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探究
贺爱军1，2，贺海琴1
（1.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 浙江翻译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刘宓庆秉承“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提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他以语言、文化信息为出发点，以信息意义处理为任务，以意义表现及表现效果为终端，提炼出整体性的文化翻译观。这一理论立足翻译学，从语言学、心理学、美学、政治等跨学科视角研究文化翻译。
关键词： 刘宓庆；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对策论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研究角度的多维性，二者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激发了翻译学者的学术热情，从而成为中西翻译研究中的热点话题。1969年，奈达与泰伯（Nida ＆ Taber）提出“文化翻译”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与语言翻译相对的翻译，一种为迎合目的语文化而改变信息内容或将语言信息中未隐含的信息传递出去的翻译。[1]沙特尔沃思和考伊（Shuttleworth ＆ Cowie）将文化翻译定义为对原作文化因素的转述与基于原语文化对译语文化词语的重新解释或任何对语言和文化因素敏感的翻译。[2]巴斯奈特（Bassnett）提出翻译不是纯语言行为，而是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她强调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实现译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上的功能等值并满足目的语的文化需求，推动翻译的“文化转向”。[3]西方的“文化翻译”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得到中国学者的青睐。穆雷等从文化差异与原文特有形象探讨文化词的翻译策略；[4]蔡平、黄忠廉、杨仕章等从文化特色词汇切入探究文化翻译的内涵与策略；[5-7]谢建平等从文化研究所处的历史语境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关系；[8]孙艺风等从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与读者的关系探讨文化翻译的目的与功能；[9]王秉钦与杨仕章从基础理论、基本构架与学科地位探讨文化翻译的学科建设。[10-11]总体而言，无论中西，对于“文化翻译”的探究多从内容、策略手段、目的与功能等视角展开，而对文化翻译所涉及的文化心理、审美、政治战略等超文本因素则关注不够。刘宓庆将文化的价值观研究、文化心理探索、语义的文化阐释、文本的文化解读、超文本意蕴探索以及文化翻译的对策论与方法论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观照与探究。
刘宓庆早在1988年就开始关注文化与翻译这对命题，完善了专著《文化翻译论纲》，在批判继承“文化翻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原则。他以翻译学为本位，借鉴胡塞尔哲学，确定了文化翻译的“理想的客体”，以荆楚文化与爱尔兰文化为案例，从词句、语段、行文风格等翻译本体与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审美、政治战略等超文本因素探讨文化翻译的跨学科关联，实现了翻译内部与翻译外部整体性结合研究。他提出了“功能代偿”对策与文本内外论证、互文论证、人文互证等参照方式以及从文化理解到文化意义的获得、语义文化诠释到文本文化解读的信息处理对策，形成了共时与历时、跨学科与跨地域纵深“游移”的整体对策论。可以说，他从翻译文本内外跨学科研究的整体性理论转变到注重文化信息意义处理的整体性对策论，完成了由理论建构到对策探究的升华，勾勒出整体性文化翻译观。
二、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及对策论
刘宓庆文化翻译观集中体现在《文化翻译论纲》中，他强调“静态研究为体，动态研究为用”以及文化整体观。他认为“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美学、认知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毫无疑义，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以及“对理论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进行分阶段的整体性整合研究”。[12]299可见，他的文化翻译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整合研究，具体包含整体性文化翻译观与对策论。
