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自觉融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自觉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一
20世纪80年代“文学回归本体”的口号，在使文学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地位等方面，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由此出现疏离社会、脱离时代和政治的矫枉过正倾向。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更出现所谓“个人化写作”、“个人话语”的潮流。如果说“个人化”是指作家对时代生活的独特发现、独特感受和独特表达等创作个性化追求，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在相当多的人那里，“个人化”就是面向一己的“自我”，诸如个人情感乃至个人隐私的展露、私人生活的描写和自我欲望的表现、艺术上的自我玩弄与欣赏等等，完全切断文学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将文学变成纯粹的“私人话语”。这种“个人化写作”的潮流是非常有害的，将使文学进一步疏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公众，因此这就很有必要提出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自觉融会的问题。
标举“个人化写作”的人认为：只有个人才代表“质”，才是真实的，而社会中人是“公共的人”，只代表“量”；只有“私人生活”和“个人状态”才能体现生活和人生的多元化特征和心灵世界的复杂性，而“社会”“时代”则是群体化、单一化的；只有退回到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内部”去思索和反省，才会写活鲜活的生命，而离开“个人”就会让文学丧失人性的深度；只有疏离现实、疏离政治，把文学变成“私人话语”、变成一种“纯美”的话题，文学才真正成为“人学”。标举“个人化写作”的人，称他们的文学观念体现的是“后现代”的文化意识，而传统的文学观念则是过去时代的文化意识。
上述观点，将作家个体与社会群体、将文学和时代生活完全分离和对立起来，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诚然是一个个体，但他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总之个体怎么也不能完全孤立于社会群体之外。别林斯基说过，没有一个诗人能够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都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现在一些人标举的“个人化写作”的主张，决不是什么新的文化意识，它早就被人批驳过了。例如，别林斯基就曾批评说：“无论怎样蓬勃的创作力，如果只把它局限在‘小鸟的歌唱’，只创造自己的、与当代历史及思想界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如果它认为地面上不值得它去施展本领，它的领域是在云端，而人世的痛苦和希望不应该搅扰它的神秘的预见和冥想的话，——这样的创作力也只能炫耀一时而已。它无论这样巨大，由它产生的作品绝不能深入到生活里，也不可能在现代或后世人的心中引起热烈的激动和共鸣”。[1]
二
我们知道，作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是在胸中蓄积了强烈、丰富的情感，产生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之后才有可能动笔的，因此也可以说，创作首先面向的是创作个体的内心要求。苏联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呢？首先是内心的召唤”[2]。我们古人说“为情而造文”，“情动而辞发”（刘勰）等等，也早就揭示了这个道理。
创作面向个体的内心要求，并不等于说写作就是“个人化”的。作家是社会的一分子，而且是社会中心弦最为灵敏、情感最为丰富的人，是社会的感应神经，他对所处时代的体验和感应是同时代人中最敏锐、最深刻的，因此他的内心情感、内心要求不仅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作家是他那个时代的良心和代言人，他的内心要求体现出时代的呼声，他的内心召唤反映的是社会的愿望。古今中外最优秀的作家诗人，无一不是这样的。杜甫是“诗圣”，正如梁启超说的，他首先是“情圣”，是他那个时代社会情绪的体现者，他那丰富、强烈和诚挚的感情总是与社会公众息息相通。
但作为个体的人，内心情感和要求当然有着个别性。在内心情感和内心要求上，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相融是以相应的思想情操、人格修养为基础的。为了能写出反映时代情绪的作品，做一个受社会大众欢迎的诗人作家，创作个体应该有意识地进行思想、人格的修炼，努力提高个人情感的社会化程度，特别是要将个人情怀纳入群体的忧患意识之中。《孟子·梁惠王下》里论到为政之道时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也应如此。中国古代优秀诗人屈原、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人，无不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我们要发扬中国文学这一优良传统，像艾青说的这样：“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到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糅合到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3](P209)。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内心情感和要求上的交融会通，是以创作个体与社会大众有相同相似的生存状态和现实感受，或者熟悉社会大众的生活，有大量认同性的生活体验为基本原因的。因此，作家诗人要深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直面人民群众的悲欢、苦难，只有这样，创作者的感情愿望才能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才能感同身受地描写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特别是他们的不幸、抗争和追求。
