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华文学：语境、内涵和意义——以若干当代文学史教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语境论文,为例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当代中华文学”一词的提出，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对当代文学学科进行深入反省的一个结果。“当代文学”的学科构建问题早在1985年唐弢先生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那篇短文中就已显露端倪。上世纪90年代起，有关当代文学学科危机的言论便不时出现。①进入21世纪以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仍在持续。杨匡汉近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谈及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时不无忧虑地指出：“当代文学是发展中的学科，也是充满了风险的学科。它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同其他历史性的学科最大的差异。因此，当代文学研究更应该具有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这一意识包括当代文学的知识性建构、基本概念的清理与界定、基本史料的整理与识别、重要作家作品的学术化研究等等。”②近期《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所载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对当代文学的“自足性”、自身与研究对象的“历史化”、研究方式的“具体化”和“精细化”，昌切《再审当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名实不分”和“意义破裂”等问题的阐述成为体现这种思考的最新成果。③
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应当包含多个层面，我以为对“当代文学”命名的反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层面之一。“当代中华文学”一词的产生，不仅是反省的结果，也是五十余年来“当代文学”命名及语境变迁的一个水到渠成的归结。众所周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80年代初期，学界对“当代文学”命名的理解基本处于同一层面。在当时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命名，乃至“现代文学”的命名，都鲜明地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文学制度对文学的强力制导，而决非单纯的文学艺术自身律动的结果。陈思和曾经这样解读“现代文学”含义的内蕴：“这里所指的‘现代文学’，既不是世界意义上的‘Modern’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Contemporary’，它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概念，也就是指1919年到1949年之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也有的文学史称其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其政治对学术的制约是相当明显的。”④与之相对应，“当代文学”则被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来界定，按照进化论和阶级论观点，它无疑被视为一个高于“现代文学”的层级。在泛政治化时代，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并未取得与政治意识形态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是往往成为后者的附属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泛政治化时代的文学必然逃脱不了被政治决定的命运。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著述和教材基本是按照这一理念来组织其文学史叙述的。即使是在80年代初期，这种理念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列举两个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教材的表述，即可见一斑。一是包含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在内的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出版周期长达五年的三卷本教材(即从1980年到1985年)，在其“绪论”中写道：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运动，也以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为起点，开始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中国当代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担当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光荣任务。⑤
二是冯牧任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教师集体编写、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这部同样为三卷本的教材出版周期更长达六年(即从1983年到1989年)，它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作为两个具有承继关系的关联词来加以叙述：
作为中国革命有机组成部分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照耀下，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之间，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由于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所规定，现代文学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是社会主义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其基本内容仍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当代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⑥
由以上可见，两部文学史教材都不约而同地将“当代文学”定位于“社会主义文学”，而且王庆生本对此的定义更为明确、具体，也更为高调。直到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那篇轰动一时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学界对“当代文学”的命名才出现了转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名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扩大了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颠覆了原有“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命名内涵，是一种强调文学本体规律的去政治化叙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⑦今天看来，这一命名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将近代、现代、当代和世界统摄为一体的“整体观念”，以及力求回归文学自身的“本体意识”，当然，对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有意规避、忽略多样性的“悲凉”现代美感特征的阐发等，又成为其遭人诟病的矫枉过正式的硬伤。