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状调查--工作能带来幸福吗？_社会支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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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

      工作在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没有工作的生活是不完整的生活。生存的需要是人类历史和行为动机的核心（Maslow，1943），而工作提供了保障持续生存的资源，没有工作的人们就要为金钱或其他能提供衣食和住所的资源而苦苦挣扎；工作在建立个人和关系世界的联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Blustein，2001），推进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Hall，1996）；Jahoda指出，除了金钱收入，工作还给个体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利益，参与工作可以扩大个体的人际接触面，提供身份认可、生活目的和集体的奋斗目标（Jahoda，1981）。受内部动机激励而参与工作的人会感受到自我决定，即掌握自己人生方向的感觉（Ryan&Deci，2000），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理想和体现自己价值的方式（风笑天，2011），对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重要的影响（Doest，Maes，Gebhardt，& Koelewijn，2006）。

      研究发现，当工作不能满足个体的期望时，便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情感即工作疏离感（Banai，Reisel & Probst，2004）。高疏离感使得个体对其他人、社会和环境的适应性显著降低，并且会进一步导致自我效能感的下降和生活满意度的降低（钟梅、李沐珍，2005）。对现有的工作产生厌恶会使个体想要寻找一份新的工作，以改变和突破这种工作方式（李明、凌文辁，2011），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失业状态，而失业则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已有研究证实，失业会损害人的心理健康，失业的人倾向于有更低的自尊和更消极的情绪，也更外控（Creed & Klisch，2005），同时失业的人也常常陷入心理健康问题，如物质滥用、抑郁等（Vinokur，Schul，Vuori，& Price，2000）。最终，失业降低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即使是习惯性失业，人们也无法适应失业的状态，生活满意度还是会不断降低（Daniels & Guppy，1997）。一项在德国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失去工作的工人会感受到幸福感的降低，甚至当他们获得新的工作之后，他们的幸福感也不能恢复到先前的水平（Lucas，Clark，Georgellis，& Diener，2004）。

      由此可见，工作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工作对于中国农民工的意义是否与其他工作者是一致的呢？农民工背井离乡，到另一个城市为养家糊口而奋斗，工作对于他们而言不可谓不重要，但是与其他工作者不同的是，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工作内容单调枯燥，缺乏意义，而且在重复的体力劳动中也很难实现个人的职业生涯目标。随着竞争进一步加剧，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所带来的回报越来越难以控制。因此，许多农民工陷入失业——找工作的循环当中，这样的工作状态对于他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二、研究一

      根据前人的研究和社会现实，研究一探究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外来务工人员的个人背景因素、疏离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2）农民工不同的工作状态与疏离感之间的关系；（3）疏离感在调节工作状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到的作用。

      （一）方法

      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取样的方法，将中国划分为六个区域，分别为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海西经济区、西部和中部，再选取各区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以在当地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进行了电话访谈，如在珠三角选取了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在长三角选取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和温州，每个城市计划抽取的调查对象人数相等，具体人口统计学变量数据见表1

      

      2.研究工具

      电话访谈所使用的问卷主要包含人口学信息、生活感受调查和个人感受调查三个部分，生活感受量表询问了被调查者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如“您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否感到满意”，该量表为11点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0；个人感受量表询问了被调查者的疏离感情况，如“在想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困惑我为什么存在”，该量表为5点计分，包括生活疏离感和工作疏离感两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9和0.666。

      （二）结果

      1.人口学变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生活满意度在不同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被调查者自我感知到的社会经济地位上都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方差分析发现，在性别上，女性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F=39.452，p=0.00）；在受教育程度上，学历为专科及以上的生活满意度最高，且满意度随着学历的降低而降低（F=17.660，p=0.000）；在收入上，则随着收入的提高，生活满意度也随之提高（F=9.247，p=0.000）；在自我感知的社会经济地位上，认为自己属于正常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较高，而认为自己属于底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则较低（F=224.79，p=0.000）；工作状态对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F=0.037，p=0.847），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M=6.79，SD=1.35）和没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M=6.78，SD=1.49）基本没有区别。

      

      

      由表2可以看出，工作状态和疏离感与生活满意度相关不显著。生活疏离感与工作疏离感显著相关，与生活满意度的显著相关。

      2.工作状态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工作状态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调节作用，采用了逐级回归的方法考察了解释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第一步放入控制变量，即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步放入自变量，即工作疏离感、生活疏离感和调节变量工作状态；第三步放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叉项。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解释了大部分的变异，生活疏离感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向预测作用，生活疏离感和工作状态的交互效用显著，而且生活疏离感与工作状态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负数，这意味着农民工有/无正式工作，生活疏离感对关系幸福感的影响相应变得更高/低（见表3）。

