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与视角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框架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首先重点介绍了以“文化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发展人类学产生的背景及其三种典型的“发展范式”理论流派。然后，探讨了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对理论综合取向、实证方法和学科性质等进行整合的框架要求；并提出了以马克思全球发展观、中国领导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人类“殊途同归”宏观发展范式和联系中国民族社会实际的流动发展应用理论框架。最后，剖析了中国发展民族学在发展观、理论依据、全球政治视野等方面的视角特色。
西方“发展人类学”的初步确立，是近三十年的事。笔者认为，1976年美国成立“发展人类学研究所”和1977年英国成立“发展人类学学会”，可以看做是这一学科名称确立的标志。但其在理论上，尚未构建起权威的系统理论，而处在将社会发展理论引入人类学并围绕欠发达地区和民族的“发展范式”进行争论的阶段。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门研讨“文化与发展”关系的学科十分关注，因此在其核心刊物上介绍了一些较权威的典型观点，希望引导各国学者研讨能否有一种世界各民族较能接受的多元社会的“发展范式”。
一、西方发展人类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理论主要流派评介
西方发展人类学产生的现实基础，最初是出于从事发展工作的国际机构的实际需求，如世界银行等组织，需要研讨如何促进被支援的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美国叙拉古大学格林·科克伦教授说：从事这类欠发达国家人民物质条件改善和发展工作，一是需要有关于当地文化的知识，二是需要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把握其他领域的涵盖趋势和发展方面的所有知识精华，三是需要有怎样实施发展计划的知识。一个应用人类学家，如忽视后两类发展方面的知识，那么他将远不能像有这类知识的发展工作者那样发挥重大的作用。（注：参见Cochrane，G.，Development Anthropology，p.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所以，他的书取名《发展人类学》这个“新名称”，是“一种新的探索”，期望通过交叉学科的引入，给予发展人类学远比一般应用人类学的学识更巨大的扩展。（注：参见Cochrane，G.，Development Anthropology，pp.25，29。）
人类学引入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后有三个典型流派。
现代化理论，即最初的西方发展范式论，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用“模式变量”和二元对立论来解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发展问题。有的学者归纳出“八项对立特征”，将不发达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原因归纳为其社会内部的“传统性”。（注：参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应付和解决由结构分化、社会流动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变形的能力较强，因而提前进入了现代社会；而在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中，社会文化不具有独立性且依附于政治，社会变革都会因触及到政治而破产，从而造成“现代化的挫折”。（注：参见张琢主编：《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55—56页。）有的学者认为，只有“西方世界可以使其他欠发达地区文明化”，使“第三世界从不发达阶段成长到资本主义民主、富足和大规模消费阶段”；只有将“西方价值观向这些地区扩散”，才能实现“发展”。（注：参见[美]R·H·奇尔科特著，高铦、潘世强译：《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6—297页。）因此结论是：“现代化与西方化两个概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些方面的增长水平和速度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就成为现代的，或西方化的”。（注：孙立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显然，这种理论将所谓“西方价值观”看做惟一的“文明化的制度”，认为“现代性”（modernity）是革命性的，必须把“传统”“统统抹掉”才能“发展”。“抛弃传统制度被看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又没能提出亚洲要怎样才能改变传统制度和价值体系”。（注：[印]S·C·杜布著、何素兰译、吴承梅校：《发展的文化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这种发展人类学的宏观“发展范式”也就与原已存在的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扩张”理论融为一体，（注：参见杨冬雪：《国外全球化理论：概念、热点和使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本质上是西方一元“发展范式”。
拉美和非洲地区一些国家推行这种西方发展范式的失败促进了依附论的产生。如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1960—1970）的实施，虽然使一些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为5.2％，甚至高于发达国家，但在经济方面，其经济命脉往往被发达国家控制，发达国家将自身经济危机转嫁到不发达国家；政治方面，发达国家频频操纵欠发达国家的政变；社会方面，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反依附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剥削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基础，其主要观点认为，在当代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贸易关系下，“边陲”国家不得不依附“中心”国家，并受到它们的剥削，依附论在造成“中心”国家发达的同时，也造成了“边陲”国家的不发达。（注：参见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依附论造成的是“经济主义的”依附，“文化和秩序目标遭到冷落……这样的一种民族精神会给秩序带来种种难以克服的复杂问题”，并因“发展成果分配不公产生不和与冲突”。（注：[印]S·C·杜布著、何素兰译、吴承梅校：《发展的文化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虽然依附论没有提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它提示了发展与国际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其差异结构观点也为第三阶段的发展理论——世界体系论——提供了理论借鉴。
