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的个案研究——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问题的几点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个案论文,生命周期论文,理论联系实际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档案界后，引起了激烈争论，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它不符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如我国没有文件中心，只有档案室；我国没有半现行文件概念，档案概念也和国外不同，因而断定它在我国缺乏生存土壤，不宜中国化。我认为，无论从哲学高度还是从档案工作实际来看，反对者的理由都值得推敲。
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客观事物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档案学理论的真理性也只能由档案工作实践去验证，而不能简单地以理论是否符合实际进行庸俗化的判断。
事实上，档案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实际并不等于真实。真实要求的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只根据我国档案工作中个别实际现象就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适用与否的结论，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如果不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9页。）因此，必须对不断产生变化的各种实际情况作全面深入的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这是研究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前提条件。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文件呈线性运动的客观规律，应该是有普遍性的。我国的文件运动也是有规律的，但为什么它只适用于国外，而独独不适用于我国呢？如果是因为我国档案概念具有特殊性，但其他国家档案概念既没有统一（因为各国文件、档案概念都是根据本国国情确定的），也有特殊性（如有些国家档案概念之间差异就很大），那么它就不可能普遍适用于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然而事实是它在它们那里应用得很好，这说明文件和档案概念的差异并不是它应用的障碍（档案概念问题也不是它研究的重点）。如果是因为它根据文件所起的作用将文件分成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文件3个阶段，而我国没有半现行文件概念，也没有保存半现行文件的文件中心（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档案室的档案就是半现行文件，档案室就是保管半现行文件的机构（注：黄存勋、魏鹏飞：《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大有用武之地》，《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1期。））。须知，它对于文件运动阶段的具体划分，可以因研究者观察的视角和各国管理体制的不同而不同，并非只此一种。如陈兆祦教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样按文件所起的作用，将文件运动过程分为制作、现行、暂存、历史4个阶段。至于我国没有文件中心，普遍设立的是档案室，这只是一种规定，一种做法，并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相反，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是（从世界范围考察）：文件在产生之后至最后移送档案馆之间普遍保存在一种过渡性、中间性的机构之中，文件中心、档案室都是这样一种机构。
当然，以上仅是理性的主观分析，还不足为凭。因为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既不能凭人们的认可或体验，也不能看其是否严密、清晰，也不以是否有效用作为判断根据，即只停留在主观范围内是无法验证理论真理性的。“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真理性也只能由档案工作实践来检验。可以说，该理论的真理性已为国外的文件（包括档案）管理实践所证实，因而才承认它“是文件管理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西方现代档案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韩玉梅主编：《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那么，它在我国的应用实践情况又如何呢？早在1989年，甘肃永靖县就依据该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且实际运行效果良好。但令人深思的是，十多年来为什么文件中心未能普遍得到建立，（这也是有些反对者的例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效益观念。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机关单位不论规模大小、档案多少都建立了“小而全”的档案管理机构，即使进入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机关单位在档案管理方面的投入相对不是很大，因而不太重视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档案管理的效益问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效益观念会越来越强，情况会有所好转，如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有社会中介机构来提供档案的社会化、专业化、规模化管理的服务。如1998年深圳市依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建立的具有文件中心性质的档案寄存中心，颇受社会各方欢迎。当然，我国建立的类似机构（如档案寄存中心、档案事务所）并不是照搬国外文件中心的形式，而是借鉴其社会化、专业化、规模化管理的长处；也不是要全盘否定我国的档案室模式，普遍建立文件中心。只是要为那些经济实力弱、档案少或认为不值得自建档案室的单位提供一种新的选择。至于运用该理论指导我国文档一体化管理实践所取得的效果，也为许多地区、单位所认同。可见，它的真理性事实上也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档案工作实践所证实。
二
任何理论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检验。但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个别的具体实践不足以完全最终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因为其检验的范围、程度有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真理性如果仅为国外的文件（包括档案）管理实践所证实，尚显不足。然而，它事实上已为中外档案工作实践在不同程度上所证实。经过这种普遍性实践证实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必然具有某种客观真理性，新的认识可以丰富、发展、完善它，而不能完全否定它。如来源原则作为档案学特色理论，其内涵的真理性无人怀疑，但各国在运用过程中都结合本国实际有所创新发展，使其不断丰富完善，即使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它的内涵也仍然适用。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包括：(1)从现行文件到档案是一个完整生命过程；(2)文件在全部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或价值，使其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3)应针对不同阶段文件的特点，采用适宜的存放与管理方式。