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整合——论“九#183;一八”事变后的中西文化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文化论文,事变论文,一八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文化建设的主题重新突出，中西文化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历史整合。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救亡图存孕育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也是中西文化相碰相撞的历史性归宿，中国文化的变革由中西糅和走向中西文化的双向批判，并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关键词 中西文化 糅合 批判 融合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在逐渐改变自身的颜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文化建设逐渐进入了中西融合的阶段，实现了中西文化互相交汇、互相渗透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整合。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相碰相撞的历史性归宿，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1
中国的文化建设进入中西融合阶段，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这种必然性固然是由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所决定的，也与中西文化交织演变的逻辑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瓜分的危机时刻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一方面是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凶焰万丈；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统治者步步退让，腐败无能。中国人民毫无畏惧，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从魏源到洪秀全，从早期维新派到改良派，从孙中山到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他们的思想信仰互有差异，而救亡图存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西文化的一次又一次撞击，其根本原因在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救亡图存孕育着中西文化的融合。
“九·一八”的隆隆炮声，把中华民族又一次推到了危险的边缘，救亡图存的社会主旋律再次高扬，文化建设的主题重新突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忧患意识，使爱国的知识分子迫切地感到：“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尽量地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①]他们看到了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然而民众的参与需要民众的觉醒，民众的觉醒需要有统一、有效的民族精神来激励，同时伴随着国难而迸发出的爱国感情需要升华，而这些单纯靠“国粹”来鼓舞国人，或纯粹用外来文化抵御外侮，均非良策，唯有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才能适应一场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战争。
救亡呼唤着爱国主义精神，以统一民族意志。爱国主义精神不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它势必要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以民族文化为背景，得到相对稳定的价值支撑。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却强烈地意识到，在民族文化的天穹下出现了“真空”！他们感叹中国的沦亡，“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泱泱大国成了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②]“中国在文化的领域消失了！”这种忧患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越来越浓郁地笼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头。重建中国的文化，确立全国民众的共同信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呼之欲出的强烈心愿，也是时代所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重建中国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在近代以来交汇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中国人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糅合，试图在实施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文化模式中，缓和化解中西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抗。裹挟在商品、鸦片、枪炮之中而来的西方文化，是与侵略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注目于西方文化的“富强”层面，认识到不能象过去那样“拘于成法”，“率由旧章”，而要“整顿中法”，“采用西法”。尽管他们对中国的固有文化一往情深，竭力维护，但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一些优越性，他们要以吸收一些微西学为代价来保全中国的正统。这恰好折射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心理，既要维护中学，又要采用西学，既肯定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又力图统一中西文化。矛盾的心理，来自于人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程度，它受制于一定的时代，也服务于一定的时代。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输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十分有限的，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大都浮于表层，而传统的中学在其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人们总想用中学来糅合西学或弥补西学，调和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人们煞费苦心的努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能起到缓冲作用，却不能阻止二者在客观现实中的冲突继续深化。
当时代的步伐迈入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中西文化糅合的努力在实践中走向了终点，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否定了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文化理论，展开了对中西文化的相互批判。当民主共和国成为昙花一现的陈迹，复古迷信犹如沉渣重新泛起之时，面对着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刻反省中国文化，悉心研究西方文化，得出了思想上孔子不倒，政治上专制不除的正确结论。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学者，发起了一场旨在科学民主替代纲常名教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西学批判中学的帷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胡适，曾尖刻地指责中国文化，竭力宣扬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明较之西方文明是“百事不如人”，而西方文明代表了世界现代文明的方向。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之“新”和中国文化之“旧”，“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③]因而他们坚决反对中西文化调和，主张矫枉过正，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西方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变革。“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西学批判中学，以西学替代中学，却又陷入了反传统主义的困境。他们想在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过程中，立西方现代的科学民主。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重构，必将导致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失范。而没有了民族性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勃勃生机，科学和民主也会失却植根生长的文化基础。因此，矫枉过正对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来说是跳出窠臼的必要动力，但在构建中国文化中却缺乏合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遇到新的挑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暴露了缺陷，这对东方文明的再起是个天赐良机。梁启超宣称西方文明使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这就引起了新文化卫士们的愤怒和反击。以胡适、丁文江为一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另一方的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就是中西方化在20年代的大较量。在激烈的交战中，西学和中学互相批判，彼此揭露对方的弱点，客观上有助于相互间的理解和吸收，为以后的中西文化融合作了准备。
历史的屏幕清晰地显现，在中西文化的交战中，只有跳出非“中”即“西”，非“西”即“中”的—维文化视野的羁绊，才能深切了解西方文化所蕴涵的时代意义，以及中国文化的境遇和出路。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文化相互交战的历程后，当他们发现在世界的文化领域乃至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已不见了中国之时，超越历史，跃出固有的文化模式，重建一个中国的新文化，就成为他们的共同心愿。这预示着，中西文化的交战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
2
“九·一八”的滚滚硝烟，中西文化演变的自身逻辑，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变革开始由单维的“西化”走向双向的“中西综合”，并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树立了一座成功的界碑。
1935年，中国的知识界开展了中国文化问题的大论战，这既是中西文化相互批判的尾声，也是要求二者融合的序曲。这场论战的导火线是上海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位教授描述了中国文化领域里一幅险象环生、悲惨凄凉的画面，认为中国的文化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自身的特征。所以，他们强调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真正应该从事的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了本位文化建设的方针，即“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④]
