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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团结了大量的统战盟友，有效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成就的取得，除了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外，与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南方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抗战时期，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先后兼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山西抗战阶段）、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同时，又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长期生活和战斗中，直接接触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这里既有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众多人物，还有各中间党派人士和外国朋友。在统战工作方面，他接触的人物之多、碰到的事情之复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恐怕是第一个。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既是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伟大的战略家，又是忠实于党的战略决策的伟大实践家。因此，如果谈到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特点，那首先就是他那种可贵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作风。周恩来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是他对部属的要求，更是自身行为的准则。
周恩来从领导西北地区局部统一战线工作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前沿，直接与各方面的人士交往。国共关系和缓时是这样，国共关系紧张时也是这样。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形势非常险恶。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员的安全，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办事处、报馆的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开重庆。接到电报后，周恩来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除留下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和撤退。此时，从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疏散、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周恩来为此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由于计划周密，工作细致，许多干部都得到安全转移。而周恩来却坚持留在重庆，冒着随时被捕入狱的危险，继续进行统战工作。为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为争取国际社会压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做了颇富成效的工作。
周恩来这种身体力行的典范作用，这种战斗在第一线又临危不惧的工作作风，一方面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推动了统战工作的进行。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大量的统一战线盟友。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回忆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活动时说：“各方面人士和他接触就敬佩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注：《胡子昂访问记》，《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10、11期合刊。）
二、求同存异，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业，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有全国各民族、各政党、各团体、各派军队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周恩来始终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己任，以宽广的胸怀、旺盛的精力，与一切主张抗日的人士来往，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地结交朋友，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最大政党，也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主要对象。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愿发动民众，只进行片面抗战，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又不断表现出妥协投降倾向，因此，如何推动蒋介石集团坚持抗战，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大任务。要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开展多方面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的中间进步分子，让他们从内部影响和推动蒋介石，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利用工作接触或专程拜访等多种形式，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宋庆龄、李济深、张治中、张冲、何香凝、柳亚子、覃振、朱学范等许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与中间党派交朋友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统战工作又一重要内容。周恩来既结交左翼的救国会、第三党；也争取长期坚持反共立场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并积极帮助发展新的中间党派组织。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中间党派的许多人士发生了重要变化。“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逐渐成为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邹韬奋坚持反对独裁，积极宣传抗战，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他还向周恩来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由于周恩来认为他在党外所起的作用更大，说服他暂时放弃了入党的要求。1944年邹韬奋病逝后，被追任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李璜、左舜生在周恩来的团结下，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由李璜任社长的中国青年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1944年8月20日，该报发表的社论就指出，抗战以来， 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功绩“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不曾对日军真实地作战”是不符合实事的，“因为沦陷区还有许多共产党游击根据地就是事实的证明”。该社论对解放区的民主政治，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指出“至于共党在所谓解放区中的民主政治，固然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大体说来，政治上没有贪污，行政效率贯彻没有废驰，这也是实事。”（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 2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左舜生1941年参与了发动成立民盟，并担任民盟秘书长职务，与中共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不仅如此，李璜、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还利用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为中共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建立联系牵线搭桥。
国社党领袖张君劢曾于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配合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共宣传，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地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取消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军队。周恩来对张君劢的反共观点进行了批驳，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他交朋友，而是对他继续进行争取。以后张君劢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还在民主宪政运动和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和地方实力派的一些人士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与西南的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等都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周恩来在广交国内朋友的同时，还利用一切机会与国际友好人士交往，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主张，交友范围从外国驻华大使、在华顾问、新闻记者扩展到教会、青年会、红十字会、外国医生、商人等。他“不但花了很多时间与外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也很重视做外国下层人士的工作。他往返延安乘坐的是美军提供的飞机。为了表示谢意，周恩来亲自宴请机组人员，这事本来可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却亲自作东道主，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年轻的美国人接触交谈。美国工程兵团的士兵曾帮助中共代表团架设无线电台，完工之后，他也亲自宴请他们。”（注：姜之铮等：《周恩来传略》，105～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外交出版社，1987。）
这些工作都大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政策的了解和支持。
三、关怀朋友，风雨同舟
周恩来在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始终坚持在政治上引导朋友，共同抗日，在生活上关心帮助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这不但加深了双方的友情，而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青年党领导人曾琦的夫人在老家四川富顺被日本飞机炸死，无以为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南方局送去5000元奠仪。 左舜生的3岁女儿患急性肺炎，急需送医院抢救。周恩来、董必武知道后，马上令八路军办事处派汽车将她送到医院。
皖南事变发生后著名戏剧家洪深感叹世事艰难，“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一家三口在重庆服毒自杀。经医生抢救，幸告脱险。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前往慰问，给予资助，并把他送到桂林休养。以后，洪深积极参加了国统区反蒋民主运动。