（一）整体性文化翻译观
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包括语言文化意义以及所涉及的文化心理、审美、政治战略等超文本因素。“所谓‘整体性理论整合’就是在广泛综合、深入论证条件下的学科理论的科学整合。”[12]11
1.语言文化意义
轴承外圈与底座内孔的配合为间隙配合，其轴孔配合间隙类型如图3所示。装配的定位面为零件1的圆柱表面。间隙带的宽度C最可能出现的区间可根据式(6)得到，且宽度C在此区间内服从正态分布，和有效公差一样，间隙带也可以转化成装配偏差，从而在装配过程中不断传递和累积。对于此类轴孔间隙配合，以零件2为基准，由间隙带引起的零件1的装配偏差为：
企业在使用大数据时应建立完整的网络信息管理制度，根据使用者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明确对于企业信息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的惩罚规定，使使用者能够加强对于信息资源的管理能力，还应对于企业信息的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技术训练，使其能够正确使用大数据中的信息资源，避免出现信息泄露的事件发生，同时，大数据运用平台应加强对于信息的监管制度，增加网络平台的安全性，加大对于网络安全系统的基金投入，使其能够在信息资源的获取中设立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黑客的入侵，以此来保障企业信息的安全。
刘宓庆将译者视作建立新观念的主体，建议译者破除传统中翻译意义、形式与文化脱节的陈旧观念。文化是意义的一部分，文化翻译是翻译中意义转换的一部分，重视文化翻译中文化信息意义的分析、理解与获得，构建文化知识、心理与功能调节等文化理解的前结构，以提高识别与感应文化信息的能力，将“文化适应性纳入翻译的价值观论”来衡量译作的质量，认识到社会“有期待的精神需求”，提高文化翻译和文化翻译研究的社会功能。他提出“第一，翻译学必须重视价值观研究，因为离开了对价值观的深入研究和深切体悟就谈不上准确的文化理解；第二，译者必须重视对语言各层级的文化理解，因为离开了准确的文化理解就谈不上对翻译表现论（再现论）和对策论的准确把握；第三，译者必须重视对翻译表现论和对策论的研究，须知上乘译作必然基于译者对原语文本准确的文化理解和对翻译表现论的熟稔运用，而翻译的文化理解和表现法必然最终受到价值观的支配和调节”。[16]22这既突出了文化翻译观念或价值观对译者意识与行为的支配与启示作用，也强调了它与文化理解、表现论环环相扣的关系。
语言是情感的载体，语言词汇的组合产生意义、形成意象与意境，既体现表层的语言意义，也反映作者的内在心理、审美与政治观念。由此，刘宓庆论述了文本的文化心理探索、审美判断、文化战略等超文本阐释，多元化解读文化信息的本质与意义。
文化心理问题是文化翻译理论中的深层课题。刘宓庆从文化心理视角切入文化翻译领域，按照范畴论、系统论、功能分析三个层次，从文化信息心理结构与内容来分析文化心理现象、心理过程、个性和群体心理等，了解人文环境中个人文化特质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环境等民族文化环境中的群体心理，以价值、行为和表现法系统，阐释文本中有关人生、道德、审美等价值观，寻找意向或行为表现法。他对文化心理进行个案分析，探索语义诠释、文本解读与文化心理的关系，提出文化心理主轴和“场”概念，明确了文化心理分析对于把握语义、深度理解文本、确定文本风格品位、艺术思想倾向以及双语转换中表现法的重要性。这种超文本的文化心理探索对于非常态文本的翻译尤为重要，因为“非常态文本的意义高度隐喻化、符码化，意义在‘似花非花’之间，而作品中反映的整体文化心理结构往往是比较稳定的。这时，文化心理参照就是定点、定位、定格的重要途径，文化心理分析作为认识手段、检视手段和实践手段的功能就更为突出”。[13]229
在刘宓庆看来，意义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类文化行为，以象征的手段含蕴在语言文字中。文化意义是意义的文化维度，具有人文化、动态性与层级性的特征。人文化指的是“人对语言的文化使用：人可以通过使用语言给不具有文化意义的词组注入文化信息，使之含蕴文化意义”。[14]意义的动态性即文化语势（cultural force）或产生于“人文环境的转变以及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的话语情景转变、话题转变、情态转变、句法结构转换、词语语用转换、语种（双语或多语）转换、文体或风格转变等引起的”或产生于“话语（篇章）铺叙或陈敷过程中词语意义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内涵”。[14]文化意义的层级性指意义结构维度、文化意义内在格局与词语获得意义的层级性方式。意义是一个多维结构，包括山川日月等通义词语的意义以及亲（亲属）、官（政制）、器乐、衣食等文化词语的意义。文化意义可根据文化信息分布分为物质形态层、典章制度层、行为习俗层、心智活动层。
2.超文本因素