而且，尽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命名使“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和整合，但仍然没有获得这个命名内涵的最大值，即我们看不到论者在这一概念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有关台港澳文学的论述。对于前者，不知论者是不是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至于后者，也许是受到当时政治因素的钳制。这种状况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改变。当时，面对“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以及1997年香港和1999年澳门先后回归祖国的时代语境，诸多文学史开始对“当代文学”的内涵表述和叙述结构做出调整，这就是将台港澳文学纳入其叙述范围。从这些文学史的叙述结构来看，比较早的版本是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炯、邓绍基和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9月版)在“当代文学编”中列专章叙述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当代散文及文学理论批评。杨义在其1998年出版的《杨义文存》(第二卷)即《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中、下)中也有专章用来叙述“台湾乡土小说”的基本状况，当然，作者在这里主要论及的是“现代”时段即1919年至1949年台湾乡土小说，但作者将其纳入“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势力范围，也可以说明当时已逐渐展开的“现当代文学”的“扩容”趋势。洪子诚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已注意到台港澳文学的问题，但并未在书中加以叙述，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曾对此做过这样坦率的解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本书里，‘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范围之中；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的问题，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⑧与洪子诚的谨慎有所不同的是，1998年以后出版的多部当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不同篇幅、不同结构中将台港澳文学列入其中。譬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下卷的最后两章列入台湾文学和香港、澳门文学。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其“下编”的最后一章列入“当代台、港、澳文学概论”。⑨王泽龙和刘克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则在其“下编”的“小说篇”、“诗歌篇”、“散文篇”和“戏剧篇”中分别用该篇最后一章叙述“台港小说”、“台港诗歌”、“台港散文”和“台港戏剧”，此种做法似乎想修补将台港澳文学单列出来以致使叙述结构不能达成前后一致的缺陷。与王泽龙编本相类似的是，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新近出版的朱栋霖、朱晓进和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在历时性叙述结构中穿插进对于台港澳文学的描述，力图使结构整一。董健等编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当代文学史中对台、港文学内容叙述最为详尽、整合最为周全的版本之一，唯一的遗憾是它未能涉及澳门文学，尽管它在“绪论”中多处论及要将“港、澳文学”纳入考察的视野。既然将台港澳文学列入了当代文学的叙述系列，并使得上世纪80年代之前通行的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结构获得了改变，那么，这些文学史对于一仍旧贯的“当代文学”的命名内涵又有着怎样的超越和新解呢？我们不妨列举一二用以说明。於可训在其修订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中指出：
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当代文学既是整体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局部的地域的文学，又有别于一般的地域文学的概念，而是一种有着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和特殊的表现形态的地域文学。将这样两个特殊的地域文学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改变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将要容纳一种异质的文学因素，从而也必将带来整体的文学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将因此而扩大其民族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它也将因此而显得更加跌宕多姿，更加丰富多彩。⑩
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虽然还没有清晰地获得作者对于融入了“异质”的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拥有怎样的“新质”的准确定义，但对作者不再独守“当代文学”既有命名的姿态已经能够完全体会。而在我看来，最具胆量和直截的叙述是来自董健等编本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理解：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应该摒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与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原则，突破多年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元的狭窄思路，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考察的视野。(11)
这样一个对于“当代文学”内涵的阐释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过去通行的“当代文学”命名内涵的解构，在容纳进台港澳文学之后，至少在逻辑上已经很难阐释“中国当代文学”仅仅具有“社会主义”的一元性质，因此，在今日“一国两制”的语境下，这种解构其实不可避免，仅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由于近十年来的“扩容”，坚守“社会主义文学”一元性质的“当代文学”既有概念已经无法包容今日之“中国文学”。因此，我试图以“当代中华文学”的命名来回应或解释这种已经变化了和正在变化着的当代文学的发展现实。
B在进一步阐释“当代中华文学”之前，我想提及与我的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一篇文章，这就是雷达、任东华的《“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一文。这篇文章试图以“新世纪文学”来破解“当代文学”因“扩容”而带来的叙述难题。尽管我以为此文的某些观点还有商榷的余地，譬如，此文用“新世纪文学”来涵盖2000年以来的当下文学是完全可行的，但用此概念去概括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至少在“管辖范围”上难以说通。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这篇文章中所反省的当代文学史构成理念、写作实践问题以及所提示的一些思路是十分重要的——
与大陆的“共和国文学”同根，但又在文学形态上确实大异的港澳台文学该怎么办，该如何进行当代性定位？众多的文学史把它们作为附录或干脆置之不提，这种主流与边缘的姿态，事实上导致了对它们的误读与偏视，从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的失真；……如果说在文学史的附录或后缀之中还有着港澳台文学的一席之地的话，作为当代文学重要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有关于它的成就斐然的史料保存，但对于具有学术传承意义的众多教材和个人专著而言，或者把少数民族作家置换成汉族身份，如张承志的文学史遭遇；或者用他族语言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意义之外另论；或者把它当成异域风俗展览而非真正的文学。……如何找到与汉族文学对称、平衡与融合的机制，并依据自己的独特性，策略地与汉族文学共构当代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毕竟是个问题。(12)