世界体系论认为，任何单个国家和社会都不是一个自足的社会体系，当代已形成世界体系规模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受这一体系的制约，各处于这一体系的“核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层次；而后两种层次国家地位变动的发展机遇，只有当世界经济在周期性上升或停滞阶段才有机会获得，并且地位的升降是受世界体系整体结构制约的，而不是可以由一国自身努力所左右的。世界体系论还认为，一种世界体系的灭亡，可能一是反体系力量的强大，二是这一体系本身发展到不能再继续进行资本积累时，体系才会崩溃，而代之以更平等、更能满足全人类需求的体系；当前的各种反体系力量，包括核威胁，都不足以改变现实的世界体系结构，它呈愈来愈巩固的趋势。（注：参见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14—316页。）近年新世界体系论接受各界对其“坐等体系安排”发展命运这种观点的批评，承认忽视了对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已开始关注“国家层面的世界体系研究”。（注：参见周长城：《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及其演变》（下），《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6期。）但其结构决定论的缺陷是明显的。
当然，发展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顾名思义，主要是将发展理论引入人类学，正如经济学引入发展理论而形成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引入发展理论构成发展社会学一样。但也并不仅限于此，更不等于简单相加，发展人类学应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对其他学科有关理论进行综合吸收与构建，并且特别需要充分发挥人类学实证调研的特色等等。不过，人类学之引入发展理论，应该说是个巨大变革。一方面，探讨欠发达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问题，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为“边缘的”、“落后的”民族与地区这一传统规范是吻合的，但传统的人类学是以依靠调研与实证资料为特征的，一般不介入未来发展领域。因此，发展人类学的产生也是当代西方人类学研究领域时空巨变的产物。它反映了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基本规范，主要是认为：“人类学者要达到成熟，便一定要寻求更多的途径”，包括“进入它从不愿进入的预告领域”，不过，它不应是乌托邦式空想，而是比如“它以若干已知事实为根据，预告某一事情将发生”。（注：参见[加]希利尔·贝尔绍著、陈恩译：《社会人类与文化人类学的未来面临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把文化与发展联系起来，形成发展人类学”，（注：[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黄觉译：《人类学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第76页。）即这是一门研究民族、文化与发展关系的学科，其性质属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分支学科。
二、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探讨
当代，各国的学科都在不断跨越旧有的知识边界、国家边界而参与国际对话，中国民族学界也理当对前述这类与发展中国家和多民族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论题及其学科发展方向，予以充分关注。为此，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应该提上日程。从学术上看，我国学人才刚刚开始接触西方发展人类学。虽然陈庆德等出版了《发展人类学引论》，这是国内学者首次涉及这一学科，但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较少涉及以民族、文化与发展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发展人类学理论。（注：参见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后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庆德：《发展理论与发展人类学》，《思想战线》1998年第8期。）我们从国外网站和论著中所能见到的，也只有一些讨论人类学与发展关系的代表性论文和章节，而且至今未见国内有系统评介，或提出自成系统的理论。所以，以发展民族学正式命名的理论构建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但我国领导人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理论论述和实践，却符合发展人类学的理念，是我们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因此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笔者的看法是，需要从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等基本规范出发，参与国际对话，对国际上围绕“发展范式”展开的各种流派的争论，取综合取向，并在剖析世界和本国发展现实的实证资料基础上，与时俱进地研究马克思和中国领导人的有关理论，积极鼓励中国学者探讨与尝试创建各种发展理论，特别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符合欠发达地区和人民需要的发展范式和理论。不过，根植于不同国家文化底蕴的同一学科都应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对理论、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并将其同社会需求的目标、理论内容的价值和科学性进行整合。