本世纪初，共和县蚕豆只是零星种植，种植面积很小。近几年，随着蚕豆产业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省级科研部门育成适于高海拔种植的蚕豆在我县的大力推广，蚕豆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在现有的种植模式下，共和主要的种植作物青稞、油菜病虫草害严重，产量低，根据该现状，我县农技人员改革以前的种植模式。本文通过“青稞—蚕豆”轮作的种植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文本的文化解读是对词语意义文化诠释后的有机整合，注重文本结构的拆析、重构与整体性理解，以实现双语文本在整体形式上的契合和对应。文本的文化解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审美态度、价值观等的文本读者（含译者）对文本进行理解、解码与主客观条件变化时的多样性解读。由此，他认为文本解读的前提是：客体上，语义诠释是基础，具有先导性，而文本解读是对语义的有机整合、推导与衍化，具有后续性，二者是局部真善美与整体真善美的辩证关系；主体上，译者是文本解读的主体，在解读时总带着先前的经验与能力对文本世界进行分析，再根据现实需要与翻译目的对文本进行取舍与创造性叛逆，运用恰当的表现式再现整合后的文化信息，形成译文。对此，译者可采取对文本表层结构分析的解码、深层结构分析的解构、心理结构论证的解析、整体性语义和形式转换的整合以及文本的审美表现（图1），实现主客体融合的文本解读。换言之，译者先对隐喻性外来词、生词及延展词等语言符号进行解码，发现新意义，呈现字面意义下的语义含蕴；再对语段层级上的语言结构进行深层次解构分析，之后通过心理与逻辑参照解析文本，最后根据以上对策将所得文化信息意义进行有机整合，加以审美表现即可获得满意的译文。
“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语际转换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15]“而文化翻译研究也应该伴随时代的发展赋予自己不断提升的文化传播使命，应该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翻译研究的提升，发挥一定的引导或指导作用，指导中国翻译事业指向文化战略目标”。[16]58刘宓庆在2007年出版的《文化翻译论纲》（修订本）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翻译“坚持整体性文化战略考量”的观点，指出“每一个国家的翻译事业都将翻译与文化战略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翻译定位为文化战略手段，使之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核心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翻译的政治观’，也就是‘文化翻译的政治视角’”。[13]13他重视文化翻译的作用以及整体性文化战略的现代化意义问题，在文化信息诠释及其对策中强调了译者应认识到促使本国文化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精粹的文化使命，使文化翻译研究具有战略使命感，体现时代价值诉求与重视文化诠释当下意义，使翻译事业不负文化战略手段的使命。因此，强调文化翻译的战略观就是在保证自我文化的安全、传承自我文化的血脉以及维护自我文化的身份，是尊重中西语言文化异质性，促进文化交流与实现双赢的具体体现。随着全球化局势的加快，民族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强弱势文化交锋时有发生，为此各民族需积极主动吸取各自所需养分，成为文化翻译的受益者。如果强势文化一味夺取文化霸权地位，使弱势文化成为附庸，甚至消亡，强势文化自身也难以丰富发展，文化多元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刘宓庆坚持在文化翻译中提升译者的文化感应能力与个人素养，再现原文的“原汁原味”，达到双语文本与文化的“洽洽调和”，这样强弱双方都会在保持民族特性、维护自我文化身份的同时，利用文化兼容性特点，在流变中吸取新的活力，创造优秀的新文化，这是“求同存异”在文化翻译领域的应用，也是以整体全局意识看待文化翻译而谋求发展的战略体现。
（二）整体性文化翻译对策论
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研究将语言作为关注的主体，语言中又将意义作为关注的主体，立足意义，用文化心理准确把握文本的文化内涵与气质，并根据审美判断选取信息整合方式与译文的最佳“表现”，获得文化审美表现效果与读者接受。这一观点既反映了刘宓庆的整体性理论观也含有相应的对策论。从事文化翻译活动，译者先应具有文化翻译的意识观念，才能完成处理文化信息、再现文化意义与表现效果的任务。
（4）从结构变位的角度讲，它对温度实际分布有很高的敏感度，在施工控制过程中必须保证量测结果的准确性，从而得到与真实情况相符的结果。
1.文化翻译新观念
相对于其他普通高校学生来说，高职院校学生对新知识、新事物的认知能力相对偏弱，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差。再加上会计理论知识十分抽象，初学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部分学生在学习一学期之后仍然不明白“借”“贷”含义，不理解会计分录，不能完全理解会计要素，账务处理经常稀里糊涂。久而久之，产生(畏难)恐惧心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即使勉强学了一点理论知识，却也支离破碎。
