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1]2003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分级管理”体制问题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我国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的办学体制改革的现状进行了剖析，认为已进行的改革在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提高教师地位、改善办学条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税费改革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分级管理”办学体制制约和阻碍着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成为实施素质教育、开展教育创新的羁绊。 其突出问题表现为：1、地方政府财力薄弱，义务教育经费严重短缺；2、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3、政府包揽办学权和管理权，对学校干预过多，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4、农村教育管理缺乏宏观调控；5、农村教育领导不力、管理粗放。 分析认为，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分级管理”办学体制责、权界限不清，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二是办学层级太低，导致地方政府教育行为失范；叁是现行财税体制与“分级管理”体制不协调，遏制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发展；四是“分级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间财力资源与义务教育责任的不对称，导致投入渠道不畅。 要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就要改革现行“分级管理”办学体制，推行“国家办学、分类承担，垂直管理、政府协调，学校自主、校长负责”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这也是解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问题的“治本之策”。
陈丰[2]2014年在《基于财政视角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发展、培养依靠教育，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而义务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没有义务教育的良好基础，就不会有更高级教育的优质发展。义务教育是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因素，是提升国民素质、弘扬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基础知识、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城乡义务教育的不均衡，成为制约我国义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十八届叁中全会再次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本文从财政的角度，在对已有理论成果和国外实践经验系统综述、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城乡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历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提出了推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框架。本文的结构安排：第一章，导论。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概要介绍了文章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界定了基本概念，并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全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分析。从公共产品、人力资本、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方面分析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基础，界定了义务教育产品属性及财政基本任务，阐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意义及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战略。第叁章，我国城乡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迁。本章分析了我国义务教育及其财政体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在每个发展阶段注重分析了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影响，为下章分析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现状和原因打下基础。第四章，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实证分析Ⅰ：基于全国数据。本章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育结果等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表现，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实证分析了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归纳分析。第五章，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实证分析Ⅱ：基于日照的调查数据。本章以山东省日照市为例，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估计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第六章，国外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启示。本章重点分析了国外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模式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总结得出借鉴和启示。第七章，实现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路径。根据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了加快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建立完善保障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体制和建立城乡义务教育教师交流制度、加快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改进干部政绩考核机制等政策建议，为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第八章，结论与展望。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全国2006年-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城乡义务教育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和教育结果方面的差距进行了现实分析；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利用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差距的回归方程，分析了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采用财政教育支出差距、家庭教育支出差距和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差距等指标来描述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不均衡，选取了各地区人均GDP水平、第叁产业比重、城市化水平以及财政教育支出比重作为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运用Stata计量软件，对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城乡间义务教育不均衡是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2.采用自编的《日照市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调查问卷》，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日照市1000个城乡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选取城乡学校、家长职业、家长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改革评价等作为变量指标，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进行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仍然是不均衡的，有待各级政府通过教育资源的进一步优化组合加以完善。3.对推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和相关制度改革进行了研究。其中提出要探索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城镇化等，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要建立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义务教育管理新体制，并通过鼓励教育捐赠、发行教育彩票、开征教育税等拓宽义务教育融资渠道；要改革义务教育人事制度，建立“县管校用”的义务教育教师管理制度，通过实施经济性补偿制度推动城乡教师交流；要改革政府层级、实现政府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扁平化，加大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的考核、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预警机制等。