首先，关于构建发展民族学理论的综合取向问题。必须从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民族与文化）出发，综合研究发展理论，并与其微观调研的实证方法相结合，同时广泛吸收其他交叉学科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对这三方面进行整合，实现中国发展民族学的规范构建和创新。从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发展范式”的实践看，有成有败，似不能简单强调负面的“依附”作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依附论尽管并未对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传统社会如何发展进行明确论述，但其主张日益得到受西方力量挤压的非西方民族社会的认同。这可能是因为当代发展表现为多元文化与民族性对强权推行“发展”的巨大反抗性，以及多种主体共同参与发展的特点。世界体系论客观地剖析了世界结构存在的差异，把发展具体化为在边陲—半边陲—核心的差异结构中由下一层次向上一层次的升迁，但由于认定“边陲国家”等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决定“发展”，而是取决于整个世界体系的结构调整的结果，所以，实际上仍未给出欠发达国家与民族现实的发展途径。
这样，从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出发，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民族学理论来回答上述理论的缺陷，即：第一，什么是中国发展民族学的发展观？第二，当代世界“核心”、“边陲”、“半边陲”国家的差异结构的发展与“民族和文化”的关系如何？第三，欠发达国家其民族与传统文化应如何发展？
比如经典现代化理论，由于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认定中国家族企业因存在裙带关系等弊端，是传统力量极强的制度，需要否定。但香港学者黄绍伦在考察了中国家族企业之后，修正了这种夸大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负面作用的看法，他的实际调研证明：“根据家庭对香港的中国企业内部组织的影响”，它“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正面作用”。（注：参见张琢、马福云：《发展社会学》，第79页。）各种传统都会有复杂的内涵，而中国家族企业发扬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凝聚性、协调性。所以，对待某一民族传统，需要细致调研考察其是否有可发扬的内涵，分清哪些属于无障碍的中性传统和障碍性劣质传统，然后取不同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发展或消亡，而不加鉴别地摒弃传统往往会引起反作用，甚至冲突。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研究历史事实中的实证性资料，也有助于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理论，并把握其真理性的准确度。这里以一段史实资料为例，考察一下“结构”变迁的制约因素。
从人类不同阶段的发展道路看，某一时代的发展方向，的确与当时“核心国家”为中心的结构及其相关民族的作用密切相关。如蒙元帝国为什么能将东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疆域，而形成欧亚大帝国的结构？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结构中，可以说是客观因素；但是中亚的花剌子模国正处鼎盛，这一“核心”霸主，按世界体系论的说法，也绝没有到周期性衰弱而需另一霸主取代或变革世界结构之时。显然，如果没有饱经磨难的成吉思汗等一批精英人物，如果不是成吉思汗起用了大批奴隶将士这一新兴阶级，如果不是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人才，如何能有这一段世界发展史和这个游牧“征服王朝”的辉煌！可见客观时势、人的能动性及其造就的文化力等等在构建世界体系格局中的合力作用。同样，蒙古帝国及其后霸权时期的元朝之灭亡，也符合霸权必衰的发展规律，不仅仅亡于先战事、后佛事的耗资巨大的这类客观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消亡于当时处于下层的国内汉族、中亚伊斯兰民族及相关传统文化的巨大反抗力，这正是改变结构的能动方。归根结蒂，霸权结构的变迁，不只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霸权引起的种种复杂反抗因素的合力作用。（注：参见马曼丽、文化：《从历史个案论民族与文化结构塑建》，《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3期。）
其次，在了解、吸收国际各种发展理论的同时，运用马克思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有关理论，研究构建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并能为世界人民广泛接受的宏观发展范式。比如，笔者认为人类发展可以是一种多元“殊途同归”范式。马克思主张的全球“发展”观，是等到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随自己的心愿”选择工作，这种“人”的发展就是达到了“全人类的解放”。但这种发展是需要“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我国领导人的科学的文明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使各民族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种发展目标可以通过多元文化“殊途同归”的“发展范式”来实现。这里的“同归”就是指共同达到前述那种理想的“人”的发展目标。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破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方面，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他指出，只要社会还处在“不是出于自愿”的分工阶段，人们就必需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否则“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这种社会发展阶段，“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笔者所言的“同”也指这种共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还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因为资本主义衍生的劣质文化现象，包括在世界交往中推行“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等价值观念，必然引起巨大的、复杂的反抗力，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变革。“同”也指其变革后方向趋同的“革命化”发展。而能使之“不断地革命化”的力量来自其国内和国际的反对不平等待遇、反掠夺、反霸权的民族及其爆发的文化力的作用。