刘宓庆提出文化翻译观念探新，树立新观念，强调译者要努力学习语言与文化知识，构建文化理解的前结构，提高自我文化信息的感应能力以便在翻译的过程中唤起文化意识。
刘宓庆从主客体两个层面探讨如何树立文化翻译新观念。客体上，语言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和特殊的文化现象，分布于文化信息各个层级或矩阵中。语言可以从表面上反映文化，也可以通过所创造的文化意象、行文风格、文化氛围或构成的事件、人物文化特征体现这些层级或矩阵中所含的文化信息，将语言纳入文化矩阵中加以审视也就意味着对语段中文化信息所含文化气质与民族文化特色的深入探讨。
刘宓庆认为“语言不仅是人类传达知、情、意的交际工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处于“文化各层级的功能与矩阵中，是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最权威、最具潜势的唯一统治者”。[13]36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文化而具有意义，同时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名物传统等蕴含不同的文化积淀使各自语言独具特色，呈现异质性。这种民族语言的异质性是民族文化基因差异的表现，因为历史发祥、人文肇始、社会演变等文化源流不同，语言的母体基因也大不相同。也正因为语言文化异质性的存在，所以意义翻译变得非常重要。
2.文化信息处理对策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将语言置于文化信息矩阵中整合场景、事件等文化信息。宏观上，基于文化理解，扫描与辨别文化信息，获得文化信息意义；微观上，对具体文本中词语意义的文化诠释与文本的文化解读进行信息处理。因此，在这两个层面对文本内外整体诠释与解读，将解读后的最佳选择进行有机整合，为文化信息意义的终端表现与表现效果（读者接受）奠定基础。
宏观上，文化信息处理是从文化信息理解（包括对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作者的身世经历的理解）到文化信息扫描（将语言中存在的一切文化信息层层筛选滤出以便翻译处理）再到文化信息意义获得的文化翻译对策程序。文化理解是理解一个文本的起点，而文化信息扫描服务于理解，为意义表现做准备，既在物质形态、典章制度、行为习俗与心理活动四个层级上对文本进行词句的分析、甄别和筛选，又在文化心理层面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甄别和筛选。由此他以《橘颂》为例，分析出文本中文化信息大都属于心理活动层，进行心理活动层扫描后，信息多集中于审美与道德价值，从而表现出作者屈原的这些价值观、文化心理特征、原语语义及文本文化内涵。理解文化信息、辨别文化信息、获得文化信息意义是从宏观上对文化信息由浅到深，由局部到整体的处理对策，而文化翻译总是在词语意义的文化诠释与文本的层次解析和文化解读两个维度上进行，所以宏观上的文化信息处理与意义获得必将落实到具体文本的语义诠释与整体解读，需要从语义与文本两个层面寻找对策，也即文化信息处理的微观对策。
他深知自己的文化水平是制约自己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了提高文化科技水平，他在购买了电脑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订阅《兵团农垦科技》《农村百事通》等报刊，一有空，他就走进连队的“职工书屋”查看有关种养殖方面的读本悉心研读，和他人交谈，边学习边实践。由于他肯钻研学习，种植管理技术年年提高，每年收入都在20万以上，他承包160亩沙枣林，每年收入1.6万元，成为团场闻名的致富大户。
微观上，刘宓庆以《天问》与《离骚》为例论述了语义文化诠释的对策论。他认为翻译这样高品位、高难度的古典文学作品，需要译者从文本深层次的词语文化涵义着手，加以历史观照、文本内外印证、互文观照、人文互证以及语义文化内涵的符号学等维度以作求证与定夺词语真正的文化意义，即译者要立足于文本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阶段来理解词语，从众多词义中做出最优选择。还需将原作进行通体观照，通过上下文作者的观点与行文思路寻找有助于语义定夺的内证，精于分析，把握其中事理义理。像《天问》与《离骚》这样的典籍都有经过历代注疏家逐句勘校，以注释义，所以注疏家对典籍词语意义的语内诠释可作为外证帮助译者在语际转换中析义、定义。这样连锁式的内证参照以及内外证结合参照定夺语义的策略，是文化典籍翻译很重要的理解策略。语言的异质性决定语际转换中“意义的变化或缺口”，互文观照或不同文献一起观照可用来诠释与补缺词语意义。根据“特定文化体现者”——原作者个人的身世阅历与著述言论，尤其世界观、学术观等个人特色准确分析与确定语义，实现人文互证。同时，他还认为译者应恪守求证、参证、举证三大原则：勤于求证，避免臆断与望文生义；精于参证，交互参照注家之言，避免以讹传讹；勇于举证，以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学术研究新水平洞察文本所含人文风物、世态风骨，对文本语词与文化内涵有个人见解，以定行文。总之，译者不仅要对各注家对同一疑义的疏解进行横向求证、纵向比较式的探究与推理分析，还要将原作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原作者本人进行通体观照，从而实现语义诠释与文化解读。
