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特征及成因研究——基于两贸易品跨期均衡消费理论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贸易顺差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规模不断加大，并呈加速增长之势。在2003-2008年间，中国贸易顺差年均增加额和增速分别高达539.98亿美元和63.27％，远远高于1990年以来的159.29亿美元和21.60％。贸易顺差的加大，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引发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国内宏观调控难度，并使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激发学者们对顺差问题展开探讨，其动因研究占据主导地位。卢峰(2006)、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苏振东(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贸易顺差与中国对外贸易模式和来华直接投资紧密相关，其快速增加是中国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和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资源禀赋差异和贸易政策视角出发，王晋斌和李南(2007)、于芸春(2007)通过推理分析指出，中国的大量顺差源自于中国经济的廉价资源和对外贸易政策的推动。而张家胜和祁春节(2007)、赵文军和于津平(2008)则强调，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是中国出现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基于VAR结构模型，Zhang(2007)发现，中国贸易余额变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实际冲击，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余额没有太大影响。
上述研究成果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它们主要从中国总体或国别视角考察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较多地忽略中国贸易顺差的内部结构特征，较少考虑不同产业贸易收支变动规律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特性商品对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从商品耐用性角度考察中国贸易顺差的内部结构特征，然后通过建立跨时均衡消费理论模型和相应的实证模型，探析中国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收支变化的内在规律，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耐用品与非耐用品
为阐明中国贸易顺差结构特征，并有助于从理论方面分析促成这种结构特征的微观机制，我们将中国贸易品分解为以下三种类型：耐用贸易品；非耐用贸易品；能源和原材料类贸易品。根据Engel和Wang(2008)归类法和联合国SITC Rev2分类法，本文耐用贸易品包括初级和非初级形态的塑料(SITC57-58)、皮革及其制品(SITC61)、橡胶制品(SITC62)、未列名非金属矿物制品(SITC66)、钢铁(SITC67)、有色金属(SITC68)、未列名金属制品(SITC69)、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7)、活动房屋等(SITC81)、家具及零件(SITC82)、专业科学仪器及设备(SITC87)、摄影器材等(SITC88)及其他部分商品(SITC95-97)；能源和原材料类贸易品包括非食用原料(SITC2)和矿物燃料等(SITC3)；其余贸易品被划归为非耐用贸易品。基于联合国统计署的商品进出口数据①，我们描绘了中国这三类产品的贸易收支变化趋势图，具体见图1。
图1 中国贸易收支结构及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上处于顺差状态(除1993年外)，并呈现快速增长之势。2008年，中国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接近3000亿美元，34倍于1990年的顺差额，占GDP比重6.87％，略低于2007年的7.74％。进一步看耐用品、非耐用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贸易收支情况。如图1显示，非耐用品贸易持续顺差，且增速相对稳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首要来源。1984年非耐用品贸易盈余53.28亿美元，占GDP比重1.68％，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发展，2008年非耐用品贸易顺差额已增至2845.82亿美元，占GDP比重6.58％。从增速看，自1984年和2000年以来，非耐用品贸易顺差的绝对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8.03％和19.64％，较为稳定。对于耐用品而言，在其贸易逆差终结后，贸易顺差急剧扩张，直逼非耐用品的首要地位。2005年以前，耐用品贸易一直维持逆差，但从2003年开始，耐用品贸易逆差收缩加快，并于2005年转向贸易顺差。在经过3年的高速增长后，2008年耐用品贸易顺差已猛升至2528.21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69.46％，占GDP比重也跃至5.84％，与非耐用品的差距不到1个百分点。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其贸易收支持续恶化，并有加速之势。1984年，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净出口54.72亿美元，占GDP比重的1.72％，高于非耐用品的1.68％。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和原材料贸易收支不断恶化，于1992年走向贸易逆差。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十多年的缓慢恶化后，能源和原材料贸易收支于2002年开始加速恶化，2008年贸易赤字更是高达2402.79亿美元，占GDP比重已降至最低点-5.55％。
总之，非耐用品贸易顺差的持续和稳定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形成顺差的首要来源，而耐用品贸易逆差较快的终结和顺差超常增长，则强化中国贸易顺差。从商品耐用性角度考察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贸易顺差来源的认识，但进一步探讨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顺差存在不同发展趋势的根本动因，则更具现实意义。为此，我们接下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究促成耐用品和非耐用品贸易顺差的根本缘由。
三、理论模型