皖南事变后不久，于右任因执行监察院弹劾权，遭蒋阻拦，一气之下，表示要辞去监察院院长职务，并移居成都，以示抗议。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肯定了于右任敢于抗拒蒋介石的作法，并关切地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于先生一个人去成都，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应该去成都陪伴他，照顾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解除他的一点苦闷。”（注：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怀念周恩来》，162～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屈武很快到了成都陪伴于右任。周恩来的关心给了于右任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自然科学座谈会”成立后，周恩来请其中的七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几位科学家到后，见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很惊讶。周恩来解释说：“今天是梁老（梁希）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说着，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深情地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人温暖忘年。”（注：《新华日报》，1941年3月9日。）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写了三首七律诗，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危在旦夕。周恩来及时指示中共驻港办事处和广东东江纵队将滞留在港的大批朋友接回内地，并具体规定了接朋友的路线以及回内地后各界朋友的去向，还特意提醒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等：“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注：《周恩来书信选集》，210～2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对宋庆龄、何香凝等表示了特别的关心。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民主人士及其他抗战朋友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中间人士之所以由误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有的直至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作用外，与周恩来个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四、以诚感人，以理服人
周恩来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中，始终坚持以诚感人，以理服人，因而赢得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敬佩。周恩来曾经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 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注：夏衍：《懒寻旧梦录》，49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1936年12月18日，他与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会面。除了向杨介绍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及他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外，还就红四方面军过去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部达成协议后又曾偷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不少“疙瘩”，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1938年9月，周恩来与救国会领导人， “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在武汉第一次会面。他就热情坦城地说：“我们还未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节风，我是很佩服的。今天下午，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一番。”接着，周恩来问到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同邹韬奋一起分析抗战形势，向邹介绍中共的抗战方针政策。临别时，周恩来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邹韬奋表示：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他创办的“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次见面，给邹韬奋留下了深刻印象，称周恩来“是他最敬佩的朋友。”（注：张仲实：《言犹在耳，记忆仍新》， 《怀念周恩来》，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在周恩来的影响下，邹韬奋拒绝了国民党要“生活书店”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的要求，而听从周恩来的建议，把生活书店分店设在陕甘宁边区。
1945年初，周恩来与第三党成员、当时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的刘宗宽在重庆第一次见面，当陪同会见的章伯钧介绍刘宗宽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时，周恩来立即紧紧握住刘的手，连声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刘宗宽后来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说：“他亲切、平易近人的表情，一下子感染了我，只觉得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传遍全身，紧张的心情烟消云散，而感激的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和周恩来是第一次见面，而他却说‘老朋友了’。这是他对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友情，惠及于我。说明他非常重视友情。这就一下子打动了我的心。”（注：刘宗宽：《统战工作要富有“人情味”》，《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论文选》，246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 解放战争时期，刘宗宽为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对朋友真诚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一次，一位党员干部向周恩来汇报重庆各中间党派、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的签名运动情况时，对一位平时与我党比较接近而不愿签名的民主人士颇有微词，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指出：“这样讲不对。我们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行事，先要替对方考虑。你认为签一个名很简单，在对方看来，可能是一件关系到他的职业、生活和安全的大事。要求别人表态，一定要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强加于人，只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们推到反对我们的方面去。”（注：袭之倬编：《举世景仰的周恩来》，215页，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在统战工作中，由于朋友之间的立场、态度、方法不同，加之对一些事情的不明真相，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疑惑与共产党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如何消除疑惑或分歧！周恩来的作法就是以理服人。这是他统战工作的又一特点。
1951年1月，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 周恩来曾指出：“统战工作就是要用道理去说服别人，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告诉他们。”（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这是他对自己从事统战工作经验的一个总结。这一特点在抗战时期已经充分地体现出来。
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认清国民党压迫剥削民族资本家的罪恶，周恩来注意以事实来说明问题。一次，他在重庆工商业界人士的座谈会上，指出目前中国用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相当可观，国民党政府却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等因素，致使生丝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周恩来所列举的数字，所做的分析使工商界人士惊讶不已。事后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的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据四川实业界巨子康心远的女儿康岱沙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研究，列举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诈、勒索。用材料和数字说明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周恩来同志和我党十分钦佩与信任。”（注：康岱沙：《我的家与统一战线》，《怀念周恩来》，216～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周恩来的以诚待人、以理服人的作风，使许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逐渐走上了与中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胡厥文回忆与周恩来的交往时说：“他给人以教益，却又不居于人师。他思想极为敏锐，但毫不锋芒毕露……从没有听到他对朋友指手划脚，说‘你应该干什么’。他的讲话朴实无华，总是给人启迪，使人不愿离席，即使对方一时想不通，他也不强加于人，而是耐心地不断地做团结教育工作……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注：胡厥文：《最好的纪念》，《统一战线的珍贵文选》，15～1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史迪威将军的助手谢伟思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想让我们赞同他或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但“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注：钱之光：《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人民日报》，1977年1月5日。）可以说，谢伟思的话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周恩来统战工作的这一重大特点。
周恩来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上述特点，从一个侧面充分显示了他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与个人的人格力量有机结合起来的高超统战艺术。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研究，并发扬光大。
收稿日期：1996—04—06收修改稿日期：199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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