猕猴桃属植物生长旺盛，覆盖力强，花果色泽鲜艳，香气浓郁，嫩枝幼叶婀娜多姿，是绿化、美化、香化的优良树种，可栽植于庭院、长廊或绿地，极具有观赏价值。
美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主体对客体审美“潜质”的激活。刘宓庆不仅注重翻译与心理学的结合，通过文化心理来研究文化翻译问题；思考和分析文化翻译的艺术性，将意义、意象、意境与情感相结合，从关键词、句群、篇章、视觉效果、内心情感等角度，在文化意义审美、文化意象—意境审美以及文化情感审美三个层面来展开审美判断，对文化翻译进行深层次审美分析，解析作者的心理情感与选取恰当的表现手段。他以翻译学为本位，通过比较文化人类学、普通语言学、翻译学对待语言文化及审美的态度，论证了翻译学如何全面系统关注语际层面跨文化审美表现的转换机制。他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探究心理意象如何凸显审美构思准确解读文本，体现文化心理与审美判断对跨文化表现的杠杆作用。他强调“翻译学对待文化表现的态度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既重意义，又重审美”，“以审美的态度整体地对待语言文化问题”，将文化心理和审美的全程观照置于“历史文化背景”下考量。刘宓庆将美学观点渗透到文化态度、文化理解、文化心理、语义阐释与文本解读以及信息表现等文化翻译各个领域，这是他对翻译美学观点的重视与文化翻译新领域的不断思考，是对新时代下文化发展战略与审美需求增加的回应。他在详细论述翻译教学中客体的审美潜质与审美期待，主体的审美潜能，但在文化翻译中多强调译者主体审美分析方法，弱化了文本审美潜质与读者审美期待在译者审美分析时起到的规约作用。
图1 翻译学文本解读对策论图式[16]174
3.文化意义表现论
在刘宓庆看来，表现论是表现法的系统研究，也是文化翻译的一种终端研究，即参照语言文化、心理、审美、政治等因素，宏、微观上处理文化信息后关乎翻译产品或效果的终端操作程序，是将整体性理论与对策论落到实处的对策。
他认为文化翻译表现论包含语义表现（语义转换的终端）、文化表现（文化转换的终端）、审美表现（审美转换的终端）三个维度，译文是这三个维度表现的有机整合。而文化审美表现论需要恪守文化适应性、科学与审美两大原则。第一，恪守文化适应性原则——代偿，即译者要使译文本适应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语言文化现实与读者接受，有主体酌情权。语言与文化的异质性、继承性、流变性与兼容性决定了双语转换中可译与不可译性，其限度的大小受双语文本、两种文化以及译者个人素质与目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暗含翻译辅助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本质，既要体现原文本的异域特色，又要考虑到双语文化交流与接受的问题。所以文化适应性原则的提出就是要译者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语言文化素养、文化意识与感应能力，参照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本内外等论证，在双向变通中增加可译性、促进双语文化的交流与吸收，形成适应新历史生态系统的新文化。第二，恪守文化翻译的科学与审美原则。翻译是门科学，译者需根据社会历史背景、个人文化心理、用语特色、文本内外论证等准确分析、把握原语文化意义，从而以适合实际情况的表现手段将其表现出来。翻译是门艺术，译者在文化翻译的各个层面都不要忽视审美判断与审美表现。他认为语用的“合不合用”涉及到文化心理，那么政治与宗教审美上的“相不相符”是否也涉及到文化心理？由此，文化表现是否只需考量语义与语用两大因素，而审美、心理、政治与宗教只是语用考量的不同侧重点，讲求的都是文化适应性与科学审美问题。
刘宓庆认为原作在跨文化语际转换后，语用特色、审美风格、思维方式及文化心理与气质内涵等已发生改变，“原汁原味”只是文化审美表现的一种理想策略，是译文对原作的动态模仿与双向变通，是可实现的“原型最佳近似值”。为了确保原文的“原汁原味”，译者需要运用前理解，在语义、审美、逻辑层面通晓原作的内容实质、形式特征和效果，分析其中含蕴的文化信息和心理特征。再运用心智与情感重建目的语文本（译文本），将原语文化心理输入译文本，按照目的语文化适应性调整文本形式。最后充分发挥语义与逻辑分析、审美表现、文化信息感应能力，优化译文本以体现原作的气质特色、文化心理与传感效果。