这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有的学者认为该理论内涵过于简单，比如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是适宜的存放与管理方式”。对此，我认为：首先，科学理论是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揭示的是各国文化运动中共同的本质规律，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比如，蓝甘纳萨的“图书馆学五大法则”——图书为使用而生、每位读者有其书、每册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时间、图书馆是个成长的有机体，看来也很简单，但却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真理，因为图书馆中许多问题的端倪，都可借此获得灵感或启示。他也因此“成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与原理的主要奠基人”。（注：顾敏著：《现代图书馆学探讨》，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初版，第279、285页。）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如此，它可以解释和指导文件（包括档案）管理中的许多现象和工作实践，也因此成为了现代档案学的重要理论。可见，理论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理论的真理性与其内涵的简单或复杂无关。
其次，科学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这种反映（高度的理性抽象）不可能具有操作性。例如，物体的自由落体运动是一种客观规律，但没人能指令抛石者：“在抛出石头时，务必使石头的降落服从自由落体规律。”因为此指令无法操作。能够执行的只能是抛石的方向、角度、高度、力量等规定，并且抛石者在执行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取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是如此，它的内涵是对文件呈线性运动规律的揭示，并不具有可操作性，至于文件运动阶段如何划分（包括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文件如何存放与管理等都是它的应用问题，各国可以结合本国实际有所不同。
再次，科学理论虽来自实践，但必须反过来指导实践。然而，理论本身毕竟是高度抽象的，尽管它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比现象更深刻、更具普遍性，但它并不能直接用于实际操作，它只能转变为实践观念以后才能指导实践。“所谓实践观念，人们一般用来指可以为主体操作的、指导具体实践的观念，如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措施等。按照这种理解，实践观念实际上属于活动规则的范畴。”（注：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哲学前沿和疑难问题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可见，实践观念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桥梁和纽带，认为理论可以直接指导实践是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在此，要防止两种极端现象：一是理论只停留在对规律的描述、解释或论证上，不重视或不善于把理论转变为实践观念，导致理论变成抽象僵死的教条；二是只满足于凭经验办事，无视或忽视理论对制定实践观念的指导作用，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两种现象在我国档案界都有所存在。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它的内涵是否正确，主要是在应用它对我国档案工作现实所做的一些推论分析方面，如档案的开始阶段及由此引发的档案概念问题，是否在我国设置文件中心等。这些争论并不涉及该理论本身，而只涉及其应用问题。与其总在这些问题上长期纠缠，不如认真研究如何将它转变为可供具体操作的实践观念（当然，实践观念仍属观念的东西，它最终只能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付诸实施）。针对档案界有关职能鉴定理论的争论，德国门内－哈里茨教授提出要“停止争论，开始行动”。（注：转引自许茵编译：《电子文件的鉴定》，《中国档案》2000年第5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是否也到了该“停止争论，开始行动”的时候呢？
三
科学理论并不是绝对真理，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人们的实践和认识是不断发展、深化的，因而理论中或多或少会有缺陷乃至谬误。但随着人们实践的扩大和认识的深化，这些缺陷、谬误会得到弥补、纠正，理论才得以修正、完善和发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是如此，它产生以来已有半个多世纪，文件（包括档案）管理实践已今非昔比，人们对文件运动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其不完善之处也日益显露。如对文件运动最后阶段（历史阶段）的运动状态还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忽视了对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回流和跳跃）的研究，对文件群体运动的规律也缺乏概括，当然更无法对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作出理论阐释。因而，它需要各国档案学者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去加以丰富、完善和发展。
在此，必须指出一种普遍现象：任何科学理论都会受到反常事实的挑战发难。反常事实是指那些与理论推断不相符的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理论符合实际，皆大欢喜。理论与实际不符，有两种情况：一是理论落后于实际，即通过实践检验证实理论本身有某些缺陷乃至谬误，这就要对理论进行弥补、修正，使之完善（如果理论整体落后于实际，那么它将为新理论所取代。当然，原理论中一切真理性内容，都将以新形态被归并到新理论之中）。二是实际落后于理论，即实际背离了科学的理论原则，并拒绝正确理论的指导，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实际，需要我们运用理论通过实践去加以改造。然而，在对待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时，我国有些学者却犯了以实际检验理论（即让理论迁就实际）的错误，以它不符合我国实际（事实上并非完全不符合）为由，轻易断定它不适合我国。其实，理论完全符合实际的情况并不多，也不太可能，因为理论和实际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它们总是处在一种相符——不相符——再相符——再不相符的循环渐进过程中，两者相符是相对的，不相符是绝对的。因为，一则理论要完成服务于实践的使命，就得走在实践的前面，否则它就不能发挥指导实践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另一则实践的发展对理论不断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有时实践的快速发展变化，使理论来不及总结实践经验而暂时落后（如理论始终落后于实际，则它会被淘汰）。如目前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就暂时落后于电子文件管理实践。因为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必定是盲目的，效果也不会太理想。如果理论与现存实际始终完全相符，那么它除了用来解释现实以外还有何用呢？理论不仅要解释现实，更要批判现实，即批判现实中不合理、不科学的东西，而不是把现实中的一切都认可下来。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应有之义。因此，当我们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考察我国的文书、档案工作现实时，我们会发现，有些是合理的，应予保留和发展，如我国的档案室已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基础，它实际上已承担了管理半现行文件的任务，没有必要普遍建立文件中心（但并非一点不建）；而有些是不尽合理的，如文书、档案工作分别管理的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关概念，我们是否应该加以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呢？
