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碳排放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商投资论文,效应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1）04－0043－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且国际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流动，在外商直接投资以逐年递增的速度进入我国以及我国拥有愈加庞大的外贸进出口额时，我国经济实力翻番的同时，却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环境问题。由过度消耗化石燃料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而全球变暖又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失，深刻触及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全球变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度关注和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1]。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低碳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提出。《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一场国际新工业革命来临，将来的经济必然是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规则的竞争，甚至在国际贸易中将可能形成低碳壁垒[2]。因此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刻不容缓，意义重大，要求对碳排放的国际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很多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的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或贸易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有利的影响[3～13]。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结论呈现趋于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并且绝大部分文献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或者废水废渣废气作为环境问题的指标，且以静态分析为主。而且，关于外贸以及外商投资和碳排放的关系大都为定性描述，定量的省际面板数据模型极为少见。本文的不同之处以及创新点在于采取碳排放量作为环境问题的新指标，更恰当地与当今关注的环境热点挂钩，并且采取了动态的省际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定量逐步分析，得到了一系列有关贸易自由化和外商投资碳排放动态效应的结论并根据这些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有效措施。
二、理论分析
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一方面通过贸易提高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低碳环保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治理温室效应、节约能源及采用环境技术提供经济特别是外汇基础。此外收入的提高还伴随着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上升以及低碳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为增加自己的出口额，就必须满足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和低碳标准。这就使得出口行业部门采取开发新技术、新工艺，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以便跨过发达国家的绿色门槛，这无疑会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如同硬币的两面，国际贸易对发展低碳经济也有负面的影响。过度的出口造成掠夺性资源开采，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以及高能耗技术的转移，给我国资源能耗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对节能减排任务的实施形成了障碍。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出口是以初级原料型产品为主，以量取胜，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明显优化，但是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的初级产品和碳排放量大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大，因此对低碳环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般而言，国际资本的流动总是以工业为主要对象，因此外商在发展我国家投资以工业为主，包括大量投资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是符合一般规律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接受外资的品味只能主要定位在包括大量碳排放的工业上，只有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才能提高外资准入的门槛，注重节能减排。
当然同之前外贸自由化的讨论一样，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应而言也有积极的一面。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加速了技术创新、扩散和转移，遂产生了技术效应。这些技术和知识既包括物质载体和媒体传播扩散的显性知识，也有不可编码的隐形技术和知识。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所采用的多是污染少、资源能耗低的技术，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一般是积极的，至少是中性的，当然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技术效应主要是由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新技术的引进。相对于东道国的本土技术来说，外国投资者的技术可能是更低碳的更环保的，因为跨国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它们不得不诸如不熟悉国外消费者、无法预知的国外法律制度等障碍，因此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是将它们相对于本地企业最重要的竞争武器。东道国从吸引外资中获取的利益将取决于他们消化吸收外资技术的能力及在此基础之上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能力。二是技术溢出。除了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通过模仿、人员流动和生产链关系带给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23]。本地企业是否会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一般取决于本地企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三是更多的资金支持。资金的限制是采用资源节约型技术的最大障碍之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源于国家的外资政策，如外汇兑换限制和国际贷款限制，因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能够为设备更新和研发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防止企业采用能耗高排量大的技术和设备。
为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量究竟是会增加碳排放量还是减少碳排放量，笔者考虑以下两种可能的理论分析（见图1）。
