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探析——从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探析论文,传统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33X(2006)02-0012-0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指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这是在党的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我们将长期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提出和确定，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但也与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真诚的和平文化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千百年来，“和为贵”始终是中国社会思想的主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是中国人民的宽大胸襟。渴望和平、追求和睦，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融入人们的血液中。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1]。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也特别提到，中国之所以选择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2]可以说，没有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以真正明白中国自主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为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中国特色”[3]。
一、儒学中蕴含着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萌芽
伦理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同时也是一门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的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涵盖范围不断扩展，学科分支不断细化，尤其是研究的视角不断开阔，逐步突破了以往的时空局限，将整个世界乃至地球都纳入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其中，国家关系伦理学就是一门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新兴学科。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一个“走向全球伦理”及促成“世界伦理宣言”和普遍伦理的运动方兴未艾。普遍伦理试图建立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价值原则，以“全球伦理标准”来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普遍伦理与以往所有伦理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真正地把国际社会纳入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第一次把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特殊形式来进行考察，在承认国家利益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肯定了伦理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道德的手段来进行调节。所以，普遍伦理的核心其实就是国家关系伦理。促进国家间的友好相处，引导世界的多元共存，争取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普遍伦理和国家关系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都可对普遍伦理或者说国家关系伦理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本国最深厚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努力发掘和弘扬各民族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和宽容精神，对人类一些古老和基本的道德常识和直觉重新予以明确的阐述、概括和强调。儒学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多着眼于其关于修身养性、人伦和谐和为政治国等方面，而对于儒学所蕴含的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想却很少注意，对于重义轻利、德威并重、和而不同等原则在国家关系上的作用也缺乏深入的发掘。其实，在儒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就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诸侯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在先秦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孟子》、《荀子》以及《大学》、《中庸》、《周易》、《礼记》《国语》、《左传》等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有关国家关系伦理思想的论述。
首先，重道义，轻利益。义利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义利问题上，儒家的基本态度是，以义制利，或以义节欲、导欲。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要求人们（尤其是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读书人）在道义与物质利益方面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秦儒家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在充分肯定人们的正当物质利益合理性的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用道义去限制对欲利的追求，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儒家更是强调以义为本。在他们看来，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追求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政以德，才可以使本国在国际政治上发挥深远的影响，使“近者悦，远者来”。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才是真正的大利。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促进本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果只以一国私利为基点，穷兵黩武，对别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侵犯他国的正当利益，则与己国、他国都不利。
第二，尚和平，恶攻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儒家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和平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战争则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因此主张以和为贵，反对攻战。对当时诸侯国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欺贫的各种争霸兼并战争，儒家认为这是对他国利益的侵犯和对他国尊严的践踏，不但妨害了他国的生存，也给本国带来了危害。先秦儒家虽然反对侵略兼并战争，但并非是“偃兵废武”的非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战争应当以“禁残止暴”为目的，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争夺利益。战争的正义与否，是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因素。只有坚持战争的正义性，才能最充分地动员本国人民参加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而非正义战争，不但会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也会因而失去本国民众的支持。同时，先秦儒家还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一种流血的政治，是一种诉诸暴力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手段，战争一旦爆发，就必然会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因此，基于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对广大人民基本利益的维护，儒家主张“文战”、“柔武”，尽可能采取非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第三，倡中庸，抑极端。《中庸》开篇就明确提出，“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非常注重中庸，强调过犹不及，主张和谐适度，反对走极端。反映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则希望做到“和而不同”，既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又要保持本国的独立性；既不采用暴力把自身、本国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他国，使他人、他国服从于自己，也不丧失自己的原则立场和独立性，一味去迎合他人、他国，而是在保持自身或本民族个性与特征的基础上，与他人、他国谋求一种平衡，以达到和平共处、和谐发展。
第四，扬王道，弃霸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征战，诸侯放恣，人民遭殃，为实现天下一统，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儒家提出了“发仁施政以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即不诉诸于武力，不诉诸于权谋，不以事功取胜，以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为立足点，通过行仁政去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平。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主张“以德平治天下”的学说的确是一种具有高度道德性的政治哲学学说，它与以武力去统一天下的霸道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目标上看，霸道思想以称霸诸侯为目的，而王道思想则以天下归服为追求；从手段上看，霸道思想所凭借是赤裸裸的武力，王道思想则靠仁德取胜；从结果上看，霸道必定种下仇恨的种子，王道则会使天下归心，社会呈现一派祥和安宁；从施行者上看，施行霸道的是不仁之君，行王道的则是人君。也就是说，在儒家的心目中，一统天下的是以德行仁的王道，而不是以力假仁的霸道。从上述特征中，可以看出，儒家的王道思想体现了人民渴望和平、追求稳定的意愿，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可见，在“天人合一”的普遍和谐观念指导下的先秦儒家，从现实中既有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出发，以“仁”为核心，“亲亲—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层层扩展，演绎出一套天、地、人和谐统一的人伦观与国家观。在先秦儒家看来，各诸侯国是天下这一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它们之间的交往显然也应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致力于某种道义理想。孔、孟、荀周游列国，所宣扬的就是他们所坚决主张并极富现实意义的道义。他们认为，有道的天下应是大家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礼乐升平的大同世界；无道的天下则是礼崩乐坏、国与国之间相互争战的霸道世界。为政以德、交国以礼、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正是使天下由“无道”走向“有道”、从混乱走向安定和谐的有效途径。儒家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在当时对于调节国家关系、缓和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争取国家间局势的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资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点，并公开宣告：“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们愿意按照五项原则与世界一切国家友好相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3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总结和升华，是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高度统一，其核心内涵就是利用世界和平的有利时机实现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这一政策的深刻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