笔者认为，既然是“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人类”，世界不会无限制地、不受协调地多极多样发展下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这一论断日益成为现实。不仅自然科学已成为不分东、西方的现代普同文化，各国不同的传统民族文化也有一部分形成了普同文化。发展会受到全球化这个“世界协调化系统”的制约，有可能在矛盾、冲突和协调的反复过程中互动发展。（注：参见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因为全球化结构日益使人类利益互联，所以，损人终将损己，助人有利互赢。世界人民终将会认识到，必须能动地改造国际不平等政治经济格局，保障逐步实现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全方位的“互动嫁接”、“互助发展”，最终促成不同国家“殊途同归”地追求“人”能够平等地、“随自己心愿地”共同发展。尽管这可能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过程，但像植物界多数“嫁接”品种往往多能培育出新优品种一样，“互动嫁接”、“互助发展”应是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
再次，中国发展民族学必须结合本土实际进行应用理论构建。国际经验已证明，为了“解决多文化国家中的实际问题”，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解决“民族和文化的发展”问题的发展民族学，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国际发展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已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应用贡献：发展人类学者的发展方案因符合文化背景而更为有效；修改那些引起社区不满的经济方案；搜集制定计划、政策必需的第一手资料；评价和干预文化和社会效果，等等。国际上发展人类学家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甚至进入农业体制变革、生态资源管理、居住规划以及工、商、医、教育等等“非正式部门”，把文化、社会结构与“发展”连在一起，“扮演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注：参见[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黄觉译：《人类学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第78页。）我国也应该重视发展人类学者的作用，促进民族地区的全方位发展，同时探索发展应用理论。另一方面，我国要求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学术价值，这基本接近国际规范。（注：国际上对理论的科学性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规定详尽，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的视角与作用，真理性鉴定以及是否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充满探索性的理论价值、伦理价值等等。参见《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而各种价值都要求实践来检验。所以，我国要求理论工作者“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注：参见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笔者考察民族地区，深感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社会有三大实际问题比较突出：多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多处于小生产状态，相对发展缓慢；文化封闭，尤以聚居民族为甚，其内部许多人不懂邻族语言；政治上虽各民族实现了平等，但封建社会残留的宗教与传统习俗以及干部的封建权力观念等等仍起着不小的作用。应以这类民族地区的实际为依据，以中央政府所定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为指导，构建有本土特色的应用型发展民族学理论。笔者主张首先构建流动发展机制与相关理论。对于长期受封建社会束缚的中国来说，须充分认识人类发展的历史本质就是冲破封闭的“动”，流动是“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中国，因为历史上还有一点可以通过科举制度“优则仕”的流动传统，成了千百年来人们追求“发展”的希望之星和光明大道，也培养了一代代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精英人物。而流动包括众多方面。在当代中国，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归属相对固定，农牧业人口也很少流动，所以，中国农牧业社会至今总体上保留着坐等政府扶贫或安排发展的传统价值体系，这在多数封闭的民族聚居区非常普遍。不过，回族等重商的流动民族，其价值观则不同，其聚居区的经济一般也比其他聚居族区发达。对于中国地少人多的民族聚居区来说，不宜提倡分占土地的移民流动，重要的是组织发展民族学家的扶贫志愿者队伍，以带动建立经济贸易、资源开发、新闻传媒、供销信息网络、普及教育等领域全方位的流动机制。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牧民流往城镇越多，经济越发达。当代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一般高达80％—90％。“封闭的农业经济需要一种巨大的振动和冲击，才可能释放出劳动力”，这正是促使农业机械化的“工业革命”。（注：参见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4—65页。）不能守着只够温饱的一块土地和羊群度日，需要试验发达国家已取得经验的各种流动发展模式，（注：参见陈耀：《国家中西部发展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9页。）如进行划小政区、建立旅游城镇、开放城市、现代化社区发展工程等试点，促使少数民族群众价值观发生开放式改变，爆发出主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动能，自觉冲击阻碍现代化的封建传统而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三、中国发展民族学理论的视角特色