谌英[3]2007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政策公平性研究》文中提出义务教育作为重要的基础教育，赋予个人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塑造其健康的心灵与人格，是受教育者人生发展的基础平台。我国是农业人口居多的国家，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社会需求来看，义务教育都是一种公平性显着的公共产品。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中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现象。而形成这些不公平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村教育投入的公共政策不公平所导致的。教育公平性是解决社会差距的最终手段，因此，教育公平是公共财政政策对教育投入的最终目标。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用了相当的财力来解决教育投入问题，但当前教育财政支付水平及政策的公平性，还远不能满足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需求。因此，研究公共财政政策如何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投入的公平分配，意义尤为重大。目前学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基本停留在理论界说层面，对于现实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需求的状况，缺乏实证性研究数据的支撑和经验的供给，这使相关研究难以获得进一步地深入。笔者因参与了导师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课题研究，进行了相关的实地调查。希望在对江西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现状描述及公共投入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分析的基础上，能较为深入地讨论农村义务教育公平性问题，并提出以农村义务教育公平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理论构想。
NGUYEN, QUOCTRI（阮国治）[4]2015年在《中越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当今时代,面临世界瞩目的知识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种种挑战,对于每个国家而言,提高综合国力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国民的总体素质。其中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最重要因素。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国家都已经对基础教育进行改革,而基础教育的核心就是课程改革,因课程不仅是基础教育的核心,同时也是代表每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因素。各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及运行都需要改革单一的课程目标、硬性的课程结构、呆板的传授方式等情况,而转为强调研究性学习,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造便利条件。在课程管理中,除了在目标、内容、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形式、评价检查方式上的改革以外,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指的是基础教育课程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的总称。世界各国的课程改革趋势为有些集中统一课程管理体制的国家逐渐将部分权力移交给下级；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分权课程管理体制的国家则开始集中权力,将一部分权力收回给中央级。不管是下放权力还是集中权力,本质上都有着相同的目标,即更好地平衡中央、地方和学校叁级课程管理主体权力分配关系,充分发挥这叁级的作用,使其课程权力更加平衡、和谐,促进课程管理进程向纵深发展。与其他发展国家相同,中国也不断对中央、地方和学校叁级课程管理主体权力进行调整,总体方向为：国家不断简政放权；加强宏观控制和指导；改变政府的职能；扩大地方和学校的课程权力,以便为地方和学校积极主动参加课程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创造便利条件。越南步入加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工业化、现代化时期开始,越南教育受到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和知识经济趋势叁个因素的交叉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的集中统一课程管理体制已经不再符合基础教育发展的要求,因此,课程管理体制的改革是越南目前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属于先行者,越南属于后来者。对基础教育课程管理的领域该如何管理,先行者肯定有许多可汲取的成功经验及相应的政策措施。越南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从越南的国情出发,通过积极研究和学习中国基础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从而在本国教育改革中借鉴。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在中越两国的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国的课程管理体制的政治基础、体系结构、组织制度、运作模式、实际效果等五大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从而为越南目前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性的模型。为了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按照以下步骤对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对相关理论进行论述——对现状的探究及反思——对两国的课程管理体系进行了多维比较研究——指出经验借鉴及行动建议——总结”。本研究首先在对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相关理论资料进行广泛收集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新的思维方式,即基础教育课程领域中关于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是指基础教育课程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在这一新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叁级课程管理体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叁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出台,与世界各国课程管理的基本趋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项明智的选择。叁级课程管理体制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管理机制,把课程权力逐步地、部分地从中央一级下放到地方一级和学校一级,让地方和学校参与课程决策,使基础教育的课程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参与性和适应性,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越南,为了适应越南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国家和政府对原先的集中统一的课程管理体制(中央级的课程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建设、编写、审定与颁布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和教科书等)不断地做一些改革和调整,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课程管理权限高度集中,课程管理的责任与权限不同步,中央、地方和学校的课程管理的权限未得到平衡。为了对中越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进行更全面的比较,本文对中越基础教育课程管理的政治基础、体系结构、组织制度、运作模式、实际效果五个维度的相同点和区别点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指出了中国基础教育叁级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即追随世界趋势,彰显本国特点；着力突破再造,不断与时俱进；权责定位,质行；重视中央、地方和学校的权限分配中的层次性,不断加强监管地方和学校课程管理权限；重视和确保教师参与课程决策主体的地位。这些实践经验不仅为中国下个阶段的改革服务,对其他国家的课程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越南是一个从官僚计划经济体制转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体制,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上又十分相似的国家,中国基础教育叁级课程管理体制的经验就是越南目前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面对新时代社会与人的发展需要和挑战,面对基础教育肩负的新任务和使命,当代越南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需要经历综合各种因素的过程：从课程管理科学思维改革,走向分级课程管理发展到课程政策组织结构、课程管理政策、课程管理干部和教师队伍的任务和权限、课程管理手段等方面的改革。这是一个又复杂又长期的过程,分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推进,这需要越南政府大胆剔除落后过时的思想、制度,顺应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面向越南教育最终的目标。
何李方[5]2005年在《“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农村义务教育体制问题探析》文中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施行,农村基础教育“分级管理”的体制弊端日渐凸显,愈来愈不适应当前教育形势的需要,因此,提出“国家办学,分类承担,垂直管理,政府协调,学校自主,校长负责”的管理体制,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逐步摆脱困境,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