上述这样的思考与我所说的“当代中华文学”的构想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实际上这也正是我构想“当代中华文学”所要思考和统摄的内容。当然，在我看来，“当代中华文学”的命名也许更具概括性和可操作性。实际上，如果仅就“中华文学”而言，对它的命名和思考其实早在15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文艺争鸣》杂志在1992年第4期曾以整期篇幅设置过“汉语文学与中华文学研究专号”，并发表季羡林、谢冕、郑敏和杨匡汉等人的文章，对“汉语文学”、“中华文学”和“海峡两岸文学”等概念进行深入论析。其中，未民和张颐武在他们的对话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中华文学，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学，但又以中国境内为限。它所构成的整体就是一种多语言、多民族的中国文学。……从文学研究的现实讲，台、港、澳及少数民族文学是我们目前中华文学的研究视野应该扩大进来的。”(14)这无疑是对“中华文学”进行当代性命名与诠释的先锋版本。时隔十余年，当我们再回首这一命题时，我不能不感佩《文艺争鸣》杂志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文学使命感，以及敏锐之洞察、高阔之视野和过人之气魄。相对于未民和张颐武等学者提出的融会古今的“中华文学”概念，我在这里提及的“当代中华文学”应该说是有所侧重的。我以为，“当代中华文学”是一个时间与空间合流的文学史命名，它主要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包含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个命名包括三个主要元素，这就是时间、地域和民族。关于“时间”元素，我基本沿袭了既有多数文学史的观念，即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或曰历史转折点作为此命名叙述的开启点。我深知这并不是一个叙述“文学”历史的理想切口，因为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普遍认为它起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社会历史的断代方式，似乎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或者说，当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14)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发生应当体现为一个过程，而并非由一个具体时间来标志，哪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另外，对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来说，政治事件或历史拐点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完全是左右其变迁的根本因素。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降的中国这样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中，我们还不能小视政治对于文学的支配力量(“文化大革命”中文学的凋敝即是显明的例证)。在此情况下，“艺术家和作家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比如他们对‘老百姓’和‘资产者’的矛盾态度)只有参照权力场才能得到解释，在权力场内部文学场(等等)自身占据了被统治地位。”(15)当然，“当代中华文学”之命名中时间维度如何标定，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至少有三个时间维度可供选择，一是将“当代中华文学”的叙述时间定格于1949年之后直至21世纪；二是将此命名稍加变通为“20世纪中华文学”；三是“21世纪中华文学”，以一个世纪作为叙述的时间起点和终点。在“地域”元素的阐释上，“当代中华文学”强调的是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四地，这主要指的并不是地理因素，而是政治因素，“两岸”既是地理上的状态描述，更是两种政治制度的形象写照。之所以要书写台、港、澳，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确实具有我们在过去未曾发掘或不敢面对的文学与文化的血缘关系，它们“都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们同祖、同宗、同一文学血脉，有着共同的民族语言文字，有着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有着萦绕于心的爱国主义情绪，它们都是母体文学的一支，与母体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16)另一方面，它们又确实因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一国两制”似乎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个样态。将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四地文学纳入“当代中华文学”的叙述视野，正是体现出我们面对“史实”的“史识”态度，以及立足于文学视角、“穿越政治文化现实”的最大限度的包容性。(17)因此，“正如对抗战以后的文学史应该分头研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一样，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也不能无视与大陆文学同时存在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澳门的文学，这一空间区分是不容回避的。”(18)“当代中华文学”命名的第三个重要元素是“民族”。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作为描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流变的文学史理应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或者说不可或缺的部分。“各种语言的民族文学都有类似的年代久远、传统丰富的历史。它与汉文文学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既有双向的影响又始终坚持自成系统的发展。要是我们改变一种局限于汉文文学的观念，则可以发现我们所熟视无睹的中华民族文学内部有着令人惊叹的多语言和多语文的民族文学大景观。”(19)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民族文学的个性，是世界上每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而推进当代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创造当代中华民族文学的辉煌，绝不可能仅仅只是作为五十六分之一的汉族作家和理论家的事情，它应当成为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理论家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而作为56个民族共同支撑的中华民族文学又将参与当代世界文学的构建，因为“惟有置于世界性的文学交流之中，任何民族文学才有可能得以发展与繁荣，任何民族文学的特性才有可能得以保存与发扬，任何民族文学才可能以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成熟的民族特性而赢得世界意义和世界地位。”(20)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客观反映当代中国各民族文学创作和理论成果，反映其所贡献的艺术创造伟力和所呈现的独创精神，认真反思各民族文学所经历的曲折路程和多元发展的利弊得失，就是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和撰写者们不容回避、同时又必须严肃面对和把握的问题。