首先，和平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前提，又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目标，还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哲学基础。儒家强调“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本质上是一种内向型的和平文化，与西方外向型、进攻性的战略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指出：“我们要始终牢记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1]遍览古今中外，世界各国在国力迅速增长时期能够像中国领导人这样一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在不多，而这正说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的学者还指出，中国外交哲学观念以“和”为中心，顺应中国崛起的潮流，进一步强调“收敛锋芒、善与人同”的和为贵思想应视为未来中国外交的哲学思想重心[5]。
其次，和平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儒家“亲仁善邻”的思想。中国历来重视同周边国家建立和平共处的关系，这既是保国安民的基本保障，还是实现国家繁荣强大的战略依托。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倡导并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参与合作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努力，为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这一政策，既是对孟子“交邻国之道”的继承和弘扬，还是对“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第三，和平发展战略体现了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和平发展战略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强调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主张共同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坚决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这些政策主张，无不折射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光辉。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也是处理国际关系应该遵循的准则。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尽管有所不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发展。我们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第四，和平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儒家“扬王道、弃霸道”的思想。作为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主张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的纠纷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和平，重防御，求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共御外侮，始终是中国国防观念的主题。当前中国的国防政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五，和平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儒家“中和”思想。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说明我们党既重视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增强，也重视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等“软实力”的提升，是中庸与中和思想的现代运用和发展。
三、儒家国家关系伦理思想对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这二十年里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内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用发展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对外则是要毫不动摇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但世界上总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贩卖“文明冲突论”，渲染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中国文明将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构成挑战。在反击“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威胁论”方面，用事实和数据加以说明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深入发掘和整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因素，对丰富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也是非常有益的。
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来看，“中国威胁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表明，只要不发生危害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外敌入侵，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与其他民族和国家发生过战争。近百年来的历史进一步证明，中国从来没有向外扩张和威胁、侵略过别国，却屡遭外来势力的侵略与蹂躏。“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6]290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新”集中在一个“和”字上：中国对外是和平发展，不是靠武力扩张去掠夺别国资源；对内是和谐发展，不靠拼资源消耗去搞掠夺式经营。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曾说过：“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4]104，“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4]105。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些观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道路，中国完全有能力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不称霸。这是中国人民真诚而郑重的承诺，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观念基础。”[1]
亨廷顿宣扬“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之间，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亨廷顿对整个国际环境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做了片面的估计，夸大了冷战后世界矛盾冲突的对抗程度，进而完全忽略了竞争中的相互依赖以及国际社会中和平因素的增长。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连绵不绝的局部战争，已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战争往往并不能给人类带来进步，也不是当今世界解决人类争端的有效方法。相反，战争往往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不幸，甚至毁灭，即使是战胜国也不能幸免。和平力量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从文明或者文化的角度来看，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不符合“文明”的本质和发展的规律。通观人类文明史，古往今来的战争，从来都是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异质文化之间虽然也会发生摩擦和碰撞，但并不是战争的根源，即使中世纪的宗教战争，背后也掩盖着实在的世俗利益。就人类文明而言，交流是促进其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原因，没有交流就没有文明，也就没有文明的发展。钱乘旦先生曾就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过一个譬喻：一个远古文明的产生，就像是点燃一枝蜡烛，其光亮有限，也很容易熄灭。但如果许多文明同时产生，许多蜡烛同时点亮，就会连成一片文明之光，其烛光交融，此生彼灭，越传越远[7]329-339。
就儒家思想而言，它更具有和平而非暴力的性质。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的过程中绵延流传的。自先秦以降，儒学不断吸收、消化道家、法家、墨家和佛教的成果，到宋明理学之时，已经成为综汇儒、释、道诸家的全新形态。儒学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都表现了不同的文化特质，但都曾和平地相处。不仅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各地，儒家文化都同其他文化保持了这种关系。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与西方近代文化产生过摩擦与冲突，同样没有因此而诉诸武力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相反，从康有为开始，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连续好几代学者都学贯中西，运用他们所掌握的近现代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来对儒学进行重新诠释、重新建构，以使儒家思想与时代相适应[8]273～274。因此，儒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同其他学派及其他文化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吸纳的历史，从来没有因为思想上、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歧异而与其他学派和文化兵戎相见。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凭空而来，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存在的。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都多少对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包揽全球，也无法强制别的文化一定要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将促进人类文明产生新的繁荣。在21世纪，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将在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中共存和互补，使得世界更加绚丽多彩，而不是哪一种文化独霸和统治的局面。东方文化中的理论精华也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强大而更加繁荣[9]129。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各国也面临着地区冲突不断、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恐怖主义、环境恶化、金融风险、重大传染疾病等传统或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要解决世界各国面临的这些共同问题，单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协作。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启示。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思想有助于抑制极端个人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在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要想到个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与责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考虑到促进他人的发展；在谋求自己国家和民族繁荣的同时，要照顾到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如果真能如此，就必然会使人类变得更高尚、更文明，使社会变得更和谐、更有序，使发展变得更协调、更均衡。
总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将以其深厚的底蕴在世界上散布出独特的魅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与宽容精神必将为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发挥重大作用。深入探索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传统文化根源，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战略，完善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都是非常有益的。
收稿日期：200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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