以冠山之名也是必要的，冠山的存在，以及“冈岛冠山编译”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不容忽视。
冠山在京都逝世17日后，徂徕也象追踪似地殁于江户。这样，江户之唐话学即以徂徕之死而宣告结束。而在京都方面，比冠山小18岁的冈白驹和比他小27岁的泽田一斋，正等待着肩负起未来时代的重任。由于他们的功绩，京阪读本文艺之花绽放了。正如青木正儿氏所说，冠山是出色地履行了他“渡舟”的任务。如此看来，冠山的不幸，也就足可以抵消了吧。
注释：
①《拾遗》卷一的卷头“中禀”处之依李卓吾评百回本，是容与堂本还是芥子园本至今不详。也可能有部分后人的手笔，或是依照70回本和120回本。另外，在刊行时依照圣叹外书本加了《雍正甲寅曲外史序》和图像，这些都成于冠山没后，是发行者任意加补的。参照石崎又造《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昭和15年，1940年）及中村幸彦（《近世白话小说翻译集》）（昭和62年，1987年）。
②《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3号（1958）。
③享保13年（1728）于冠山没后同年，翻刻了第1回至第10回。后于宝历9年（1759）翻刻了第11回至24回。该训点本原本不详。石崎又造氏在他的《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中说：“翻刻所用原本是李卓吾评百回本，但被称为李评百回本的有容与堂本和李渔的芥子园本两种，这两种版本互不相同。冠山所用原本与二者皆不相同，但与芥子园本相似。”高岛俊男氏在《水浒传与日本人》（1991年大修馆书店）中称：“与现存的所有百回本相比较，最接近于所谓‘无穷会本’，虽不完全相同，但非常之相似。”对于宝历9年翻刻本，高岛氏说：“是否是冈岛冠山训译相当令人怀疑”。东条琴台在文化12年（1815）的《光哲丛谈后篇》中说：“自冠山始译并校定罗贯中《水浒传》，其人未见其书而没。享保13年初版成书，有第1至10回。自是开吾邦刻稗史之先河。后断续付印，竟未及百回。镂版罹火，终未成书而罢。惜哉”记录了由于火灾而未能出版的史实。
④《支那学》第1卷第10号大正10年（1921）《青木正儿全集》第2卷。
⑤杜甫诗《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有“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唐诗选》）的诗句。“草头ノ露ノ如シ”被认为是以此为据。古文辞学兴盛时期，《唐诗选》倍受推崇，这样的诗句脍炙人口，当时的文人们已经达到脱口而出的地步了。
⑥《论语·里仁篇》中有“子曰朝闻道，夕可死也”的句子。
⑦青木正儿《冈岛冠山与支那白话文学》
⑧石崎又造《近世日本的支那俗语文学史》
⑨对于这一点，泷泽马琴也曾说过：“水浒一书，向为冠山冈岛老人所译，我辈方知世有如此奇篇。然妇女童蒙，更难以索解，唯其汉文艰深晦涩，实应以片假名记之。不如此不足以昭示其意，以示其文之美。此岂冠山老人之本心乎？盖不能已。”这样，他对文章生硬的汉文译法表示不满。（《译水浒传辩》）马琴以训点本为基础，以《新编水浒画传》为题，采用独特的，掺有平假名的日本式雅文调译至第10回止笔。高井兰山接着马琴的译文一直译完了120回，但他大部分是剽窃冠山的译作，受到的评价也颇多微词。尽管如此，由于马琴的名气和北斋所绘插图的影响，这个译本比冠山译本的影响要大得多。
⑩青木正儿的《冈岛冠山与支那白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