分别是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变量，均用各自实际出口额与进口额之比衡量，非耐用品实际出口额和进口额是分别通过用非耐用品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对其名义出口额和进口额进行调整而得到，耐用品处理方法类似。2000年及以前各年的非耐用品进口和出口价格指数，是分别根据各年度中国前十位贸易伙伴从中国进口和向中国出口非耐用品的金额及数量，在加权算术平均的基础上推算而得，权重取中国与这十位贸易伙伴的进口和出口额，耐用品进出口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与非耐用品类似。2001年至2008年的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进出口价格指数均根据中国进出口非耐用品和耐用品金额和数量计算而得。原始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统计署的商品贸易数据库，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进出口价格指数均以1984年为基期。
是经过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处理后而得到实际资本存量，即等于名义固定资本存量除以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2002年以前的名义固定资本存量来源于张军(2003)；2002年至2007年的名义固定资本存量是根据各年固定资本形成额和折旧额推算的。2002年及以前各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是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2》相关数据估算的，2003至2007年的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近似衡量，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固定资本形成缩减指数均以1984年为基期。
是国内实际消费支出，由国内居民滞后一期的实际消费支出和政府当期实际消费支出构成，其系数反映中国居民实际财富和政府实际消费对中国贸易收支的综合效应。居民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是通过用基于1984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居民和政府名义消费支出进行调整后而得。1984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和政府名义消费支出及消费者物价指数均来自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避免变量之间的伪回归，本节首先在单位根检验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若变量之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则进一步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确定促使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收支变动的实际因素。作为各变量之间内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期动态变化关系将在本节最后部分考察。
(一)平稳性检验
为考察各变量时间序列平稳性，我们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中，根据各变量时间序列的折线图确定是否存在截距和时间趋势项，最佳滞后阶数依据SIC准则由Eviews6.0软件自行决定，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除耐用品跨时价格原变量在5％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外，其余各原变量时间序列均在1％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在5％水平下，各原变量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进一步看，原变量的一阶差分情况，ln的一阶差分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余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5％显著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我们视各原变量时间序列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为下面的协整检验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协整和因果检验及分析
我们用Johansen(1991)极大似然法检验本文主要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于本文样本空间有限，我们选择的滞后期为1。为探寻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余额变动的实际决定因素，本文还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
由此，中国非耐用品贸易顺差得以持续且相对稳定增长，是国内实际资本存量、非耐用品跨时价格和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是非耐用品贸易顺差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弹性系数1.08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实际资本存量每增加1％，则非耐用品贸易余额增加1.08％。中国实际资本存量快速递增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中国长期以来的高储蓄率和国际分工引致的FDI内流为国内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而本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软约束的投资需求过旺和外资企业追利本质，促使流动资金转化为固定资本，形成强大的现实生产能力。然而，非耐用品产出并不能为国内市场完全消化，转向出口，致使中国非耐用品贸易顺差不断增加。
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和非耐用品跨时价格是延缓非耐用品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抑制因素。国内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为-0.97，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实际消费支出每增加1％，则非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将下降0.97％。然而，中国实际消费支出增速明显落后于实际资本存量，在1984-2007年期间，实际资本存量年均增速达到10.58％，而国内实际消费支出仅为8.52％，生产规模扩张快于国内消费增长，于是出现非耐用品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现象。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增长显著慢于固定资本存量的原因在于国内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增长过慢，在1984-2007年间，国内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仅为8.15％，比实际固定资本存量增速低2.43个百分点。而国内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过慢、社会保障不健全和金融市场不完善，又是导致国内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非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对非耐用品跨时价格的弹性系数为0.02，且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耐用品跨时价格每下降1％，则非耐用贸易顺差将减少0.02％。根据非耐用品跨时价格构成可知，若美国国债利率下调，或非耐用品未来价格上升，则非耐用品跨时价格下降，当期消费非耐用品的机会成本也随之走低，从而国内非耐用品的消费需求相应地上升，最终有助于缓解中国非耐用品的贸易顺差。事实上也是如此，近二十多年来，美国国债利率总体上呈下跌趋势，从1984年的9.57％，下调至2007年的4.41％，年均降速3.32％，而非耐用品价格也呈小幅上扬之势，以1984年为100，非耐用品价格指数于2007年升至123.07。因此，从总体上看，非耐用品跨时价格和消费非耐用品的机会成本呈走低趋势，延缓了非耐用品贸易顺差的快速增加。在耐用品方面，从表4可以看出，迹检验和