杨令平[6]2012年在《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的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从我国东中西叁大区域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西北地区义务教育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谷,因此毫无疑问,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攻坚部位在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并发挥作用,但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既可能表现出积极的作为,也可能表现出消极的行为,从而使得政府既是加快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积极力量,同时也是延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源。因此,政府行为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是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文献法、比较分析、调查方法、理论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以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为研究对象,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政府行为的相关理论、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内容和行为方式、评价标准、成效与问题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借鉴国外部分国家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提出了优化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策略。本研究主要内容有：第一,梳理了相关理论。社会正义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政府行为扩张理论和官僚行为增长论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厘定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边界。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作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主要责任人的合理性,阐述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主要内容和行为方式。第叁,建构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政府教育行为的内容和方式,明确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定位,初步建构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第四,论证了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成效、问题及危害。选取西北地区有代表性的7个县,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和手段,对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与分析,描述了政府行为的主要成效,即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初步建立、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师资队伍得以显着提升、教育均衡化水平明显提升。阐释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存在的发展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越位”与“缺位”现象明显、“政府悖论”现象和政府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等问题。分析了政府行为问题可能导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交易成本增加、寻租及腐败现象严重、公共政策失灵和虚假均衡发展等危害。第五,剖析了政府行为问题的成因。从公共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剖析了政府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指出导致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的“经济人动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缺位是导致其行为问题的主要根源。第六,提出了政府行为优化的思路与策略。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优化是一个渐行渐进、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系统工程。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是坚持科学、全面、均衡的治理理念,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具体标准是实现政府交易成本降低、政府理性得到增强、政府行为有效且有限、政府义务教育服务水平提高等。总体思路是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和城乡一体化之路。具体策略有：改善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发展的社会保障条件,应消解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形成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制度创新与政府再造,应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官员考核制度、健全和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管理体制机制；勘定政府行为边界,应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健全政府行为效能提升的长效机制、加强政府监督机制建设。
张源源[7]2011年在《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城乡分层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有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国家未来十年的战略性任务,教师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因素。当前,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在经济收入、专业水平以及职业吸引力等方面存在显着差距,这影响了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进而影响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为改变教师资源城乡配置失衡的现状,需要对教师职业群体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调查,剖析其形成的外界条件与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备的制度体系。本文的体系总体上由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叁个层层递进、前后支撑、互相联系和渗透的部分构成。以分层理论作为基础,将教师职业群体作为一个微型的社会结构,通过对教师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专业地位叁个指标分析教师内部的层级分化状况;以实证研究为支撑,佐证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以及教师职业内部的层级分化状况;以制度构建为落脚点,基于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城乡分层的形成机理,构建一套具有针对性与实践性的教师制度体系以缩小城乡教师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专业地位的差距。通过对省域内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乡镇以及村屯学校202位教师,67名社会人员的调查问卷研究以及5位教师的访谈,结合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对义务教育教师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专业地位叁个指标进行分析,验证了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内部存在分层的真实性:省会城市教师、地级城市教师、县级城市教师、乡镇教师以及村小教师的社会地位以及专业地位方面均呈梯次下降的趋势,而五层级教师在经济地位上呈两级分化特征。通过对五层级教师的外在特征表现、工资收入决定机制及流动障碍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师内部存在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分别为以省会城市与地级城市教师为主构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以及以县级城市教师、乡镇教师以及村小教师为主构成的次要劳动力市场。教师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形成以及其对教师城乡分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主要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1978年间,教师职业内部初步形成了城乡分层,省会城市教师、地级城市教师、县城教师、乡镇教师以及村小教师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专业地位方面表现出微弱的差异;1978年——2003年,教师职业内部出现五个层级的教师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专业地位明显向下的梯次分布结构;2003年至今,五个层级的教师经济地位形成两极分化的趋势,专业水平与社会地位呈梯次下降分布。为构建具备流动性、竞争性、协调性和规范性等特性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构建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依据统一规划、积极差异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叁条基本原则,构建的制度体系包含教师保障性的制度和教师发展性的制度。其中教师保障性的制度指的是保证城乡教师资源合理分布、双向流动以及教师专业水平充分发展的一套保障性规范与准则。它包括编制制度、工资制度、住房与医疗保障制度、教师的晋升制度等;教师发展性制度指的是促进城乡教师资源教师数量稳定补充、教师质量全面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充分发展以及教师有序退出的一套发展性的规范与准则,它包括教师补充制度、教师培训制度、教师评价制度、教师流动制度以及教师退出制度。这些制度互相补充、互相强化,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促进城乡教师资源的合理分布。