因此，文学创作与其说面向创作个体的内心，不如说面向现实生活。“个人化”口号只有在创作个体的内心要求与时代要求沟通，与社会群体呼应，才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如果脱离社会、脱离公众谈“个人化”和“个人话语”，只写杯水风波，描写个人隐秘，咀嚼一己痛痒，就会使“个人化”变成“私人化”，将文学变成纯粹的自我呻吟、自我欣赏、自我展示的“私人话语”。私人话语尽可以写到私人日记里去，没必要写成面向社会的作品。像《上海宝贝》和《糖》那样的作品，又有什么价值呢？
三
我们知道，强烈的表现欲望常常是文学作者重要的创作动机。或者是表现蓄积在心头、不吐不快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以达到心理的宣泄；或者是表达自己对历史或现实的独特发现和思考，以求得自我的实现；或者是借写作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创造性，以博取金钱、名誉和地位。创作个体的这些表现欲望，虽然品位有高下之分，但是符合创作的实际。
时下有些人鼓吹“只有远离公共性的事物和话题，回到个人生活中，才有可能形成、拥有并表达独特的感受”，把促使创作的表现欲望完全个人化。其实，写作者的表现欲望是个人的，同时也常常是关乎社会群体的。例如，巴金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时说：“我的心里充满了献身的渴望，我愿意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受苦的人类牺牲，为崇高的理想尽力”[4]。巴金的表现欲望是个人的也是劳苦大众，乃至是整个人类的，因为他急于要表现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思考。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只有那些和社会的要求保持活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只有当它的发展适应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的时候，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5]。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证明：促使作家创作的表现欲望越高尚，越有社会广泛性和时代普遍性，他的作品就越有社会意义。一个人如果只满足于一己欲望的表达，一己愿望的披露，没完没了絮絮叨叨一己的私事和心理，与大众关心的事情不沾边，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指望作品获得公众的认可，打动公众的心灵呢？大量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作家诗人创作固然面向自己的表现欲望，有时也要接受时代需要和公众需要的驱使。时代需要文学对它进行反映和推动，公众需要文学对社会人生进行审美认识，需要文学教育、激励和陶冶自己。时代和公众的需要，对文学创作者来说虽然是外驱力量，但如果自觉地真诚地接受，就会转化为一种使命意识，成为内驱力量。使命意识和表现欲望一起构成文学创作的动机，而且还是更为崇高也更富能量的动机。鲁迅正是在改造国民精神、让文学成为国民前进的灯火的使命意识驱使下，写出他那些不朽作品的。中外优秀的作家诗人，无不有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契可夫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销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6]，担负着崇高的社会使命。
可是当下不少人漠视“使命意识”，把文学仅仅看做表现自我欲望的工具，所以，当今改革开放的现实少有人去描写，群众关心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少有人思考和回答，刻意追求“零度写作”、“善恶无界”、“躲避崇高”、“消解神圣”，他们抛弃信仰、亵渎理想、解构意义、抹平深度，热衷展露个人隐私，热衷描写琐屑的私人生活，津津乐道地描写带有个人性质的性场景和性心理，文学品格日见低下，这真是文学的悲哀。
要想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文学创作者，应该努力提高自己表现欲望的社会性，力图使个人的表现欲望与社会群体的表现欲望融为一体，自觉将强烈的表现欲望与崇高的使命意识统一在一起，让创作既服从个人内心的需要，又服从时代历史与社会公众的需要。
四
“个人化写作”的主张，如果是指创作不从众随俗，追求鲜明的个人特点，那当然是件好事。但即使是艺术上的自我追求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也还要顾及社会群体的期待视野。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读者接受、作家创作和作品本文组成文学存在三个不可缺失的环节，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如果不能得到社会的接受，不能引起读者共鸣，就如同在社会上不存在一样。作家创作时只有心悬着潜在的读者，把自己的创作追求同社会期待视野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能够触动时代生活的某根神经、暗合广大读者的某一种期待的作品来。优秀的作家，创作时总是顾及读者的审美需要以及欣赏水平的。例如白居易创作新乐府诗心里顾及普通百姓的理解水平，诗写出后念给老妪听，务使“老妪可解”。因此他这类作品特别通俗易懂，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封建时代士大夫尚能如此，为什么号称有民主意识的现代作家却反而没有群众观点，只强调个人的艺术追求而不顾及社会群体的水平和趣味呢？
再从价值论观点来看，文学价值是作品对读者的审美效应关系，只能在读者的阅读欣赏中生成和实现。马克思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7]，文学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价值也是如此。作家写出作品来，如果为读者乐于接受，通过阅读、想象，读者的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和审美愉悦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那么这作品就会体现出它的价值来。读者满足的程度越高，文学的价值也就越高。反之就越低。文学价值离不开读者，一部作品，作家自认为再好，如果与读者的期待视野格格不入，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没有适应读者的精神需要，其价值也是不高的。