      （三）讨论

      调查发现大部分人口学变量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上的差异，性别、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在中国养家糊口的重任大部分都压在男性身上，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农民工也以男性居多，与女性相比他们承受着更大的社会压力，因而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显著低于女性，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张琳、刘电芝、孙崇勇、疏德明，2011）。以往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Witter，Okun，Stock，&Haring，1984），本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对于农民工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摆脱单纯的体力劳动，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但是总体来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是显著正相关（Diener，Ng，&Tov，2009；Frey & Stutzer，2002），农民工处于收入水平的低端，因此其生活满意度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不断增高。

      研究发现，有无正式工作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不存在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矛盾，大量的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工作可以扩大个体的生活圈，提高主观幸福感（Blustein，2006；Brown & Lent，2005；Hall，1996；Spector，2005），而失业则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Clark，2009）。然而国内对于农民工的研究也得出了与国外研究不一致的结果，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同一工作、同一用工单位内获得职业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变换工作至多可以帮助农民工在薪酬待遇方面获得一定改善，在企业的发展前景、管理层级，甚至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改善则相当有限，也就说，农民工即使变换工作也难以带来职业地位的提高。因此，是否有正式工作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能是因为农民工难以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发展晋升的目标得不到实现，对工作没有内在的投入感和参与感，就会出现较低的工作成就感，认为自己无力控制工作。此外，当农民工离职后找到的下一份工作，对其在职业境遇和职业地位上的提升也相当有限。

      尽管存在追求物质报酬的因素，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农民工远离故土来到城市工作是因为他们不愿重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他们渴望寻求发展，实现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人生梦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做技术工人，选择适合长远发展的职业，这种职业选择倾向可以帮助他们由体力型农民工向技能型工人转变（方翰青、谭明，2012）。对于农民工的发展来说，他们有更高的职业期望，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他们不断地更换工作类型和场所，他们的地位既不能在用工单位内部获得提升，也不能通过在用工单位之间变换工作而获得提升，蜕变之路依然艰难。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上单纯的交换关系，薄弱的工作联结致使有无正式工作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却被城市边缘化，从而产生的生活疏离感显著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城市生活的繁华、富裕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收入形成强烈的对比，极易催生“相对剥夺感”，并且由此带来更多的歧视和排斥现象（房俊东、傅梅芳，2012），从而影响了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导致农民工及其子女因为农村户籍限制，在城市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及城市学龄儿童平等的权利，这些制度上的歧视也降低了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

      迁徙使农民工原有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减弱，需要寻找和建立新的支持系统，而最为便利、交往成本最低的关系便是同乡关系。杨宜音等人对于大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同乡之间相似性高，个体在这种交往中既可以重温故乡的旧情，也可以得到具体、细致的帮助，对于个体适应新的环境有重要意义（杨宜音、张曙光，2012）。在这一大环境下，许多农民工便利用同乡关系去争取个体或小群体的利益，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生存，农民工有策略地利用同乡聚集，寻求同乡网络的保护，弥补其他自身条件的不利（张春泥、谢宇，2013）。研究也证实，这样的社会网络能够在成员之中制造认同感、归属感和团结感（Portes，1998），而且这种族群聚集能够帮助个体在工作中获得更高的收入（Portes & Jensen，1987；Semyonov，1988）。

      因此，研究二从关系角度出发，试图探索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对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三、研究二

      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辛自强、池丽萍，2001），因为社会支持可以给个体提供物质或信息的帮助，当人们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还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增加健康的行为模式，防止降低主观幸福感（任志洪、叶一舵，2006）。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在失业和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长期的失业往往会导致社会支持的减少，因而缺乏社会支持常常被视为与失业有关的主要风险之一（Creed & Moore，2006）。同时，社会认同也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测量维度，对他人抱有积极的态度，信任他人，感觉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对于个体的生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Ryff & Keyes，1995）。研究发现，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努力地融入当地社会，参加当地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的交往关系（王春光，2001），他们也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与城里人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方翰青、谭明，2012）。

      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并不局限于工作状态，另一个工作方面的因素是工作倦怠，即长期的情感耗竭、身体疲劳、工作热情和工作投入降低，对待服务对象不人道的态度和降低的工作成就感等负性症状（李永鑫，2003）。研究发现，工作倦怠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周永康、姚景照、秦启文，2008）。工作占据了农民工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他们又很难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繁琐的重复性工作中取得成就感，而这些对工作的消极感受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因此，研究二综合前人的理论和研究一得出的结果纳入了社会认同、社会支持和工作倦怠三个新的变量，并且对于工作状态进行了更严格的区分，尝试探索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不同工作状态下社会支持、工作倦怠和社会认同的情况；（2）构建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模型。