图1 FDI和进出口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具体的解释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的增多可能会加剧碳环境的恶化，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量的增加将直接促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提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然而过热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因此经济发展的提速也将要求更多的能源消耗，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的增多也可能会促进碳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减缓碳排放的速度，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量的增加可能会引进国外先进的清洁技术生产线或者清洁的生产理念，从而推动了周边其他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另外政府在选择引进外资时可以选择相对清洁相对环保相对低碳的外资企业，从而得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不误的发展形势，优化了产业结构，促进了我国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优化了空气质量，减少了温室效应的产生的可能性，为人们生活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环境。这两种理论主要的差异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究竟是对依赖环境资源的经济增长与进步的作用大还是对引进国外先进清洁技术和优化外资产业结构作用更为显著。按照图1分析，倘若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对依赖环境资源的经济过热发展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则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将对碳环境有一定的恶化作用；相反的，倘若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对于引进外国先进清洁技术和优化外资产业结构有更为深远的影响，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的进一步的发展将优化空气质量，对发展低碳经济有促进作用，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以上是从理论的角度建立了两种可能的外商直接投资、外贸量与碳排放量之间经济关系的推演，下面将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贸自由化的碳排放动态效应。
三、实证分析
1.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进出口的碳排放效应，本文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结合本文需要，构建模型如下：
2.数据说明
由于碳排放量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尤其是省际面板数据，因此本文通过《我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种能源的消费量，根据能源各自的碳排放系数从而转化得到碳排放量。其中的碳排放系数基于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5]。其余的经济数据来自《我国统计年鉴》，贸易数据来自《我国经济贸易年鉴》的相应各期。其中贸易值和FDI按当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
3.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双对数模型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分析得到了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检验，得到cross-section F＝2.265405，Prob.＝0.0005。结果表明拒绝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从表1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总结得出：滞后一期的碳排放量对当期碳排放量有显著的影响，其弹性系数为0.573；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促进了碳排放量的增加，而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有效抑制了碳排放；贸易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对碳排放无显著的影响。这种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现实经济体系相违背，这是因为模型中含有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直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会因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使估计失真，因此本文将主要考虑系统矩估计法。系统矩估计法又分为一步系统矩估计法和两步系统矩估计法。考虑到两步矩估计具有更优良的统计性质，且全国模型具有大样本，因此这里将主要考虑两步的系统矩估计。在此估计方法下本文选取部分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序列不存在AR（1）但存在AR（2），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
通过系统矩估计，本文得到以下结果：该碳排放模型呈现显著的动态性。碳排放量的一期滞后值对当期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弹性系数达到0.953。碳排放的一期正动态性说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惯性，当期排放量相对前期值不会陡然增加或者减少，这也符合现实中经济存在的一般惯性。
外商直接投资额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而其一期滞后值却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入，扩大了经济规模，加大了环境和资源的承受力度，污染程度增加，当期碳排放量增大；但是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技术效应的外溢使得部分企业改进了生产工艺的技术，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大大改善了其对空气质量的不良影响，但是这种外溢需要时间作为保证，因此体现了一定的滞后性。
出口额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其滞后两期值却抑制了碳排放。过度的出口会造成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因而化石燃料因燃烧而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必然会增加，因此出口额的当期值对碳排放增加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出口额的增加将提高国民收入，政府有更充裕的财政实力来治理环境问题因而会加快对低碳环境的建设，同时国内企业为增加外贸出口额就必须满足发达国家的低碳标准，这样也就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低碳事业的发展和低碳经济的有效运行，当然这些也是具有时间滞后性，其效用在当期不明显而存在滞后性。
进口额对低碳环境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其一期滞后值对碳环境有显著的恶化作用。由于一部分产品是进口而来因而并没有消耗国内自然资源，碳排放量的减少是毋庸置疑的；进口额的增加会减少净出口总值，降低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因而发展低碳事业的投资也会相对减少，因此滞后期的进口额对碳排放的增加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在全国分布不是很均匀，进出口贸易也因地理位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全国部分地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来分别建立模型进行检验和估计。表2所列分别是东、中、西三个区域的模型估计和拟合结果。