《宣言》发表后，一些人对于“中国本位”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这是因为《宣言》反映了人们的民族自救情绪和心理，人们对它寄予一种重振中国文化的希望。同时它抛弃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及二者的折衷调和，在理论上是一种进步，在文化选择方法上是一次尝试。然而，理论上的漏洞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十教授关于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只是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又缺乏确切的内涵和外延，容易造成文化选择上的主观随意性。一方面，复古派可以说固有的文化就是需要，应以中国文化为“本”。另一方面，《宣言》主张要使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中国为体”的思路上。这就为中国文化的选择留下了一道理论屏障，也为复古派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反对派西化论者的诘难就从批判“中国本位”开始。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认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在理论上是不可信的。在他看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实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根据中国本位”，就是“中学为体”，“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就是“西学为用”。在胡适的眼光里，“中国本位”论又岂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替换词，简直是为复古派鸣锣开道。在这场论战中，胡适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主张，“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因此，“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⑤]胡适的话虽然听上去振振有词，但西学在这次论战中已今非昔比，它处于实际的劣势之中。而十教授的“宣言”却引起了一片共鸣。尽管人们并不认同“中国本位”这一提法以及十教授的阐释，但透过那层边界模糊、含混不清的朦胧语言，他们对其内涵的把握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即不应再是毫无保留地全盘西化，应该回过头去重新发现中国，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不是个别人、个别流派或个别阶层的主张，而是反映着一种民族需求的趋势。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北平的进步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在改正或弥补以往文化运动的毛病和缺陷的同时，继续了以往启蒙运动的事业，它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如同张申府所说：“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新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⑥]这种文化的有机综合，要求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真正深刻的认识，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实际上，这场新启蒙运动从文化建设的意义上说，是对以往文化运动的超越，它促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中西融合的阶段。
尽管创造新文化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政治、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对新文化具体内容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也造成了融合方式的大相径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众多的文化选择方案、文化建设方案中脱颖而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文化领域，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出路。
毛泽东从分析文化的本质出发，否定了封建主义的文化，摒弃了资本主义文化的选择，也没有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而选择社会主义文化，他根据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提出在中国首先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⑦]毛泽东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文化的发展另辟了蹊径。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是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它否定了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的主张，抨击了党内的教条主义，跳出了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怪圈；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⑧]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民族文化在近代的持续和延伸；它是西学中国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既渗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精华，也充溢着中国的民族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成功地实现了融合，并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的宏愿化为了壮观的现实。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汇到1949年走向了辉煌。
3
“‘九·一八’的烽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危机，然而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生机。”[⑩]国难日亟，中国的文化获得了新生。外强入侵，中国人首先面临的，而且本质上所迎接的是外来文化的挑战。在这场血与火的搏斗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感和沉重的时代责任感所驱使，勇敢地直面现实，自觉地担负起了重建中国新文化的历史任务，他们摒弃了中国文化重建中的种种思想障碍，以历史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锋为铺垫，跳出了中西文化之争的固有图式，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契合点，促使中西文化走向了融合，创立了全新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勃勃发展奠定了崭新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它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之集大成的理论总结。洋务派提倡的“中体西用”论，以“体用”划分中西文化，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不愿对传统文化实施变革。维新派和革命派虽主张制度更新，但其在文化问题上仍陷于“体用论”中难以自拔，用“道德”（中）和“科学”（西）使中西文化之间泾渭分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丢弃传统，打碎偶像（孔子），注重变革，忽视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认同”。新文化运动的演化，导致了文化激进派与文化保守派的分道扬镳，逐渐形成“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对峙。新民主主义文化既继承了“五四”的文化变革精神，又纠正了其形式主义偏颇，正确回答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批判与继承、破坏与建设、借鉴与创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对百年来的中西文化论争作了深刻的理论总结。
新民主主义文化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融合，有着丰厚的底蕴，它呈现着开放的文化心态。毛泽东在总结中西文化之争得与失的基础上，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来认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将中外文化同视为文化重建的创造性资源，主张凡属有用的文化，都应该不拘一格地汲取，中外文化“互相吸收”、“互相发展”，共同形成一种“世界的新文化”。这显然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它展示着现实主义品格。在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的历程中，无论是文化激进派的“全盘西化”，还是保守派的“传统复兴”，都使理念超渡现实，缺乏可操作性，过于空疏和浪漫。毛泽东的文化观则重视文化的现实功用，强调“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立足于中国和时代的需要来进行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实践活力和可操作性，从而以现实的理性态度取代了浪漫的情绪纠结。它蕴含着辩证思维方式。毛泽东“批判选择”的文化观，超越了历史上那种非此即彼（“非中即西”、“非新即旧”的新老“八股”）的简单、僵硬的文化选择模式，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内容与形式、批判与继承、借鉴与创造的辩证统一，由此而达到了对文化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并且正确和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然而，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诞生，实现了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中西文化融合，表明中西文化之争在近代暂告一段落。但从历史长河来看，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时代在前进，文化在发展，实践将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远不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束，而是一种新的生长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化的扩展，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西方文化是多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同西方的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文化中那些未曾融合的部分仍然拍击着中国文化的堤岸，其中也有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而，现实不容许我们安于前人实现“融合”的现状，应在前人的文化成果基础上，开创新的天地。因此，全方位地审视中西文化，营造新的民族文化体系的大厦，这不仅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实践课题，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尽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贡献，也有自己的局限；有自己的喜悦，也有自己的困扰，但是人类的理想就是在真理和谬误的更迭中不断驶向遥远的彼岸的。中国文化在历经中西文化之争的磨炼后，必将得到升华，并以崭新的面貌在地球的东方重放异彩！
注释：
①《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②《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编者序言》，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年版。
③《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独秀文存》第15页。
④《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⑤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30日。
⑥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第66页。
⑦《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40页，北京出版社。
⑧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第708—709页，1991年6月第2版。
⑩章乃器：《抗战必胜论》193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