当下“个人化写作”的潮流，把文学视为纯个人化的文字游戏，想玩弄什么花样就玩弄什么花样，想怎么实验就怎么实验，以“不媚俗”、“提升群众”和艺术追求为借口，完全无视社会公众，结果其作品受到社会普遍的冷落，只能孤芳自赏，或者充其量在极小的圈子内相互安慰。这种文学贵族化的倾向是很要不得的。读者是文学接受和文学价值的主体，艺术生产为的是艺术消费。没有读者，还谈什么创作？因此，文学创作个体必须了解并适应社会公众内心情感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以及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把创作个体的艺术追求与社会群体的期待视野融会在一起。
五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8]。文学创作虽是一种创造性极强的个人精神活动，但其本质上是属于人民的而非个人的事业。因此，创作个性化的追求应该与创作人民性的追求有机统一起来。
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创作主体有着广泛的自由，诸如创作题材的提炼，生活意蕴的开掘，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感受、思考与评价，对时代风貌与社会心理的反映与剖析，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各种人物的描写，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时代本质的探究等等，尽可以进行个性化追求。“创作”顾名思义是创造性的活动，越有开拓性、原发性与独特性，越体现出主体精神，这对创作来说也就越好。
但是，“个人化写作”必须以人民性为支撑。也就是说，不管你怎样写，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一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观点上；二是要面对人民的各种精神需要。如果写作的立场、观点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甚至相反；如果放弃对人民需要的关注、不顾及人民群众的愿望，那么，你的作品就会理所当然地被社会大众所冷落，乃至唾弃，成为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私人话语”。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如同萨特说过的，写作是一种介入：“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9]写作，是创作者参与变革现实的一种行动方式。如果“个人化写作”只是沉迷于“私人话语”，那起码是丧失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在怎样写的问题上，创作主体更有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在表达方式、语言运用、文学技巧、体裁样式、结构安排等等方面，每个人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审美理想和创作才情标新立异，力图让自己的作品表现出个性化的特色和风貌。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写作的确应该“个人化”。但是，形式、风格的个性化追求，也要建立在人民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要以人民群众乐于接受为前提。艺术上的“个人化”，假如脱离群众化和民族化，那只能是孤家寡人的猎奇矜异、顾影自怜、自我陶醉，走进文字游戏和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大量创作实践证明：艺术上的个人化与群众化、民族化并不对立，是可以结合得很好的。周恩来同志早在50年代就指出过：在艺术上“我们应当承认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短长”，但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广大人民爱好它”，具有人民性，“有人民性的东西，有符合人民生活的东西，所以能够流传到今天，并且可能流传到更远的将来”。[10]当下的文学事实也证明：创作个性追求有没有与人民性相结合，是作家作品受社会欢迎或者是被社会冷落的关键因素。近些年来，由于相当多的人标举“个人化写作”，迷恋文学的“话语转型”，将文学变为“私人话语”，因而文学处于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文学作品没人看、文学杂志没人订、文学新书少人买。但是也有少数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正视改革中的各种现实矛盾，敢于触及时代的重大问题，揭露和鞭笞丑恶的腐败现象，表现人民的情感、观点和心愿，因而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大力支持，为文学平添亮色，山西作家张平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说：“人民需要面对现实的文学，我们不要忘记人民。”[11]他在追求创作个性化的同时，努力追求创作的人民性，全身心地拥抱生活，因此，写出的《祭妻》、《天网》、《孤儿泪》、《法撼汾西》、《十面埋伏》、《抉择》等作品，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平成功的经验启发我们：作家诗人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而不是“个人话语”的叙说者；创作的前途在于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自觉融合；在于创作个人化与创作人民性的有机统一。谁不自觉与社会群体相融合，谁忽视千百万人民群众，谁的创作“个人化”追求就会走上“私人化”的歧路，从而导致思想资源、生活资源枯竭，失去必要的社会支持和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收稿日期：200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