      （一）方法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取样方法同研究一，具体人口统计学变量见表4。

      

      2.研究工具

      电话访谈所使用的问卷主要包含人口学信息和生活感受调查两个部分，其中生活感受调查部分又包含四个量表，分别为生活满意度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工作倦怠量表和社会认同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同研究一，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3；社会支持量表询问了被调查者得到的社会支持的情况，如“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周围总有那么一个特殊的人”，该量表为7点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0；工作倦怠量表测量了被调查者在工作中的情绪枯竭情况，如“工作让我感觉身心疲惫”，该量表为6点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6；社会认同量表考察了被调查者融入当地环境和受到何种对待的情况，如“您觉得本地居民是否能够友善平等地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得分越高表明被认同感越高，该量表为4点计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51。

      （二）结果

      1.工作状态与社会认同、社会支持和工作倦怠的关系

      在社会认同量表中，打散工的人得分最低，其次是自雇者，而正在找工作的人得分最高，这表明打散工的人的社会认同感最低，而找工作者的社会认同感最高，通过方差分析得出，组间差异是显著的（F=5.836，p=0.001）。在工作倦怠量表中，打散工的人得分最高，其次是自雇者，而正在找工作的人得分最低，这表明打散工的人倦怠感最强，而找工作者由于还无工作，工作倦怠感自然没有那么高，组间差异也是显著的（F=7.203，p=0.000）。尽管打散工的人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最大，其次是找工作的人，自雇者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最小，但不同工作状态的人在社会支持量表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F=1.732，p=0.158）。

      2.生活满意度与社会认同、社会支持和工作倦怠的关系

      用AMOS 17.0绘制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具体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见表5，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见表6。社会认同与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与工作倦怠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工作倦怠显著负相关。生活满意度与工作倦怠显著负相关，与社会认同和社会支持显著正相关，且从参数估计上看，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df=3.825，GFI=0.959，AGFI=0.951，NFI=0.939，CFI=0.954，IFI=0.955，RMSEA=0.034。

      

      

      （三）讨论

      研究二得出了与研究一相同的结果，即工作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无关，原因可能是由农民工特殊的生活特点所致，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短期工，他们已经习惯了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这一循环方式，因而工作对于他们是暂时的，失业也是暂时的，这就意味着有份工作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当探究工作状态与社会支持、社会认同以及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时，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上无显著差异，这与Creed和Moore将社会支持视为工作状态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量的观点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农民工而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于家庭和老乡团体而非工作中的同事。研究发现，农民工在确定交往圈和选择求助对象时所依靠的基本组织资源仍然是老乡圈（潘泽泉，2008）。这样的关系既能满足农民工的工具性需求，使他们从关系网络中获取利益，又能满足他们的情感性需求，给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提供精神慰藉（冯建蓉、周永康，2011）。然而长期固化的交往圈也使他们自愿或被迫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只有首先打破原先所处的封闭状态，与外界产生更多的交流才能得到外界更多的认可，因此处于找工作状态的农民工会拥有更高的社会认同。就工作倦怠而言，个体很难对于临时性的工作产生较高的工作投入，因此相较于其他状态，打散工的农民工会产生较高的工作倦怠。

      通过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模型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认同、社会支持和工作倦怠都对生活满意度有影响，且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这一迁移的过程伴随着大量朋友和关系的损失、周遭环境的改变、风俗习惯的变化等（Hick，et al.，1993；James，1997），这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Bhugra & Jones，2001）。他们原来的社会网络发生改变，需要建立新的联结，农民工多利用同乡关系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生存，弥补其在其他自身条件上的不利（张春泥、谢宇，2013），相比较同乡关系，同事之间的工作联结反而较弱。流动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周运清，1999），他们虽然在地域空间上已进入了城市，但是其社会交往、思维和心理空间，仍显示出明显的传统性，他们在新的城市构建关系网络时首先以原有的老乡圈子为依托，凭借血缘或者地缘上的亲近，获得解决生活困难的帮助，提高生活技能，寻找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在与同群体的交往过程中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认同、安全感和归属感。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民工提供了满足其基本情感需求的支持，帮助他们逐步地融入城市社会，更好地生活下去。

      本研究发现，是否有正式工作对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农民工来说，虽然生活在现代化都市，但是他们依然保留着传统中国的特色，从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取支持，依靠血缘亲情、地缘同乡来帮助自己在城市中立足生存。对于中国的农民工而言，工作并不一定就能带来幸福。这一结果的现实意义是当人们在单纯地给予农民工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内心世界的诉求。工作除了带来经济上的报酬之外更应该提供长远发展的可能，给他们提供拓展社交网络和扩充社会资本的可能，最终实现从城市“边缘人”到“新市民”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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