总之，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却不可拘泥于实际；理论要立足于现实，更要勇敢地指导现实。我们希望理论研究具有超前性，以便能够敏锐地注意到那些“起于青萍之末”的问题，并及时予以解决。然而，理论落后于现实的情况又不能完全避免，但决不能让理论匍匐于现实，那是极为有害的。
四
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我国的争论中，我觉得对待该理论的心态（即思想态度、心理定势，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观念性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反对者或从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现行文件）观去审视它，认为文件生命周期名不副实；或认为它是外国人的理论，并不具有世界通用性；或认为我国已有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用不着它指导（一句话，该理论不宜中国化）。这些观念如不变革，则争论就不可能平息。在此我谈几点认识。
首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产生的观念基础是广义文件观（即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不论其价值形态如何的各种记录材料），产生的实践基础则是文件中心，但它发展到现在，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用来解释文件中心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性，而是可以用来解释和指导文件和档案管理领域中的许多相关现象和工作实践。要正确理解和应用该理论，只能站在广义文件观的角度去加以审视，如此才能认识到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同样适用于我国，也才有可能达成对它的基本共识。
其次，科学理论没有国界。档案学基础理论是对档案、档案工作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其理论原则应是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各国的档案工作实践是丰富和具体的。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而各国的档案管理活动也各具特色，这是各国档案工作实践所具有的个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也就各有特点；但各国档案工作实践也有一些共性，如文件（包括档案）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其运动过程中必然具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如文件形成后至最终移交档案馆保存之间必定先存放在一种过渡性、中间性机构，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运动阶段。正是这种共性，才使各国档案学有了相互学习、影响和渗透的客观条件和依据，甚至还可建设一门国际档案学。可见，一种理论不管是哪国人的，只要它正确揭示了客观规律，它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科学财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同样是各国档案工作者共同的理论财富。再深入一步，甚至连我们所称的“西方现代档案学”也值得推敲。举一个相近例子：在我国的经济学教学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称谓取代了“现行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的内涵相当含糊，在权威的经济学辞书上根本没有它的条目。这种称谓本身就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立面，意味着我们对其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说明我国经济学界有不少人对其有成见，这一方面表现在，认为它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它知之不多。本来，它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对其没有系统研究，或出于某种顾虑，无法或不敢运用它来指导实践。对此，中山大学博导王则柯教授指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属于全人类。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不会有什么‘西方经济学’或‘东方经济学’，也不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谁也没有把自由落体理论称为“西方物理学”！（注：转引自毛增余：《走近现代经济学的桥梁——推介王则柯教授及其〈岭南系列〉》，《中华读书报》1999年第6版。）这是否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呢？
再次，我国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理论是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似，对指导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们毕竟有着差异，即两者研究的角度有异，因而两者的研究内容和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有差异。（注：何嘉荪、傅荣校合著：《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第四节。）但也说明了文件运动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都引起了中外档案学者的重视和研究。
最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的方针，就是要将它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完善和发展它。但是，该理论的中国化需要有一个过程，首先必须对它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此时不要轻易断言它是否适用于我国；然后，再将它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并通过实践对它进行检验（即进行中国化），看看它的哪些成分是合理的，应为我所用，哪些是不尽合理的或有什么缺陷，需要我们去纠正和弥补。这才是对它应有的科学态度。正如建国初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一样，“即使在开始学习苏联时有一些生搬硬套，这在当时也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因为学习外国的东西先要学习过来，然后再中国化，这需要一个过程。”（注：吴宝康编著：《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页。）在此，特别提倡调查研究，它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重要武器，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比如，反对者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国外适用，中国不适用。这是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但比较的前提是必须掌握被比较主题的全面情况，对国内外的实际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和分析，并始终关注实际的发展变化，决不能把局部的、片面的实际误认为是普遍性的东西，并就此得出简单化的结论。