客观地说，迄今为止的近十年来的多部当代文学史，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或者说靠近了上述所言“当代中华文学”所必需的时间、地域和民族三要素。但令人不能满足的是，仍然有相当比例的这类文学史著述或教材在地域和民族这两个要素的表达上，常常表现出缺位的姿态——对台港澳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避而不谈，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几乎只有屈指可数的文学史有所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遮蔽和忽视，成为不折不扣的“汉族当代文学史”。就我的视线所及，目前对时间、地域和民族等“当代中华文学”的三要素包容或曰体现得比较充分的文学史教材，我以为是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1)这部教材共分为“第1编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第2编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和“第3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文学”等三部分。从时间元素上看，它概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五十余年文学发展历程；从地域元素上看，它叙述了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的文学状况；从民族元素上看，它以叙述汉族当代文学发展为主，并辟专章或专节详细介绍了“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阿诗玛》、《嘎达梅林》等叙事诗的创作与整理”、“少数民族小说”等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用整整一编的篇幅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台港澳文学进行了多达十四万余字的全面而详细的叙述，这也许是目前国内除台港澳文学专门史之外的各种“当代文学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三地文学状况进行叙述的最大篇幅的文字。尽管这部教材比较好地体现了“当代中华文学”建构的主要元素，但我以为它在叙述结构上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譬如对大陆文学的历时性叙述与对台港澳文学的共时性叙述如何获得更为一致的整合，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学叙述的完整性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华文学”内涵的完美实现，其实仍是任重而道远。
“当代中华文学”的构建，在当下学界反思当代文学学科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这一命名本身包含着民族复兴与国家完整统一的强烈诉求，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反映；第二，它构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文学史，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现代性、和谐性和开放性，力求从文化、语言和民族的维度考察文学流变的泛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因而也是一个更能体现文学自身律动的文学史，“也是在对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再思中考虑如何建立一种更本土性，也更广阔更国际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努力”(22)；第三，用“当代中华文学”概念可以修补“意义冲突或断裂”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弱点，最大限度地成就其学理性，最大限度地扩张其涵盖的叙述空间，使融合、沟通、本土和开放成为“当代中华文学”的生动“表情”。杨匡汉在总结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研究时也曾经谈到类似的话题，他说：“所谓‘打通断裂’，就是鉴于目前学术史上因历史割断、地域割断和学科各自为政而造成的局面，力求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叙述时，打通‘晚清’、‘现代’和‘当代’，打通‘此岸’与‘彼岸’，也打通‘汉族文学’与‘各兄弟民族文学’，从中有效地把握百年文学的学术血脉，也探悉现当代文学对‘古典’和远传统的回应，倾听其间灵心的律动。”(23)我自以为，自己提出“当代中华文学”的初衷与这段话所表达的意思是颇有些共鸣意味的。
注释：
①《文艺争鸣》1993年第3期和第4期曾先后发表蒲河的《什么是当代文学？》，张玞的《当代文学：生存之地》、孟繁华的《当代文学：终点与起点》和张炯的《也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等文，引发“当代文学研究危机”的讨论。
②杨匡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③有关当代文学学科建构问题的讨论，在近年出版的温儒敏等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也有比较详细的综述。
④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3页。
⑤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⑥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Ⅲ—Ⅳ页。
⑨该教材在2003年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总体结构由初版本的“上、下”两编改为“上、中、下”三编，其“下编”的最后一章仍然为“当代台、港、澳文学概论”。
⑩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1)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2)《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13)(22)未民、张颐武：《风物长宜放眼量》，《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
(14)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5)[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译本，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16)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7)笔者在此引用的“穿越政治文化现实”一语出自吴炫《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作者对此的具体解释是“所谓‘穿越政治现实’，既不是‘依附政治’，也不是‘脱离政治’，而是‘尊重、表现政治又不局限于政治’的意思，当然，‘穿越政治文化’也不是‘对抗政治文化’的意思……”。(见该书第7页)
(18)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9)谢冕：《多层建构中的中国文学与汉语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
(20)曾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7页。
(21)1993年，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王庆生教授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于199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教材于2003年出版，被列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23)杨匡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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