郭晓东[8]2003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分级管理”体制问题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税费改革体制的建立,农村基础教育“分级管理”的体制弊端日渐凸现,农村义务教育问题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全面实施,成为人们特别关注和探讨的焦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亦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现在义
梁鸿媛[9]2012年在《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基础教育源于其基础性的社会地位及其作为“社会改革的时代承担者”的根本角色，发挥着推进新农村建设、培养农村高素质人才的关键作用。纵观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经由计划经济时期垂直向下的“集中统一”管理，发展至21世纪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以县为主”分级管理这60多年的变迁历程，中国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具有社会主义鲜明特色的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虽然在改革过程中不乏挫折与坎坷，但也正是因此获得的经验与认识，使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农村教育的管理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使更多的教育科研人员热衷于农村教育管理的科学研究；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教育行政机构在改革中趋向规范，财事责权逐渐清晰；教育经费收支由国家“统收统支”转向多渠道、多元化轨迹发展；《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使管理流程日趋规范；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家建立起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回顾新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正是在整个社会的变革中修枝剪叶，生长开来的。本文试从宏观的角度，系统梳理建国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的历程。纵向分析各时期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的历史背景、内外动力，以及阶段性特征与改革困境等问题。深入探析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变迁之间存在的联系，以及影响改革的其他主要因素，并对改革的经验加以总结。本文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界定相关概念，并探讨本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第二部分：梳理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变迁历程，并从国家教育方针、计划、管理体制机构建设与改革，财税政策的调整与保障等方面加以深入研究。第叁部分：分别从政治、经济及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自身因素叁方面研究分析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的因素。第四部分：在总结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关照现实，从历史中得出启示，为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提供建议。
周丹[10]2014年在《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财政体制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化发展问题近年来一直是教育学界的研究热点。财力作为支持义务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破解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问题的主要突破口。本研究从我国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公平的实际问题出发,以公共经济学、教育财政学为理论基础,揭示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建立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观察我国近年来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对推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贡献程度,分析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因素,甄别现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拨款制度的弊端,就克服弊端提出相应建议。在内容上,论文首先提出问题,明确研究主题,对研究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综述。继而以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作为分界线,对义务教育法颁布前的基础教育财政以及之后的义务教育财政的历史演进作了阐述和分析。探析了财政在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中的具体作用,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分析并总结了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所提出的财政目标。针对近年来我国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从财政的充足性、公平性、效率性和自由性方面对现行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进行检验并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城乡投入差距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制度障碍及政策因素进行剖析。在借鉴美国和日本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以及处理流动儿童教育经费问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实现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财政体制改革思路。鉴于我国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是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应将推动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从县市级政府主要负责的高度分散型向中央和省级政府主要负责的适度集中型的转变,作为解决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失衡问题的主要途径,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合理配置其事权与财力,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调整规范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转移支付体系。深化城乡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坚持经费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建立叁级政府统筹的义务教育拨款制度,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由中央政府负责一级统筹,省级政府负责二级统筹,县级政府负责保底。建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预算制度、经费分担制度和民办中小学财政补助制度,满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需求。深化城乡义务教育财政分配体制改革,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师资配备标准化、生均经费投入标准化。深化城乡义务教育财政监督体制改革,还要进一步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监督制度,从制度建设层面为政策执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农村义务教育“分级管理”体制问题探析[D]. 郭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基于财政视角的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D]. 陈丰.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3]. 农村义务教育公共投入政策公平性研究[D]. 谌英. 南昌大学. 2007
[4]. 中越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分析与比较研究[D]. NGUYEN, QUOCTRI（阮国治）. 武汉大学. 2015
[5].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农村义务教育体制问题探析[J]. 何李方. 池州师专学报. 2005
[6]. 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杨令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7]. 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城乡分层问题研究[D]. 张源源.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8]. 农村义务教育“分级管理”体制问题探析[J]. 郭晓东. 教学与管理. 2003
[9]. 新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变迁研究[D]. 梁鸿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财政体制研究[D]. 周丹.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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