构建一门学科，其视角特色与其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文化底蕴及所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早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便已存在的中华各民族悠久的发展史，决定了中国发展民族学在发展观、理论依据及全球政治视野等方面的视角特色。
首先，如果说西方发展观多以维护“核心国家”利益为基础，以经济主义为视角特色，那么，前述笔者所主张的中国发展民族学的发展观的视角则是“以人为本”，具有较彻底的人民性。在国际上，中国不以牺牲他国、他族利益求一己发展，而是追求国家、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地发展，同时又信赖与依靠各民族人民的能动性而实现发展。在国内，中国领导人提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主张“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则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目的和归宿”。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认为只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我们就能集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注：参见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理论时应更加突出与完善这种视角，并尽力实践之。即发展人类学是以“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点”审视发展问题的。而且，“发展的目的决不是要强迫人们不情愿地像牛一样被喂养”，而是“有意识地自己教育自己，并且不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解放”。（注：参见[法]弗朗索瓦·佩鲁著、张宁等译：《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其次，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总体否定传统或过分强调结构决定论，而我们的理论视角是取辩证的、多方位的视角。笔者认为传统有复杂内涵，结构可以发挥人的能动性而局部塑建，因此应尊重各民族的适应与选择。这是因为中华各民族大多是古代便已形成的民族，各有悠久的历史经验。如清代统治者镇压回民起义后，强行将西北回族从各城市迁往偏僻农村，使依靠回族商业贸易而繁荣的甘肃河西变得一片萧条，此后便形成回族遍布农村务农的结构。这反映了当时客观形势对结构的制约性是存在的，但必须看到，经过适应期，回族同胞又以其善于经商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奇迹般地在城郊发展起了新的商业中心，“城墙”未能阻止回、汉群众在城郊的交易和回族靠务商传统重塑新结构。这证明民族传统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回、汉人民共同要求发展的规律性是变革结构和创造发展的能动因素，而造成不平等差异结构的对立力量则往往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权力阶层。
再次，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视角方面，中国的全球政治视野具有明显的维护公正平等、国家主权、力主和平发展的视角特色。中国发展民族学的视角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从维护“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原则出发，寻找“发展”的规律性途径，应是为本国和世界的不发达人们群体和平美好生活奋斗的行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反对“核心国家”为本国私利压榨欠发达国家和民族，支持建立国际公平的政治经济新格局，但同时也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阻碍世界和平发展的活动。我们肯定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科技、文化，但支持反体系力量变革资本主义、霸权主义及其腐朽文化的运动。这一切都表现出为了全人类的平等发展，为了主权国的权益而奋斗的政治态度与视角特色。同时为了全球能在矛盾冲突中争取“殊途同归”地逐步协调发展，我们特别关注国际、国内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当代全球化进程使个人、团体选择机会增多，加上传统政治的弊端，如腐败、官僚主义等日益明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压力的骤减以及“全球化越广泛，个人的团体选择对那种独特性（uniqueness）的支持越大。地方选择的独特性也越明显”，（注：参见D.J.Elkins，Globalization，telecommunication and virtual ethnic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vol.18。）也即新认同政治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来自民族身份、地方身份以及宗教等文化团体身份的问题日益突出，由边缘问题变成了当代政治的中心问题而频频引发国家政治和分裂危机，从而往往使“发展”的成果因分裂动乱而毁于一旦。事实是政治分裂、分裂动乱造成“现代化挫折”，而不是其他什么政治干预传统造成这种挫折。因此，为国家统一和稳定发展，任何国家都须塑建国家精神疆域，即不仅要保卫领土，还需要发展经济、塑建文化、研究政策，而且必须以人为本，否则，任何国家精神疆域的基础就潜伏着崩溃的危机。只要对当代国家分裂事件、民族自决和移民群体权益要求，以及伊斯兰复兴主义的从哈萨克草原到“中东地区一场新冷战”的“新月形危机”等现实略加扫视，就不难发现，人类和不同国家的发展面临重重障碍，尤以利用民族性和宗教等传统文化将国家领土宣扬为民族领土，破坏国家精神疆域认同，利用经济落后与“人权”借口造成政治合法性危机等等问题最为突出。所以，要实现全球宏观发展范式，用军事手段解决这类国际问题和保卫领土疆域是远远不够的。各国均需塑建国家精神疆域观念并同步进行有关理论构建。也可以说，这是当代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和不平等差异“发展”的时代特征下，我国为维护国际社会的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应突出的独特政治视角。
标签：民族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