实际资本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在10％水平下统计显著。国内实际消费支出的系数为负值，但统计上不显著。耐用品相对价格和跨时价格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左，前者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后者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实际资本存量是引发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变动的Granger原因，国内实际消费支出与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而耐用品相对价格和跨时价格均不是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发生变化的Granger原因。
由此，固定资本存量的强力促进和实际消费支出的微弱抑制是耐用品贸易由逆差快速转向顺差并加速膨胀的根本原因。虽然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对实际资本存量敏感度0.99低于非耐用品的1.08，但由于对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变动的反应不显著，导致耐用品与非耐用品贸易收支的发展趋势存在明显差异。耐用品贸易余额对国内消费支出不敏感的原因在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长过慢，生活必需品支出在总支出中仍占有较高的比重。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抑制居民消费的多样化、高层次化发展。结果技术含量较高、价格较贵的耐用品只能销往国际市场，满足外国人的消费需求，进而出现耐用品贸易逆差快速终结和顺差大量增加的现象。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仅考虑中国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收支与相关变量的长期关系，没有涉及它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变化关系。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我们得到本文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的如下短期动态关系：
且均在1％水平下高度显著，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在短期内，非耐用品、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可能偏离它们与各自相关变量的长期均衡水平，但由于纠正速度系数的绝对值均较大，所以他们的短期自我调整过程是围绕各自长期均衡波动并快速衰减而趋向长期均衡的过程。式(23)也显示，滞后一期非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与当期非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的相关系数达到0.76，且在1％水平下高度显著，而对应于耐用品的相关系数为0.25，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较之于耐用品，非耐用品贸易顺差存在较强的惯性。在实际资本存量与贸易余额关系方面，与耐用品相反，非耐用品显著地表现出与长期相一致的关系，说明在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引致的生产扩张对非耐用品的出口推动作用仍然强于耐用品。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对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余额的影响也存在不同表现，在非耐用品方面，仍然表现出抑制作用，而在耐用品方面，却呈现出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非耐用品跨时价格与非耐用品实际贸易余额的短期关系与长期相反，相关系数为-0.02，且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明国内居民对消费非耐用品的机会成本的理性反应存在滞后现象。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非耐用品贸易是中国贸易顺差的首要来源，但耐用品贸易顺差呈急剧增长之势。从长期看，国内实际资本存量快速扩张是非耐用品和耐用品贸易顺差不断加大的拉动因素，非耐用品跨时价格下降和国内实际消费支出上升，对非耐用品贸易顺差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对耐用品贸易顺差则不存在显著延缓作用。在短期内，实际资本存量对耐用品贸易收支的影响以及非耐用品跨时价格对非耐用品贸易收支的影响，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甚至出现与长期关系相反的现象。上述研究结果对于缓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具有重要政策启示：首先，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水平和增速，避免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重，减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同时还要积极引导企业向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型产业投资，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次，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充分发挥内需对贸易顺差，特别是耐用品贸易顺差的抑制作用。最后，要加快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提高市场信息的传递效率，以提升消费者对市场信息的反应速度。
注释：
①2007年和2008年，SITC Rev2分类的进出口数据是根据联合国提供的对应表由SITC Rev3分类的数据转化而来。
②根据Hall(1978)消费行为理论，居民实际财富变量可用滞后一期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替代。同时，囿于样本空间有限，为避免变量过多导致失去较多的自由度，不利于计量估计，我们将滞后一期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和政府当期实际消费支出合并为国内实际消费支出变量。具体的居民实际财富政府实际消费支出与中国实际贸易余额关系，见赵文军和于津平(2008)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