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学论文,先秦论文,诗论论文,战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表，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中国诗学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诗学繁荣与发达的程度，给了一个使人们在哲学层面重新认识先秦诗学的切入口，并预示着当代先秦诗学研究在整个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中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先秦时期中国诗学尤其是诗学批评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一现状又严重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持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具体说来，先秦文学批评史中关于以《诗经》为重要经验材料的先秦诗学，尤其是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先秦诗学的研究材料，主要还局限在《论语》中有限的若干孔子语录。《礼记》中的《乐记》、《缁衣》等先秦文献以及《孔子家语》、《说苑》等汉魏人整理的文献材料的价值则因为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大打折扣。先秦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对包括先秦诗学在内的先秦文学思想的定性还仅仅局限在“文学思想的萌芽”这一极为保守的认识水平上，这一情况说明，我们对先秦时期文学思想、诗学思想的了解程度与它的实际情况距离很远，尚不能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沟通先秦时期文学思想、诗学思想与先秦哲学的密切联系。这一切必将在我们对包括《孔子诗论》在内的新出简牍的研究中得到纠正。可以相信，随着《孔子诗论》研究的深入，中国先秦诗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内容将大为扩充，研究的深度将大为增加，研究的品位将大为提高。
《孔子诗论》显示，先秦时期的中国诗学已经相当地繁荣与发达。它首先表现在其所含先秦诗学著作种类与内容的丰富性。正如在《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上许多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根据“诗论”竹简的形制及其他考古学特征来分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实际上含有不止一种先秦诗论著作。如果加上该书《前言》中所提到的由7支简所组成的《诗乐》等艺术理论文献及《孔子诗论》整理者所谓“备用简”中的诗学内容，上海楚简中先秦诗论著作的内容就更为丰富、数量更为可观。在一批简牍中出现如此多的先秦诗学与艺术学著作，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国时期以《诗经》为主要观照对象的先秦诗学传播的广泛性及其繁荣发达的程度。
《孔子诗论》所显示的先秦时期诗学繁荣发达的第二个表现是它在理论上的成熟程度。如果联系《战国楚竹书》其他部分及《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所存先秦哲学论著，可以明显看出《孔子诗论》所含先秦诗论著作在理论方面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其多样化的批评模式也已经相当成熟。例如，在《孔子诗论》中，曾多次出现“情”、“性”、“命”、“天命”等词语。考察它们出现的规律并联系《楚竹书》所收先秦哲学论著《性情论》（即《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有关论述，可知这些词语并非一般的文学批评语汇，而是具有深厚的先秦哲学底蕴的诗学批评术语。
《性情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又说“生德于中”、“礼作于情”。这里所描述的“天——命——性——情——道（即礼）”的理论图式，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诗论》中的许多断语。如：第16简的“燕燕之情，以其独（按：“独”作“慎独”解）也”，第18简的“《杕杜》则情喜其至也。”（按：“至”指情能达到反其本的程度）再比如第16简、20简、24简中反复出现的“民性固然”一语的深层内涵，也借助这一理论图式得到充分的展现。
在《孔子诗论》中，一种惯常的批评模式是篇名＋断语。如第21简：“《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在这些对《诗经》具体篇章所作的评论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文学批评术语性质的断语，如“信”、“美”、“善”、“喜”等。仔细考察可知，这些断语都具有特定的审美内涵。例如，“信”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伦理学中一般作“诚实不欺，有信用”解，在先秦时期往往与“忠”、“仁”、“义”等伦理概念并行，在汉代又往往与“仁”、“义”、“礼”、“智”并用。而在《孔子诗论》中，“信”则成为一个审美范畴，它与“情”有着相互补位的密切关系。例如第21简所说的“《鸤鸠》吾信之”，在《诗论》第22简中有较更明确的表述：“《鸤鸠》曰：‘其义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本书《性情论》说：“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厚。”（第14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又有“信，情之方也”；（第40简）以及“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正因为《鸤鸠》一篇表现了诗人内心真实而笃厚的情感，所以孔子断之以“信”。
我们知道，情感是文学作品最为重要的美学特征。对文学作品中以个性化的方式所表达的人类普遍感情的理解程度，是艺术哲学发达的重要标尺。《孔子诗论》对许多诗篇表达的情感有深切的感悟和精辟的论述。《诗论》第22简：“《宛丘》曰：‘洵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相关诗句今本《诗经·宛丘》作：“洵有情兮，而无望兮。”《郑笺》释为“信有荒淫之情，其威仪无可观望而则效。”《郑笺》所释完全脱离了诗篇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如果从《郑笺》之说，则诗篇内涵显得淡而无味。比较之下，更可看出《孔子诗论》对《宛丘》这种“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的“情”所怀抱的深切理解和同情，支持上述理解与同情的哲学背景，则是春秋末年以降孔子所力倡的儒家充满人文关怀情结的“仁”的思想。这一点，在《郭店楚简》所存诸篇先秦哲学论著中多可觅得其踪。
《孔子诗论》中许多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互证，并往往能够引起我们对传世文献价值的新认识，加深对它们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新理解。如《诗论》第24简论《召南·甘棠》：“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许多学者都指出，在《孔子家语》和《说苑》中都有与此相似的内容。这种与传世文献相合的情况在《诗论》中并非个别例子。《毛诗序》是重要的《诗》论著作，关于它的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在历史上有极为歧异的论争，甚至曾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卫宏所作。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将其置于“两汉文学批评”的位置上，后者认为“它大约完成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手”，这代表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一般认识。这种判断不能不使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大受影响，而《诗论》中多支简所载内容可与《毛诗序》相关联。比如，简文关于《风》、《雅》、《颂》各类诗篇基本特征的论述与《诗大序》有关论述的精神非常相似。第8简论《小雅》的《雨无正》、《节南山》等篇，以为“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使人们自然联想到《毛诗序》中的“变风”、“变雅”之说。《毛诗序》中还有所谓“四始”的说法，《诗论》特别重视对《关雎》、《文王》等诸篇的评论，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材料。《诗经·关雎》篇与《关雎序》历来是《诗经》学研究的热点，《诗论》中第10、11、12、14等简都涉及《关雎》篇，其内容对相关问题的解决颇具启发性。尤其第10简“《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4简“以琴瑟之悦，竢好色之愿”等论述尤为重要，能使我们在历史与美学两个方面加深对《诗序》“《关雎》后妃之德”说所指的理解。
《孔子诗论》作为先秦诗学繁荣发达的标尺，对古代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自王国维先生倡导“双重证据法”这一重要史学方法以来，历史学界奉此利器，推动了整个学科研究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成为20世纪的一个重要学术景观。近20年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对《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等简帛文献的研究，同样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近年来，我们在《文艺研究》杂志的大力扶持下，和一批有识之士一起，倡导在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加强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批可喜的学术成果，利用出土文献已经逐渐成为广大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学术理念。我们相信，随着包括《孔子诗论》在内的上海楚简的陆续公布和深入研究，先秦诗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学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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