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吉隆坡会议面临的问题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隆坡论文,会议论文,APE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形势和主题的变化
1997年11月在温哥华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马来西亚公开宣布，作为1998年的东道主，它在保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TILF）发展势头的同时，将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人力资源开发和掌握未来技术方面。这一决定反映了APEC的现实需要，受到热烈欢迎。与此同时，领导们还一致赞同江泽民主席的倡议，指示部长们制定一项APEC“面向二十一世纪科技产业合作议程”提交吉隆坡会议。国际舆论对此十分关注，认为这一倡议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影响深远。
温哥华会议后，东亚金融危机继续发展，并向全球辐射，波及到俄罗斯和拉美，甚至美国也不能不受影响。这一危机像“幽灵”一样徘徊着，严重影响和冲击着APEC的各项准备工作，使今年吉隆坡会议的中心议题不能不有所调整。如何应付东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已成了主要议题。在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问题上的矛盾加深，困难增大。对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
APEC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在寻求合作与发展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心和考虑经济安全问题。韩国某高级官员私下哀叹，这场金融危机使韩国几十年的成就几乎毁于一旦，韩国的国际威信“一落千丈”，很多银行、证券公司和企业破产，或被外国收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APEC成员也遇到类似问题，都在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及至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发展中成员普遍希望APEC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有所作为，印尼代表在第一次高官会上就直接了当地向美国代表提出如何保护资本市场安全问题，探询应对危机的对策。一向热衷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新加坡也忧心忡忡，认为探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是吉隆坡会议面临的首要问题。它们普遍感到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更重要，支持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纪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技能开发行动计划”。并除新加坡和香港外，成员国对EVSL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韩国和墨西哥领导人虽承诺要全面自由化，但内部面临强大压力，要求必要的灵活性和例外。中国代表在APEC高官会上指出，APEC领导人指示我们要落实的，是“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而不是简单的“部门提前自由化”（ESL）， 提前自由化应该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应协商一致而不能搞什么“实质性多数”；灵活性应涵盖时间、税率和产品范围等各个方面。这一讲话受到发展中成员热烈欢迎。发达成员虽不喜欢，但也无法不承认中国代表的言之有理。中国台北的代表在第一次高官会上发表了与我们相同的观点，后来迫于有关方面的压力，保持沉默，然而私下仍表示他们的基本立场未变。日本公开支持马来西亚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并单独提出300 亿美元援助受灾国的应急计划；宣布日本1995年提供的100 亿日元今后不仅可用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也可用于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坚持EVSL应在自愿基础上和有灵活性，明确表示不参加若干部门的提前自由化。
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焦点
目前APEC各成员国分歧还是很大，矛盾和斗争集中在：鉴于东亚金融危机，金融领域的开放应该更快些还是更谨慎些，资本的流动应该完全自由还是应有必要的监控；EVSL应加快步伐还是坚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容许灵活性；经济技术合作应虚实并重还是虚多实少，甚至仍旧从空到空。
这些问题无不牵涉到各成员的基本利益以及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态度，牵涉到发达成员同发展中成员以及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牵涉到控制和反控制以及削弱和反削弱的斗争。
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美国的目标很明确。他们表示：克林顿总统到吉隆坡的“主要任务”就是“敦促亚洲进一步开放市场”，同时巩固美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战果”，进一步夺取日本在东亚的经济势力范围，在欧元明年正式启动前先削弱日本。美国在具体磋商中霸气凌人，说别看现在在自由化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都得向美国意志低头”；APEC部门提前自由化搞好了，“欧盟将会发抖”。日本显然不甘受挫和失败，正在力图重整旗鼓，继续与美国争夺分享在APEC的主导权。它们都在争取有关方面、特别是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展望吉隆坡会议
APEC是个引导方向的论坛，是寻求合作而不是搞对抗的场所。由于它的巨大多样性，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有很大差别，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也很不一样，看问题的立场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很难相同，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本着“大家庭精神”，按照“APEC方式”行事，最后总可以找到利益的汇合点，达成某种妥协。
预计会议主题将围绕金融危机、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三方面问题进行。
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各方都将陈述其基本立场和观点，可能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最后取得一定共识，如一般同意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和援助，对金融体制进行某些改革，制定和扩大能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 增加IMF等国际机构预防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及制约过度投机和滥用自由化投机等。但会议不可能同意建立任何APEC应对金融危机的机制，很可能指示部长们深入研讨和寻找应对危机的具体途径和方针。
在EVSL问题上，如果发达成员能比较现实一点，可能通过一个容许有不同保留的一揽子解决协议，以保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势头。但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保留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自愿提前自由化的“单边行动计划”。
在经济技术合作问题上，很可能进一步强调行动的重要性，通过“面向二十一世纪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和“技能开发行动计划”两个纲领性文件。
自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来，我国领导人一直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江泽民主席在APEC发展方向、应遵循的原则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发表了精辟的讲话。其中特别是以尊重多样性（差别）、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为主要内容的“APEC方式”与科技合作两点，更是深得人心。APEC自身的实践一再证明，每当有人要偏离“APEC方式”，事情就变得困难，矛盾就尖锐起来；每当回到“APEC方式”并坚持按这一方式行事，事情就好办得多，矛盾也就缓和下来，从而得到解决。多年来，正是“APEC方式”的存在和运用，使APEC具有“大家庭精神”的魅力，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和发展势头。今年吉隆坡会议，由于金融危机问题，“APEC方式”将显得格外重要。这一方式实际上为冷战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APEC的运作需要它，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应对金融危机也需要它，要求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差别），遵循自主自愿和协同一致原则，强调灵活性和渐进性，大家共同制定战略目标和游戏规则，各国和各地区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达标计划。如能如此，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将会比较顺利。但事情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承认和坚持“APEC方式”仍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还需要多方的努力和合作。
吉隆坡会议在即，让我们预祝它成功，不辜负这一地区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