刘宓庆认为“‘接受’是有效的‘接收’。有效的接受则提供和保证传播效果”，“在传播学看来，‘读者’是效果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翻译传播亦然。如果失去读者，翻译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取向依据和社会基础，谈不上翻译的目的、任务和效果”。[17]当译者根据对文本的理解，对文化信息进行处理而得到最佳的意义整合与表现后，读者接受就是其表现效果的审判标准，也是对策论进入实践的最后环节。第一，读者是文化翻译价值的检验者和评判员，他们对文本的接受可以体现当时主流的社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还参与了翻译价值改变和构建过程，对提高翻译质量有积极的作用。第二，读者接受是一个多色调色谱，读者群体因职业、教育程度、意识形态等不同而具有层级性，也就呈现出接受的多色调色谱，需要译者科学理性的分析后作出认知和审美引导。第三，随时序之变，主流与非主流价值易位，译者应留心非主流读者的多重诉求，在作为理想读者、译者、创作者多重身份中把握好彼此间的动态平衡。译者的翻译行为主导了读者的阅读诉求，反过来，读者的诉求是译者翻译的巨大潜力，决定了译者的翻译取向，只有双向满足，译者的翻译审美表现才有效果，才能实现刘宓庆所提倡的“原汁原味”与“读者接受”的综合平衡。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12月14日。联系人：Maryam Maleki；联系地址：International Piano Forum，Wiesenau 1， D-60323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电话：（+49）69 - 7953482-200，-201，-202；传真：（+49）69 - 7953482-157；邮箱：m.maleki@ipf-frankfurt.com，
刘宓庆的整体性文化翻译观是从认识到实践，围绕文本内语言文化意义与文化心理、审美与政治等超文本因素的整体性翻译观及文化信息处理与表现的整体性对策观展开。树立文化翻译新观念，打开理解的文化视角，弄清原作语言与文本以及心理层面的文化底蕴与意义，按照审美判断选取恰当表现式与代偿手段，将“原汁原味”的文本语义与气质“择善从优”地展现出来，达到文化翻译的审美表现效果。
三、结语
刘宓庆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原则，以爱尔兰文化与荆楚文化为案例对文化翻译进行了整体性的整合研究，构建了整体性的文化翻译观。整体性的文化翻译观既包括对文本内语言文化意义以及文化心理、审美政治等超文本因素的分析，也包括树立文化翻译新观念、文化理解、语义文化诠释、文化信息意义终端表现与表现效果的对策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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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into Liu Miqing's Holistic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HE Ai-jun1,2,HE Hai-qin1
（1.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2.Zhejiang Academy of Transl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l observation with external references”,Liu Miqing has proposed the holistic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The theory takes language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 the task and the meaning representation and its effects as the end.Holistic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approaches translation with the insights from such disciplines as linguistics,psycholog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Keywords: Liu Miqing; holistic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9）05-0065-07
收稿日期： 2019-03-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翻译地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实践研究”（19AYY013）；宁波大学王宽城幸福基金
第一作者简介： 贺爱军（1975-），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译者与译史、比较文学。Email: heaijun@nbu.edu.cn
（责任编辑 周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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