从三大地区系统矩估计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东、中、西部地区均体现了碳排放的惯性，即正动态性。滞后一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促进了当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温室效应的可能性，对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对比三个地区的正动态性后发现东部的正动态性最大，中部的正动态性最小，西部的正动性居中。由此可见东部碳排放的惯性最大，这增加了实施节能减排的难度。中西部较东部而言，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类似，因此动态效应值也基本一致。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当期外商直接投资额对碳排放量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滞后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显现出了技术效应的优势，带动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当期贸易出口对碳环境有不良的影响，呈现碳排放的正效应，而滞后两期的贸易出口额则对碳环境产生了清洁效用，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为满足国外低碳标准而促进国内改进生产工艺都滞后性地为低碳环保做出了贡献。这与之前讨论的全国模型一致。对于中部和西部而言，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量均有促进的作用，进口贸易对碳环境有清洁的效用，但并没有体现出很强的显著性，这可能是受限于样本的原因。但就系数而言三个地区总的趋势还是一致，影响的大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我国30个地区200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建设具有短期的消极影响，具体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刺激了依赖能源环境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了更多的企业，扩大了现有的经济规模，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空气质量，进一步加重了温室效应等一系列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当引入外资以后也同时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清洁技术，技术的外溢性将滞后性地改善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现况。
2.当期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呈显著正效应，但是滞后两期的贸易值却对低碳环境的建设和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和积极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实力的雄厚，从而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低碳经济的建设中去，使企业采取清洁的新工艺和新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真正做到使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更大的产出；另一方面由于出口到国外发达地区的产品需要符合一系列关于低碳环保的要求，这就迫使和督促国内的外贸易业达到这样的高标准，带动行业内的其他企业向这一标准看齐，这样无疑就促进了低碳环境的建设与发展。进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与出口情况恰恰相反。
3.全国模型和分地区模型的碳排放一期正动态性均很显著，这表明前一期的碳排放会进一步加重碳环境的恶化，东部地区的惯性体现尤为突出，中西部正动态效应相对较小。这可能是由于上一年对碳排放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来不及对能源利用率做出改善，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政府给予的压力和技术支持，企业将对能源严把关相对严格，努力制造清洁型低碳产品以迎合整个低碳社会的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改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上略有失衡。其中第二产业开放度较高并且政府优惠政策丰厚，相比之下，低碳程度更高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小，发展远不如制造业等工业行业迅速[26]。因此不均衡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低碳经济的发展，限制了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为我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我国应加大第三产业吸引外资的力度，促进第三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做到经济真正又好又快地发展。
2.强化低碳环保的外资政策和制度导向。我国应严格限制低水平、高能耗、高污染的外资企业进入，避免沦为其碳排放地，应该鼓励节约能源，节约资源，节约材料的外企进入。地方政府应该对产业的耗能严格把关，对于高耗能的产业执行相应政策从而确保低碳环境。我国还应该积极推进在环保领域引进外资，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两型社会的迅速发展。充分认识对外开放和环境保护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化工业化道路。这种新型化道路是涵盖经济、科技、环境、人口、社会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服从这一发展战略，我国的战略也必须调整，利用外资的战略目的，要以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以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上[27]。这就要求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有选择性和针对性，引资工作的重点要由引资数量转为引资质量，加强对外资项目的筛选和识别；要增强低碳环保意识，处理好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同节约能源资源创建低碳城市之间的关系。
3.合理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加大高新技术产品和能源清洁型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后我国出口贸易仍可能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8]。但是目前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小，如果不能及时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随着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进出口贸易碳排放的清洁效应将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应该降低高碳排放产品在进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从而进一步优化对我国低碳环境的积极影响。
4.鼓励初级产品的进口以及推动研发。国家应鼓励初级产品及皮革加工业、橡胶工业、电镀业、化工业等高能耗产品的进口，并且对于国内这些行业，可以加大环境税的税收力度，同时尽快推行国际化标准ISO14000认证，促进我国对这些行业的环境管理[29]。其次，政府为企业提供优惠财政资助等形式推动研究开发，对从事新技术研究开发的公司、科研组织或个人提供无偿拨款或补贴，对有助于技术进步和低碳的项目，给予相应的减免税收政策。另外，可以采用各种措施促进金融机构为企业进步提供资金，并重视对风险资本的投资，从而鼓励引导企业进行低碳生产。
5.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问题。作为政府，在完善行政机制的同时，应主要通过设计并完善制度、明晰并保护产权、规范并明确交易规则等手段，顺应经营主体牟利最大化的经济动机，使低碳环保成为他们一种自觉的行为，从而达到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对外商投资企业可设立一个碳排放的标准，即可以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的法定限制，如果超过这一限制，将受到经济惩罚。使企业碳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减少排放碳的边际成本；或者开征排放税，所谓排放税就是对资源开发利用者每单位污染课税，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又称庇古税[30]；另外对有些行业还可以使用排放许可证制度和可转让许可证制度。这样既可以保证吸引外资规模不下降，又可保证经济的良性运行。
收稿日期：20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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